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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69 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起点，一个牢靠的起点。我们已经坚持了下来。新年将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我盼望有机会超过动荡的20世纪60 年代，为美国和全世界开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1971 年证明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选票投完点完以前，切莫悲观。总会在一个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你的处境和前景。
1969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我7点45分就醒了，我和帕特在我们的套间里吃过早餐以后，参加了在国务院礼堂举行的祈祷会，然后驱车前往白宫。车子徐徐转入楼前车道时，我看到约翰逊夫妇在北门廊下等着我们。
我们走进去，按照传统在红厅用了咖啡和面包卷。为了使气氛轻松些，我对汉弗莱说：“休伯特，我想今天也许应该由你而不是由我来致词吧。”
“我本来是打算这样做的，迪克。”他微笑着回答。
我从1961年的经历知道，对于一个几乎当选的落选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典礼是多么痛苦。因此，当汉弗莱如此通情达理地表现出愉快的心情时，我很受感动。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短短路途上，约翰逊一面对沿途群众招手致意，一面谈笑风生。当天晚上，我口授的一段日记提到了他所说的一些话：
约翰逊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时情绪激动地谈到了马斯基和阿格纽。
他说，在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一群人谈论马斯基对这次竞选的贡献多么大。他————约翰逊————却回答说，所有的报纸都吹捧马斯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马斯基竟以四票之差丢了缅因州，而阿格纽在争取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方面却立了全功，至少可以说是立了大功。显然，约翰逊喜欢阿格纽，有点讨厌马斯基。
在准备宣誓时，帕特仍然捧着她在1953年和1957年捧过的两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我让她翻到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头，把长矛锻制成镰刀。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他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完宣誓仪式以后，我发表了就职演说。
我讲的主题是和平。我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个荣誉目前正在向美国招手……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现今活着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促使世界成为人类得以安居乐业的场所。这一点激励着我们献身于崇高的事业。”
当我们准备开始从国会大厦到白宫的就职游行时，我看到特工人员已经把总统专用的高级轿车的车顶盖上了。特工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沿途有好几百名示威者，他们已经同警察和观众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在头几条街区，欢呼的群众是友好的。到了第十二号街附近，我就看到有人高高地挥舞着抗议标语牌，前面有两行警察拼命把他们往后推。突然间，一阵棍棒、石头、啤酒瓶和类似爆竹的东西从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一些砸中车身的侧面，弹回街上。我听到抗议的人齐声尖叫：“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一面越共旗子被举了起来，人群里有人想要把它扯掉，引起了一小阵骚乱。几秒钟后，我们拐过街角，驶入第十五号街，气氛就完全变了。华盛顿旅馆和财政部大楼门前人行道上的人群发出洪亮的欢呼声。我因为刚才被一群手执越共旗子的示威者困在车里，心里很生气，这时便叫司机打开车顶，并且要他通知其他特工人员说，帕特和我要在车里站起来让人们看到我们。
当晚举行的四个庆祝舞会，我们都先后参加了。当我们回到白宫，已经是凌晨1点半了。特里西娅和朱莉发现冰箱里还有约翰逊家的姑娘们剩下来的黄油松脆冰激凌和啤酒。
我在白宫住宅中央大厅里的大钢琴前坐下，弹奏了《春之絮语》和我同帕特结婚以前为她创作的一首曲子。
当我们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帕特愉快地出了一口长气：“这样的家可真不错。”这时大家都抬头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白宫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白宫既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又是一个家。那些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房间大都在一二层，如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国宴大厅等。三四层的私人住房称为官邸或住宅。这些房间的风格随着每届政府的更替而有所变化。
帕特选择了黄色、蓝色和金色来布置住宅。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加利福尼亚的色彩。特里西娅在1971年结婚以前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住的是林达·伯德·约翰逊的房间。它的窗子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和拉斐特公园。四楼上明亮通风的日光浴室曾经是肯尼迪家孩子们的教室，后来成为露西·约翰逊和林达·约翰逊的青少年专用游乐厅，现在成了我们的家庭聚会室。
尽管是住宅，也到处有历史。我想要一张普通的床来替换约翰逊用过的挂着幔围的四柱大床，人们就从仓库里给我拿来一张先是杜鲁门总统、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用过的床。我不禁想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政治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奇妙的同床人。
从约翰·亚当斯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都在白宫里工作。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有六个孩子，加上他们饲养的那些狗啊、猫啊、浣熊啊、蛇啊，还有一匹小马和一头熊，地方就显得小了，因此他要求加建了西侧楼。
西侧楼实际上是一幢三层的小办公楼。一楼有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我们称之为罗斯福室的一间会议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加盖了东侧楼，供总统的工作班子和第一夫人的工作班子办公。
虽然帕特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铺上一块由蓝色和金色组成的色彩浓艳的地毯，摆上金光闪闪的沙发并挂上金色的窗帘，使房间增加点温暖气氛，但还是显得非常严肃。因此，我决定在旧的行政办公大楼里布置一间更舒服的办公室，它和白宫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死胡同。记者们常把办公楼里的这间办公室称为我的“偏僻的小办公室”，其实它和椭圆形办公室几乎一样大。帕特在书架上摆满了我最爱看的书，还陈设了多年来我搜集的一些纪念品。这里有许多家庭照片；对我说来，最珍贵的莫过于1960年我竞选总统失败后全家搬回加利福尼亚的那天同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合照的那一张了。朱莉有一次写信告诉我：“我爱这么想，你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你的写字台上，是因为它象征着我们一家人经历了这次痛苦的失败并在你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以后又艰难地重新开始过平民生活时所感到的天伦之乐。”我宁愿在周围摆满这些个人物品的环境里而不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严肃气氛中进行思考和工作。
自就任总统之初，我便以白宫三楼的林肯起居室作为晚餐后的办公室。这是林肯的两位秘书约翰·海和约翰·尼古拉用来办公的一个小房间。帕特在布置的时候加上了一些特殊的点缀，其中有我心爱的棕黄色丝绒面的旧安乐椅和脚凳，是从我们纽约寓所的书房里搬来的。
我要求把我任副总统时在国会大厦正式办公室里的古色古香的写字台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又把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过的写字台和椅子摆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自从肯尼迪决定换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任总统期间使用过的写字台以后，艾森豪威尔的那张写字台就一直放在仓库里。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架上方，约翰逊原来挂了一幅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持《大西洋宪章》的画像。我把它取下来换上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我按照白宫的传统，亲自选定三位前任总统的画像放在内阁会议室里。我选的是艾森豪威尔、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
林登·约翰逊特别喜爱小机件和电子设备。他觉得有必要不断地了解报纸和电视对他的评论。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写字台左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特制的大柜子，四壁绝缘，上有厚厚的玻璃盖，里面放着两台不断地滴滴答答响着的电传收报机。柜子旁边还有一个又矮又长的柜子，里面并排放着三台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通过一种特殊的遥控装置，约翰逊可以同时收看三大电视网，并且可以分别切断或接通各台的音响。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也有同样三台一套的电视机。在总统卧室里还有一套。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只要小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就够了，其他电视机和电传机件统统给我拆掉。
我发现约翰逊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电线。他们告诉我，有的是他的电话线，有的是电视机遥控电线，有的是电话录音机的电线。我叫他们把这些全拿走。
约翰逊还有一件特殊装置，那就是官邸里总统私人浴室的淋浴设备。这套设备由六个各式各样的喷射器和喷头组成，由一个复杂的按钮控制板控制。我头几次使用这套设备时，差点让喷头的水把我从淋浴分隔间里冲走，因此我叫人换上一个装在头顶上方的普通淋浴装置。
我在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只睡了大约四个小时，清晨6点45分就起床了。剃胡子的时候我记起11月拜访约翰逊的时候，他曾经领我看过一个隐蔽的保险柜。当我打开的时候，保险柜乍看好像是空的，随后才发现顶上一格有个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是情报部门前一天、即约翰逊担任总统最后一天关于越南形势的报告。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最后一页上写着最近的伤亡数字。截至1月18日为止的那一个星期，美国人阵亡185人，伤1237人。从1968年1月1日到1969年1月18日，共阵亡14958人，伤95798人。我合上文件夹，放回原处。这份报告我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为的是使自己不忘战争的惨重代价。
2月17日，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前来白宫作首次正式拜访。
我对他说，我希望同他以及他的政府领导人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大使先生，你和我都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根本性分歧。我们也许能够解决这些分歧，也许不能够。我希望能够解决。但是，你我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
基辛格曾建议在他和多勃雷宁之间建立一条秘密渠道。我也认为，多勃雷宁在绝对不声张的私下会谈中可能会更乐于提供一些消息，因此，我们安排他悄悄地出入很少使用的东侧楼大门，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的会面了。在一段短时间内，他们每周碰头，往往共进午餐。
当多勃雷宁说他的政府希望就限制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时，我表示意见说，一个方面的进展理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在一起。
“历史清楚地表明，武器甚或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不如根本的政治分歧和政治问题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那样大。”我说，“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我们义不容辞地应该同时尽一切努力来缓和诸如中东、越南、柏林等剑拔弩张的地区的紧急政治形势。”
多勃雷宁在离去之前交给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长达七页的正式照会，表示苏联人准备就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
从我们想把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来看，这份照会似乎是个好的预兆。当然，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苏联人是否愿意把言论变成行动。
欧洲和戴高乐
2月23日，我离开华盛顿到欧洲作一次为期八天的工作访问。这是我以总统身份第一次出国。我想通过这次访问树立一条原则，那就是在和潜在的敌人谈判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我还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新总统并没有完全被越南问题缠住，同时要让国内的美国人明显地看到，尽管有人反对战争，他们的总统在国外还是受到尊敬甚至热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算同共产党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同河内和北京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我们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戴高乐在最近几年变得和美国十分疏远。1966年，他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迁离巴黎。我们能否利用巴黎作为我们采取主动外交行动的场所，取决于我能否克服我们之间的疏远以及与戴高乐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我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鲁塞尔。我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说的话，为这次访问定了调子。我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礼节；为了征询意见，不是为了坚持意见；为了协商，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为了倾听和学习，并揭开我所希望的经常交换意见和看法的新篇章。”
在伦敦，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一次午餐，并且同19位知名的英国公民非正式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还和威尔逊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进行了单独谈话。温暖的炉火映得满室通红，威尔逊不久就背靠座椅，把两腿搁上桌子。他穿着毡拖鞋。我们从美国在越南的处境谈到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威尔逊在访问莫斯科时曾会晤过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他谈了对他们不同性格的印象。他说：如果勃列日涅夫生在英国，他很可能最后当上职工大会的总书记；假如柯西金是个英国人，他大概会成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出现了一种有可能变成尴尬的局面。1962年，一家英国杂志《新政治家》用“政治生活中正派作风的胜利”来形容我被帕特·布朗击败的事情。杂志当时的编辑约翰·弗里曼最近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那天晚上我和他第一次在唐宁街一个亲切的小型社交场合相遇。
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谈这件事，以消除紧张气氛。我在宴会结尾的祝酒词中说，美国新闻记者在文章里把我描写得比弗里曼的杂志所形容的还要糟糕。现在这已成为陈迹，最好是把它忘掉。我说：“归根到底，他是新的外交家，我是新的政治家。”
在座的人用手指敲着桌子喊道：“说的对，说的对!”我坐下时，威尔逊悄悄地把他的菜单塞给我，背面写道：“这是我在1/4世纪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最怀有善意和最豁达大度的行为。这件事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人不能保证生下来就是贵族，但有可能生下来就是个谦谦君子————像你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曾经担心遇到反战示威。这次旅程中发生过几次，但没有一次使伦敦、巴黎、波恩、布鲁塞尔、柏林和罗马等地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十分友好的欢迎有所减色。只要可能，我就临时下车走几步或者深入人群中去同人们握手谈话。
我和戴高乐的一系列会谈，不论从我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来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我看见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有人告诉过我，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我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我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上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我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苏联。
他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而，我认为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他觉得，不管苏联人当前对缓和的倾向如何看待，由于他们对德国军队历来怀有戒心，他们希望缓和的倾向只会增强。
“就西方来说，”他继续说道，“我们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除非你准备打仗或者把柏林墙推倒，别无其他合意的政策。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
“如果苏联人开始采取行动，”我问道，“你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以大量常规地面部队来回击苏联人的袭击或袭击的威胁呢?”
“我只能代表法国人回答。”他说，“我们相信苏联人知道美国人是不会容许他们征服欧洲的。我们还相信，如果苏联人向前推进，你们也不会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意味着一种不留余地的努力，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消灭干净。假如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使用战术核武器，欧洲就要毁灭。西欧和联合王国将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所摧毁，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不受损害。”
那天晚上，在爱丽舍宫举行了国宴。我和戴高乐夫人谈了话。她是一位意志坚强、性格伟大的妇女。她主要关心她的丈夫和家庭。她说：“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家庭却是永久的。”
次日，戴高乐和我在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会谈。“路易十四曾在这间屋子里统治欧洲。”他站在一个面向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大窗户前说道。
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伟大民族带来的悲惨后果。他把大量的历史事实压缩成这样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遭受了损失。两个国家被打败了。”
我把话题转到了中国。从谈话中可以发现，他的想法和我有雷同之处。“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他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我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他同意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那天傍晚，我们从凡尔赛回到巴黎。晚上，我举行宴会答谢戴高乐。他进一步确定了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并且我们一致认为，像这样的工作访问是最有好处的。我们把1970年1月或2月定为最适宜的时机。
戴高乐在当晚的祝酒词中说：“我对你了解得越是深切————通过这次访问，你向我提供了这种我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我就愈加钦佩你作为政治家的风度和你的为人。”
我认为，他的话表达了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之间一种新的真诚谅解，而单是有了这种谅解就足以证明我的欧洲之行是值得的。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我们讨论了越南问题。美国曾经不顾戴高乐的警告，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深深陷入了越南。因此，会谈一开始我就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你看该怎么办?”
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开口。“总统先生，你希望我干什么呢?”他问道，“是否要我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可是我并不处在你的地位!”
他说，他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同时进行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并且规定一个撤军的时间表。“但是，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过分仓促地撤出。”
他往前靠了靠，把他那双巨掌平放在桌子上说：“我承认法国对此也有责任，因为它没有及早给越南人以自由，以致共产党人得以扮成民族独立的卫士，先是反对我们，继而又反对你们。可是你们美国人能够达成解决的办法，因为你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和财富，可以不失尊严地这样做。”
当他提出意见，认为直接和越南对话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时，我对于作这样的尝试表示极大的兴趣。戴高乐没有再吭声，会谈到此结束，但是我相信，这个信息是会传达给北越大使馆的。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梵蒂冈，在那里我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我们讨论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特别希望知道我对越南的打算。他谈到在东南亚抵制共产主义传播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共产党人在1954年接管北越以后取缔宗教的情况，并用充满激情的声调表示赞同美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在南越抗击共产党人。
我觉得欧洲之行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一切目标。它向北约的领导人表明，一个尊重他们观点的有利害关系的新政府在华盛顿掌权了。这有助于警告苏联人，他们不能再想当然地以为西方是不团结的，也不能再借此浑水摸鱼了。电视和新闻报道也对国内起了积极的影响，给我们萎靡不振的民族士气注入了————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一点极为必要的自豪感。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总统健康情况的急剧恶化，给我上任之初的那些日子投下了阴影。他从1968年4月以来一直住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几乎毫无出院的希望了。
这次出国之前我去看望过他。他要我代为问候几位老朋友，特别是戴高乐。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他。罗斯福和丘吉尔太不体谅他了。他们把他的自尊心当作虚荣心来看待，没有懂得只要作出一些重视他的姿态就可能使他不那么和我们对立。”
我从欧洲回来后又去看他，他健康情况恶化的程度使我深为震惊。对此我后来作过这样的描述：“蜡黄的脸色，看起来像一具尸体。”虽然如此，他一看见我就喜形于色，举起手来喊道：“嗨，你好!”
他即使讲起话来显然很费劲，还是坚持要和我谈话。“告诉你，医生说我身体逐渐变好了。”他说。他始终是那么乐观，可能他真的相信这种说法。
我告诉他，欧洲的几位领导人都向他致意，并且说：“关于戴高乐，你上次说的话完全正确。”我还告诉他，教皇对我讲他正在为他祈祷，希望出现一种奇迹，使他完全恢复健康。
3月28日星期五中午刚过，我开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同霍尔德曼、基辛格、梅尔·莱尔德一起走回椭圆形办公室。当我们正在谈话时，白宫医生沃尔特·特卡奇走到办公室，站在门旁说：“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刚刚去世。”我知道他病情恶化得很快，但噩耗传来对我仍是个沉重的打击，使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悲痛万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我们到达沃尔特·里德医院时，玛米在总统套间的门口迎接我们。我拥抱了她，告诉她我们都和她一样感到莫大的哀痛。艾森豪威尔临终时，朱莉和戴维在场。戴维面色苍白、心神不宁。我看出朱莉一直在哭泣。
回到白宫后，我决定去戴维营，起草我将于星期天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发表的悼词。
我通过电话和玛米简短地商洽了丧礼的安排，然后她说：“你可能想知道艾克临终前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你知道他身体多么虚弱，不过他很清醒。他知道我坐在身边，说道：‘我始终爱我的妻子。我始终爱我的孩子们。我始终爱我的孙子孙女。我始终爱我的国家。’”我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要在悼词中引用这些话。
也许我这样来描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最为确切：他有一副热情的笑容和一对冷淡的蓝眼睛。这不是说他外表热情而内心冷若冰霜，而是指他在那富有魅力的外表下隐藏着久经锻炼的钢铁意志。他非常热情，但总是有点克制，甚至有点若即若离，从而使他的性格获得平衡。全世界有很多人自以为了解艾森豪威尔，然而最接近他的人、最爱慕他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即使是他们也并非真正对他有深切的了解。
大多数人可能怀念他那亲切开朗的性格，我却怀念他那果断的领导才干。在危机时期，当他必须解决重大问题时，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现在大家都普遍用怀旧的笔调把20世纪50年代描绘成国内平静、世界稳定的时期。其实，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的当时，美国和世界正进入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核武器的扩散和苏联黩武主义的抬头从此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
艾森豪威尔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究竟我们应该利用核优势来进行一场总体战争，还是只应当限于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我曾经口授过一段日记，记述了1954年3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果断地处理这一问题的经过：
今天上午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美国一旦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应采取何种战略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意见分歧。总统以我从未见过的断然态度接着发表了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基本上应由总司令解决的问题。他说，一旦有人向我们开战，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方针是夺取胜利。有人认为，通过有限战争取得的胜利不至于像全面胜利那样带来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决不听信这种言论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实际上他是说，由于我们面对那样的一种敌人，以及我们必须依靠那样的一种武器，有限战争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他说，我们在谈论巨型的炸弹和难以想象的潜在的毁灭力量，谈论一天的伤亡就要达到700万，另一天的伤亡可能达到800万。他指出，换句话说，这些将是古代预言家口中说出来的数字。
他缓和了一下语调，建议三军参谋长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前来同他单独谈话，试试能不能使他相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他认为这是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假如从军事角度着眼，认定使用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将引起严重后果，以致这种做法看来并不可取，我们才能考虑不予使用。例如，他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攻占德军阵地时曾发现几千吨毒气，其毒性的剧烈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德国人之所以没有使用这些毒气，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龟缩在有限的阵地上，比盟军更容易中毒。
他还反对这种说法：我们应该坚决要求各国在战后保持实际上的自由和民主。他指出，在下次战争结束后，每个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变为独裁国家，并且这种状况势必要维持一段时期。当然他还说道，那时人们将力求尽快使美国恢复自由经济，但是这一点将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之后更难办到。
他待人亲切、性格开朗，但也有异常明确的尊严感。他不喜欢那种过分亲昵的举动。我还记得，他对那些扯他衣袖或者拍他肩膀的人总是投以严峻的目光。在这方面，他和林登·约翰逊判若两人：约翰逊如果不用胳膊肘推一推你、捅一捅你，甚至摇晃摇晃你，似乎就无法和你谈话。杰里·帕森斯将军在战争年代一直跟随艾森豪威尔，战后担任过总统的国会关系处主任，1958年继亚当斯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曾经告诉我，1959年有一次，当约翰逊就要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开会之前，艾森豪威尔把他叫进去说：“我希望你站在林登和我的中间，我的滑囊炎正在发作，不想让他抓我的胳膊。”
看来，艾森豪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那坚定的乐观主义。他经常致力于振奋他手下工作人员的精神。几乎每次会议上他都要提倡保持愉快的情绪。有一次他对内阁成员说：“愁眉苦脸是赢不了艰苦的战斗的。”又一次，在同国会领袖举行的会议上，他问道：“我们的人为什么总是皱眉蹙额，就不能挂上笑容吗?”虽然他喜欢有意思的说笑，但在重大的公事上他可是不苟言笑的，尤其不喜欢别人在严肃的讨论中插进俏皮话。
他执政初期的一个下午，国会领袖开会辩论是否需要让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怖有所准备。艾森豪威尔强烈主张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促进民防和加强全国的戒备。在讨论当中，科罗拉多州保守派共和党人参议员尤金·米利金回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当有人对他的政策发表了过分悲观的预言时，科罗拉多州州长说，事情果真那样糟，也许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屁股涂白，混在羚羊堆里逃跑了。大家都笑起来，可是艾森豪威尔却笑得十分勉强。在继续讨论时，他相当粗暴地说：“哼!要是他们开始扔炸弹的时候我们毫无准备，也许我们就连涂白屁股的工夫也没有了。”
艾森豪威尔常说自己从来不看报纸社论和政治漫画，事实上他对这些东西倒是极为敏感的。我在1954年6月写的一段日记就是明证，当时艾森豪威尔以强有力的措辞表达了他对报刊评论的看法：
6月21日星期一上午，在与国会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杰里·帕森斯提到了德鲁·皮尔逊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意说总统不准备支持布里奇斯和其他几位参议员。
总统勃然大怒说，他希望自己机构里的每个人都不要再看报上的专栏文章，也不要再向他汇报这类事情。
艾森豪威尔不习惯受人批评，并且觉得很难接受批评。杜鲁门说过：“当然，这个家伙根本不懂政治，就像猪不懂星期日一样。”这句讽刺艾森豪威尔缺乏政治经验的话，在1952年竞选中被人大量地引用，为此，艾森豪威尔一直不能原谅杜鲁门。
在他任职期间，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一个两党的群众集会，以支持两党关于安全问题的共同纲领。我建议请当时支持这个纲领的杜鲁门上主席台。艾森豪威尔的脸上顿时显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神色。他说，不管关系多么重大，他都不愿意和杜鲁门出现在同一个主席台上。
作为一位政治领袖，艾森豪威尔知道他比自己的党有力得多。他认为自己干得好就能把他的党拉扯上来，他不希望自己的党成为他的绊脚石。共和党的力量在他执政期间严重地削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撒手不管党务并同党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可是他比大多数政治活动家更懂得如何推动别人，如何团结全国的力量作为他的后盾，如何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些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
一般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个稳重而保守的人。恰恰相反，他其实是欢迎并鼓励别人提出新颖的甚至非正统的意见的。
1954年年初，我有一段日记叙述我和帕森斯的一次谈话。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作风的描绘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杰里说，同总统周围的有些人难以相处，是因为他们把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旨。他又说，以前曾和总统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并且知道总统往往是在开始时采取激进的立场，但最后落实时却并不跑得那么远。
“说实在的，”他说，“艾克的确喜欢打高抛球，看看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许多人看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位相当仁慈宽厚的爷爷，可是他对自己和对总统职位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十分主动地把自己看作应该为美国做出正确决断的负责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是在他去世前两天。他的医生在总统套间的门外迎接我。“他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恐怕没有多大希望了，总统先生。”他回答说。
我和艾森豪威尔谈了大约15分钟，医生就进来暗示我该走了。艾森豪威尔显然不愿让我离开。但是我看出他非常疲乏，因此我和他握了握手便迅速走向门口。
突然我想起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会面了，不禁心情激荡地转过身去，尽量克制住自己话音里流露的情感，对他说：“将军，我很想让你知道，欧洲所有的自由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百万人民将永远感激你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的领导。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在把美国和全世界建设得更美好、更安全的事业中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这是你可以永远引以自豪的。”
当我说话的时候，他闭着眼睛，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异常严肃地对我说：“总统先生，你刚才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接着，他把手慢慢地举到前额，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早餐行动”
我们不知道一位新总统就任和认真的和平表示是否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造成突破。北越人在2月份对南越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但又很猛烈的进攻，作为对我们的答复。这是一次有意的试探，显然是想一开头就估量一下我和我的政府的力量。
我本能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基辛格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在初期就让共产党人随意摆布，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以平等地位，更不必说从实力地位和他们谈判了。约翰逊犯过这样的错误，后来始终没有能够恢复主动。
美军在越南的司令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和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同意这个观点。当共产党人逐步加强攻势时，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就建议用B-52轰炸他们在柬埔寨庇护所的补给线。
比尔·罗杰斯和梅尔·莱尔德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担心我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以后会激起国会和新闻界的愤怒。但是基辛格争辩说：“如果这样做有助于早日结束战争，为什么要在乎《纽约时报》对我们的抨击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打定主意要等我从欧洲访问回来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因为轰炸柬埔寨的计划一旦走漏风声，就可能在国外引起严重的反战示威。我指示通过正常渠道给邦克发去电报，命令他们暂时停止有关轰炸的一切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避开官方路线，给艾布拉姆斯将军发了一份通过“秘密渠道”的绝密电报，叮嘱他不必理睬我给邦克的电报，还应该继续准备在必要时出动B-52实行轰炸，虽然我在访欧归来之前大概不会批准这项计划。在我访问欧洲期间，共产党人加强了攻势。在我回国两天以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对此将作何反应。我说：“我们并没有鲁莽地向前推进，但是不能把我们采取的忍耐和克制的态度理解为软弱的表现……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将做出适当的反应。”
十天以后，在我举行下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那个上午，北越人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有人问我，这种挑衅是否会使我不再能够忍耐。我说：“你们大概记得，3月4日那天，即在一个早期进攻的阶段，有人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我发表了一次被广泛地解释为警告的讲话。作为总统，我的方针是警告只能发出一次，现在我不打算再提出警告了。任何在将来需要做的事情都是会做到的。”
3月16日星期天，我和罗杰斯、莱尔德、基辛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一起开了两个小时的会，研究我们在越南的军事和外交形势。
我询问了最近的伤亡数字。由于共产党人发动攻势，伤亡数字比以前增高了：上周有351名美国人阵亡，前一周是453人，再前一周是336人。
我们的情报指出，有超过4万人的共产党部队秘密结集在柬埔寨边境内一个10至15英里宽的地带。柬埔寨是个中立国家。我们尊重那种中立的地位，但是共产党人却公然越过柬埔寨边境窜入南越进行袭击，然后又退到那里的丛林庇护所以求得安全。
“诸位先生，”我说，“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决定是否轰炸的时候了。”
我使在座所有的人相信，我了解问题的性质，也认识到轰炸庇护所包含着什么样的风险，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多么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接着说，“在巴黎进行的那种勾心斗角的谈判毫无结果。我相信，使谈判摆脱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只有这样，他们才懂得利害。”
我说，除了恢复轰炸北越之外，这是我们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促进和谈而可以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
我的结论是：“我已决定下令尽快开始轰炸，如果天气适宜，明天就开始。”
3月17日，天气晴朗，B-52轰炸了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庇护所。五角大楼把这次秘密轰炸的代号定为“菜单”，各目标区分别以不同餐次标明。例如，对第一区的袭击称为“早餐行动”。这是我执政期间指导越南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
由于若干原因，我们对这次轰炸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知道柬埔寨政府首脑西哈努克亲王强烈反对北越军队驻在他的国境之内。早在1968年，他就曾要求美国对北越采取报复行动，在地面上“穷追”或者轰炸庇护所。我们也知道，由于柬埔寨的中立地位，西哈努克不能正式赞同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秘密轰炸，西哈努克是不会声张的。如果轰炸传了出去，他就只好公开表示抗议。
我们还预计到，只要轰炸保持秘密，北越人就会觉得很难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在正式场合是否认有任何军队驻在柬埔寨的。
保密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国内的反战抗议。我上任只有两个月，我希望在执政之初尽量避免激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为了使轰炸保密，我们只通知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和高级委员约翰·斯坦尼斯。虽然拉塞尔大体上正在开始对这场战争表示怀疑，他们两人却都认为决定轰炸是正确的，并且表示，万一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他们一定支持我的行动。
“早餐行动”开始后不久，美国人在南越的伤亡数字便不断下降。
EC-121飞机事件
秘密轰炸共产党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不到一个月，我们突然面临共产党世界里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区发生的一次重大危机。
4月15日早晨7点不到，我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基辛格打来的，他说，根据可靠但尚未证实的报告，朝鲜的喷气机击落了我们的一架海军侦察机，机上有31人。
我一到椭圆形办公室就看到了一些片断的情报报告。朝鲜人击落了一架正在朝鲜海岸外作例行侦察飞行的四引擎螺旋桨推进的EC-121海军飞机。这种飞行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一直严格遵守这样一道命令：飞机不得进入离北朝鲜海岸40海里以内的地方。这个距离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领海界限。
EC-121的机组人员有一线希望像15个月前“普韦布洛”号的乘员一样，被北朝鲜人俘虏。整整一天，我们始终抱着这点侥幸的希望，同时也作了最坏的设想————全部人员都死亡了。
对于这件事，我油然产生了北越人开始进攻时给我的同样感受，并直觉地认为我们正在经受考验，必须以暴力回答暴力。
次日上午华盛顿时间10点，我在内阁会议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碰头，考虑如何对我们的首次国际危机作出反应。
一方面，罗杰斯和莱尔德两人力主克制。他们推想这可能是完全孤立的事件，因此认为在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和起因以前不宜动手。特德·阿格纽不同意，他显然感到灰心丧气地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替别人设想呢?”
那天上午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明显地有两种可以认真考虑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对北朝鲜的一个飞机场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袭击。第二种办法是继续进行EC-121飞机的侦察飞行，但是派战斗机护航，免得再发生事端。
两种办法都不够理想。朝鲜人防御很严密，我们假如采取第一种办法，就必须准备再遭受损失，并且有可能重开朝鲜战局。用第二种办法可以明确坚持我们有权在国际空域进行侦察飞行的原则，但对于那种看来是故意大扫美国的面子和谋杀31人的行动来说，这样做显然是一种非常软弱的抗议方式。如果在这样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恰当地保全我们的人员和面子，美国人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花费巨款去承担海外义务究竟有多少价值。
下午我们得到消息说，从离岸90英里的海里找回了两具尸体和一些飞机碎片。机上有人生还的希望已经破灭，这个事件无疑是一种预谋的残忍挑战。
情报报告说明，击落EC-121飞机和扣留“普韦布洛”号一样，是孤立的挑衅行为。其中一份报告指出，4月14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这个事件甚至可能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驻汉城的威廉·波特大使发来急电，强烈反对采取报复行动。他警告说，我们如果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将有利于北朝鲜的极端主义领导。
另一方面，基辛格和我继续认为报复是很重要的。如他所说，美国的强烈反应将是一种说明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充满自信的信号。它会鼓舞我们盟友的士气，使敌人有所踌躇。我们还讨论了朝鲜是否可能以进攻南朝鲜作为回答。基辛格说，他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迫使朝鲜人屈服。
我说，应该按第一种办法进行准备。由于第二种办法，即立刻恢复有战斗机护航的侦察飞行这一办法并不妨碍其后实行第一种办法，我决定立即实行，并在次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在4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说：“今天我已经下令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他们将受到保护。这并不是威胁，只是说明事实。”
在此期间，我们开始讨论第三种可能性：采用第二种办法，再加上对北越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的第二轮轰炸。这样既可以不冒对朝鲜直接报复的风险，同时又能有效地使朝鲜和北越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我们是决心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抵抗攻击的。
在第一种办法所选定的轰炸计划实施之前，我临时决定取消，改为采取第二种办法加上重新开始对柬埔寨的秘密“菜单”轰炸。这次针对第二目标区的第二轮轰炸称为“午餐行动”。
基辛格仍然认为，我们对共产党世界的蓄意挑战所作出的反应还不足以维护美国的信誉。苏联人、北越人和中国人都将注视事态的发展。“我们实行反击，固然担一点风险，”他说，“但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说，‘这家伙快要丧失理性了————我们还是同他和解为妙’。可是，如果我们让步，他们便会说，‘这家伙和他的前任一样，等不多久就会落得个同样的下场’。”
我还是赞成我们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只是认为目前还不是时候。假如我们只对朝鲜的一个机场进行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估计朝鲜人还不致于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但这毕竟是一次冒险。万一他们真的使局势升级，以致我们突然在朝鲜陷入战争，那该怎么办呢?只要我们在越南还不能脱身，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另一场战争，同时也绝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我还必须考虑到，除了阿格纽和米切尔之外，我的大多数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强烈反对第一种办法，特别是罗杰斯和莱尔德。基辛格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新政府成立不久，我们是经受不起内阁的一次造反的。他还同意，如果对朝鲜共产党人进行一次猛烈的报复，国会和舆论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毫无思想准备。
作出采用第二种办法的决定比较容易，贯彻起来却困难得多了。尽管有我4月18日的指示和我的公开声明，五角大楼还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和耽搁，过了将近三个星期才执行我的命令。尤其糟糕的是，我们发现五角大楼没有报告白宫便擅自取消了原来在地中海的侦察飞行。这样，从4月14日到5月8日，美国在地中海和北太平洋————地球上两个最敏感的地区————都没有按计划进行空中侦察。
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和愤怒。朝鲜人肯定会认为他们已经能够迫使我们取消侦察飞行了。由于这次事件，我从执政之初就懂得：一位总统不仅应当经常检查他的命令是如何执行的，而且应当经常检查那些命令究竟有没有执行。
不久，其他的问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EC-121飞机事件就基本上被忘掉了。但是，我仍然由于我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或者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感到烦恼。我对基辛格说：“这次他们侥幸溜掉了，下次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啦。”
4月28日，戴高乐辞去了法国总统职务。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有关参议院和区域改革问题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我除了在公开声明中对戴高乐表示祝愿之外，还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我说，“我通过官方渠道给你的电报并不能充分表达我个人对你宣布引退所深切感到的损失”，“我相信历史将大书特书，你的辞职是法国和全世界自由和正义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公开邀请他和戴高乐夫人访问美国，并且最后在信里写道：“老实说，在这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领导人都很平庸的时代，美国的精神需要你大驾光临。”
当这封信在科龙贝被直接交给戴高乐时，他看了以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友。”接着他坐到写字台前写了回信，要求当天送交：
亲爱的总统先生：
你那通情达理的正式声明和热情洋溢的私人来信深深感动了我。这不仅是因为你身居美国总统要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出于你理查德·尼克松之手。我对你怀有最崇高、最诚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也许有一天我将有幸再次得到同你会晤的机会；同时，我衷心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顺利地完成你那繁重的国内和国际任务。
请向尼克松夫人转达我最恭敬的问候，并请代我的妻子转达她最热烈的祝愿。亲爱的总统先生，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对你怀有忠诚的友好情感。
夏尔·戴高乐
一年半以后，戴高乐去世了。我前往巴黎参加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丧礼，然后拜访了担任过戴高乐的副手、现在是他的接班人的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素以不动感情著称，并且他多年来同戴高乐有分歧。可是，当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开口的时候，我察看了一下，发现他正在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一边想起自己在艾森豪威尔逝世后的心情，一边默默地等着他的感情平静下来。我们两人担任公职期间曾分别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这两位巨人的身边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现在他们两人都已不在人世了。
蓬皮杜叹了口气，瞧着我说：“终于只剩下我们了。”他一定也想到我们所共有的这种关系；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单的人。
泄密和窃听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的最后几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泄密问题使他深感苦恼。最初他灰心丧气，继而感到愤怒，最后则几乎全神贯注于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为了杜绝泄密，他和越来越少的人一起工作，直至把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工作放在星期二午餐会上同为数极其有限的可靠顾问一起研究。我在上文曾经提到，他一听说我决定要重新开展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活动，便向我谈起他怎样吃了泄密苦头的经过，并断定我将后悔作出这一决定。
很快我就看出他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泄密几乎和我的就任同时开始。过不多久，我就亲身经历了约翰逊形容的那种愤怒、忧虑和沮丧。在我任期的最初5个月，纽约和华盛顿的报刊出现了至少21则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出来的档案资料写成的重大新闻报道。中央情报局1969年一份报告列举的带有严重泄密性质的报刊文章达45篇。
2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后不出几天，会议讨论的详情就向报界泄露了。我曾亲自向艾森豪威尔简短地介绍过这次会议，他认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泄露外交政策的机密情报都是通敌叛国的行为。他看到新闻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基辛格，斩钉截铁地提出警告。“紧缩你们的办事机构。”他说，“如有必要，还可以开除一些人，可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4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导弹部署的报道，这是根据秘密情报侦察得来的绝密材料写成的。
4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就各种可供选择的对越政策重新进行全面研究；为了完备起见，其中也包括单方面撤军这种激进的政策。在提交研究报告五天之后，4月6日的《纽约时报》便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单方面撤军。这对我们盟友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同时无疑地助长了我们敌人的气焰。
4月22日，《纽约时报》以我们为即将举行的美苏裁军谈判做准备而召开的会议为依据，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两天之后，《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我们关于是否在北朝鲜海岸外部署情报船的讨论情况。次日，《纽约时报》又根据“可靠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了我们和侯赛因国王谈判出售武器的事。
我同埃德加·胡佛和约翰·米切尔谈论了这个问题。胡佛建议对泄密嫌疑人采取三项措施：调查他们的背景、进行跟踪，以及窃听他们的电话。他说，窃听是发现泄密人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他告诉我，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始，历届总统一向都是批准窃听的。
我们决定，每逢发生泄密事件，基辛格即向胡佛提供那些接触过该项机密材料的人以及他有理由认为可疑的人的名单。我授权胡佛采取包括窃听在内的必要措施，以调查案情和查明泄密者。
5月1日，《纽约时报》泄露了政府关于美国战略力量态势的研究材料，其中包括从反弹道导弹到进攻系统的各种改进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费用估算数字。5月6日，同一记者又报道了我们在EC-121飞机危机期间讨论的内情。
5月9日，我正在比斯坎岛，《纽约时报》晨刊以头版报道了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害怕泄露出去的事情。秘密轰炸不再是秘密了。标题是：“美国对柬埔寨的袭击未遭抗议。”报道发自华盛顿，并且据记者说，他的消息来自尼克松政府。
轰炸柬埔寨的政策很有成效。它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使敌人遭受了损失，增加了进行谈判的砝码。《纽约时报》的泄密有使我们前功尽弃的危险。
基辛格非常恼怒，我也是如此。他立即推测机密消息多半是从国务院或国防部泄漏出去的。我们知道国务院的官僚经常泄密。可是，就这件事来说，国务院里只有罗杰斯一人知道，而我可以肯定他是绝不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我们也很清楚，五角大楼喜欢透露风声，只要这样做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和地位。可是，这次泄密会给莱尔德造成麻烦，并且很可能使他在即将来临的国会山听证会上不那么好过。
和前几次泄密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一样，我建议基辛格严密地、客观地观察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假如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有人泄密，最好现在就把他清查出来。基辛格同意了，并且当天就和胡佛通了电话。
根据胡佛就那天谈话所写的备忘录，基辛格表示了我们共同的看法，认为泄密不仅造成损害，而且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基辛格给了胡佛接触过这项机密材料的四个人的名字。联邦调查局立即安装了四架窃听器。
关于这次窃听计划，我要求绝对保密，同时还指示要尽早撤除。我知道，安装窃听器一事一旦泄露出去，对白宫工作人员的士气将是一个打击，同时会给国内反战团体提供有力的把柄，并给北越人提供宣传武器。事实上，在我任职期间，每年擅自进行窃听的平均次数比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政府要少。可是我觉得，只要新闻界和反战积极分子发现尼克松正在搞窃听，前几届总统是否也有同样事情就无关紧要了。
与此同时，泄密事件继续发生。5月20日，《华盛顿邮报》泄露了我将和阮文绍总统会面的计划。5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关于是否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前试验一种新型导弹弹头的问题进行讨论时提到的一些高度机密的细节。6月3日，《纽约时报》又刊载了一篇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写成的文章。那份备忘录在一周前才发出，其中概述了我们和日本谈判冲绳问题时准备采取的最后立场。备忘录的过早暴露严重地损害了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愿意妥协到什么程度了。
同一天，《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政府决定开始从越南撤军的报道。这次泄密对阮文绍是背后一刀，因为我们曾经向他保证，这事将由双方联合发表声明，以免共产党人把它解释为我们开始抛弃南越的一个迹象。
从1969年到1971年年初，联邦调查局为了破获泄露国家安全机密案，一共对17个人进行了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以及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3名助手。我只是批准了整个计划，没有审批对各个人的窃听。九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逐个重述导致对他们进行窃听的具体细节了。
为了国家安全，还对第18个人进行窃听，这个人就是报业辛迪加的评论员约瑟夫·克拉夫特。想起克拉夫特，我现在还感到心烦意乱。他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有很多熟人，消息灵通，同北越人也有直接联系。我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告诉过埃利希曼，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克拉夫特与北越人的接触。
我记不得促使我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具体情况。我授权窃听克拉夫特在华盛顿家里的电话，但是联邦调查局反对在那个场所搞窃听。因此，我批准了一个不通过联邦调查局安装窃听器的计划，可是当联邦调查局在克拉夫特有一次前往巴黎与北越人会面的期间进行了窃听时，我就放弃了上述的安排。
不幸的是，没有一个窃听报告能证明政府部门中有任何人与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某一项具体事件有关。
总统和司法部长授权使用窃听器来获取有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情报，至少已经有25年历史了。直到1972年————我们拆除了最后一个为国家安全安装的窃听器一年多以后————最高法院才裁决：为了国家安全而对美国公民进行窃听，除非这个公民“与外国、外国的间谍或谍报机关有明显的联系”，否则均须持有法院颁发的许可证。
在我任职的初期，我发现泄密损害了政府有效地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我认为，泄密既违背为人正直的准则，也违反法律。特别是有关越南问题的泄密，只要美国人还在那里作战和死亡，我就不能容忍人们说什么泄露消息是出自反战的道义观念。因此，虽然我不喜欢采取窃听手段，认为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技术，但是，这似乎是我们发现泄密人和制止泄密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查明泄密根源的努力未能奏效时，我们便开始在更小范围内讨论我们的外交政策实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泄密不仅没有使行政工作更为开放，相反，却必然迫使政府以更封闭和更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就使经过大肆渲染的尼克松政府具有保密“偏执狂”的说法广为流传。保密要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很高的，因为它减少了在政府内部自由地、创造性地交换意见的机会。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保密就不可能接近中国，就不会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也不会有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
越南：公开建议和秘密表态
本届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共产党人在2月发动了攻势，巴黎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但我仍然相信，秘密轰炸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以及我反复建议进行谈判所造成的舆论压力结合起来，终将迫使共产党人作出反应。在3月，我满怀信心地告诉内阁说，我预计战争将在一年之内结束。我们在巴黎采取了主动，建议恢复非军事区作为南越与北越的边界，并提出美国和北越的军队同时从南越撤出的原则。阮文绍总统方面也主动表示要就政治解决和自由选举问题同北越人开始谈判。
但是北越人寸步不让。他们坚决主张：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不可分开，美国军队必须单方面撤出，阮文绍下台是进行认真谈判的先决条件。
4月中旬，我们增加了外交压力。基辛格给多勃雷宁看了由我亲笔签署的三点意见。根据外交惯例，这种做法表示我对它们极为重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明确无疑的：
一、总统愿意重申他的信念，认为公正的和平是可以获得的。
二、总统愿意在现有的谈判架构以外探索其他的渠道。例如，美国和北越的谈判代表不妨绕过巴黎架构而另行讨论解决问题的总的原则。
如果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能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最后的技术性谈判仍可移回巴黎举行。
三、美国政府深信有关各方都需要做出重大的抉择，采取非常的措施来扭转战争扩大的趋势。
理·尼
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这里涉及美苏关系，因为我们固然可以谈论其他方面有些什么进展，但是越南问题的解决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多勃雷宁说，我们必须理解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且他补充说，苏联绝不会以停止援助来威胁其北越盟友。然而，他还是答应在24小时内把我们的建议转给河内。
几个星期过去了，毫无答复，我们决定再度采取主动。在5月14日的一次电视演说里，我提出了第一个越南全面和平计划。我建议大部分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和北越军队————在签订协议之后的一年内撤退。一个国际机构将监视撤军，并监督在南越的自由选举。我警告敌人不要把我们的灵活性当成软弱。我说：“从河内来的报告表明，敌人已经放弃在南越获取军事胜利的希望，而是指望美国意志力的崩溃。没有比这种判断更为错误的了。”
对我5月14日的建议，北越人不论在河内或巴黎都没有做出认真的反应。我本来并没有认为越南和平唾手可得，可是现在我不得不第一次考虑到和平是否根本就不可能到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按照既定的方针办理，希望敌人终将接受我们的建议，和我们一道找出解决的办法。
本届政府执政之初，我们便认定，从越南撤出若干美国战斗部队，可以向河内表明我们寻求外交解决的诚意，同时可以向国内生动地说明我们正在开始收缩战争，借以平息国内的舆论。
梅尔·莱尔德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可以使战争“越南化”，就是说我们可以训练、装备和鼓励南越人去填补美国部队撤离后留下的缺口。3月间，莱尔德访问南越归来，带回了一份乐观的报告，谈到有可能使南越人接受训练以实行自卫。我们采用了越南化政策，主要就是由于莱尔德的热情倡导。这项决定是我的政府在对越战略上的又一转折点。
对我们所建议的美军撤出南越的计划，阮文绍总统也是反对的。我通过邦克大使向他私下保证，我们对他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为了使这个保证更有分量，我建议在太平洋的中途岛和他会晤，阮欣然同意。6月8日，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了。
会晤之后，我们两人都向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宣布，根据阮总统的建议和我们战地指挥官的估计，我决定下令立即从越南撤军2.5万名左右。这包含着一些外交上的夸张措辞，因为阮文绍和艾布拉姆斯私下都表示反对撤军。
我说，在未来几个月内，我还要考虑进一步撤军，其程度将根据三项标准：训练和装备南越武装部队的进度、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程度。
中途岛会谈后，阮文绍虽然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仍然非常不安。他知道撤出第一批美军就将开始一个不可扭转的进程，其结局将是所有的美军都撤离越南。
为了确保河内了解中途岛的信息，我在回到白宫后又把它说明了一番。我对聚集在南草坪欢迎我们的人群说，我5月14日提出的和平计划和在中途岛宣布的撤军措施，敞开了通往和平的门径。“现在，我们邀请北越的领导人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大门。”我说。
6月底，看来我们可能要得到河内的某种答复了。战斗似乎沉寂了下来，我们的情报指出，北越的一些部队正在撤离南越，巴黎北越代表团的特别顾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突然返回河内，据推测他是被召回去接受新的谈判指示的。
这种战斗沉寂持续到7月初。尽管这种迹象还纯粹是偶然的，尽管我们方面和以前一样有显得心情过分急切的危险，我还是决定再次力求打消任何可能仍然使河内踌躇不前的疑虑和误解。我决定“全力以赴”，也就是说我要力图用某种方式结束战争————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或者加紧使用武力。
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之一是，首先，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造成促进和平努力的声势，时间就可能使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夏天一过，9月假期结束了，学生回到学校，国会也要复会，一个新的大规模反战浪潮势将在秋冬期间席卷全国。其次，由于越南的旱季即将来临，共产党人几乎肯定要在2月的春节假期发动新的攻势。到了早春，1970年11月选举的压力会使国会要求撤出更多的军队，对此，我既无法阻止，又很难置之不理。
向共产党人发出和平信号半年之后，我准备使用任何必要的军事压力去阻止他们武力接管南越。在举行几次长时间的会议期间，基辛格和我制订了一整套在外交、军事和宣传上密切配合的向河内施加压力的详细计划。
我决定把1969年11月1日————约翰逊停止轰炸一周年的日子————定为实际上是对北越发出的最后通牒所规定的限期。
离11月1日只有三个半月了，因此必须抓紧时间。7月15日，我以私人名义给胡志明写了一封信。让·桑特尼再次充当了我们的信使。我在白宫会晤了他，以便他能够把我强烈的和平愿望作为第一手材料转告对方。但是我也要他告诉对方，如果到了11月1日这个最后期限仍无重大的突破，我将十分遗憾地感到不得不采用“后果重大的武力措施”。
我把给胡志明的信通过秘密信使送交桑特尼，7月16日他将信交给巴黎北越常驻代表团团长春水转交河内。信中我力求表达我们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真诚意愿和迫切心情：
我认识到，要越过四年战争的隔阂来深入地交换意见是困难的。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种隔阂，我才需要利用这个机会庄严地重申我的争取公正和平的愿望……
正如我多次声明的那样，等待将一无所成……
你将发现，在我们共同致力于把和平福音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过程中，我们是乐于合作和开诚布公的。让历史这样记载吧：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都宁愿朝着和平前进，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
我认为，通过这封信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下一步应该由北越人来表示他们也有意于达成协议了。现在，我们只有等着看胡志明如何作出反应。就我来说，我的信已把战争或和平的选择权送到他的手里。
几天以后，话就传过来了，北越人建议由基辛格同春水进行秘密会谈。
7月23日，我为“阿波罗11号”的溅落飞赴南太平洋。这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这次行程包括关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英国。为了祝贺阿波罗的成功，我们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根据安排，基辛格将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我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春水秘密会谈。
阿波罗溅落后，我停留的第一站是关岛。抵达后不久，我便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随行记者招待会。就在这次会上，我阐述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最初被称为关岛主义，后来大家又称之为尼克松主义。
我说明，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强国，今后应该仍然如此。但是我认为一旦越南战争得到解决，我们将需要实行新的亚洲政策，以确保将来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我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向别的国家提供武器、人员和物资以帮助它们反抗攻击，保卫自己。过去我们在朝鲜就是这么做的，在越南我们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说，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只有一种例外情况：如果一个核大国对我们的盟国或友邦发动侵略，我们就要用核武器作出反应。
在关岛宣布的尼克松主义，被有些人误解为一种将导致美国完全撤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新政策的信号。在我回国后的一次例行的早餐会议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就表达了这种错误的理解。如我对我们亚洲各国的朋友所作的解释一样，我对曼斯菲尔德强调说明，尼克松主义不是一个使美国退出亚洲的方案，而是一个为美国继续留在亚洲并继续负起责任以帮助非共产党国家、中立国家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保卫其独立提供唯一牢固基础的方案。
8月2日，当我们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降落时，我成为对共产党卫星国作国事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虽然他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决定在罗马尼亚进行干涉。他至今一直施展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走着。
事先有报告说，我们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料。在一处地方，齐奥塞斯库和我几乎被街上跳舞的人群裹进去。
罗马尼亚和北越人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传达过去，所以我利用同齐奥塞斯库的一次会谈来加强说明我给河内的信息。我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继续每周在越南死亡200人而在巴黎毫无进展。到今年11月1日，我们停止轰炸就满一年了，我们已经撤出了一些军队，并为和平谈判提出了若干合理的建议，如果还是没有进展，我们就不得不重新估价我们的政策了。”
我告诉他，为了赢得和平，我们可能需要在双方之间开辟另一条交换意见的渠道。齐奥塞斯库说，他将尽一切力量来促进谈判。
基辛格与北越人的秘密会谈，于1969年8月4日开始，持续达三年之久，其间的过程很不平凡，充满着典型侦探小说的种种情节，如基辛格耷拉着帽子斜靠在飞驶的雪铁龙牌汽车的后座上，巧妙地避开爱打听的新闻记者，使好奇的使馆外交官得不到任何线索。
第一次会谈是在巴黎时髦的里沃利大街上让·桑特尼的一套公寓房间里进行的。基辛格在那里会晤了春水和梅文蒲。
基辛格一开始就说他要传达我的一个口信。他提醒他们，11月1日是停止轰炸一周年纪念。在这段时间，美国已经采取了我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行动：我们停止派遣援军；我们遵守了部分停炸的诺言，以后又全部停止轰炸；我们已经撤出了2.5万名作战人员；我们还表示要承认自由选举的结果。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意义重大的反应。现在，为了加速谈判的进程，总统准备再开辟一条与他们接触的渠道。“但与此同时，”基辛格补充说，“我奉命严肃地告诉你们，如果在11月1日以前还没有就解决办法取得重大的进展，我们将被迫采取后果极为重大的措施，虽然这样做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他指出，北越人在宣传上和巴黎会谈中都企图把越南战争说成是“尼克松先生的战争”。“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你们的利益的，”他说，“那是因为，如果这真的是尼克松先生的战争，他就非打赢不可。”
在回答时，春水比较克制地重申了河内的极端立场：他要求撤出全部美军，遵从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计划，这实质上就是要由共产党人完全统治南越。他再三重复早就提到过的那种独出心裁的编造，说什么南越境内没有北越军队。他还继续要求我们推翻阮总统的统治，然后才谈得到达成任何协议。
最后，基辛格断定他对这些并非真正有权谈判的代表已经说了他所能够说的话，于是他施展惊人的技巧，把会谈的口气变得温和一些。他说：“我们宁愿使越南人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我认为，从现在起到11月1日为止，我们必须努力找出一项解决的办法。”
三个人握手后各自单独离去，免得引起任何注意。
在公开宣布尼克松主义并开始对河内施加压力之后，我认定现在该是在巴黎和谈的公开讲台上采取攻势的时候了。卡伯特·洛奇一向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外交官和记者对此都很熟悉，所以，当8月7日他从座椅上站起来盯着共产党代表提问时，他们都为之愕然。他说：“为了通过谈判在越南实现和平，只要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做了。现在轮到你们做出反应了。”报纸认为这是洛奇1月接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以来最强硬的发言。
胡志明于8月25日答复了我7月的去信。他在信中提到所谓“美国对我国人民的侵略战争”，他说“对美国青年死亡数字的上升深为感伤，因为这些青年是由于美国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政策而在越南牺牲的”。
我在去信里曾说，我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或计划，以便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战争的办法，对此胡志明答复说，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十点计划“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在信的结尾声称：
你在来信中表示愿意为争取公正的和平而采取行动。为此，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从南越撤出军队，尊重南方人民和越南民族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问题的权利。
考虑到我给他的信的语调，甚至把共产党刺耳的术语也估计在内，胡的答复无疑是一种冷酷的回绝。
在收到这个无可指望的答复以后，我知道我必须准备接受战争升级所引起的尖锐批评和巨大压力了。
9月3日，胡志明去世。在范文同担任河内政治局领袖以前，一连几天都谣传他们正在进行着继承权力的斗争。即使是越南问题的老手，也难以预测这一事件对战争将有何种影响。
9月中旬，我宣布在12月15日以前从越南再撤出3.5万人的部队。我在声明中指出，前后总共撤出6万人的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因而，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让北越的新领导人知道，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受胡志明复信的约束。
两天以后，我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争取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以和平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座诸位————126个国家的代表————作出你们最大的外交努力，说服河内认真地参加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
9月20日，基辛格接到桑特尼给他的一封信。桑特尼曾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丧礼，在那里的时候曾和范文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新总理在提到美国时引人注目地未加谩骂。桑特尼向范文同强调指出，他亲自和我谈过话，知道我如何热切地希望实现和平，这时范回答说：“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把你说服了。可是我们，我们却不能轻易听信他们的话：只有行动才能使我们信服。”
由于这次谈话是在我9月中旬宣布进一步撤军之前进行的，我认为我已经用行动证实了我们的话。再一次轮到河内做出抉择了。
在11月1日以前余下的几个星期里，我要各方面配合起来对河内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我相信我们在外交方面是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的。不过，我的最后通牒要取得成效，唯一的希望在于使共产党人相信，如果他们决心要我摊牌，我是能够得到国内的坚强支持的。可是，我能够真正获得这种支持的机会却越来越渺茫了。
1969年冬和1970年春，20多所大学的校园内发生了严重的暴乱和骚动，其起因在于各色各样的失望情绪，越南问题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伯克利大学的学生要求该校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学院。黑人学生占领了杜克大学的行政楼，要求黑人教育计划不分等级，并给黑人学生会提供经费。100名手执长短枪的黑人学生占领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会，要求撤销对三名黑人学生的纪律处分。校方先是拒绝，后来还是屈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局为了避免和举行反战抗议的学生对峙，卸下了所有的美国国旗，放进储藏室。
我对教授和行政人员向使用暴力的学生屈膝投降很有反感，并且公开这样讲了。我表扬了那些站稳立场的人，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S.I.早川博士，他把一群破坏校规的激进分子架起来的广播线扯掉了。圣母学院的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限定“以暴力代替说理”的抗议者在15分钟内解散，否则就暂令其停学；如果他们再过5分钟继续闹事，便开除他们。
在我担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大学里的示威活动主要不是针对越南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约翰逊的停炸已经使这场战争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暂时消失。其次我宣布成立纯志愿部队和改革兵役制度的计划，减少了由于征兵而引起的严重分裂，也有助于缓和学生对战争的抨击。
我知道这种形势必然会发生变化。随着大学秋季学期的开始和国会暑假的结束，报刊和电视台又出现一些迹象，预示着反战运动将进入新的高潮。传闻10月15日已定为全国性抗议日，届时将举行“反战大示威”。这个日子正好是在我以11月1日为限期的最后通牒成败的关键时期之内。
在9月2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反战大示威”和其他反战活动的问题。我说：“不错，我知道各个大学里以及全国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反对越南战争的行动。就这种活动来说，我们是预料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受它的影响。”
我完全意识到这一席话将引起公众的骚动。然而既已开始实行一项对北越施加压力的政策，并且现在这项政策不仅涉及我国政府，也把外国政府牵连进去，我就认为，除了坚持到底，别无其他选择可言。面对国内即将掀起的无从制止的示威游行，我唯一的出路是设法使敌人清楚地知道，抗议活动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决定。否则我的最后通牒便成为一纸空文了。
我们继续对苏联人施加外交压力。9月27日，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鉴于我国请苏联协助结束战争的要求明显地落空，我们两国很难建立比一般的外交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
就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打电话给基辛格，谈了几分钟。当他们恢复会谈时，基辛格说：“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对我说，关于越南问题，列车刚开出车站，现在正在轨道上行驶。”
多勃雷宁试图以外交辞令缓和一下气氛。“我希望这是一架飞机而不是一列火车，”他说，“因为飞机中途还能改变航向。”
基辛格回答说：“总统是非常注意选择词汇的，我相信他说一不二，他说的是火车。”
作为我们对河内施加压力的另一部分，我下令监视非共产党国家对北越的海上运输。我们发现有一些在塞浦路斯、马耳他、新加坡和索马里等国注册的船只驶往河内。当前两个国家拒绝和我们合作时，我下令取消对它们的援助。新加坡和索马里同意减少那些挂它们的旗帜开往河内的船只数量。
我会见了共和党国会领袖，告诉他们说，未来的60天对结束战争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我说，“我不能把即将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有什么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须靠秘密行动。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正在竭尽一切力量结束战争。我只遵循两个行动方针来处理这整个问题：如果北越人真正希望解决问题，我绝不使他们感到为难；但是，我不想当第一个战败的美国总统。”
同日晚些时候，我会见了九位共和党参议员，编了一段话，有意让它泄露出去，从而把对河内的压力升了一级。我不必等待很久。八天以后，罗兰·伊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说我正在考虑封锁海防和进攻北越。我希望这个谣言能引起河内的一些注意。虽然我一直不能肯定那个谣言是否起了作用，我却知道它引起了梅尔·莱尔德的注意。他和比尔·罗杰斯立即要求我在采取任何激烈行动之前先考虑到，由于我们正在加紧实行越南化计划，几个月来美军的伤亡率极低，南越人的作战成绩也有所提高。
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
大学、国会和新闻界的反战力量已经围绕着将于10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而联合起来。他们还策划在每月15日在各城市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直到战争结束。
到10月的第一周，抑制着的怒火达到了顶点。反战演说、反战宣讲会和反战群众大会纷纷出现。对于我提名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思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一事的争吵，对于福利改革问题的争论，在马萨诸塞州特别选举中一位共和党在职议员同反战的民主党竞选的失败，一些民权运动领袖对我们取消种族隔离政策进展缓慢表示的不满————在报刊上都占显著地位————造成一种政府业已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印象。新闻界把这些因素加到一起，称之为领导危机。《新闻周刊》的标题是“尼克松先生处于困境”，《时代》周刊的整个国内版都用来报道“尼克松最倒霉的一周”：“用不着像初出茅庐的人那样大惊小怪，我们都很容易看出尼克松政府的一片天正在塌下来了。”
丧失信心的看法和关于政治瘫痪的预言广为流传。10月7日，戴维·布罗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事情日益明显，1968年搞垮林登·约翰逊权威的那些人和那个运动，现在又出来要在1969年搞垮理查德·尼克松了。他们再次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几天以后，迪安·艾奇逊警告说，要注意“许多股力量正在企图搞垮尼克松”。在《纽约时报》的一则独家采访的消息报道中，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养成一种搞垮总统的习惯，我们就将发生重大的宪法危机。”
我故意不理睬这些成了所谓危机的一种因素的可怕预言。《时代》周刊报道说：“尼克松似乎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这家杂志的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休·赛迪认为“在尼克松任总统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我的态度“也许和那些事件本身一样令人惊讶”。
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些旨在迫使我结束战争的广泛宣扬的活动正在严重地破坏我为了同一目的而从事的幕后工作。几周以后，北越大使和卡伯特·洛奇会晤时引用了参议院主要鸽派人士的话。《纽约时报》报道，黎德寿“满面笑容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谈到富布赖特参议员指控我正在试图用越南化计划来拖延战争。我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不理睬汹涌澎湃的反战浪潮，却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这股浪潮可能已经破坏了我给河内的最后通牒的威信。
10月13日，罗恩·齐格勒宣布，我将在11月3日星期一向全国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重要演说。
人们对这个预告一般作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我企图破坏只差两天就要举行的“10月15日反战大示威”，另一种则认为这标志着“反战大示威”已经成功地迫使我重新考虑对越政策。事实上，我宣布将在11月1日这个最后限期的两天以后发表重要演说，是希望河内重新考虑他们想利用我们国内纠纷浑水摸鱼的做法。
10月14日，基辛格告诉我，河内电台刚刚广播了范文同总理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时我确切知道我的最后通牒已经失败了。范在信中宣称：
这个秋天，美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在许多热爱和平和正义的美国人士的鼓励和支持下，正在美国全国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强大攻势，要求尼克松政府结束侵越战争，立即把全部美军撤回国内……
我们坚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精诚团结和英勇斗争，由于有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越南人民和美国进步人士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
祝你们的秋季攻势取得辉煌胜利。
为了表明我认真地看待这种对我国国内事务的公然干涉，我让阿格纽在白宫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把范文同的信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并为记者们朗读了其中一些段落。他说：“明天‘反战大示威’的领袖和赞助人、公职人员和其他领导这些示威的人士应该公开拒绝接受这个手上沾满4万美国人鲜血的极权政府的支持。”
我认为，白宫记者团在阿格纽讲话后的提问阶段表现得很不得体。有一个记者似乎认为范文同写这封信是我们的错误，问道：“副总统先生，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政府是不是企图抓住这封信在最后一分钟扑灭反战大示威呢?”
新闻界总的来说或者是缩小这封信的意义，或者是认为政府毫无道理地拿这封信作为借口来压制合法的异议。
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最后通牒。我知道，如果我想不出一些驳不倒的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在11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后仍不实行原来关于使用更大武力的威胁，共产党人就会看不起我们，甚至变得更难对付。然而我知道，经过这样大量的抗议和反战大示威，任何战争升级的措施都将使美国的舆论产生严重分歧。
前来华盛顿参加10月15日“反战大示威”的有25万人。虽然曾广泛谣传某些比较激进的左翼组织将同警察进行暴力对抗，游行示威一般说来还是平和的。
对示威游行应该作何反应，政府内部的意见有分歧。基辛格要我们不作任何表示，听任抗议自然地发展下去，以免打乱我们的外交策略。约翰·埃利希曼却由于我们明显地对许多抗议者的真诚热情无动于衷而感到不快，他要我宣布10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以默许的方式来表示支持根本的和平目标。
《华盛顿邮报》赞扬了抗议者，说反战大示威“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们对战争所感到的苦恼。但是也有对此持保留态度的。例如，《华盛顿明星报》就说：“值得重视的是，不管示威的目的何在，它实际上起了鼓励河内的作用，从而有可能延长战争。”越共电台好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它说共产党人从反战大示威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反战大示威在我执政期间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提出的一个关于民主国家领导性质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总统、国会或任何负责的当选官员是否应该让公众示威影响他们的决策?
我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并且决定直截了当地把话说清楚。我们曾经收到许多信件，批评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绝不受示威影响这一言论。我指示从那些信里挑出一封，准备给予答复。
办公厅挑选的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认为，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注意人民的意愿是非常明智的行动；归根到底，人民选举了你，你是他们的总统，你的职务对人民负有一定的责任。请允许我恭敬地建议总统重新考虑他原来的判断。”
我答复说：“如果一位总统————无论哪一位总统————让示威者来规定他的方针，他就会辜负其他所有人对他的信任。不论是什么问题，如果让政府的政策在大街上制定，那就会破坏民主的程序。这样做就会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吵嚷得最凶的人，而不是交给大多数人，不是交给论据最充分的人……这样做就等于听任各个集团通过大街上的对抗而不是在投票箱前来检验自己的力量。”
10月15日夜间，我想到了这次争取和平的示威所包含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征。我认为，这次示威已经破坏了本来还可能存在的在1969年结束战争的任何一线希望。可是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将不得不根据当前的情况调整我的计划，并尽力加以贯彻。在11月3日演说提纲初稿的上端，我写上了这样几个字：“不要慌乱————不要动摇————不要反击。”
沉默的多数
反战大示威以后，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我的演说上。新闻界和国会里的大多数鸽派估计，由于反战大示威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使我胆战心惊————我大概已经决定要再次宣布大量撤军，以减弱预定11月15日举行的第二次反战大示威的冲击。美联社10月20日发出的一段电讯说我可能在演说里建议停火，有的报纸便把这条电讯作为头版重要消息刊出。弗洛拉·刘易斯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明确断言，我将宣布在1970年撤出30万部队，并已命令五角大楼制定必要的时间表。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则关于反战大示威的特别报道中说我正在考虑加速撤军，减少B-52飞机的轰炸，缩小战斗规模，也许还会在年内宣布停火。在参议院，休·斯科特要求单方面停火。因为他是少数党领袖，他的话被广泛解释为白宫放出的试探性气球。休伯特·汉弗莱预言，我将宣布一项从越南“有计划地加速撤退美军”的重大计划。
这些预测和估计有多大偏差，可以从我在10月22日凌晨写就的11月3日演说提纲里看出来：
在越南，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我们。
他们不能摧毁南越。
插进一段话，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留在那里。
他们不能搞垮我们。
随着11月1日最后期限的逼近，有三个因素强烈地影响着我对最后通牒的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美军在越南的伤亡数字一直处于新的最低点。我知道，这可能是共产党人玩弄的手法，使我更难于把战争升级。
第二个因素是，胡志明逝世可能已经为达成协议创造了值得争取的新的机会。
第三个因素是，我10月17日和英国游击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的一次谈话。
“你对于‘向右转’怎么看?”我问，“如果我们决定升级，你又认为如何?”
汤普森显然不赞成升级，因为这样做可能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仍然不能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南越人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准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保卫自己以抗击共产党新的进攻。他的估计是，美国如果继续贯彻现行政策，使南越人相信我们决不会撤出，就有可能在两年内赢得胜利。他认为，在这期间达成协议的唯一机会是使河内明白，我们准备长期待下去。我希望他替我到越南去亲自研究一下那里的形势，并尽快向我汇报。
我问汤普森是否认为我们有必要在越南坚持到底。他说：“很有必要。依我看来，你们在越南的做法关系到西方文明的前途。”
鉴于存在着上述三个因素，又意识到反战大示威已经破坏了最后通牒的威信，我便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加速越南化的进程，同时维持目前的战斗水平，不求升级。从许多方面来看，越南化计划比战争升级对共产党损害更大，因为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战争升级并不能解决提高南越人的战备水平这一基本问题，反而会在美国引起严重的国内问题。
重要的是使共产党人不致把我没有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去贯彻最后通牒这件事误认为是软弱。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向北越人表明我们继续干下去的决心，但是我认为需要特别提醒一下苏联。因此，当多勃雷宁大使于10月20日下午前来白宫进行私下会晤时，我决定利用这次会面向苏联领导人彻底说明我们的立场。
基辛格陪同多勃雷宁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寒暄以后，苏联大使说他接到了政府的一份外交备忘录，奉命向我宣读。
“请吧，大使先生。”我说。
“我奉命坦率地告诉总统，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感到不满。”他开始说道，“莫斯科认为应该坦率地告诉总统，使用武力解决越南问题的做法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非常危险……美国有人企图利用苏中关系在损害苏联的情况下得到好处，这一点已经从若干迹象可以看出。我们愿意坦率地预先提出警告，如果采取这种做法，那只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失算，并与增进苏美关系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多勃雷宁念完备忘录以后，我缄默不语，这似乎使他有点不安。过了一会儿，我靠在椅背上，打开我写字台中间的那个抽屉，拿出一本黄色便条簿，推过去给他。
“你最好做点记录。”我说。
他拿起便条簿，放在膝上。
“大使先生，你很坦率，我也要同样地坦率。我也对美苏关系感到失望。到今天为止，我任职已经九个月了。婴儿本来应该出世，可是流产了好几胎。”
我列举了一些重大问题————中东、贸易、欧洲安全、柏林————并逐条详细加以分析。大多数是苏联态度强硬或玩弄手段造成的。
在转到中国问题时，我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因此，我们希望先在贸易和人员交流方面，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我要再次说明，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不出十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威慑其他许多国家的核大国。美苏共同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把鱼钩放到这个长度以后就使劲往回拉。“只有中国能够在美苏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中得到好处，”我说，“因此，这是解决这些纠纷的最后机会了。”
没有等多勃雷宁插嘴，我就转入了越南问题。“到11月1日，我们停止轰炸就满一年了，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在停炸以前，波伦大使、汤普森大使和哈里曼大使都曾向约翰逊总统指出，只要我们还在轰炸，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无能为力。他们说，如果我们停止轰炸，苏联就会非常积极地从旁协助。于是约翰逊总统便同意了停止轰炸，但此后苏联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说到这里，多勃雷宁仿佛被点了名似的举起手来，但是我挥手让他把手放下。“当然，现在我们坐在巴黎的一张长方桌边进行谈判，我知道苏联曾经为此做出了一点贡献，但是我们认为你们的成绩不大。过去一年里所有和解的步骤都是我们采取的。”
我说我已经得出结论，也许苏联不想结束越南战争了。“你们可能认为你们能搞垮我，”我说，“你们可能认为美国的国内局势已无法控制，或者也可能认为越南战争只花费苏联很少一点金钱，却能使我们付出大量的生命。我并不打算就这类估计进行辩论。但是，大使先生，我希望你懂得，在未来的三年零三个月里，苏联还必须同我打交道，在这期间，我要牢记今天发生的一切。如果苏联不协助我们取得和平，我们就只好用自己的办法来结束战争。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边谈边打的策略继续下去而不采取行动。”
“老实讲，大使先生，”我继续说道，“你们的所作所为只是重复六个月前北越人用过的陈腐口号。你很清楚这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该是开始谈判的时候了，因为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国是绝对不会接受失败的耻辱的。我承认苏联领导人是坚强而勇敢的，但我们也是如此。”
我只停了一会儿便接着说：“我作了这番认真的谈话，希望你不致见怪。如果苏联认为还可以在越南出一把力，从而结束越南战争，我们就可能为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确实不是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引人注目的行动。但是，在这以前，我不得不说，要取得真正的进展是很困难的。”
多勃雷宁等着看我是否还说下去。但是，这次我没有接着再说什么。
“这是否就是说不会有什么进展呢?”他问道。
“进展是可能的，”我回答，“但主要只限于通过外交途径可能达到的那种进展。战争会拖下去，这样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结束战争了。光是重复过去六个月的那些建议是没有意义的。”
对此，我并不要求回答，因此，又说了下面一段话来结束会谈：“全世界都要求我们携起手来。我所最希望的也正是使我的政府能够作为美苏关系的分水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让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决不会按兵不动，听凭人们用欺骗手段把我们拖死在越南。”
说了这番话我站起身来和他握手，把他送到门口。
基辛格送多勃雷宁上车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敢打赌，他一辈子没有碰到谁和他这样谈话!”他说，“真了不起!哪位总统也没有这样坦率地同他们谈过。”
“我们不应该抱任何幻想，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有什么效果或者造成什么变化。”我说，“不过，让他们懂得我们并不是那种有时可能为了适应外交需要而显得呆气十足的大傻瓜，毕竟是有好处的。”
关于我在11月3日应该说些什么，我收集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罗杰斯和莱尔德劝我主要谈一谈争取和平的愿望，在这方面，罗杰斯强调巴黎会谈，莱尔德强调越南化的前景。我征求过意见的大多数白宫工作人员、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也都主张我利用这次演说来明确无疑地阐述争取和平的真诚意愿。
基辛格主张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他认为，如果我们后退，共产党人就会完全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舆论来控制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迪安·艾奇逊请人传来话说，宣布任何撤军计划将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随着演说日期的临近，有关我演说内容的猜测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欢迎这种情况，因为我知道外面议论越多，听众也就越多。
我没有透露自己的意图，没有什么人知道我真正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正打算对那些自以为街头游行能迫使我按他们的要求来制定外交政策的反战煽动者进行突然袭击。
10月24日，我到戴维营去度一个长周末，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一再修改演说稿的各个部分。霍尔德曼没有安排下周的大部分日程，以便我能不受打扰地连续工作。
到了星期五，稿子已改了11遍，我准备拿到戴维营去作最后审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把他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份备忘录，要求我在最后确定演说内容以前看一下。
当天深夜，我看了曼斯菲尔德的备忘录，他开头说：“根据我的判断，越南战争继续下去将危害我国的前途。”他说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人员生命的损失以及金钱和资源的浪费。“最严重的是，”他写道，“这场起因和目的不明的冲突正在我们社会内部造成极大的分裂。”
他说，“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职责认为下列各项或者其中任何一项决定对于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是必要的，或者可能是必要的”，那么他将对这些决定公开地明确加以支持。接着，他开列了一连串等于单方面停火和撤军的行动。“我知道按这种方式达成的解决办法是令人不愿设想的，”他写道，“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年不幸采取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外交和军事方针，情况更是如此。”备忘录在签名的上边写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意识到曼斯菲尔德是想通过这份备忘录给我提供一个结束“约翰逊和肯尼迪的战争”的最后机会。据我分析，他把战争说成是“起因不明的冲突”并提到过去几年“不幸”采取的军事方针，是要向我表明他甚至愿意让我宣称我是在努力为我的民主党前任总统所发动的一场不幸的战争争取最好的结局。我知道，如果我的演说采取强硬路线，反对战争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我的反对者。但是，我又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看法，以我认为不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越南战争是错误的。
我工作了一个通宵。凌晨4时左右，我写下了一段话，号召“美国人中伟大的沉默的多数”支持我的发言。我上床睡觉，但是恍恍惚惚地睡了两个小时便醒过来了，所以我又起床继续工作。到早晨8点，演说稿完成了。我给霍尔德曼挂了个电话，他答话时我对他说：“婴儿刚生下来!”
我11月3日演说的主要意思是，我们要在越南恪守诺言。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产党人同意谈判公正和体面的和平或者南越人能够自卫为止————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先出现都可以。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尼克松主义的各项原则继续脱离战斗：根据越南化程度、敌人活动规模和谈判进展情况来决定撤军的速度。我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绝不会受街头示威游行的影响。
至少部分地由于人们关于这次演说有过种种不同的猜测，我坚决表示准备坚持战斗的坚强决心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从而大大增加了演说的影响。我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支持我的意见：
我已经选择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计划，我相信它将取得成功。
如果它果真取得成功，现在批评者说些什么就完全无关紧要。如果它失败了，我现在说的这番话便无关紧要了……
因此，今天晚上我要求你们————我美国同胞中伟大的沉默的多数————一起来支持我的意见。
在竞选总统时，我曾保证要以某种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我已经制订了一项使我能够实现这个诺言的行动计划。
美国人民给我的支持越大，诺言的实现就越快；我们国内的分歧越大，敌人在巴黎谈判的可能性就越小。
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让我们也团结起来制止失败。因为我们应该懂得：北越人是不能打败或屈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使美国战败或遭受屈辱。
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演说不多，11月3日的演说便是其中之一。这次演说影响之大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向“沉默的多数”作一次雄辩的呼吁是一回事，真正获得他们的响应又是另一回事。
演说以后，我独自在林肯起居室吃晚饭。我没有听电视评论，可是家里其他人都听了，他们听了以后气得火冒三丈。他们说，电视广播网记者的评论和分析既批评了我的言论，也批评了我的动机。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客观地介绍我的演说，也没有客观地剖析政界和公众的反应，只是想当然地凭自己的主观见解来发表议论。特里西娅走进来说：“照他们那种讲法，就像他们听的是另外一篇演说，而不是你的演说似的。”
但是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评论员和批评家的说法并不代表舆论。我的电视演说一结束，白宫总机就忙个不停。打来的电话接连不断，持续达几个小时，接着又涌来了第一批电报。在接到内阁官员、白宫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包括迪安·艾奇逊————的电话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对演说的热烈反响超过了我最乐观的期望。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没有睡好。有关公众对演说反响的各种报告使我颇为激动；关于电视报道的报告却使我生气。后来，我写下了这样一段笔记：“11月3日以前，大多数报刊预料尼克松将屈服，其他报刊则料想他将对示威作出强烈的反应。结果出乎它们意料的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尼克松的方针是柔中有刚、软硬兼施。这就是11月3日演说的主题。”
到第二天上午，公众的反应得到了证实。白宫收发室报告说，任何一次总统的演说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样强烈的反响。5万多封电报和3万封信曾经如潮水般涌来，其中批评性意见所占的比重很小。演说后立即以电话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77%的公众赞成。
明确无误的一点是，这篇诉诸“沉默的多数”的演说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事实上，“沉默的多数”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公众倾泻出来的支持热情，对国会的意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到11月12日，一共有300名众议员————民主党119名、共和党181名————联合提出了支持我越南政策的决议草案。有58名参议员————民主党21名、共和党37名————写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11月3日的演说既是我任职期间的里程碑，也是它的转折点。现在，敌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依靠美国内部的分歧来获取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了。我已得到我所需要的公众支持，来继续推行一方面在越南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在巴黎谈判和平的政策，直到我们能够体面地和顺利地结束战争为止。
11月3日以后的几个星期，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对我全面赞同的比率跃升到68%，这是我就任总统以来的最高点。国会的反应极好，因此我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亲自前往参众两院，分别发表讲话，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也并不抱有幻想，认为沉默的多数的这股支持浪潮会维持很久。我的演说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其目的只是为我们正在执行的方针争取支持。我知道，由于新闻界和国会中的批评者不断对我抨击，人们很快将要求我采取新的行动，来取得进展和结束战争。
11月3日演说的意外成功还导致另一结果，这就是它促使我决定同电视新闻网较量一番，指责他们带有偏见的、歪曲的“即时分析”和新闻报道。如果他们的做法不受责难，总统就无法直接向人民把道理谈清楚，而我认为直接向人民讲清道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演说之后没有几天，帕特·布坎南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我直接抨击那些电视评论员。几天以后，他又送来一份以极其直率明确的语言进行这种抨击的讲话稿。特德·阿格纽在秋天发表的几次尖锐有力的演说曾经吸引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以我认为他是发表这次演说的合适人选。我把布坎南讲稿的调子稍为压低一点，然后交给了阿格纽。接着我们又把阿格纽认为刺耳的一些段落改得缓和一些，然后他又对讲稿亲自作了润色，使最后的定稿变成他自己的话。他决定于11月13日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发表这篇演说。
预发的演说稿送到电视网以后，引起了一场大混乱。三大电视网都决定实况播映。在30分钟时间里，阿格纽猛烈地攻击了电视网新闻记者这伙“无冕之王”手中掌握的莫名其妙的权力。他说：“一小伙人，可能只有十来个节目编排负责人、评论员和播映监督人，就可以决定向公众播发什么影片和评论。他们决定四五千万美国人当天将看到什么国际和国内新闻。”在提起我11月3日的演说时，他说我的话遭到不公正的“即兴分析和吹毛求疵的评论”。
阿格纽在得梅因市的演说，在全国的影响仅次于我11月3日的演说。不到几小时，电报便纷纷到达白宫；电话总机整夜应接不暇，人们打来电话表示他们这回放心了，因为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几天里，全国各地便涌来成千上万封信。
电视网故意不理睬阿格纽的演说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一事实，反而企图把这次演说说成是政府准备进行“镇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弗兰克·斯坦顿称这次演说为“美国副总统史无前例地力图威胁一个经政府批准设立的新闻机构”。全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朱利安·古德曼说，阿格纽“对电视新闻的攻击是迎合偏见的需要”。乔治·麦戈文反映了国会左翼和自由派的反应，他说：“我认为这个演说可能是我任公职以来政府高级官员所发表的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声明。”
有些人支持阿格纽的意见。杰里·福特说，如果新闻报道机构歪曲了新闻，它们应该负责。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它们应该有特权。”约翰逊总统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说，林登·约翰逊曾经关心过阿格纽所提的这些问题，但是他不敢为此发表讲话，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被说成是攻击新闻出版自由。
甚至有些一向把我们批评得最严厉的人也承认，阿格纽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例如，英国记者亨利·布兰登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副总统提出了几个有力的论点。粗看一遍演说稿，不假思考便马上进行评论是危险的，这样做会导致轻率的结论或不公正的批评。”
我那11月3日的演说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所谓“新示威”的11月反战大示威的筹划工作掺杂了一种绝望挣扎的因素。我们接到警报说，参加“新示威”的几个好斗的团体现在认为，只有暴力对抗才能使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充分引人注目。由于“新示威”的某些组织人具有激进的背景，很多支持过10月反战大示威的国会议员在“新示威”开始前都设法回避表态，并在示威进行时一走了事。
11月15日，“新示威”举行了。在旧金山，当12.5万名群众有一部分高呼“和平!”的时候，黑豹党头目戴维·希利亚德却坚持说：“我们要杀死理查德·尼克松。我们要杀死任何阻碍我们获得自由的人。”
在华盛顿，25万示威者拥入市区，以致《华盛顿邮报》头脑发热地报道说：“在这些雄辩的演说背后，可以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到这里来的人……是为了支持我国最美好的东西而来的。”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迪克·格雷戈里说：“总统说你们这些毛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好吧，我建议他给约翰逊牧场挂个长途电话。”这番话把在场的群众都煽动起来了。当天晚些时候，发生了零星的暴力事件。一群抗议者沿着大街横冲直撞，砸碎橱窗，同警察进行搏斗。在司法部门前，抗议者一面高喊“砸烂这个国家!”一面冲进大楼，扯下美国国旗烧掉，并且升起了越共的旗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总统任期第一年结束时还要考虑在越南再打两年仗的问题。不过，11月3日演说的意外成功毕竟使我获得更多的时间，并且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的乐观估计也给了我极大鼓舞。他认为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取得胜利————这指的是经过协商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或者帮助南越人自己承担起战斗的重任。因此，我准备不顾国内战线上可能遇到的严重困难，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两年以后正是1971年年底和1972年年初竞选的时候，只要在此以前我能使全国团结一致，赢得体面的和平，当前的各种暂时困难就将获得补偿。
1970年年初，我估计这一年的战场活动将是有限的，甚至会逐步减少。我还预期基辛格通过秘密途径进行的活动将继续下去。至于秘密谈判是否能取得突破，我的估计远不如基辛格那样乐观，但是我同意，只要有成功的一线希望，我们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基辛格和我一致认为，坚持秘密谈判最低限度也可以明确无误地证明我们是抱有和平的愿望并努力争取和平的。
1969年，我们想使苏联人对北越施加压力的尝试显然没有收到效果，我对此感到失望，但并不惊奇。我知道莫斯科为了和北京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支配地位正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苏联人懂得：我们也许会承认他们确实无法减少对河内的支持，也无法让北越人谈判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我们决不会容忍他们大量增加援助或者鼓励北越扩大战争。不足为奇，促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我们合作的最大动力是我们和中国人的新关系，但是这要到1971年年中才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因素。
假使我在1969年年终就知道不到四个月以后我将被迫下令袭击共产党在柬埔寨的庇护所，或者知道在今后两年越南问题将再次把美国引向内部分裂的边缘，我真不知道当时我是否会采取别的行动或别的办法。在那种情况下，我也许不得不走一条越来越升高的钢丝，一方面竭力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战斗部队，另一方面努力使国会内日益强大的反战力量不致通过任何中断战争拨款或要求撤军的法案。
所有这些都是后话。当我元旦坐在圣克利门蒂的书房里思考这些问题时，我确实油然产生一种谨慎的乐观情绪，感到我们已经经受住来自越南的最坏的打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就会开始发生作用。我认为，就某些方面来说，双方关于越南问题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如果说我低估了北越人坚持打下去并拒绝不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的任何解决办法的决心，他们也同样低估了我不顾国内和国际对我的压力而坚持下去的决心。
1969年：总统和国会
我下定决心要成为在国内事务方面也有所作为的总统。我脑海中有一个明确的日程，准备利用任期的第一年来结束内部的争吵，以便动手完成各项工作。“全国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实行变革，”我在新的城市事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希望以谨小慎微的名声被载入史册。”
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发现，热情和决心并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我是12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均被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任职的总统。就在第一年，我送交国会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提案，其中包括自艾森豪威尔第一届任期以来第一个重大税收改革提案、调整对外援助计划提案、选举改革咨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人口增长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总统咨文，以及大约20项有关对付犯罪、毒品和色情文学的提案。可是，只有两项提案获得通过，就是兵役改革和税收法案。随后通过的还有关于使邮政管理局脱离党派关系而成为超党派机构的立法。我们在立法方面克服了民主党的反对，赢得了一些战术性的胜利，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我企图使国会通过的一些建设性的综合提案都将遭到抵制。
这一年国会里出现的三次重大斗争，说明了我在首届任期内同国会打交道时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求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提案仅以一票的多数勉强通过。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在涉及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时，我不得不依靠十分不稳定的两党联合。接着是关于最高法院法官补缺的斗争：总统在1969年年底和1970年年初先后提名的两个人选海恩斯沃思和卡斯韦尔，都史无前例地被国会从党派门户之见出发拒绝批准。最后，围绕我们改革联邦福利制度的大胆尝试————家庭补助计划————所展开的斗争说明参议院存在着分裂成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趋势。正如后来乔治·舒尔茨所概述的：“走中间道路的人总是受左右两方面的打击。”
到1969年，我已看得很清楚，不论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方面，美国和苏联是永远不可能有绝对均势的。首先，苏联是陆上强国，我们是海上强国。其次，固然我们的核武器比较好，他们的却比较大。此外，在军备的每一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武器发展到一定水平，任何国家都有摧毁另一国家的能力。在超过这个水平以后，最重要的不是考虑如何继续增加武器的数量，而是考虑如何保持战略均势，同时要使对手了解，一次核袭击即使成功，也将是自杀性的。
因此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我便开始使用足够而不用优势这样的词汇来说明我为我们的核武库规定的目标。制止军备竞赛意味着与苏联人就分别领先问题达成协议，所以我要求我方从一开始就具有最足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说过，国会绝不应该让我以世界第二强国首脑的身份坐到谈判桌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反弹道导弹问题。苏联人曾经表示愿意就限制防御性武器达成协议。国会中大部分的自由派、新闻界和学术界人士都倾向于按表面意思来理解苏联的声明，担心国会如果投票赞成反弹道导弹系统将会破坏现有的军备平衡，迫使苏联人加大他们的扩军计划，从而失掉一个达成协议的宝贵机会并把军备竞赛推向更高一级。
我认为他们错了。我想苏联人之所以这时对开始武器谈判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反弹道导弹，从而将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我们的情报指出，1969年苏联人在核武器上的耗费相当于250亿美元。他们部署了10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而我们却没有部署；他们的海军增加了几艘发射核导弹的潜艇，我们却没有增加；他们还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40枚新的反弹道导弹。我们了解到，就在国会关于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进行激烈辩论时，苏联人已经着手制造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反弹道导弹和与此有关的强大雷达系统了；他们还正在建造更多的潜艇导弹。我感到，从策略上说，我们需要反弹道导弹作为同苏联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苏联人已经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同苏联人谈判时没有这种导弹，我们就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为了达成摒弃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我们就必须拥有反弹道导弹系统。我试图说服国会相信，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所代表的，实际上是表明美国的战略武器是否可靠的一个合乎情理的转折点。
我知道，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将作为衡量美国决心的尺度响彻全世界。一旦欧洲人或日本人断定我们在承担义务和对抗苏联人方面不足信赖，美国在欧洲和远东的地位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不过，据我看来，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还牵涉到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即美国人是否仍然认为我们在世界上代表某种信念，在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受到侵略时必须勇于承担抗击的重任。我相信大部分美国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只要我们的敌人中间有人还对此有所怀疑，引诱他们来考验我们信念的力量就会强大得多。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将是我任职期间在防务措施上第一次重大的国会表决，我想发出这样的信号，说明我们并没有丧失关于意图和决心的爱国观念————因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观念。
不幸的是，越南问题使辩论变得很不愉快。自由派在越南问题的影响下，相信美国由于作出过分好战的姿态而遭受损失，决定要压缩我们的军事开支。正如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所说的：“当然，在反对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上有一些完全合理的论据。但是，大部分的反对意见实质上是感情用事————这是自由派为了越南问题对将军们进行报复的手段。”自由派痛恨战争，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退出战争。我也痛恨战争，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履行我们对南越所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我认为自由派自欺欺人，因为美国的不光彩行为是不会使世界变得安全一些的。
反对反弹道导弹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论点是，很多人————艾森豪威尔恰巧也是其中之一————怀疑防御武器系统的功效，主张把经费花在增强我们的进攻能力上。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反对意见，涉及这种系统的费用和它实际提高防御水平的程度是否相称的问题。这些论点使我在一些负责的保守派和稳健派中间失去了也许本来可以得到的支持票，从而使接近最后表决时气氛更为紧张。
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事实上牵涉到要求增加拨款以继续执行约翰逊总统时期已经开始的建造计划的问题。他在1967年提议设立的范围广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称为“哨兵系统”。1969年我决定提出的业已压缩的系统叫作“保卫系统”。
既然我已经作出决定，我们就面临着我第一届任期内最大的一次国会斗争。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众议院通过；然而在参议院却胜负难卜，因为那里有以特迪·肯尼迪为首的力量强大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竭力主张加强国防力量，为我们领导了这场斗争。他说，这好比一场战争，我们如果想要获胜，就必须像打仗一样进行战斗。
我们往国会山派遣了大批白宫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使用说服而并非压服的微妙手法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我们必须根据每天汇报中提到的对某一位议员推动得不够或对另一位议员逼得太甚的情况，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策略。开始时，我同议员们通电话和会面，每天的活动非常忙碌，但是经过初步接触和摆清楚论点以后，我断定这样做是浪费将来可能需要发挥作用的总统威信。有些议员企图利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作为他们本身讨价还价的筹码。有一次，一位有势力的委员会主席暗示，我如果批准在他的选区兴建一个重要的联邦设施，就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只手被束缚的情况下作战的，因为我们既不能公开说明我们需要反弹道导弹作为对苏谈判的筹码，也不能透露有关苏联武器的情报。在国会情况介绍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上，基辛格和我阐述了上述理由，但自由派的力量组织得很好，大体上能够控制公开的辩论。
参议院即将对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第一次投票，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关键人物之一是共和党有独立见解的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双方都想赢得她的支持；迈克·曼斯菲尔德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的男子公开地讨好一个女人。一些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问题和事件，也要联系到在表决反弹道导弹时具有什么意义来加以考虑。因此，当4月间北朝鲜人击落我们的EC-121飞机时，作为反对采取报复行动的理由中有一项就是：由此而引起的轰动可能会加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力量。7月，当特迪·肯尼迪的汽车在查帕奎迪克岛上掉下桥去之后，他作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领导人的作用就明显地减弱了。由于表决时间迫在眉睫，我对布赖斯·哈洛说：“一定要让我们所有的人一直都待在那里。别让任何一个人病倒。在表决结束以前，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上厕所。”
8月6日的表决是以对法案的三项修正案分别表决的形式进行的，只要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就将搁浅。结果，三项修正案都被否决了。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修正案规定不得拨付部署“保卫系统”的一切经费，参议院对此表决的结果是50票对50票。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票数相等本来就使修正案不能成立，但是阿格纽投了他的打破同等票数的一票，使表决的最后结果变为51票对50票。
尽管胜负之差薄如刀片，投票的结果还是确定美国仍旧准备保持它的军事实力。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们在参议院的这场有关反弹道导弹的斗争失败了，1972年我们就无法在莫斯科谈判签订第一个限制核武器协定。但是，一票之差的胜利无疑是伤脑筋的事，这证明我完全有必要下定决心在1970年的国会选举中投入尽可能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以加强我们在国会的地位，使票差更为安全可靠。
最高法院对政界和社会的动向总是很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首席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法院在政治上空前活跃。像许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稳健的保守派一样，我感到有些最高法院法官往往利用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根据自己的社会观、政治观和思想意识来改造美国社会。
到1968年总统竞选时，沃伦已经77岁了。看来他不可能再在万一出现的尼克松政府的四年————也许是八年————任期内始终领导法院了。1968年6月13日，他向林登·约翰逊递了辞呈，“辞职生效日期请总统裁定”。
6月26日，约翰逊提名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福塔斯自1965年经约翰逊委派到最高法院工作以来，一直担任法官职务。在宣布他被提名为首席法官以后不久，人们发现约翰逊的这位密友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为约翰逊办过一些私人的和政治性的事务。这显然破坏了分权原则。同时还发现，福塔斯曾接受美利坚大学的讲学费1.5万元。福塔斯以前的一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还曾经向一些与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可能相关的有势力的工商界和金融界领袖筹集款项。
10月2日，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对他的提名。那时离选举已经很近，如果约翰逊另行提名就显得政治味道太浓了。这样谁当上总统，谁就有机会在他任期之初选择一位首席法官。
我在当选总统后不久，便派比尔·罗杰斯去和首席法官沃伦商量，就他辞职的时间安排达成一项谅解。沃伦同意留任到6月开庭期结束为止。我要约翰·米切尔开始物色替代沃伦的人选。我是第37任总统，然而我提名的人却只是我国历史上第15任首席法官，所以不能仓促行事，轻易决定。
我第一次挑选的是前司法部部长赫布·布劳内尔。唯一的障碍是他在1957年小石城学校危机时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部长，我知道南部很多人对于他在动用联邦部队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方面所起作用的余恨未消。米切尔在获悉南部主要参议员反应消极后对布劳内尔说，批准对他的任命的斗争将是艰苦的。布劳内尔认为这样一场争论不论对国家还是新政府都没有好处，因此，要求不再考虑他的任命。
我让米切尔试探一下汤姆·杜威。不出所料，他由于自己年老而推辞。他已经66岁，他竭力主张任何一位首席法官都应该至少任职十年。
我还考虑过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他能言善辩，对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力主采取有力行动的决定表示异议。可是他于4月30日前来白宫对我说，考虑到其他法官的情绪，他认为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提升为首席法官不符合该院的最大利益。
在物色人选的过程中，我心里逐渐形成了五项选择标准：下一任首席法官必须有高度的法律头脑；按他的年龄来说必须至少还能任职十年；如有可能，他应该具有开业律师和上诉法院法官两方面的资历；他必须大体上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即最高法院应该解释宪法而不是以司法命令来修正宪法；最后，他还必须具有特殊的领导才能，能够解决同事之间的分歧，从而使最高法院尽可能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意见一致，态度明确，或者至少能有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坚定意见。
我审查了米切尔为我准备的上诉法院法官名单，开始特别仔细地查阅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沃伦·E.伯格的档案。196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伯格的一篇关于法律和秩序在社会上所起作用的演说摘要，我读了以后留下很深的印象。在1968年的竞选运动中，我在自己的演说里几次引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米切尔用书面给我提供了伯格的一些见解，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明确有力。我知道沃伦·伯格思想上属于稳健的保守派，其处世为人令人敬佩。我在5月21日提名他为美国首席法官。他顺利地获得批准，并于6月23日宣誓就职。
当我正要确定新的首席法官人选时，我意外地有机会给最高法院再补一个缺位，因为阿贝·福塔斯突然提交了辞呈。
《生活》杂志不久前进一步揭露了有关福塔斯的财源和一些可能违背公共利益的行径。我对米切尔说，为了表示好意，我们应该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让首席法官沃伦知道司法部最近的调查所揭露出来的一些新的指控。沃伦对此非常感激，因为他觉得这种新的情况严重地威胁着最高法院的声誉；他相信福塔斯除了下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对福塔斯说来，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我认为报刊把他挑出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约翰逊进行马后炮式的攻击，所以福塔斯宣布辞职的那天，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但毫无疑问，他办事很不检点，他的辞职对最高法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再次要约翰·米切尔负责物色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工作。我们选中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门特·F.海恩斯沃思法官，并于1969年8月18日宣布了这一提名。海恩斯沃思56岁，出身于著名的法学世家，曾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工作过12年，表现杰出。
我刚宣布了提名，就受到严厉的批评。一些民权组织立即称海恩斯沃思为种族主义者；有一个团体说他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米尼宣称，他的经历是反劳工的。报纸拣起了这些题目，每天变换花样进行宣传。不久，这种偏颇的心理支配了华盛顿。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开动了机器，开展一场写信和打电话的运动，对参议院施加压力。
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伯奇·贝赫成为反海恩斯沃思势力的领袖。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贝赫指控海恩斯沃思有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声称他在几起审理他拥有股份的一家公司的顾客的案件时，本应自行回避却没有这样做。揭发的这些事情早在几年前就由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西蒙·索贝洛夫进行过调查，结果两人都认为海恩斯沃思并没有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关于回避审理问题的法律权威人士约翰·弗兰克当时曾作证说，海恩斯沃思不仅没有回避的义务，倒是应该积极负责对那些案件作出裁决。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仍然未能打消贝赫的指控，因为他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党自由派同记者团狼狈为奸，共同中伤海恩斯沃思。
贝赫和他的支持者最后硬说，被提名人仅仅没有参与任何不正当行为是不够的；现在必须是连不正当行为的“迹象”也没有。这样，一个被提名人的反对者们可以捏造罪名，说他有不正当行为的“迹象”，从而使他遭受挫折。这是一个怀有恶意的集团：被提名人竟会不是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诽谤者无中生有的指控而遭到谴责。
没有几位参议员坦率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海恩斯沃思的真实理由，不过有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参议员告诉记者说：“所谓违背公共利益的说法并不实在，我们是反对他的信仰。”
在这场骚动当中，一个以少数党国会督导员、密歇根州罗伯特·格里芬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代表团到白宫来要求我撤销对海恩斯沃思的提名。他们说明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劳工和新闻界使他们受到的政治影响。
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事实上，我还进一步说，即使海恩斯沃思自己要求我撤销他的提名，我也不会答应。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宪法原则，即总统有权提名最高法院的人选。并且还存在着一个怎样做人的因素。如果我在海恩斯沃思受到党派斗争的猛烈火力攻击时撤销对他的提名，那就可能损坏他的声誉，使他不能再担任法官职务和其他公职。因此我明确地说，我准备把提名坚持到底。
参议院在11月21日以55票对45票否决了海恩斯沃思的提名，17名共和党人追随民主党自由派投了反对票。
12月4日海恩斯沃思来到白宫，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看来他对发生的事情感到迷惑不解。他是一位温和、精细和异常善良的人。当他说到他的妻子比他本人更受到这段艰苦经历的折磨时，我想起了帕特在基金危机时的感受，并希望海恩斯沃思内心极大的痛苦不致像我们那样终身留下精神上的创伤。那天晚上我写下了这样一行笔记：“海恩斯沃思是他可能并不理解的一些努力的牺牲品。”
1970年1月19日，也就是表决海恩斯沃思提名后两个月，我提名佛罗里达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法官G.哈罗德·卡斯韦尔。事先我要米切尔绝对保证我们的第二个被提名人在个人人品和职务活动上都无懈可击。卡斯韦尔既无股票又无证券，这一事实似乎同那导致海恩斯沃思失败的所谓不正当行为的“迹象”沾不上边。
可是没有多久，自由派便开始反对卡斯韦尔。仿佛事先安排好似的，新闻界和国会都用“种族主义者”这个惯用的名称进行攻击。南部任何保守的法官受到这类攻击原是意料中的事，并不令人惊奇。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发觉卡斯韦尔很久以前讲过的一句话。当他在194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佐治亚州议员的时候说过：“种族隔离是正当的，是我们各州唯一切实可行的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对此我坚信不移，并将在行动中加以贯彻。”卡斯韦尔已经抛弃了他22年前的观点，但是后患却无法弥补。我由于我们忽视了这几句不幸的话而感到苦恼，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轻率言论既然已经放弃和改正，就不应该在以后的年月里被用来反对他。
从档案材料看，卡斯韦尔的条件是很合适的。但是，在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特别仔细的审查以后，加上具有不同特征的参议员及其助手决意要发掘一切可能找到的不利材料并尽量说得严重一些，我们终于发现他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合格。我仍旧相信，按以往的标准来衡量，卡斯韦尔还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在海恩斯沃思事件之后，党派倾轧实在太激烈了。“平庸”这个字眼越来越频繁地被用来形容卡斯韦尔和他的经历。为他辩护的人不得不致力于证明他并不“平庸”。
4月8日举行了表决，卡斯韦尔的提名以51对45票被否决。我在冷静和理所当然的愤怒的支配下，不得不在次日发表声明，评论参议院这一行动。如果说北部的自由派因为击败我所提名的第二个人而尝到了胜利的滋味，那么我断定他们至少要在南部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我说：
我已经违背自己的心愿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管是谁，只要他像我一样信奉宪法的严格的条文规定，而又碰巧来自南部，就不可能被批准担任最高法院法官……
撇开一切虚伪不实之词不谈，他们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所抱有的法理观念，即和我一样信守严格的宪法条文，还有就是他们恰巧出生于南部……
因此，我已经得出结论，下一个被提名人必须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因为目前这样组成的参议院决不会批准一个和我同样重视严格的宪法条文的南部人。
现在回顾起来，我没有理由责备一些由于认为卡斯韦尔缺乏最高法院法官所需的高超智慧和司法才能而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但是我仍然认为，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有许多人是拿他的能力问题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不赞成他的宪法观念这一真实原因。
1970年4月14日，我提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哈里·A.布莱克门。他是艾森豪威尔任命的联邦法官，已任职十年半，成绩卓著。在此以前，他还当过20年的律师。布莱克门是北方人，来自明尼苏达州。5月12日，参议院一致批准了任命。
1971年9月的一个星期里，我接到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因健康欠佳申请退休的函件。
有了任命卡斯韦尔和海恩斯沃思的经验，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要任命严格遵守宪法条文的人，并且仍然想找一个合格的南方人。这次我还希望物色一个合格的妇女。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我提名的人能获得批准。
这一次我决定，除了仍由约翰·米切尔主要负责推荐可能的候选人外，我自己也设法征询一些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我们物色妇女人选的工作是认真而紧张地进行的，另外，我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帕特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坚定的、有说服力的游说。但是我们发现，适合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官和女律师一般说来都有自由派的观点，并不符合我所确立的遵守严格的宪法条文的标准。
1971年10月19日，我叫米切尔向弗吉尼亚州律师、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刘易斯·鲍威尔表示，请他担任空缺的法官之职。鲍威尔不大愿意，因为他已64岁了，但是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劝他接受这个职位。次日下午，他打电话给米切尔，接受了提名。
我的朋友、白宫特别法律顾问迪克·穆尔建议我考虑请司法部部长助理威廉·伦奎斯特补另一空缺。伦奎斯特在斯坦福法学院学习时在班上名列第一，以后又当过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书记官。除了他具有无可置疑的法律方面的资格和稳健的保守派观点外，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年龄。他只有47岁，大概可以在最高法院干上25年。米切尔同意穆尔对伦奎斯特的高度评价，热情地赞成推荐。
10月21日我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鲍威尔和伦奎斯特的提名后，遭到了意想中的指责，说我正在把一些极端保守派塞进最高法院。参议院拖延不决，以便让那些批评者有时间来设法打倒新的被提名人。但是，他们显然具有很高的资格，人们只能提出一些党争色彩极浓的反对意见。结果两个人都以压倒性多数票获得批准：鲍威尔在12月6日，伦奎斯特在12月10日。
我认为我对最高法院的四个任命是我任职总统期间最有建设性的和意义最为深远的行动之一。有些批评者把我的这些任命说成是企图建立一个“尼克松法院”。固然，我所任命的人都赞同我保守的司法观念，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沃伦法院时期所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就个人来说，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和严格遵守宪法的干练法学家，往往在重大案件上持不同意见。在任命的时候，我分别对他们说，我决不会试图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应该只忠于法律而不是忠于我个人。他们就一些在政治上或个人方面对我有影响的案件所作出的裁决，表明他们是接受了我的劝告的。
从执政的最初几天开始，我就想取消“伟大社会”计划中一些花费很大的失败措施，并且想马上就动手这样做。我希望拥护我的选民能够看到，我正在实现我的竞选诺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福利制度，所以我把福利改革作为最优先处理的国内问题。
可是帕特·莫伊尼汉却一反常态，要求我谨慎从事。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他在我办公桌前面踱来踱去，挥动两臂来强调他的论点。“所有那些充当‘伟大社会’积极分子的选民都在那里等着，”他说，“只要你触动这些职业福利工作者、城市计划者、日托保育员、社会工作者等，他们就准备打击你。老实说，砍得太快，我就心惊胆战。不妨拿模范城市作为例子。如果你放弃这个计划，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要火冒三丈了。”
莫伊尼汉主张在提出任何国内立法之前先用一年时间来稳定国内形势。但是一年实在太长了，因此，我催促内阁和白宫班子尽快制订一个创造性的、革新的社会立法计划。
现行的福利制度一团混乱，效率很低，又参差不一。对同样情况的家庭的补贴，这个州可以每月高达263美元，那个州每月只有39美元。在大多数州里，对无父亲家庭的补贴较高；因此，许多家庭为了多得钱而分居便毫不足奇了。从1961年到1967年，新增加的享受福利的家庭中有93%是没有父亲的。私生子也增加了；到1969年，纽约市享受福利的新生儿中有69%属于非婚生子女。这个制度漏洞很多，一个坐吃福利的人的收入可能高于干活所得的最低工资，每年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妇女可能还有资格享受福利补助。还有臭名远扬的欺诈问题，以及一些庞大体系由于规章繁杂和可供开支的款项很多而具有的贪污这一通病。
福利问题的背后还翻腾着恼人的种族摩擦的潜流。莫伊尼汉在1969年5月17日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这种情况：“目前，社会上从事福利事业的人————教师、福利工作者、城市计划工作者、营养专家等————都全神贯注于黑人问题，有时几乎好像不愿听说白人也有困难或者接近困难。”莫伊尼汉还指出，目前的福利服务方针往往不仅把工人阶级中的白人排除在外————60%低工资的工人是白人————而且还造成一批从事他所说的“不满行业”的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
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使贫穷的黑人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当黑人往往是牺牲品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在他们不是牺牲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举个例子来说，我估计从事启蒙儿童教育的白人妇女每小时挣的钱平均约比这类儿童的黑人父亲高两倍。尽管如此，对那些儿童来说，大人挣多挣少的区别实在是有限的。同时，穷苦的黑人似乎比接近穷苦的白人受优待，所以不满的叫喊声就越来越大，温度也就上升了。
就像一家杂志的作者所描写的那样，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处于“白人中下层阶级反叛”的边缘。
经过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之后，我们拟订了一个“家庭补助计划”，我在1969年8月8日关于国内立法问题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加以宣布。
“伟大社会”计划曾经花费几十亿美元，为穷人提供了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福利。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你就有资格获得许多免费或减价的物品和劳务。我认为这种做法鼓励了依赖思想，挫伤了那种激励人们经济上自立的自力更生精神。我认为，人们应当有节约开支和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我厌恶社会福利工作者对享受福利的成人和儿童实行的那种爱管闲事和以恩人自居的监督，从而使他们感到屈辱和孤独的情况。“家庭补助计划”的基本前提很简单：穷人需要金钱方面的帮助来摆脱贫困。
我们提出的答案也很简单，不过它是革命的：我们决定用联邦的经费不仅补助失业的穷人，而且补助有工作的穷人。款项不仅发给无父亲的家庭，也发给有父亲的家庭。我们将规定联邦收入最低额，以减轻各州的财政负担；我们将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自动化付款办法，借以减少烦琐的手续，并在不久的将来取消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消除福利工作所造成的不好的名声。
但是，“家庭补助计划”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有保证的收入。计划规定每个受益人只要在合理的距离内有合适的工作，就必须接受这项工作或参加为适应这项工作而举办的培训班。基本的方针是：不工作就不能享受福利。唯一的例外是年老体弱者以及学龄前儿童的母亲。
实行“家庭补助计划”要承担风险。这一点我知道。我们要使有资格领取联邦补助的人数比目前增加1300万人，以便奖励工作而不是惩罚那些有职业的穷人。我们第一年将增加40亿美元开支，但是我们预计，一旦人们不再由于有了工作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一旦他们有把握在就业的情况下所得的收入要比单纯依靠福利多————他们就宁可工作。我们希望，增发的金钱所造成的稳定局面将刺激人们不断追求报酬高一些的工作，最后使他们不再依靠福利补助。这是一种推测，谁也不能肯定它是否行得通。由于这些原因，“家庭补助计划”在白宫班子和内阁中就不大容易通过。以阿瑟·伯恩斯、特德·阿格纽和预算局局长罗伯特·梅奥为首的保守反对派提出批评，莫伊尼汉、芬奇、埃利希曼和劳工部部长乔治·舒尔茨则为这个计划辩护。
我知道我们实行“家庭补助计划”带有冒险的性质。但是我也知道，现行的福利制度是一种逐年恶化的灾难，只有“家庭补助计划”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我在许多方面的处境十分奇特：一方面，我作为八年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就职还不到八个月就准备提出一项几乎是革命性的国内立法，为此需要寻求与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结成立法联盟；另一方面，我自己的保守派朋友却必然会反对这个法案。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右翼的非难。我免不了要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
果然不出所料，保守派把这个计划斥为“巨额施舍”和左派方案。可是，在报刊专栏作家、社论撰写人和学术界稍稍赞扬了一番以后，自由派便攻击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它一棍子打死。他们抱怨说，款项的数量不足，就业的要求又有许多限制。事实上，“家庭补助计划”一旦实行，就可以立即把当时60%的穷人的收入提高到原有的水平以上。这是货真价实的向贫困开战，然而自由派却不能承认这一点。自由派参议员马上开始提出他们自己的耗费浩繁、根本没有希望通过的法案。正如莫伊尼汉指出的，好像他们不能容忍一位保守派共和党总统采取一些连自由派民主党前任也不敢采取的行动似的。
有关的利益集团对此作出的反应也并不美妙。号称代表福利受益人利益的全国福利权利组织与有被取消危险的社会福利工作者结成了联盟，一道谴责这个计划。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把它叫作“政治镇压行动”，指责政府阴谋饿死儿童。这个计划甚至还被称为“种族歧视”的计划，虽然它一旦通过，就会使居住在南部14个州的黑人增加约40%的收入————而全国黑人在1969年有超过一半居住在南部。全国福利权利组织还举行了吵吵嚷嚷的听证会，由一些福利受益人出来作证，说什么“我们只要那种报酬为1万至2万美元的工作”，以及“你们最好把我现在的福利收入再增加一点”。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要保证每个四口之家有6500美元的收入。这项计划由乔治·麦戈文向参议院作了介绍，如果获得通过，就将使大约一半美国人享受福利待遇。
我们作了艰苦的斗争。1970年4月16日“家庭补助计划”在众议院通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里·福特的领导和威尔伯·米尔斯的帮助。但是，由于南部保守派占据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重要职位，没有取得自由派的协调一致的支持，该委员会把计划搁置下来了。1970年7月1日，莫伊尼汉写信对我说：“今年通过‘家庭补助计划’的可能恐怕不大了，如果今年通不过，十年之内也别想通过。”他说，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起来抵制企图扼杀这个议案的种种努力，而“民主党人却日益认为，这是不让你取得辉煌胜利并把这次失败归咎于你的大好机会”。
秋天，我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施加了压力，但我的努力失败了。该委员会在11月20日以10票对6票否决了这个议案。1971年，众议院再次通过这个法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又把它搁置起来。最后，只有“家庭补助计划”中有关保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得到两院批准。
到了1971年，“家庭补助计划”的势头已经过去，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仍然相信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它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时宜了。美国人民在1969年对变革有思想准备，可是到了1971年他们却在考虑别的事情————越南和经济问题。到了1971年，我还要对1972年的选举预做准备，不想在选举年就有关“家庭补助计划”问题在保守派的手里吃一场败仗。因此，1972年夏季，当我需要考虑究竟是赞成参议员里比科夫提出的开支更为浩大的法案还是不顾必然要遭到的失败而坚持我们原来的“家庭补助计划”时，我决定选择后者。“家庭补助计划”这一超越其时代的想法，最后于1972年夭折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阿波罗11号
对我来说，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1969年7月一个美国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登月是一个早在十多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轨道卫星之后就开始执行的计划的顶点。美国舆论界一想到苏联人控制着外层空间便感到震惊，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大多数顾问却没有这样不安。例如，谢尔曼·亚当斯曾对一批主要是共和党人的听众说，所谓卫星竞赛不过是“一场外层空间的篮球赛”。我认为这种轻率的言论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在公众看来是灾难性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旧金山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如果把这件事看成对月球上的那个人比对地球上所有的人更有意义的科学绝技而加以抹杀，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段时期，我在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竭力主张扩大我们的导弹和空间计划。艾森豪威尔最后回心转意，同意了这个观点，批准了一项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建议。固然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我却认为这里涉及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我相信，当一个伟大的国家中途退出探索未知事物的竞赛时，它也就不成其为伟大的国家了。
1961年，肯尼迪总统把登月定为60年代末期的目标，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丰富想象，那时载人空间计划已经着手进行。约翰逊总统是国家航空和宇宙航天局的热心支持者，在他执政期间阿波罗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我作出决定，当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确实在月球登陆时，应该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国家宇航局官员的协助下，我们制订了一个用电视转播白宫与月球之间的电话通话的计划。在月球表面上，宇航员除了备有一面美国国旗外，还将留下一块金属匾，上面有我们的签名和下列题词：
来自行星地球的人
在此首次踏上月球
公元1969年7月
我们为了全人类而内心宁静地来此
7月20日星期天晚上，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鲍勃·霍尔德曼和我一起站在我私人办公室的电视机旁，观看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然后，我走进隔壁的椭圆形办公室，那里电视摄影机早已安放好了，只等着拍摄我和月球通话的双画面镜头。
传来的阿姆斯特朗的说话声音既洪亮又清晰。我说：“由于你所完成的业绩，太空已经变成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因为你从‘安宁之海’和我们通话，这就激励我们要加倍努力把和平与安宁带给地球。”
在经历了往返月球将近50万英里的旅程之后，阿波罗11号溅落在夏威夷西南约1000英里的太平洋中，离预定地点不到两英里。我在那里欢迎宇航员归来。因为这次登月飞行的指挥舱以“哥伦比亚”命名，我命令海军军乐队在宇航员从直升机踏上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甲板时演奏《哥伦比亚，大洋上的明珠》这首歌曲。
当我在检疫室外隔着窗子和宇航员们谈话时，我想到玻璃窗那一边的三个人是刚从月球回来的，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肃然起敬的感情。我一时冲动地说：“这是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周。”几天后在我和比利·格雷厄姆谈话时，他说：“总统先生，我完全理解你当时的感受，也完全懂得你说的那番话的含义，可是，尽管这样，我认为你可能还是说得有点过分了。”
阿波罗计划于1972年12月19日以阿波罗17号的溅落而告结束。公众对宇航的需要已经不再感到兴奋，并且厌倦这种航行所经常带有的危险了。这个计划也开始成为危及70年代新技术发展的那种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态度的牺牲品。这种态度也促使国会拒绝支持我那关于继续执行研制超音速喷气运输机计划的提案，而我认为这个计划对保持美国商业航空方面的领先地位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论点是，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穷人，就一元钱也不应该花在宇宙航行上面。可是，据我看来，宇宙空间的探索是要求美国精神作出的最后几个重大努力之一。空间也许是真正适合美国发挥其创造奇迹的能力的最后一个尖端领域。
林登·约翰逊：1969年12月
1969年12月11日星期四，林登·约翰逊在华盛顿，我邀请他到白宫来进早餐。我在红厅同他见面，然后我们直接到一楼的家庭餐厅。我把餐桌安排得使他可以面对火炉。不用他吩咐，一瓶液化糖精已放在他的盘子旁边，侍者给他端来了很淡的咖啡。
他非常激动，因为有人指责他任总统期间曾利用职权帮助朋友以特殊交易的方式获得土地和联邦贷款，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老年病学中心。在早餐过程中，他几次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他关于停炸北越和同苏联人打交道等问题也谈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事后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口授了有关这次会晤的一些回忆。这是我1971年11月开始几乎每天口授日记之前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份详细的口授记录之一。
林登·约翰逊是个十分注意实际利益的人，也许不可能用言语来形容和他在一起的感受。不过，我认为这份口授记录至少能使人稍稍了解我同他的一席谈话可能产生的印象和情感：
他看上去胖得多了，我注意到他一激动就气喘得很厉害，在谈到那个〔老年病学中心〕问题时，甚至似乎眼里含着泪水。
他详细地回顾了他对越南问题谈判的态度以及他同苏联人的关系。如同他在加利福尼亚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再次告诉我，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主要错误是过分“信任苏联人”了。他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在任职的头六七年同苏联人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们害怕艾克”，因为杜勒斯曾扬言要在朝鲜大干一场〔使用原子弹〕。他认为，艾克之所以在最后一年遇到一些困难，是由于苏联人的那种畏惧心理淡薄了。他觉得同样的情况在肯尼迪设法安抚苏联人期间也曾出现过，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告结束。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说，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曾表示苏联人愿意协助解决越南问题，并且提出了一项建议，对于这项建议，约翰逊说他愿意加以考虑。约翰逊提议他们在纽约再次会晤。在他们会晤时，约翰逊已经同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研究了柯西金的建议，并提出了一项柯西金称之为“同他的建议不一样但也不算太离谱”的相反建议。约翰逊满以为会产生一点结果。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毫无结果。腊斯克召见多勃雷宁，在这个问题上碰了壁。两个星期以后，汤普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拜访了葛罗米柯，遭到了冷遇。这番主动行动根本没有结果。
他说，在停止轰炸期间，哈里曼“起码12次”告诉他，苏联人从北越人那里获得保证，如果停止轰炸，有关炮轰城市的“谅解”就会付诸实施。他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类似的保证。
他说，屡次的暂停轰炸都是错误的，其结果是一事无成。他之所以每次同意暂停轰炸，是由于他通过苏联人或通过其他来源获得了某种保证，即对方将作出积极的反应。他说，在竞选运动后期，他不想再下令暂停轰炸，除非他绝对相信他成交了一笔“买卖”。他知道，要不然他就会被人指责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才这样干的。
他十分辛酸地谈到《展望》杂志刊载的关于他兄弟的那篇文章。他讲了一个给他大量财务支援的人的情况，这人也有一个遭到许多指责的兄弟；（他们的）母亲硬要他给兄弟找点事做，最后他给他一份差事，开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穿过他所在的那个州。“他在马路边一家食品摊跟前停下车来，喝了两杯啤酒，向女招待纠缠求婚后，才开车上路，不一会儿就撞在面前的一棵树上了。”
他以亲切的口吻谈到阿格纽，说他对阿格纽当马里兰州州长时的政绩有很高的评价。显然，阿格纽曾大力支持过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他觉得，新闻记者天生是坏心眼儿的，他们非得对什么人进行攻击不可，否则就不舒服。他认为，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没有受到他们的攻击，仅仅是因为戈德华特是他的对手，等到戈德华特对他没有妨碍时，他们必然就立刻来对付他了。“新闻界除非攻击碰巧当上总统的人，否则就不高兴”，这是他的结论。
他至少花了20分钟的时间滔滔不绝地对我大谈老年病学中心的问题，娓娓动听地谈到他已经决心要修建这样一个中心，因为他故乡的市长去世以前的几年是在一处休养院里度过的，那里简直是个“猪圈”，并且说他的母亲也在类似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
他又讲了他〔在1960年〕加入候选人行列的经过，并说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萨姆·雷伯恩一再强调，既然尼克松“管他叫叛徒”，他非得把尼克松挤掉不可。约翰逊回忆起我任副总统时，有一天我请他到参议院的讲台上，给他看了他们所谈论的那篇讲话稿。后来他把那份讲稿拿给雷伯恩看，雷伯恩根本不屑一顾，说里面的内容在另一次讲话时早说过了。无论如何，雷伯恩直到去世还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们告别时，他亲切地谈到我们给予他、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夫人的礼遇。
第一年
到1969年年底，在我进白宫将近一年以后，我认为政府高效率的班子正在顺利地开展工作。
鲍勃·雷尔德曼已经讲明，同一般人所认为的情况相反，是有可能使白宫在工作上发挥效率，让工作人员起到最大的作用，并用充分的时间和充足的材料为各项决定作好准备的。这应当归功于霍尔德曼，因为他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同每一届总统任期一样，本届的内阁同白宫班子之间从一开始就闹起矛盾来。到处都流传所谓霍尔德曼对待内阁成员和党派领袖态度粗暴的说法。虽然大部分不足为信，我相信有些也并非空穴来风。霍尔德曼思维敏捷，令人信服，但对于那些在当机立断和献身精神方面比他逊色的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他有伟大的期望，并且他强求白宫工作人员满足他的期望。
在尼克松政府中有观点的争论和性格的冲突，可是在人类的任何组织中过去和今后都不免要出现情况。这些冲突中最重要的一次冲突————由于它可能对政策产生影响————把比尔·罗杰斯、亨利·基辛格和梅尔·莱尔德都卷了进去。当这三个性格和气质迥然不同的人加入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这三个关系复杂的机构时，那就必然会产生十分紧张的气氛。应该说，罗杰斯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主要只想及时了解各种事态的发展罢了。他必须向几个国会委员会作证，而我们的各项决策历来————并且通常是必要地————遵守的保密习惯往往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一次我开玩笑说，莱尔德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论他是否了解内情，他都可以回答问题和陈述自己的意见。
罗杰斯和莱尔德偶然也在未同白宫配合的情况下就进行一些极为微妙的交易和谈判。有些时候他们由于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外交的内情而无意中这样做了，有时这样做却是为了防止基辛格或我自己提出异议；有的时候，我认为，只不过是为了显露一手，向他们本部门和新闻界表示他们能够采取独立行动而已。在有些情况下，其结果并无害处，甚或是确有助益的，但在少数情况下，其结果很可能损害我们的对外政策和信誉。
基辛格同罗杰斯之间的关系最后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情景。基辛格对我在1969年和1970年将全部中东问题交由罗杰斯处理感到恼火。他认为罗杰斯受国务院亲阿拉伯分子的影响太深，并且缺乏必要的手腕、敏锐感或全面外交政策策略的观念。当对外政策权力似乎变得很分散时，基辛格也感到忧虑，并对罗杰斯能够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这一点表示关切。罗杰斯认为基辛格是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不择手段的政客，虚伪、自私、狂妄自大和盛气凌人。基辛格认为罗杰斯愚蠢、孤陋寡闻、不能保守秘密，并受制于国务院的一套官僚机构而不能自拔。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日趋严重。基辛格一再暗示，除非罗杰斯受到约束或调职，否则他可能不得不引退。
我重视这两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和特性，因此，我力求不介入他们通常一碰到与彼此有关的事情就火冒三丈的个人纠纷。在这方面，霍尔德曼挺身而出，做了有益的工作，因为他变成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我之间的一种“非军事区”。最后，连霍尔德曼也很难调解这两个傲慢而有实力的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了。到1969年年底，我开始让约翰·米切尔来参与许多外交政策的决策，以便他能够施展稳定局面的个人影响。
我对国内事务顾问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也许不那么太动感情，但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和可以深切感觉到的。在夏秋两季，我逐步把约翰·埃利希曼推上协调一切国内计划和争议的地位。他具有创造力丰富的特征和使人耳目一新的敏锐的幽默感。基辛格已经在对外政策方面成功地运用了范围相当广泛但在组织上纪律严明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埃利希曼是在对内政策方面运用这种方法的理想人选。
就个人来说，帕特和我在第一年最感到诧异的是，我们对于在白宫所体验到的既不能过宁静生活又有孤独感这种荒谬的情况缺乏思想准备。在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我们参加过许多义不容辞的正式活动，但是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回家去和住在华盛顿一个住宅区的家属团聚，在当地市场上购买东西，并且可以毫无拘束地同一大群朋友往来。但是作为总统和总统夫人，我们不久就发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成为新闻。我们被特工人员、白宫工作人员、通信联络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交通运输侍从人员团团包围住。此外，四周还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从总统和总统夫人那里搞到片言只语，或者给他们拍张照片。任何真正清静的时刻都突然显得十分可贵了，因此帕特和我越来越愿意在戴维营、比斯坎岛以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寓所消磨时间。
与此同时，我发现一位身在白宫的总统能够感到他同美国生活的现实是多么隔绝。尽管华盛顿有着面向全世界的自信心，它却是一座迷恋于党派政治和流言蜚语的眼光狭隘的城市，而党派政治和流言蜚语有时在华盛顿是同一回事。我同前任和继任的其他总统一样，感到有必要走出白宫，走出华盛顿，以便多少保持一点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
回顾1969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起点，一个牢靠的起点。我们已经坚持了下来。新年将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我盼望有机会超过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为美国和全世界开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1970年
从政治观点来看，我处理美国黑人的民权问题的方法同我处理以色列问题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问题上，我都处于独特的地位，在政治上没有接受过有关的主要压力集团的好处，这就意味着我更容易得到对立集团或竞争集团的信任；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可以全力以赴地办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在制定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权利得到保障的法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由于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和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几乎所有不利于教育、就业和选举等方面机会均等的立法障碍都已排除。然而，在华盛顿通过立法是一回事，在全国实施立法却是另一回事。人们的希望抱得太高，一些黑人过激分子这时鼓吹并从事暴力行动，竭力对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加快实际进展的步伐。
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以后两个星期，第一批新的种族暴行爆发了。继1964年的哈莱姆骚乱之后，1965年发生了瓦茨暴乱，其间纵火、抢劫、狙击甚至杀人突然变成了两个种族新兴的许多积极分子爱用的手段。乔治·华莱士就是利用了白种人不可避免的强烈反应，在1968年抬高其不可轻视的第三党候选人的地位的。
我在1969年就职时，黑人极端主义分子仍旧得意扬扬。虽然有了法律，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钱，并且实际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美国黑人显然对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处境比对60年代初期的处境更为不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温和的保守派，我觉得我要比一个公开向某一选区作出保证的民主党人或自由派更有可能实现种族和解。我在制定政策时，力求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平衡。于是，我就不可避免地使处于两个极端的人们都感到不满。我曾在执政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班子的工作人员说：“我可以宣讲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就会批评我花言巧语。那些提倡种族隔离的死硬派也会批评我，说我不是从良心出发，而完全是屈从公众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认真解决问题，少发表宏论为妙。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将根据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言论来对我们作出判断。”
最后，我知道我们不得不在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固然教育问题最为棘手，也最为重要，但还有其他问题，如就业、福利改革、鼓励少数民族经营工商业和住房，等等。
在就职后的几个星期，帕特·莫伊尼汉把南部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主席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和他的几位同事带到白宫来。我在1957年第一次见到艾伯纳西，那时他是马丁·路德·金的主要助手。他可能是一个好助手，但我可以看出他不能成为一位指挥全军的好统帅；他缺乏金所具有的那种非凡的远见和智慧。大部分内阁阁员和白宫班子的主要成员聚集在罗斯福室来同艾伯纳西见面，但是长时间的会见搞得一团糟，因为他事先没有准备或者不愿意（或者两种情况都有）进行认真的讨论。相反，他却装腔作势，发表起演讲来了。起初，他宣读了一份包含各种要求的清单，然后用其余的时间更加有声有色地重申那些要求。尽管如此，他对我们作出的这番努力似乎非常高兴，在结束时再三感谢我腾出时间来会见他们。他离开内阁会议室以后，走进了新闻发布室，对记者说他刚刚熬过了“我们迄今举行过的最令人失望、最没有收获的会议”。
莫伊尼汉感到尴尬和恼火。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说：“你和我们其余的人一起认真地听了他讲的话，并指出我们有真诚的愿望想设法解决问题，可是过后他竟然走进新闻发布室，故意亵渎美国总统，实在太放肆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莫伊尼汉对艾伯纳西的行为感到震惊，但我却不然。我说：“照我看，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我不关心。我们必须不仅用好话而且要用行动来向他们证明我们确实是关心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伊尼汉是我政府里各项民权计划的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然而，恰恰是他在1970年年初写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的一些话，后来被人据以指责我们是反动派。在那份备忘录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的积极的主动行动。在明显地谈到需要刹住花言巧语的歪风的一段文字中，他写道：
种族问题可以从一段时间的“善意忽视”中得到好处的时候也许到来了。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谈论得够多了。歇斯底里病患者、偏执狂病患者以及各方面被人收买的政客占用这个讲坛也已经够多了。我们也许需要一段使黑人继续进步和有关种族问题的花言巧语逐渐消失的时期。
“善意忽视”一词被断章取义地用来描绘政府对待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的特点。这个词流行起来，并且每当我们想在民权领域采取一点建设性的措施时，就有人用它来反唇相讥。这个事件使莫伊尼汉十分懊丧，他提出了辞呈。我当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好的职业同好的教育一样是一项根本的、重要的民权。许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不能获得好职业，是由于主要的工会实行不让他们加入工会或者在雇用和提升方面歧视他们的政策。因此，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失业问题。我要求劳工部部长乔治·舒尔茨了解一下能够采取什么措施。他提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规定一切从事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修建工程的承包商应保证作出真诚的努力，争取做到雇用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工人。
舒尔茨指出，在美国130万建筑工人中，黑人只占10.6万人，其中80%的工资是最低一级的。全国13万建筑徒工中黑人只有5000人。
我担任副总统时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合同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在使用说服和宣传的方式来鼓励与政府订有承包合同的公司雇用更多的少数民族工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认为，舒尔茨所制订的计划虽然需要通过立法手续方能付诸实施，却毕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不会规定定额，但要求联邦政府工程承包商用“积极的行动”来达到增加少数民族就业人数的目标。例如，费城在1969年至1973年的上述就业人数的指标是从4%增加到26%。其他城市也将有各自的指标。
国会中的保守派同参加工会的工人联合起来，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他们认为，一个共和党总统提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异端邪说，而异端邪说在政治上是很少受人欢迎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直到1969年9月去世以前，还力劝我放弃这项计划。在内阁会议室同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用特有的绘声绘色的话锋说：“作为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我责无旁贷地告诉你，这件事大概像妓院的虱子那样不受欢迎。如果你硬要推行，你就会分裂你自己的党。总统先生，我认为我本人是无法支持你的这个馊计划的。”
到1969年10月底，修建费城一座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医院的六个建筑工会按照和政府签订的一项承包合同实行了上述计划。这项计划后来被称为“费城计划”，它不久就扩大到纽约、匹兹堡、西雅图、洛杉矶、圣路易斯、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建筑工会。
乔治·米尼勃然大怒，他指责政府使工会变成替罪羊，并使它们为民权团体效劳。工会说客运用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向国会议员施加了压力，从而使参议院通过了具有破坏性的修正案。我们对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斗争。后来，主要由于杰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领导艺术，我们所作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参众两院否决了那些修正案，从而使“费城计划”免遭破坏。
把这项计划写成法律结果证明比执行这条法律要容易得多。我们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是全国大部分的黑人领袖并不热心支持，这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往往轻视我们取得的成就，或是埋怨我们做得不够彻底。我再次不得不怀疑黑人领袖是否对戏剧性的表面文章比对争取真正进步的艰苦斗争更感兴趣。
让少数民族经营工商业是我们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68年竞选运动期间，我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题目是“通向人类尊严的桥梁”。在这篇演说里，我竭力主张作出新的努力，把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纳入经济主流。除非打算让他们不同于其他美国人而永远成为经济上次等的阶层，否则我们就必须设法使合格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美国私人企业的体系中占有一席地位。在过渡期间，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商业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并且告诉他，我认为应当给予这件事以最优先的考虑。统计数字表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为自己规定的全部目标，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在我1969年任职时，少数民族经营的企业通过同政府签订的合同只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生意。到1972年，他们的生意已经达到价值2.42亿美元了。在同一时期，资助少数民族企业的政府拨款、贷款和保证金总额从2亿美元猛增到4.72亿美元。在1975年，黑人拥有的一百家最大企业中有2/3以上是1968年以来成立的。最重要的是，所有这类活动都在现金出纳机上反映了出来，黑人企业的收入从1968年的45亿美元激增至1972年的72亿美元。
在我任总统期间，最有爆炸性的民权问题是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和用校车接送学童的问题。15年前，在“布朗诉教育局案”里，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规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从此都是非法的和错误的。只要事实证明哪里还有种族隔离，就可以援用法律加以制止。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白人和黑人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现象，这是并非由于有意识的法律歧视，而是作为个别居民区和居民点内部经济和社会生活类型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存在的种族隔离，即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时期，尽管讲过许多动听的话，并且也进行过几次大事渲染的象征性的对抗，但在结束南部学校双重制方面的工作都收效甚微。当我于1969年1月就职时，南部的黑人儿童有68%仍然要到完全容纳黑人学生的学校就读，78.8%的黑人儿童要到黑人学生占80%或更多一点的学校就读。
1969年的问题是，各级法院是否应当通过强迫实行种族合校的办法去纠正主要存在于南部的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残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手段是用校车接送学童，这样就可以把学童用校车送到本地区内的各个学校，直到每个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反映出本地区的居民总数的种族比例时为止。除了用校车接送学童以外，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国会拨款以提高任何水平较低地方的教育，从而在不打乱居民点学校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消除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最后痕迹，并且要采取对全国各地一视同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我决心使南部不再成为北部自由主义者的替罪羊。然而，我不愿强制实行全面用校车接送学童的办法，因为我对居民点学校还是很信任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学童不应当单纯由于种族不同而被迫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到遥远的学校去就学，在那里他们不一定受到欢迎，甚至还不一定安全。强迫性的种族隔离是错误的，但是，强求平衡种族比例也是错误的。
我相信，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我们就可以说服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但因为那是法律而予以遵守，而且要逐渐使他们理解和承认法律背后的智慧和博爱。同时，我觉得只要不是有意违法，联邦政府就应当是一种说服的手段，而不应当是压制的工具；总统应当是调停者而不应当是分裂者。
我认为，应当尽可能在最大限度内让各校董事会、当地居民区和各地区的法院来制订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而不应该由华盛顿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来制订。
许多学校区决定不去阻碍势在必行的事，完全遵守了1968年最高法院规定的取消种族隔离的最后限期。有些学校区却决定对抗任何变化，提出了显然是有意阻挠法令执行的要求延期的申请。我们拒绝这一类的许多申请，并且不再拨付联邦政府的资金。然而也有一些学校区用负责和合作的态度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对此，我们打算准许这些学校区实行有限的和接受监督的延期。
但是，1969年10月29日新学年伊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一致通过的决定，要求所有学校区立即结束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我当时认为最高法院所规定的最后限期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实现，但是我除了执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紧接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关于我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时，我回答说，我的政策是“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我认为应当执行法律，即使我对这一具体的法令也许并不完全同意”。
我觉得我有维护法律的责任，但我认为我不应该在行动上超出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同时我希望最高法院最终会认识到它的善意的裁决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有一件我决心要做到的事是，不允许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民权司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年轻法学家把这项决定当作一张可以借此在南部肆意妄为的全权证书，强迫人们遵守他们在华盛顿制定的极端的或惩罚性的规定。
最高法院要求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2月最后限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端。依旧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有的遵照法令；有的自行关闭了；有的则置之不理，观察事态的发展。甚至在此之前，乔治·华莱士就已经挑动南部公然反抗联邦政府，并且谈论要在1972年竞选总统。全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那些同政府合作的学校有半数以上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我任命了一个内阁教育委员会在最高一级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首先，我希望所有的人特别是黑人领袖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句名言：‘我关心。’总统关心这一局势，打算想办法求得解决。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观察事物的相互关系。一旦我们已向大家说明，法律正被维护，全国各地的任何种族隔离都是不合法的，我认为我们就应当考虑到黑人和白人的地方居民区是否有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所以我要用联邦资金尽量办好每个学校的教育。我们必须制止把课堂和孩子们当作解决其他必须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利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办教育，不是打官司。”
一个星期以后，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到白宫来，转达四位南部州长所见到的情况，即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正在南部东奔西跑，挑拨是非，鼓动起诉。“总统先生，我要是处于你的立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那有病的朋友说，“我只知道你已经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并且如果你不采取措施，还会变得更加严重。佐治亚州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愤慨的程度，是我在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所没有见过的。”
我断定白宫发表一项重要政策声明的时候已经来到了。3月24日，我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声明，涉及民权问题的各个方面。我重申我支持取消种族隔离和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童的主张，我还指出，主要应当依靠同地方当局合作和自动遵守法律，而不是依靠联邦政府的卷入和强制。我说，我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是保持和提高公立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此外我宣布，我将要求在两年内拨款15亿美元来协助各学校区取消种族隔离。那些想要迫使南部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人和那些愿意不管好歹进行说明工作的人对这篇声明的反应各不相同。
我相信，地方公众领袖和官员的参加是顺利地推行说服政策的先决条件。根据我的内阁委员会的建议，南部七个州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却成立了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州咨询委员会。6月24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密西西比州咨询委员会，共15个成员，其中有9个白人，6个黑人。一个黑人委员对我说：“前天我因为走错了一处供日光浴用的海滩，蹲了班房。总统先生，我今天来见你，如果可以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会见了其他几个州的咨询委员会，并且分别对这些委员会重申了同样的论点。首先，我谴责了北部不少地方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所发现的伪善态度。我强调我的主张，认为应当以谅解的态度耐心地对待南部，但我也着重指出有必要通过和平地遵从法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其次，我强调说明了我赞成由当地领导解决当地问题的原则。我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向他们表明我的观点：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我将被迫行使我的职责来执行国家的法律。
参加这些会见的大部分白人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有些黑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参加会见的，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联邦政府进行强硬的干预，才能使人们遵守法律。那几次会见表明，双方坐到一起来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可能的。
我知道，我正在那些主张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人和那些主张永远保持种族隔离的极端分子之间走着一条细钢丝，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联邦政府不卷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7月底，我在南部的政治联络员哈里·登特交给我一份长篇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南部保守的政治团体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对政府在努力抚慰那些反对政府的人的过程中正在‘左’倾的忧虑。”他说，人们有一种认为“吱吱作响的轮子才得加油”的感觉。他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南部各地区共和党主席多数流露了这样的心情：“我们当老实人当得太久了，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些花言巧语，而街上的坏家伙却一直得到充分的关怀和帮助。”
8月6日，即佐治亚州咨询委员会到白宫来的那一天，我会见了主要的保守派参议员和南部共和党人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佛罗里达州的埃德·格尼，以及巴里·戈德华特、斯特罗姆·瑟蒙德和约翰·托尔。他们强烈抱怨政府在民权问题上急剧地向左转。他们要求我解除主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杰里斯·伦纳德和其他执行我的政策的官员的职务。我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并且告诉他们，我实际上正在约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的官僚们，因为他们想要对南部采取更加放肆的行动，而据我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与此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负有实施国家法律的责任，并且我决心要尽到我的责任。
8月14日，我飞往新奥尔良，同正在举行第一次会议的路易斯安那州咨询委员会见面。在我到达以前，委员们已经毫无办法地僵持不下。我同他们每个人个别谈话后，终于使他们认识到进步的必要性，因而他们同意再尝试一下。
随着新学年的来临，紧张局势开始加剧。我对说服力量的信念是否会证明是正确的呢?还是不得不出动联邦军队来强制取消种族隔离呢?
8月底，我亲自请比利·格雷厄姆录制一些呼吁支持自愿遵守法令的电视录像带。这些录像带在南部各州进行了播映，我相信它的影响是实在的和巨大的。
使我深感宽慰的是，这项政策奏效了。南部和全国各地的学校在1970年秋季开学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都能遵守最高法院的命令。统计数字雄辩地说明，我国南部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获得了巨大胜利。同1968年秋季的68%相比，1974年在南部只有8%的黑人儿童在全黑人学校就读。
我个人关于用校车接送学童和一般民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我1972年1月28日给约翰·埃利希曼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详细的阐述：
我在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每个美国人应当有自由选择住房、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我支持家庭援助计划，尽管我十分怀疑这个办法是否有效。我之所以表示支持，主要是根据这样的结论，即只有依靠这种计划，千百万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的自由选择权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我所说的选择自由当然有其深刻的哲学含义，而并不具有1966年到1967年和1968年期间在南部为学校诉讼案进行斗争时所使用的那种狭隘的阻挠主义的含义。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教育、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住房安排、利用法律手段对平等就业的阻挠，必须全部消除干净。
我相信，虽然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是完全错误的，在住房和教育方面强行取消种族隔离也同样是错误的。
我认识到，这一立场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局势，即大部分黑人依然住在黑人居住区，大城市地区还将有黑人占大多数的学校和白人占大多数的学校。在坚决认为那些力主强制实行取消种族隔离教育的人实际上是在推行白人至上主义时，我不能像斯卡蒙那样走得很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事实根据……
无论如何，我认为布朗所谓在教育上取消种族隔离将提掖黑人而不会压抑白人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虽然关于种族隔离教育的质量是否低劣这一点还可能有某种疑问，在另一问题上却丝毫不容置疑，那就是需要过多地用校车接送学童的教育在质量上肯定是低劣的。我强烈地谴责并毫不含糊地反对为了达到种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车接送学童……
在阐明了上述观点以后，我还强烈谴责我认为是绝对武断的另一个观点。我国此时此刻在住房或教育方面强制消除种族隔离的条件尚未成熟……
我们显然必须面对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即法律不能超越人民自愿支持的程度。在禁酒法问题上如此，在教育问题上更加如此，而在牵涉到经济问题的住房问题上就尤其如此……
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在明年的一年当中，这个问题将在全国各地爆发……你知道我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然而，我不能规避严厉批评正确方面的责任……即使我居然相信（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强制取消种族隔离对黑人最为有利，对白人没有多大害处，我可能也无法问心无愧地加以支持。我想用这个备忘录来说明：通过我对全部有关问题的慎重评价而不是出于党派政治的动机，我凭良心得出的结论是，我现在必须坚定地、毫不含糊地针对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并且如有必要，我将带头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尽管我当时曾考虑要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我现在却相信，如果那样做了，那就势必会使我们面临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取消种族隔离这些已经是爆炸性的问题进一步激化。
我个人始终认为，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症结所在是教育的质量问题。我认为，布朗一案的判决所根据的原则是：南部的双重学校制是错误的，但这并非由于种族隔离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它在实践中产生了教育质量低劣的黑人学校。我觉得，高等法院后来的各项决定把水搅浑了，因为它错误地假定这是关系到种族而与教育无关的问题。我根本不相信“伟大社会”计划的制订者所设想的所谓教育是各种社会障碍的伟大铲除者这种说法。我认为住宅环境对人生的成就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分量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教育更为重要，把家境贫困的黑人儿童用校车送到比较富裕的白人的学校去就读，对他们的学习方式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任总统的年代里，首先把重点放在改善街道学校的教育方面。1972年3月16日，我在致国会的一项咨文中提议拨出25亿美元以上，主要用于改善穷苦家庭儿童的教育。我希望这样做了以后，我们能够拯救一代过去注定要在主要城市接受劣等教育的前途渺茫的儿童。
人们对最高法院关于用校车接送儿童的决定应该作何解释，继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低级法院下令制订或批准用校车接送学童的计划，远远超过最高法院原来的意图。1972年，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颁布了一份指导全国各级法院的条文节略，其中明确指出，最高法院并不要求为了达到种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车接送学童。
1974年，就在我辞职以前，最高法院认为，除非学校区为了或意图隔离黑人和白人而被不公正地划分开来，法律不要求用校车接送学童以保证种族比例的平衡。这样它就进一步赞同了我的主张。首席法官伯格写道，他认为“公共教育的任何传统都比不上地方管制这个传统来得根深蒂固”。
就我的政府在民权问题上的全部成就来说，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自豪地指出，我们用和平方法在南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这一问题上是有成绩的。1970年学年开始后不久，帕特·莫伊尼汉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的结构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100年还要大。”
柬埔寨事件和肯特州立大学事件
1970年年初，我国的情报表明，北越向南越进行的共产党渗透有显著的增加。此外，北越人已经开始把大批军队和装备调进柬埔寨和老挝。
鉴于敌方的这种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可能采取的主动行动，向敌方表明我们依然是认真看待我们对越南所承担的义务的。
2月21日，基辛格在巴黎同北越人举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自从8月的第一次会谈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去年11月3日的演说加强了我在国内的地位。1月底举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全国65%的人同意我对越南问题的处理办法。使北越人感到更加不安的肯定是关于我们正在同他们两个主要的军事后台进行对话的消息：苏联最近提议在波恩举行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会谈；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在华沙恢复同我们的大使级会谈。
这次黎德寿同春水一起参加了同基辛格的谈判。黎是河内的政治局委员，这说明谈判至少已经达到作出决定的阶段了。
基辛格力图利用公众对我讲话的反应，着重警告他们不要低估我的越南政策所获得的强烈支持。基辛格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在巴黎见到许多十分同情你们立场的美国人。但是在上次选举中，选票的大宗汇集来自右派而不是左派。尼克松总统能够号召约翰逊总统所号召不到的人。”黎德寿温和地反驳说，他的印象是自从8月以来，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了。他说，他看到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和克拉克·克利福德等发表的要求完全撤出美军和更换阮文绍政府的许多声明。黎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美国人民和新闻界如同南越大多数人民一样，也反对现在这个阮文绍——阮高其——陈宝剑政府。”
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感到黎德寿这番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话掩盖了北越人内心的疑虑。这种估计似乎在后来北越人变得比较和解的会谈中得到了证实。实际上他们显然准备在私下进行认真的谈判。他们建议3月16日再次举行会谈。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在汇报时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确实是自从你执政以来，甚至从1968年谈判开始以来最重要的会谈。”
在基辛格建议下次秘密谈判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的备忘录的末尾，我写了短短几句的批注，讲到我认为他在下次会谈时应该采用的对付北越人的办法。我写道：“不要过多地争论‘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或者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是靠这类讨论起家的。你要立即就两个主要问题作出毫不妥协的决定，并且说‘我们打算把细节留给下级去处理’————否则，你会把两天时间花在枝节问题上，实质性的问题得不到进展。我们需要在原则问题上————在实质问题上————取得突破。告诉他们，我们希望立即讨论核心问题。”
3月16日，基辛格同北越人再次会谈时，他告诉他们，如果能够商妥解决办法，我将在16个月内从越南撤出我们的全部军队。他们看来是感兴趣的，但意图还是不明朗。基辛格的结论是：“再有两次会谈，定见分晓。”
几天以后，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完全改变了局势。3月18日，在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被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激烈反共的朗诺将军上了台。
朗诺发动的政变完全使人感到突然。中央情报局未能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西哈努克的反对派已经走得这么远了。“那些在兰利[1]的小丑们，他妈的都在干些什么?”我不耐烦地问比尔·罗杰斯。
我当即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帮助朗诺，但是罗杰斯和莱尔德竭力主张采取克制态度。他们指出，莫斯科、北京和河内多半手忙脚乱，并且会怀疑我们出钱发动了这场政变。他们争辩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我们将证实这样的怀疑，甚至北越人可能以此作为借口，放弃官方表面上不介入的姿态，从而发动一次对柬埔寨的全面入侵。赫尔姆斯也主张克制。他报告说，朗诺政府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他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援助一个甚至在我们的援助到达之前就可能被推翻的政府，我们就势必会陷入极不光彩的境地。
我决定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暂不提供援助。在此期间，朗诺的军队在同样受过良好训练的共产党红色高棉和北越人的战斗中打得异常出色，因此，他着手依靠自己的力量关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从而切断了共产党一条主要的物资供应线。
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准备同北越人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谈。在他出发前，他呈交给我一份备忘录，请求我批准他想要遵循的策略。他认为时机已到，该由我方采取坚定的立场，并且探索共产党人是否有诚意进行谈判。我同意这一策略，甚至要他加以充实。我在他的备忘录上写道：“提出谈判的时间限制。”
那次会议进行了近五个小时。北越人还是谈不拢。基辛格认为，柬埔寨事件已经使他们很慌乱，他们指责我们策划了那次事件。根据我的指示，他提出必须为秘密会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期限。当他们不同意这样做时，他建议关闭这条渠道，直到这方或另一方有新的问题需要讨论时为止。
柬埔寨和越南的整个局势日益紧张，因此我认为我个人必须作出一个十分痛苦的决定。我取消了我们预定在春天晚些时候参加戴维在阿默斯特大学和朱莉在史密斯大学的毕业典礼，虽然我知道帕特和朱莉多么殷切期待我们能去参加。帕特从来没有享受过父母参加自己的各次毕业典礼的欢庆，因此我知道她一直盼望参加朱莉的毕业典礼。朱莉也万分失望。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泪水，并且说从中捣乱的只有几个激进小集团，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反对越战和我的政府的学生————都认为我应当可以参加毕业典礼。
特德·阿格纽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强烈。他几乎按捺不住他的愤慨说：“总统先生，不要让他们把你吓唬住。你在那里也许还不失为一位总统，但你是她的父亲，做父亲的应当可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嘛。”然而，特工处得到报告说，有人已经在策划几起反对我的抗议示威，此外，还可能发生一起扰乱毕业典礼的丑恶事件，不仅是冲着我来的，而且是冲着其他所有的学生和家长来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值得去冒风险。
尽管秘密谈判陷于僵局，柬埔寨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但我还是决定继续进行原定于4月20日宣布的撤军计划。我就此问题同基辛格作了详谈，我们一致认为给逐渐高涨的春季反战抗议风暴迎头一击的时机已经来了。
越南化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以致我们第一次感到可以规划来年的撤军了。因此，我们决定不宣布一个短时期内的少量撤军数字，而是由我宣布在未来一年中撤出15万兵员的计划。
4月20日，我在一次演说中透露这个撤军数字，使人们大为惊异。只有共产党作出的反应说那是战争升级。
到4月底，共产党人控制了柬埔寨的1/4，并且向金边逼近。显然，朗诺需要获得支援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共产党人最终把他推翻了，南越将不但从北面而且从西面受到威胁。这种局势一旦出现，势必危害我们的撤军计划，并实际上使共产党人在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击南越。
援助朗诺的问题拟在4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来，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假如我在我们今天会议上的想法同我此刻（4月22日凌晨5时）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行动，以表示我们是同朗诺站在一起的。
我并不认为他会存在下去，不过，他或许有存在下去的机会，反正我必须采取某种象征性的行动来帮助他求得生存。
这次我们可真的输了，因为我们上当了，相信我们如果进行援助，就会破坏他的“中立”，从而给北越人以干涉的借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教训：共产党人从来不需要进行干涉的借口。
1956年在匈牙利，他们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专业人员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获得杜勒斯的赞同，因为他那时累了，并且又是在竞选的期间。
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人员曾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们在老挝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全面进攻开始之前就实施打击，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以至坐失良机。他们在柬埔寨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完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只是向参议院声明，我们的大使馆里只有国务院七个笨蛋组成的代表团，并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种类的援助，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提供援助，那就会“刺激”他们进行干涉。
他们正在那里轻易地取得胜利，过去25年来唯一敢于采取亲西方和亲美立场的柬埔寨政府正摇摇欲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以后，我要同你商谈这个问题。
共产党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主要是在两个地区。鹦鹉嘴是伸进越南、离西贡仅33英里的一片地方。一支实力特别雄厚的南越军驻守在这一带的边境。我方的情报表明，共产党军队最大的集结地是在另一处边境地区，即鱼钩这一直插南越心脏的一片狭窄、弯曲的柬埔寨领土，在西贡西北约50英里处。这是情报机构称为“南越中央办事处”这一机关的主要活动地区。南越中央办事处是共产党人的流动指挥所，统辖军事司令部、供应、食品和医疗等机构。因此，鱼钩是隐蔽在各庇护所里的共产党部队的中枢，防御一定十分坚固。最初的情报认为，这一地区牢固的防御工事以及共产党集结的重兵可能给我们第一个星期的作战造成十分严重的伤亡。
我开始考虑让南越军队进攻鹦鹉嘴，然后派一支由美军和南越军组成的混合部队进攻鱼钩。给予南越人一次独立作战的机会，将极大地鼓舞他们的士气，并用事实证明越南化的成功。此外，这将为更加重要和更加困难的鱼钩作战提供良好的牵制性掩护。
我毫不怀疑，突入柬埔寨这一决定将使国内的舆论为之哗然。我知道我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对扩大战争的问题有很大的意见分歧，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给我个人和我的政策带来政治灾难。
4月26日星期天晚上，我作出了决定，我们要全力以赴。南越军将进攻鹦鹉嘴，南越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将进攻鱼钩。
星期一上午，我同罗杰斯、莱尔德和基辛格一起开会。会议的气氛紧张，因为尽管罗杰斯和莱尔德至此已放弃说服我不要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希望，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可以说服我不要投入美国部队。罗杰斯说：“那样做将使我们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而没有什么收获。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一种削弱敌人战斗力的打击。”莱尔德说：“我并不反对搜索南越中央办事处，但我不赞成采取的那种办法。”看来使他更为不愉快的是，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显然冷落了五角大楼。他还暗示，艾布拉姆斯将军不一定会同意对南越中央办事处采取的作战行动，不过，当基辛格反驳他时，他缩了回去。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会后立即通过秘密途径拍了一份电报给艾布拉姆斯，命令他把他自己的“原原本本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艾布拉姆斯和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的联名答复表明他们给予充分的支持。他们在具体谈到进攻鱼钩时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会使敌人感到最大的不安，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认为他们的庇护所是可以避免地面攻击的。”艾布拉姆斯在另一段加上了他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攻入柬埔寨境内敌人的庇护所是此时应当采取的军事行动，因为无论从我国武装部队的安全或从推进越南化计划的角度来看，那些进攻都有助于我们在南越的使命。”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下来，对那个决定作了一次最后的审核。那时要取消行动计划还不晚：第二天早晨才执行对鹦鹉嘴的进攻，而对鱼钩的进攻则要在两天以后。我拿起一本便笺簿，开始列出两场作战的利害得失清单。所包含的风险和危险无疑是巨大的；战场上并没有绝对的胜利把握，国内肯定要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继续存在势必威胁滞留在南越的美军的安全；并且，只要我们一撤走，共产党几乎肯定要发动进攻。
翌日凌晨，我把我的笔记交给基辛格看。他眨了眨眼睛，随手从他携带的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张纸条，递给了我。纸上开列的项目同我开列的几乎相同。“总统先生，我做了同样一件事。”他说，“看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我说，就我本人而言，向共产党人显示我们决心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国这一简单的事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已经作了决定，今后在我们之间就不应当再有埋怨，”我说，“即使事情办糟了，也不应如此。特别是如果整个事情办糟了，就更不应如此。”
4月29日星期三，南越通过广播宣布了鹦鹉嘴的作战行动。参议院主要的鸽派议员在几分钟之内就站到了电视摄影机前，要求我拒绝对阮文绍发动的进攻承担责任，并且不派任何美军投入柬埔寨。那天一整天，我继续起草我将在次日晚间发表的宣布作战行动的演说稿。我请罗斯代我打电话给朱莉。“我不愿使她感到不安，但是，在我发表演说以后，各大学学生真有可能会大发脾气。”我说，“因此，烦你打个招呼，就说我要她和戴维离开学校到我们这里来。”
那天夜晚我难以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约摸一个小时以后，我起床到林肯起居室坐到凌晨5时半。上午9时，我走进我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阅读打字讲稿的开头几页。那天下午，我请霍尔德曼和基辛格过来，以便向他们朗读我要发表的公告。我请基辛格把要点告诉乔治·米尼，因为我知道工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久，他汇报说，米尼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决定。基辛格却没有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当中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他的三名高级助手决定辞职，以示抗议。
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之前不久，我到白宫剧场向两党的国会领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我说，我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反对我作出的决定。我了解他们的想法，我尊重他们的情感。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认为我做得是否正确，我只想让你们了解我决定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我断定这是结束战争、拯救我国士兵生命的最好方法。”
我环视会场，看见人们精神集中、表情严肃。一些最有势力的鸽派议员在座：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艾肯、肯尼迪。他们一定已经体会了我说话的诚意，尽管他们依旧反对我作出的决定。当我离开会场时，大家都起立鼓掌。
我在讲话的开始叙述了共产党人对我最近宣布撤军计划的反应是在整个印度支那逐步加强进攻。我说：“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化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用一幅地图来说明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在地理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介绍了南越人在鹦鹉嘴的作战行动。然后我宣布，一支美国和南越的联合部队将攻入鱼钩。
我强调指出，这并不是入侵柬埔寨。那些庇护所完全是由北越军队盘踞和控制的。一旦北越人被逐出庇护所，他们的军需品被摧毁，我们就撤走。我说，这个行动的目的并非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实现和平成为可能，以结束越南战争。
为了充分说明我这项决定的意义，我继续说：“如果在危急关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行动上像是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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