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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世界上两个竞争的超级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利益是如此广泛和重叠交叉，那么把有关的领域分割对待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我们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所谓“连环套”。
1968年2月2日下午，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假日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我第二次竞选总统职位的活动。我走到扩音器前面说：“先生们，这可不是我最后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由于估计记者们会提出“尼克松赢不了”这个核心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决定以参加全国各州初选这一行动来证明我是能够取胜的。我又提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决不能再在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密商选定了，而应在“初选的烽火”中诞生。这话是冲着纳尔逊·洛克菲勒说的，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确信，在幕后支持乔治·罗姆尼当候选人的就是他。
我有很多理由对我的初选战略取胜抱有信心。最近一次对全国范围共和党人所作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比罗姆尼足足领先40%，比洛克菲勒也令人宽慰地领先了14%。尽管有这些总体上令人放心的数字，我对新罕布什尔初选还有三大疑虑。首先，事情难免有意外，风险总是存在的；哪一个候选人也不能在32%的投票人尚未表态时就说自己稳操胜券。我既要显示出自己胜利在握，又不能让自尊心很强又很有独立见解的新罕布什尔选民认为我这个人骄傲自大，或者认为我已经把罗姆尼看作竞选失败者来对待。其次，犯错误的危险总是存在的。我知道新闻界密切注视我的一言一行，它们会细加挑剔，因此我在竞选中的形象和说话口气都得格外谨慎。最后，存在共和党队伍被初选搞得四分五裂的危险，结果是不论谁取胜，都会使这个党成为一个斗志涣散、情绪沮丧、一盘散沙的党。当时，约翰逊政府正处于威信扫地的逆境，1月朝鲜北方扣留了普韦布洛号间谍船，2月越南的春节攻势，接着明尼苏达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又提出了反战的竞选口号，在民主党人中间煽起了激烈的不和。即便如此，共和党人要想跟林登·约翰逊这个权变有术而又掌握着在职总统各种大权的政客进行较量，还是非常困难的。
越南战争是新罕布什尔初选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像在整个竞选期间的情况一样。我希望结束战争，但结束的方式不能让南越人民遭致军事上的失败并屈服于北越共产党的统治。
我认为还有许多尚未探知的途径可以作为结束战争的通道。我深信我们可以更有实效地使用武装力量，迫使北越人认识到军事取胜之不可能。我们还有必要加速各项计划，以训练和装备南越人，使他们具备自卫能力。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充分运用我们巨大的外交智谋和威力。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我要是把具体的计划都详细勾画出来的话，作为一个候选人来说，未免过于莽撞，而作为将来可能出任总统的人来说，则是很不妥当的。我并不像约翰逊那样掌握着全面的消息或情报手段。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拟订出具体的“计划”，把它公之于众也只能是荒唐无稽的。在外交领域里，即使是最缜密的计划，如果过早泄露的话，也往往会落个可悲的结局。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只能要求选民相信我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我的竞选演说中总有那么一段保证：“新领导将在太平洋地区结束战争，赢得和平。”
我从未说过我已经有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更没有说过有什么“秘密计划”。我有意识老老实实地提到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的困难。1968年3月14日我对美联社就是这样说的：“没有灵丹妙药，没有锦囊妙计。要有什么妙计，我这就去告诉林登·约翰逊。”
尽管罗姆尼竞选劲头十足，也花掉了好大一笔钱————据传这笔钱大部分来自洛克菲勒————民意测验结果却继续对他不利。
正当我往返于若干小城镇忙着竞选时，帕特·布坎南在中途赶来。演说完后他对我说他要同我单独谈谈。他把我领到附近的一间男盥洗室并对我说，他刚从一名记者那儿获悉，罗姆尼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竞选。我大为惊讶，立刻命令我的工作人员注意罗姆尼的记者招待会，向我报告详细情况。听到广播之后，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时脸上的爽朗笑容就是他们带来的报告。就个人而言，我对罗姆尼的不战而退很是失望。尽管我把他击出了圈外，可是往后赢得的却只是一场没有真正在选举中击败对手的胜利。而我之所以决定把参加全国初选放在首位，毕竟是为了经受党内选举的考验。尽管罗姆尼已经退出竞选，在对外公开预测得票可能性时，我们仍说只有总数的45%到50%。虽然我私下盼望而且也预计我赢得的数字会比这个大，不过我认为低估前景总比高估为好。
3月12日晚上，我和帕特一起参加纽约的尼克松竞选总部的胜利庆祝会。在听说我得到了78%的选票时，我既惊奇又舒畅。即使竞选中没有罗姆尼参加，人们也欢呼我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洛克菲勒手下那些摇旗呐喊的人大为失望，他们辛辛苦苦拉来的那一点不投原定候选人的票更不足道了。
新罕布什尔初选结果，改变了两党的政治前景。民主党方面，约翰逊虽赢得了49.5%的选票，可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这个异军突起的反战候选人却获得了令人注目的42%的票。新闻界的注意力和分析大大地集中到麦卡锡身上，给许多人留下了果真是他获得了胜利的印象，而且实质上，获胜的也确实是他。在麦卡锡弄得约翰逊有可能败北的四天之后，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参加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许多正直的反战自由派分子觉得肯尼迪在窃取麦卡锡的劳动果实。自由派的《纽约邮报》专栏作家默里·肯普顿指责说，肯尼迪一直等到约翰逊“血染新罕布什尔”之后才“跑下山来打死老虎”，这根本不算好汉。
共和党方面，罗姆尼退出竞选与我初战获胜，给洛克菲勒增加了压力，迫使他于3月21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我本来完全以为他会宣布参加竞选，可是他却宣布说：“我今天决定郑重重申，在竞选合众国总统职位的活动中，无论直接或者间接，我都不参与，不当候选人。”他说道，他“今后再不以任何言行鼓励”人们支持他竞选总统，还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份宣誓书，把他的名字从俄勒冈的初选名单中去掉。为了表示郑重起见，他再加了一句：“宣誓书上的话是算数的，明明白白地宣布了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竞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洛克菲勒在谈到党需要团结时表示：“非常坦率地说，我对眼前的形势非常清楚，共和党领导人中相当一大部分都要求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来当候选人，而且看来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对此都非常关心，并渴望避免党内再出现像1964年竞选时的那种四分五裂的状况。”
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T.阿格纽和一群朋友及记者在安纳波利斯他的办公室里听到了这段广播。阿格纽是三天前刚在安纳波利斯成立的全国支持洛克菲勒委员会的发起人，他当然一心一意指望洛克菲勒出山当竞选人。他对记者们说，洛克菲勒这一决定，使他“极为惊讶，失望之至”。
过了一个星期，我和阿格纽会谈了两小时，他的才智和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谈后，他对记者说，他仍拥护洛克菲勒，所以还不准备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过，说到我时，他说道：“我对他评价很高。他是个领先者。”
我的日程表上原来安排要在3月31日（星期日）的晚上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谈谈对越南战争的看法。我打算提出建议：美国应努力设法说服苏联减少对北越的军事支援。我还计划对约翰逊在军事战线上采取逐步升级的政策进行严厉的抨击。
星期六下午，我正对讲演稿作录音前的最后润色时，消息传来说约翰逊要求各家电视广播公司在第二天晚上给他安排一个时间。我别无他择，只能推迟我的演讲。
我把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密尔沃基的竞选活动中。由于约翰逊演讲时我正在飞行途中，我请帕特·布坎南注意听他的演讲，并让他在拉瓜迪亚机场接我，在我下机后向我报告。
听了布坎南的报告，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约翰逊细述了他为战争降级所做的最新努力，特别强调他本人要为获得和平而献身。接着，他发表了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一项声明。他说他认为不能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哪怕只是一个小时，花在为个人服务的党派活动上面。“有鉴于此，”他接下去说，“我将不谋求也不接受我党要我再当一任总统的提名。”
记者们吵吵嚷嚷，要我对此发表声明。我当时轻率地说了一句，今年真是个“半途而废年”：罗姆尼，洛克菲勒，现在是约翰逊。半途而废这顶帽子对前两人也许合适，可是用来形容约翰逊的行为应该说是用错了。
这些事件的结果使4月2日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初选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赢得了共和党79.4%的选票，麦卡锡也以56%对34%压倒了已非候选人的约翰逊。
威斯康星初选后两天，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遭暗杀。约翰逊声明的余波尚未消失，现在全国又要陷入一场虽说短暂但却激烈的苦难境地，眼看由震惊而幻灭，由幻灭而失望，由失望而仇恨和诉诸暴力。金死后一小时，华盛顿就爆发了抢劫和破坏，肇事地点离白宫只有六条街。当天晚上，纽约的哈莱姆区和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区也陆续发生了零星的抢劫和殴斗。很快骚乱遍及全国。第二天，抢劫和破坏发展到故意纵火和杀人致死。在芝加哥，肇事分子抢了闹市区一大片商店，结果死了7人，350多人被捕。国民警卫队应召开赴芝加哥，以及波士顿、底特律和其他一些地方。
4月7日（星期日），我飞往亚特兰大向金的家属表示哀悼。我到他们家，看望了他的四个孩子，他们为父亲惨遭暗害还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到金夫人的屋里看望她时，她正在休息，她那沉着与克制的仪容，使我非常感动。她对我的到来表示了谢意，我们谈起了我与她丈夫第一次会见的情景，那是1957年庆祝加纳独立的时候。我告诉她说，她丈夫所主张的应该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来实现全人类机会均等的理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两天后，我又回到亚特兰大参加了葬礼。
马丁·路德·金一生言行所表达的理想主义，是他对民权事业所做的独特贡献。他努力抵制民权运动中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诉诸暴力。也许正是这些人的压力使他有时候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平时更为激进。不过，你总能和他据理相处。他像他的伙伴一样，并不欣赏那种所谓必须耐心等待才能达到目的的论调。不过，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也意识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的去世使美国黑人失去了一位全国公认的领导人，一位既有超凡的魅力又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能够理智地解决问题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魅力及鼓舞人们和感动人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才能。
金博士死后，我有两个星期取消了一切政治活动。4月19日我才飞往华盛顿，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上露面。我的演说以及演说后举行的生动活泼的提问回答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几天后，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来信。
亲爱的迪克：
我在今天早上的报上读到了你在全国报纸主编协会上的演说摘录。演说高超极了。不仅演说，你在提问回答会上的风采更令我神往，充分显示了你的潇洒自如、幽默风趣和击中要害的谈吐能力。
我偶尔听到的口头报道表明，你的竞选进展情况比前几周明朗得多了。起初，自命为行家的人都在这样说：“迪克出任总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坏，不过他就是当选不上。”现在，总的说来，这种否定态度都已变为：“没错，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坏，现在就得看我们能不能把他选上了。”我听到的这些话不仅来自本地人士，还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才是真正的进展，只要这股势头保持下去，要不了多久，信心就会代替疑虑……
忠实的，艾克·E
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我带来的振奋可以说是从天而降，而且非常及时；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纳尔逊·洛克菲勒却宣布重返竞选，与我对着干。
4月30日，洛克菲勒在奥尔巴尼举行记者招待会，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的声明。他解释道：“过去几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态，显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即将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于是，他宣布决定出任候选人。
洛克菲勒是在马萨诸塞举行初选那天宣布他的声明的。约翰·沃尔普州长，我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坚持以本州拥护的总统候选人这种“宠儿”资格参加初选。洛克菲勒靠着那些投非原定候选人的选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以 9.5%的多数赢了沃尔普。这次胜利使沃尔普极为尴尬，把我惹火了，但洛克菲勒被捧上了天。马萨诸塞所有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34名代表都归到了他名下，他这次复出竞选的第一炮打得很响。
但洛克菲勒参加竞选为时过晚，已不可能把他的名字作为候选人排进其余各州初选的选票上。我敢肯定地说，他推迟登场是故意安排的，免得自己被揭穿而有落选的危险。
既然洛克菲勒复出参加竞选，我就得注意另一个热衷于竞选的候选人的动静了。罗纳德·里根在只有两个人竞争的党代会上是赢不了我的，但是有洛克菲勒从左翼捣我的鬼，里根倒很可能会看到他不仅只是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的“宠儿”，而是有着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前景了。
因此，当里根同意把他的名字正式列入内布拉斯加州5月14日初选的选票上时，我毫不惊奇。他否认他个人在这方面作过任何努力，但是支持他的人却替他出了很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全州范围电视观众最多的时间，播送了几场非常显眼的半小时电视纪录片。支持洛克菲勒的人则发起了一场投非原定候选人票的运动，买下了247个电视节目时间和564版报纸广告栏。尽管他们那么卖劲，结果我还是以70%对22%超过了里根，而洛克菲勒则只有5%，远远落在后面。这是迄今为止共和党党内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初选，我对这次结果是很满意的。
现在，俄勒冈州的初选是关键了，这是我参加初选的最后一个州。6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是里根的天下，因为我早就决定不向他那“宠儿”地位挑战，以免给党带来分裂的危险。洛克菲勒和里根至少在那时采取了共同的战略：使我放慢步伐，刹住我的势头，赢得时间，等到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发起最后攻击。我担心俄勒冈，因为里根手下的人正不惜代价地作最后冲刺，他们在这个州总共花了好几十万美元。而为洛克菲勒拉票的人也下了同样多的本钱。
我决定在俄勒冈加倍努力地干，与里根和洛克菲勒不同，我采取到州里进行竞选的做法。里根不能亲自去，因为他自己说过不当候选人，而洛克菲勒则不敢去，因为万一他去了那里而又败阵而归，局面就会对他更不利。
于是里根照常放他的纪录片，洛克菲勒则成百上千版地大登其广告，可是结果还是我的战略最见成效。在这最后一场初选考验中，我得到了超过73%的选票，把里根的23%和洛克菲勒的4%远远抛在后面。
那天晚上，在波特兰市本森饭店我的套间里，一种与1966年选举之夜相似的满意之感又涌上心头。但事情远远未结束，只是开始走上轨道了。
1967年6月间，鲍勃·霍尔德曼给了我一份备忘录，谈了在近代总统竞选中使用新闻工具的问题。他强调在如何使用电视方面应有创见。他写道：“对政治竞选活动来说————就其竞选技术和战略而言————走出黑暗时代，进入人们肉眼随处可以看到的新的华丽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霍尔德曼正确地指出，在一次竞选期间，一个候选人要作上百次演说，但直接会见的也只是几十万新的可能支持你的人。与此同时，活动搞得这样紧张则会使候选人“晕头转向，被爱慕他的人弄得昏昏然，遭到对手支持者（收买来的捣乱分子）的嘲笑和奚落，被一个接一个的狂热集会的超级刺激弄得误入歧途。总之，弄得他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研究对手的战略和言论，没有时间部署自己的战略，考虑自己的讲话。难怪这种老一套的竞选手法，简直跟白痴的水平不相上下”。
霍尔德曼备忘录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研究采用那些使用电视的新途径。
在纽约，我的顾问小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观看过去几年里我在各种各样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被摄下的旧电视新闻剪辑。目的是要看看我这个候选人与这种新闻工具配合得如何，然后定出究竟哪种拍摄方式最为有效。他们分析了每一个镜头，认为场面越自然，我应付得越好。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决定我应广泛利用问题回答会的形式，不仅在记者招待会以及有学生们参加的公开提问会要用，而且在我出钱买下的政治节目中也用。
在竞选运动中，它逐步形成了所谓“舞台人物”手法：让我一个人独自站在舞台中心，四周没有摆设，外围则是层层听众。我就在这种舞台设计的场面中接受普通公民们的提问，有时候提问者里也有一些地方报刊的记者。
在1968年，要赢得总统提名并当选为总统，南方各州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964年，亚拉巴马的乔治·华莱士州长在民主党三个初选区内搞了一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的竞选活动，他那过火的表演曾使民主党的党魁们都感到很难堪。1968年，华莱士决定采取更加全面的保守路线来扩大他的号召力，并且通过第三党来争取得到提名。他正在设法把他的名字列入尽可能多的州的选票上去。
在共和党方面，把许多南方共和党人的心搞得飘飘然的是罗纳德·里根。他讲着他们保守派的共同语言，口齿清晰，感情丰富。南方的代表们在最后一分钟被他娓娓动听的高谈阔论争取过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在获得提名以前，我得特别注意在右的方面出现的突发性危险。同样危险的是，如果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那就会把里根派分子推到华莱士的阵营去。
5月31日，我飞往亚特兰大去参加全国党代会举行前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共和党南方各州的主席正在举行会议，两天里我用了好几个小时与这些头头们进行个别或分组交谈。我毫不掩饰这次旅行的目的：尽量讨好他们，努力争取他们的选票。
我事先邀请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去亚特兰大，他赶来参加了一次会。瑟蒙德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做过1948年南方州权派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64年，他由民主党转成共和党，支持过巴里·戈德华特。现在他是南方最有势力的几个共和党领袖之一，他的支持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曾私下跟瑟蒙特商谈过好几个月，我确信，只要在两个对他来说极为关心的问题上满足他，他就会加入我的竞选行列。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防问题。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坚持美国应在军事力量上无可置疑地居世界首位；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则带有狭隘的偏见了：瑟蒙特要求提高纺织品进口的关税，以保护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业。考虑到政治现实，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附和他的，但我告诉他说，在考虑采取提高关税一途之前，我们应该先努力设法使日本及其他国家同意自愿减少向美国的出口。在人权问题上，瑟蒙特知道我的立场跟他迥然不同。我赞成1964年的民权法案，而他则持反对意见。他虽然不同意我，但他对我的诚意与坦率还是尊重的。他知道，我是会把这项法律付诸执行的，但我不会把南方当作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会议结束后，我得到了瑟蒙德支持我的诺言，这对抵制里根从右的方面搞我的鬼是很有作用的。
我与帕特、特里西娅、朱莉以及戴维·艾森豪威尔在我们纽约的公寓里看电视报道加利福尼亚初选结果。由于时差关系，我只看到趋势大体明朗时就睡觉去了。显然，鲍勃·肯尼迪正从俄勒冈败于麦卡锡的境况中翻过身来。我认为休伯特·汉弗莱宣布当候选人的时间拖得太长了，我觉得一旦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初选中获胜，那就再也没有办法可以阻止他那股主宰一切的势力的发展了。我上床时说：“看来很可能我们要跟鲍勃对抗了。”戴维和朱莉说他们要看完才睡，到第二天早晨再把结果告诉我。
过了不久，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戴维一遍又一遍叫我的声音：“尼克松先生，请原谅，尼克松先生。”我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戴维站在我屋里。“什么事？”我问道。“有人对肯尼迪开枪行刺，”他说道，“人还活着，但昏过去了。他一发表完胜利演说就被刺了。”
我跟千百万美国人一起，心里都在琢磨，这样可怕的悲剧怎么又一次落到肯尼迪家族身上？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疯狂行为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次日，我正在书房里工作，帕特走了进来，泪水汪汪地说：“迪克，那可怜的鲍勃刚咽气。电台正在广播这件事。”
鲍勃·肯尼迪跟我在政治上是完全对立的两派，代表着全然不同的选民与不同的哲学。我们的信念与风格毫无相似之处。但我们像所有的政界人物一样，都把自己的精力与生命奉献给公众，为公众服务，都是这个没有特许权的俱乐部的会员。对于危险，我一向是持宿命论观点的。但是如此草菅人命的惨事仍然令我悲哀又心寒。
帕特和我参加了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的葬礼。鲍勃的兄弟爱德华致了悼词，那雄辩的语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俩。
全体候选人在葬礼后几周内，默契地推迟了竞选活动。约翰逊总统下达了命令，要保卫人员不分昼夜地保卫好所有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和他们的家属。
我6月底重新开始竞选活动，在这以后，除了偶尔短暂休息几段时间外，马不停蹄地一直进行到11月5日大选日那天。
党代会的日子临近了，尽管洛克菲勒和里根这两股势力不遗余力地打击和拉拢各州的代表，我还是保持了领先地位。由于洛克菲勒不愿跟我在初选中进行较量，他现在手头上只留着一张可以打出的牌：“输家发牌权。”他将尽力表现出他比我更有把握在11月的大选中取胜。
为此，他发起了一场荒唐的“民意战”。他给我发来了一封一本正经的电报，并于7月9日公之于众。在电报里，洛克菲勒提议：一、要我同他举行一次辩论；二、要我和他联合搞一次民意测验，考验一下我们在选票量大的地区各自的实力。这些民意测验结果将交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供他们在决定提谁的名时使用。我从未听说过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办法来决定党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显然这是出于绝望的孤注一掷。
洛克菲勒不顾我反对他这项联合民意测验的建议，自行其是地干了起来。他雇了一家民意测验公司，然后又花了好几百万美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广告宣传竞选活动，显然用意是要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影响一下舆论。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洛克菲勒陆续公布了他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他在几个关键的选举州里领先了。
我的战略是不到最后决不回击。我自己搞的民意测验表明，在这同样几个关键的选举州里，我与洛克菲勒不相上下，或者甚至比他还好一些。回击的念头一再强烈出现，但我克制住了。我完全有信心击败洛克菲勒，但我不想被他拖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混战，因为那样做只会有损于我在秋季得胜的机会。
洛克菲勒不断搞他的民意测验数字游戏，我则按我的原计划紧张工作，着眼于巩固我在代表中已获得的支持，同时也不断争取更多的代表，以保证在第一轮投票时就获得胜利。为此目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艾森豪威尔的认可。
艾森豪威尔不乐意卷入代表大会前的搏斗中。我知道他倾向于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后才拿出他的认可声明，以显得党是团结统一的。不过我也知道他心里是要提我作候选人的，于是我请他以前的高级顾问、现在站在我一边的布赖斯·哈洛出面致函艾森豪威尔，敦促他在代表大会前认可我。
7月15日，我到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医院探望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笑容没怎么变，但脸上的皱纹却深得多了，年岁与疾病真不饶人啊!寒暄了几句以后，他提出了认可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的要求显然很有效果，他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说：“迪克，我不希望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任何怀疑。我挑中的就是你。好啦!”他同意在7月18日发表他的认可声明。他的声明措辞有力，直截了当，对我的帮助可大啦：
争论如此激烈，时代如此动荡，以致我决定打破我个人的先例，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发表对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认可声明……
我支持提名理查德·M.尼克松为我党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我赞赏他在我任总统期间对美国作出的卓越贡献，更重要的是，因为我钦佩他的个人品格：才智出众，机敏泼辣，果断有力，热情饱满，尤其是他的忠贞不渝。我觉得如果能在1969年1月把迪克·尼克松安置进白宫，那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国力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是最为有利的。
声明发表后，他送给我一份抄件，并在抄件的顶端亲笔附言：“亲爱的迪克，这个声明是我真心实意乐于写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7月26日，我去华盛顿听取约翰逊总统为所有总统候选人提供的情况介绍。那天早些时候他已向乔治·华莱士作了介绍，当我抵达白宫时，约翰逊、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都在等我。
情况介绍的核心问题是越南。谈到我们是否应单方面停止轰炸北越时，约翰逊很带感情地谈到在南越服役的士兵以及他得给死难者的家属写慰问函的问题。他问道：“难道我可以跟孩子们说，我们就要停止轰炸，让他们增加30%的卡车满载枪炮弹药源源南下，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打死你们，这能行吗？”
最精明强干、最受人尊敬的国务卿之一的腊斯克指出，美国如果没有获得体面的和平解决就从越南撤出，亚洲其他地区就会一片“混乱”。他说，他坚持这一看法，跟什么“多米诺骨牌”理论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认为那个理论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他相信，美国从越南撤走，势必让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亚洲大陆唯一大国，结果就会造成一片混乱。
情况介绍的关键部分是有关停止轰炸的问题。约翰逊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事实上他已经提出了停炸的建议，而且苏联人和北越人都在进行认真的考虑。就我们方面来说，以前的停炸都未收效，对此他牢骚满腹。他坚持不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说：“如果我们停炸，总该从对方得到点什么才行呀！”他向我保证，眼前不准备搞停炸。他打算等待下去，一直等到北越及其后台苏联愿意接受合理条件为止。我说我将继续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尽管我对目前已经采取的策略是有意见的。我还保证，要是共产党方面万一转而同意约翰逊所坚持的条件以换取停炸，我决不做有损我们谈判立场的事。
等到介绍结束、众人离去之后，我眼前的约翰逊一下子变得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显得苍老又疲惫不堪。他啰啰唆唆地大讲特讲他决定不再参加竞选的事，声音喑哑沉闷。他举了许多理由，并且多方暗示说，自从1967年8月以来，他就一直在考虑不参加竞选的问题。但是他只字不提尤金·麦卡锡和鲍勃·肯尼迪，对这两个竞选者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他也一声不吭。
在送我出门时，他又恢复了老样子，镇定自若起来。他表扬了J.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感激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支持，恭维我的一家，还说刚收到戴维·艾森豪威尔的来信，表示支持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
当我们握手告别时，他说：“你知道，迪克，有人说我权欲熏心，这全是废话。对于掌不掌权的问题我他妈的从来都不在乎。我之所以想当总统，无非就是为了可以有个机会为国家做点好事。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当约翰逊大谈他用权之道的时候，我心里琢磨的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大权不落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手中。他丝毫没有罢休的念头。直到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还在如痴如狂地搞他的民意测验。他到迈阿密海滩时带着大把大把的统计数字，以便分发给代表们。不过他的努力看来收效甚微。
洛克菲勒是公开地干，而里根则继续忸忸怩怩地谋求做候选人。但他的意图是谁都清楚的。早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他就曾不断把南方的代表们接到加利福尼亚去和他见面，并在思想方面拉拢南方的代表们，使他们难于拒绝。代表大会举行前三星期，他又带着他的首席拉票专家克利夫顿·怀特作了一次南方之行。
里根来到代表大会，立即在代表团各种会议上开始他那“顺便访问”活动，以他的风度和口才博取代表们的好感。最后，他于8月5日星期一粉墨登场。比尔·诺兰代表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干部会议宣布，干部会议通过决议，确认“里根州长是一个杰出的、真正的总统候选人”。
过了不久，迈阿密海滩就开始流传“挖墙脚”这一新词句。洛克菲勒和里根两人都兴致勃勃地试图说服代表们，说我还不一定有把握获得总统提名；他们把两股力量纠合在一起，用以说明我的实力正在消退，支持我的代表人数正在减少。
替这两位候选人作说客的干将们，缠住抵达迈阿密的代表不放，硬要他们相信，我还不能稳得总统提名。当这些紧张的活动在迈阿密进行的时候，我正在长岛的东端蒙托克角，乘代表大会召开前最后几天的工夫草拟我接受提名的演说稿。
里根宣布做候选人的那一天，帕特和我飞到了迈阿密。我们受到了群众盛大而热情的欢迎。抵达希尔顿广场饭店顶楼的套间后，我立即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
“约翰，搞到多少票啦？”我问道。他咯咯一笑，以他特有的沉着自信回答道：“我对你说过你甭担心嘛，迪克。一切都很顺利。”当我向迪克·克兰丁斯特提出同一问题时，他也一样蛮有信心。克兰丁斯特和米切尔都是负责同代表们联系工作的。不过，洛克菲勒与里根这两股势力的结合正在劲头上。洛克菲勒做北方和中西部各州代表的工作，里根则力图破坏我的南翼。
几个月的艰苦劳动总算没有白费。斯特罗姆·瑟蒙德和得克萨斯参议员约翰·托尔亲自去看望或打电话给各个代表团，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遗余力地加固南方的堤岸，挡住里根浪潮的冲击。托尔称这为“永远攻不破的灰色防线”。
守住南方各州并不是我们要应对的唯一问题，还有其他几个麻烦的州。例如，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就依然坚持要当本州的“宠儿”，这样一来，俄亥俄全部选票都给他弄走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本来会在关键的第一轮选举中投我的票的。乔治·罗姆尼也不肯放弃他的“宠儿”地位，虽然他那个州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支持我的。
到8月7日星期三晚上，我已经满意地掌握了取胜所需的选票。经过反复核实，我确信里根或洛克菲勒已无获胜希望。他们口口声声提到的“挖墙脚”纯属政治手段而已。除非出现奇迹，他们两人中谁也无法取胜，即使还有后一轮的选举也是枉然。
有些观察家硬说我赢得提名后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说什么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使人厌烦的加冕典礼，这完全是瞎说一通，根本无视我为了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几个月艰苦努力。那些不喜欢我当候选人的评论员们感到真正恼怒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振振有词地硬说我是由于党内大亨们的安排才得以取胜的。作为自始至终经受了初选考验的唯一候选人，谁也无法硬说我不是我党广大群众推选出来的。
提名活动开始时，我邀请了一小批朋友和我的工作班子到我的套间里跟我们全家在一起：帕特、特里西娅和她的朋友埃德·考克斯以及朱莉和戴维，还有罗斯·伍兹、鲍勃·霍尔德曼、帕特·布坎南、德怀特·蔡平、雷·普赖斯以及莱恩·加门特等。约翰·米切尔坐镇停在会议大厅外的通信指挥车内，与大家保持不断联系。罗杰斯·莫顿充任现场经理，哪里需要他就奔向哪里，找犹豫动摇的代表作临阵鼓气。迪克·克兰丁斯特负责现场监督巡回于会议大厅，直到最后一票统计完毕为止。
特德·阿格纽在大会开始提名时提了我的名。米切尔事前问过他是否愿意担任此项任务，并透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任务完成得出色，可考虑他作二号人物的候选人。就这个意义上说，阿格纽的提名演说至少也是一次考验。
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投票开始了。第一个是亚拉巴马州。我们稳住了阵脚，顶住了里根的入侵，我得了14票，里根得12票。沃利·希克尔提供了阿拉斯加州12票中的11票，只有一票除外。巴里·戈德华特把亚利桑那州全部选票都给了我。唱票过程中头一个有问题的州是佛罗里达州。当该州的34票中有32票为我所得时，第一个难关算是闯过去了。
在伊利诺伊州的58名代表中，尽管查克·珀西在最后一分钟倒向洛克菲勒，我还是赢得了50票。
从马萨诸塞州一直到内华达州，这中间没有什么惊人的变化。第二个难关来到了：新泽西州。马上就要轮到该州投票的时候，约翰·米切尔从指挥车上来了电话。“迪克，”他说道，“我看，你可能在新泽西州会有意外收获。不过，恐怕克利夫·凯斯永远也不会让你再度跨过哈得孙河。”为了对付自由派参议员凯斯的顽抗，米切尔设法向大西洋城的共和党实力派弗兰克·“哈普”·法利求助，终于打开了新泽西州代表团的缺口。这就牵涉到凯斯本人的利益了，于是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充当“宠儿”的角色。不过这“宠儿”候选人显然是属于洛克菲勒战线的，所以我们只得尽量设法说服代表团内支持尼克松的代表们主张可以独立行动。凯斯虽四面楚歌，败局已定，但他仍不愿轻易罢休，也不肯体面退出。代表团内部争斗相当激烈，到最后他提出代表团每个代表分别表态。于是点每一成员的名进行公开表态。这一招也失败了；每点到一个代表的名字并喊出“尼克松”时，电视屏幕上就露一下凯斯的镜头，只见他绷着脸坐在椅子上，一副委屈受辱的样子。我注视着屏幕上的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我们在众议院共事的经历，也想起我怎样在1954年帮他竞选，让他以勉强拥有3000票的多数赢得了他的参议员席位。所有这些因缘都在这一天晚上断绝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再恢复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新泽西州的40名代表中，拥护我的占18人。
点到纽约州的名时，我居然能在洛克菲勒的老根据地搞到4票。詹姆斯·罗兹拒绝放弃他的“宠儿”地位，死抓住俄亥俄州代表团不放，对此我是感到有点吃惊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雷·谢弗，像查克·珀西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倒向了洛克菲勒。不过由于他自己放弃了中立，他的代表团也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突袭，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我取得了全州64票中的22票。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外事件了。威斯康星州帮我得到了第一名。决定性的选票居然来自一个基础性的州，这当然使我心情愉快。
最后计票结果显示，我共得692票，比所需的票数多了25票。罗纳德·里根摆出一副党内实力人物架势，作出团结姿态，动议全体起立欢呼提名得到一致通过。
我们算是登上半山腰了。根据1960年和1962年的经验，我知道登上这后一半会困难得多。
过了几分钟，洛克菲勒来电话对我表示祝贺。当我对他说我理解他的失望心情，他大笑着说道：“里根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为我们取胜。”他恭维我战略成功，并保证11月大选时全力支持我。
现在，我得找一个竞选伙伴了。两周以前，约翰·米切尔和我曾经初步————也是非常秘密地————决定这位子应该给阿格纽。但是正像许多最重要的决定一样，在宣布以前是不算最后决定的。我还要推敲推敲，权衡利弊，听听旁人的见解。这只能算是个暂定的选择，还可以更改的。
和阿格纽谈话给我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虽然他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经验，但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直觉本能似乎与我差不多。他博得了一个老成持重、见解进步、办事得力的州长的美名。在民权问题上他采取向前看的立场，但坚决反对以暴力推动这一事业。作为巴尔的摩县前任县长，他对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都专心研究过。他很关心国内城市地区的困境。看来他为人稳妥、沉着，举止端庄，这些条件无论对他作为候选人，或者我们获胜后出任副总统来说，都是很有利的。
从严格的政治立场出发，挑选阿格纽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11月大选战略。由于乔治·华莱士参加竞选，我不可能囊括南方全部选票。因此，必须争得围绕着南部的所有各州————边界州————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几个大州。阿格纽在地域上符合选举要求，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他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合适的。
我和他在代表大会前的两次会谈中，关于考虑他做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问题连提都未提过。当我问他，如果我们在11月获胜后他想干什么时，他说他对阁员地位不感兴趣，如果真有空位的话，希望我考虑给他一个联邦法官的职务。
在总统提名决定后那天晚上，我召集了一连串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会上我故意只字不提我那暂定的选择，连曾经考虑过这回事都不提。到会的人提得最多的名字都是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罗姆尼、里根、约翰·林赛、珀西、马克·哈特菲尔德、约翰·托尔、乔治·布什、约翰·沃尔普、洛克菲勒————只有一次偶尔提到阿格纽，有时候还同时提到科罗拉多州的约翰·洛夫州长和华盛顿的丹尼尔·伊文思州长。
会议对哪个候选人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除了阿格纽一个人之外，都被一一排除了。作出最后决定前，我又分别询问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同事，问他们本人愿不愿当我的竞选伙伴。
第一个是鲍勃·芬奇。鲍勃也许是我政治方面最亲密的朋友了，他在1966年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职位后，已成为党内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我知道他会表示拒绝，但还是对他说：“你有林赛所具备的许多优秀品质。你年轻、朝气蓬勃，你对党、对独立选民都有很大吸引力。”他对我的建议万分感动，但还是坚决不接受。他争辩说，从副州长一下子跳到副总统会被人们认为蹿得太快。此外，他过去当过我的助手，又是长时期的密友，因此也会被人们说成是任人唯亲。还有，他与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已成为冤家对头，如果挑选了他，里根的支持者肯定会非常反感。
接着我把罗杰斯·莫顿拽到一边。我对莫顿极为钦佩，而且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意见一致。他是来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因此很了解阿格纽。我请他对阿格纽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坦率的评价。莫顿舒展了一下他那魁伟的身躯，沉思了片刻。他说阿格纽可能是个很合适的候选人，虽然有点“懒散”，他赶忙补充道，他这样说不是有意贬低阿格纽，只是提醒我注意，如果挑选阿格纽为候选人的话，那就得把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说到这里，我突然给了莫顿一句：“罗格，我看也许挑选你更合适一些。”
莫顿笑了一下，接着十分认真严肃地说道，作为众议院成员，他担当不起这一职务————或者至少说，缺少做候选人的资格。“如果你要我说实话，”他说道，“要是在我和特德·阿格纽两人之间挑选一个，特德做候选人比我强。”
他这句话帮助我作出了决定。如果莫顿说他想当候选人的话，即便在这么晚的时刻提出来，我也还很可能挑选他。在政治上看，他和阿格纽都具有掌握边界州的优点。我了解他比了解阿格纽要深得多，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竞选活动家之一，才智最为出众，也是党内最机敏的政治家之一。
经与米切尔最后商定，我终于作出决定：选定阿格纽。我请莫顿打电话告诉他。
约一小时后，我下楼告诉等候消息的记者们。听了我的声明，人人呆若木鸡，个个惊讶失色。在我宣布了我的抉择后不久，阿格纽接见了新闻界人士，在一连串连珠炮似的、不怀好意的提问下，他表现得很出色。他承认他的名字尚未家喻户晓，但他对大家保证说，他要努力工作，改变这一情况。
我立刻回过头来对我的接受提名演说作最后润色。这篇竞选演说实在太重要了，无论哪一篇竞选演说也不会吸引比这数量更多、更专心致志的听众了。
当我准备动身去会议大厅时，有人针对我挑选阿格纽这件事，企图组织起一支小小的造反队伍。党内一些自由派分子，在纽约州众议员查尔斯·古德尔和罗得岛州长约翰·查菲带头下，想拉约翰·林赛出面，要在大会场上向阿格纽挑战。在遭到林赛拒绝后————其实是布劳内尔从中调解后，林赛才同意提名阿格纽的————这些异端分子又转而去拉乔治·罗姆尼领头进行挑战。
我最初的反应是，这种拉选票的活动无非是要让代表们出出气，无关大局。但我仔细想了一下这种挑战闹事问题，不由得就生起气来了。对共和党来说，今年再没有比团结一致更重要的事了。我们经不起1964年的再次重演。我问米切尔有什么对策。他倒是漫不经心地说：“哎呀，迪克，管他娘的，事情就会过去的。”米切尔是个顶呱呱的竞选经理，可是他缺乏政治经验，预见不到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会有什么后果。我对他说：“约翰，我们一定得认真对付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我决不容忍这类反叛行为。要是这批输不起的家伙现在干出这等事而不受惩罚，赶明儿我当了总统，他们会照干不误。这是承认不承认我这个领导的问题，我非坚持不可。不能让阿格纽第一次在全国露面就出丑。”
我要他放手对这些代表进行纪律制裁，因为在这场挑战中我希望尽可能不丢掉选票。
反叛很快就夭折了，阿格纽得了1128票，罗姆尼只得了186票。大会闭幕后没有几天，罗姆尼写信给我：“我8月9日的便条及附上有关提名副总统候选人造反事件的新闻报道谅已收悉。正如有人事后所说，这事就像是吃饱饭后打了一个嗝一样!消除了紧张，支持你的力量也团结起来了。”
帕特和我走近会议大厅中央讲坛时，全场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对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除大选得胜外，再没有比接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更心满意足了。
1960年，我为捍卫艾森豪威尔的政绩而全力以赴；现在是1968年，我成了对即将卸任的政府的挑战者，因此我觉得，应该提出较之前更为严格的要求。我完全按照我所了解的新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谈了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
美国当今之动荡不安，并非由于人民不尽职责，而是领导人玩忽职守。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在一场越南战争中被拖了四年之久而且望不到尽头；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居然管理不好自己的经济；
具有最伟大的法治传统的国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不法行为弄得怨声载道；
一世纪来以机会均等闻名于世的国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种族暴行弄得支离破碎；
而且，合众国总统居然无法在国外或在国内各大城市旅行时，毋庸畏惧敌意的示威抗议————因此，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有新的领导的时候了。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接受挑战并承担责任为美国提供新的领导。
我把演说的结尾写成一种我个人的自述，用以证明我们美国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我是有意把结尾写得夸张一点的，但它却完全是真事。
今天晚上，我见到一个孩子的脸庞。
他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不管他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是墨西哥裔、意大利裔，还是波兰裔，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美国孩子。
在那个大城市里，那个孩子的存在比任何政治家的诺言都来得重要。他就是美国的化身。他是诗人，他是科学家，他是伟大的教师，他是骄傲的匠人。他是我们希望能成为的一切，也是我们敢于梦寐以求的一切。
他像孩子那样甜蜜入睡，美梦不已。
当他醒来时，见到的却是贫穷、漠不关心和失望的可怕现实。
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
他最后得靠社会福利过活。
对他来说，美国制度固然喂饱了他的肚子，却使他的灵魂感到空虚。这使他心碎。最后美国制度又很可能使他丧命于遥远的疆场。
对这块富裕土地上上百万的儿童来说，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前景。
但是，这也只是我所见到的美国的一个侧面。
今天晚上我又见到了另一个孩子。
他在夜间听到火车奔驰而过，梦想着他很想去的遥远地方。
看来好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但是生活帮助他踏上了他的历程。
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就得去工作，最后拿出他的全部所有，让孩子们上了大学。
他有一个温良的教友派母亲，对和平无比热爱，当儿子参军时她吞声悲泣，但她又懂得儿子非去不可。
他受到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出色的橄榄球教练和一个富于灵感的牧师的鼓舞，勇往直前。
他的勇敢的妻子，和忠诚的孩子们，和他同胜利共患难。
在他选定的政治生涯中，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几千人，以致最后成百万人都为他的成就努力奋斗。
今天晚上，他就站在你们面前————被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候选人。
总的来说，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在电视上，看起来也是很好的。大会后第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以45%对29%领先于汉弗莱，差数为16%。
大会结束后，我们一行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途中阿格纽和我在得克萨斯停留了一下，会见了约翰逊总统、腊斯克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们根据约翰逊要为每个候选人提供情况的命令，向我们作了全面的情况介绍。
约翰逊和腊斯克前来迎接我们，我们是乘总统直升机到约翰逊牧场的。天气非常热，我们都脱了上衣。约翰逊开朗、友好，看来他对不作本选举年的候选人一事已开始适应了。
会见后，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有牛排、鲜玉米棒，还有约翰逊夫人做的家常小甜饼。约翰逊驾车把我从牧场送到直升机场。途中，他领我经过他诞生的小屋子，指给我看了他父母的墓地。亲眼看到约翰逊在牧场的生活，我才觉得我对比利·格雷厄姆说过的话有所理解了，他说，约翰逊“爱恋乡土”，老是盼望着回家乡。
我刚要上直升机，约翰逊的一条家犬突然从我胯下蹿进机舱，引起了一阵大笑。我只得抱起这头小畜生，把它送下舷梯。约翰逊佯装发怒，高声嚷道：“迪克，你坐了我的直升机，又要抢我的总统宝座，现在你还想把我的狗带走呀!”
196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有7个州是关键性的：纽约、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和密歇根。我在1960年只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这次我至少要拿下3个州才有机会赢得大选。
最南部地区必然会归乔治·华莱士。我如果不在民权问题上让步————而这正是我不愿做的————我是无法在那里与他匹敌的。但我决计不放弃南、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弗吉尼亚以及位于南部边缘地区的任何一州。这些州是我的战略基地，加上我预计能赢的中西部、大平原、洛基山地区以及远西部等地区那些州，我就会名列前茅，进入白宫。
由于华莱士参与竞选，我预料彼此的差距一定非常接近。根据我作的民意调查，投华莱士的选票绝大部分属于民主党人。不过在民意测验统计时，没有列上他的名字，所以他与我得票的比例应大于2 : 1，南部地区尤其如此。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压低华莱士的得票数。在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田纳西、肯塔基以及弗吉尼亚等关键州里，我们曾经使用过一个非常见效的口号：华莱士总归赢不了。于是我们向可能投华莱士票的选民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浪费你的选票。”
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开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到了比斯坎岛稍事休息，也考虑考虑问题。鲍勃·肯尼迪既然已不在人世，我认为汉弗莱肯定会获得提名。可是尤金·麦卡锡继续进行他那堂吉诃德式的候选人活动。这种对抗赛的结果虽说早已注定，但新闻界却多数同情麦卡锡。这种支持他进行挑战的报道，尽管对全国代表大会挑候选人并无实际影响，但其冲击力将波及全国。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聚集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许多人是真心诚意来抗议越南战争的，但也有些可算是半职业性的闹事分子以及受过训练的流氓痞子。他们接二连三地跟芝加哥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在汉弗莱被提名的那天晚上爆发成一场混战。
和那天晚上看电视的成百万美国人一样，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仿佛证实了我在竞选演说中对他们领导所作的各项指责。电视把芝加哥的动荡夸大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溃乱。当然我知道，提名汉弗莱为总统候选人的劲头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整个竞选期间，他将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弥补党内的各种分歧。甚至在同警察发生冲突之前，麦卡锡及其热诚的追随者就对这次大会的意见很大，他们连想在讲坛上通过一项和平政纲都办不到。
汉弗莱挑选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当竞选伙伴。马斯基长于政治权术，所以能在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这个州连任州长。他出任竞选伙伴大大加强了民主党的力量。
1968年竞选活动中，我计划停留的第一站是芝加哥。9月4日那天，车队横穿该城闹市区。从某方面看，这有风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和该市警察部队受到指责，使该城仍处于气氛紧张和动荡不安之中。但这次冒险之行却很值得。当我的车队中午穿过芝加哥商业区时，居然有50万左右的人出来热烈欢迎我，不断爆发出阵阵热情支持的口号。与汉弗莱目前所处的剧烈对抗境况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我知道汉弗莱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他的党是个多数党，正如《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所说：“人们常说道，没有一个共和党员能有尼克松那种能促使民主党人团结起来的本领。”汉弗莱很快就着手弥补他初期的损失。唯一的问题是他何时才能补上，补回多少。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进行的第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仍然遥遥领先：
尼克松43%
汉弗莱31%
华莱士19%
未表态者7%
但问题是一旦成了领先者，同时就成了众矢之的。
汉弗莱虽然被蒙上了一层输家的色彩，但他在这场战斗中并非孤军作战。除了他的正式党羽外，支持他的还有势力强大的美国劳工组织。尽管知识分子、中上阶层自由派分子以及年轻人暂时抛弃了汉弗莱，但工会的头头们从未动摇过。乔治·米尼一声令下，全国各工会给汉弗莱提供了成百万的美元、几万名义务工作人员、高级的邮件和数据直接处理机，以及其他昂贵的设备。尽管工会的头头们坚决支持汉弗莱，但一般的工会会员则远非团结一致。成千上万的蓝领民主党人在初选期内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汉弗莱未必能够把这些票都接过来。
反尼克松与反华莱士联盟的宣传活动终于开始为汉弗莱效劳了，但还满足不了他的需要。芝加哥的污迹不是那么容易消褪的。林登·约翰逊在白宫闭门不出，讨厌约翰逊政府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左翼便把汉弗莱当作手头最方便的攻击对象。汉弗莱最初几周出场竞选时，吃够了被再三诘问的苦头，“甩掉汉弗莱”的口号尾随他不放。有一次，竟把他逼得差点在电视镜头面前掉下泪来，因为听众嘲笑谩骂使他无法把他的演说讲完。
为了表明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他与约翰逊没有牵连，汉弗莱于9月30日在盐湖城发表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第一件大事便是结束这场战争，取得体面的和平。虽说他仍然反对单方面撤军；但他说他将以停止轰炸北越“作为争取和平的可以接受的冒险举动，因为我相信，停炸将导致谈判获得成功，从而缩短战争”。
汉弗莱的讲话是耍滑头。其实它跟约翰逊的主张几乎没有差别，但听起来却好像迈出了新的重大一步。正如反战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指出的，对这篇讲话“不能单凭它的用词来评断，还要研究它的基调……重要的是，汉弗莱的竞选活动最后可能会顺利起来”。《纽约时报》也归结说，汉弗莱的建议“是鸽派可以捞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毕竟比政府或共和党候选人迄今提出的东西有用些”。鸽派正从此出发抓住这些救命稻草不放；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对汉弗莱感到失望，尽管芝加哥事件带来了幻灭，但如果不设法挫败我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地位，到了11月5日我肯定会当选总统。
自由派的支持和金钱开始源源而来，为汉弗莱的竞选活动助一臂之力。汉弗莱与那些刁难他的人争辩不休的情况大大减少。他们开始集中力量破坏我的竞选活动。他们并不是美国和英国竞选传统上惯用带刺的问题和评语当众诘问候选人的那种人。他们是一批无政府主义暴徒。每当演说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大喊大叫一些粗俗不堪而且经常是下流的口号，他们当然不让人家听演讲人的讲话，似乎也不想要人家听到他们叫喊些什么。这哪里是什么进行辩论，早已堕落成为制造仇恨了。
挥舞拳头，举标语牌，骂下流话，这些闹事分子不仅弄得我的日子不好过，就连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代表我在竞选场合露面时也感到不堪忍受。
这些插曲是1968年竞选运动中令人最不愉快的事，也是这一年一些与美国传统不相容的事的象征。直至今日，我还是弄不懂这种奇怪逻辑，怎么竟会把言论自由的权利升级成为容许采取歇斯底里和暴力行动。
在盐湖城演说取得良好反应的鼓舞下，汉弗莱开始向我发出各种挑战，要我与他展开辩论。我决意不上他的钩，不跟他辩论。民意测验表明汉弗莱远远落在我后面，所以任何辩论只会让他捞到好处。此外，汉弗莱心里明白，要是不把乔治·华莱士拖进来，他怎么可能单独同我展开辩论？华莱士作为候选人，已经会使我少得许多选票，如果再做出什么抬高华莱士地位的事，那岂不是自取灭亡？我并不害怕辩论，但一定得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参加与否。由于我不愿辩论，这当然给了汉弗莱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竞选口实。11月15日，他对某些听众说，我是个“沉默的理查德”“胆小的理查德”。
大选后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如果华莱士不在1968年竞选总统，我很可能会像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那样，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选票。但当时华莱士起了破坏作用。他将拉走对“伟大社会”政策感到极其厌倦的那些人的抗议选票。我既要想方设法减少华莱士得到的选票，但又得以负责的态度来做。汉弗莱及其顾问们知道可以利用华莱士来对付我。正如汤姆·威克所说的：“至于说到华莱士，要是没有他在竞选中表演一番的话，汉弗莱也许早就得回到韦弗利老家去养他的火鸡了!”
如果汉弗莱得不到足够的总统选举人票，只要使我也得不够，他仍然有望进入白宫。根据宪法规定，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总统选举就由众议院裁定。既然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几乎可以肯定汉弗莱会与华莱士达成一笔交易，从而使自己成为第37任总统。快到竞选结束时，我向汉弗莱提出了挑战，要他同意得选民票少的候选人应支持得选民票多的出任总统。但是他避不应战，并且表示不同意。
由于在破坏我的领先地位方面没有收到什么可观的效果，于是汉弗莱和新闻界就开始集中力量攻击阿格纽。由于阿格纽完全缺乏全国竞选的经验，不用多久就可以抓住他一句说漏了嘴的话，并把它夸大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阿格纽在提到汉弗莱时，幼稚地用了一句煽动性的行话，称他“对付犯罪行为不力”和“对付共产主义无能”。他还开玩笑地把一位记者吉恩·大石（日裔）叫作“胖日本佬”。
对于这种令人难堪的诬蔑，阿格纽比谁都更难受，但是我佩服他顶住了这股全国性的猛烈的政治攻击————恶毒的漫画、苛刻的非难、尖酸刻薄的评论等。我尽力安抚他，向他说明这一套都只不过是利用他来打击我罢了。
对待阿格纽是这副模样，与此相反，新闻界对马斯基则是一片赞扬之声。如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缅因州的埃德·马斯基是美国竞选运动中最出色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的大标题是：“亚伯拉罕·林肯式的品质————马斯基竞选高潮见闻。”马斯基在竞选中成了新闻界的宝贝，显然是1972年竞选总统的人才。当然，把马斯基捧得老高，不见得会使汉弗莱感到高兴，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当然也要利用它。快到9月底时，他向群众宣传说：“如果对选票上第一号人物有任何犹豫的话，请根据二号人物来定夺!”
大选日前两个星期，我每天从事竞选活动的时间长达18个到20个小时。每次与群众见面时，我都抛出一些新材料攻击汉弗莱。在辛辛那提，我引用了他两年前发表的一份声明，当时暴乱震撼着全国，他说，如果他生活在贫民区里，他也会亲自“领导一场很好的造反运动”。我指出，这种说法构成“成年犯罪行为”，“不配当副总统”。
在俄亥俄的斯普林菲尔德，我挑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丧失威信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世界上为美国恢复威信。美国图书馆遭到纵火烧毁，国旗备受污辱，船只在公海上被国际歹徒抢掠而去，这些事件，实际上等于肆无忌惮地杀害美国青年。”有个记者写道：“看来，那个早年竞选运动中大刀阔斧的竞选家————‘昔日的尼克松’————又回来啦，他这种杀气腾腾的攻击最后只会有损他自己的声誉。”不过我认为，跟汉弗莱打这一仗非常必要，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他的攻击性词汇越来越粗鲁了。
在犯罪与正义这两个问题上，如何把我与汉弗莱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公之于世，是我特别加以注意的。他那领导“造反运动”的声明，不过是许多自由派分子制造出来为20世纪60年代暴乱辩护的一种逻辑推理罢了。我指责汉弗莱夸大和过分强调了贫穷为犯罪根源的说法，而且事实与政府信以为真的说教相反，向贫穷开战不等于向犯罪行为开战，也不能代替向犯罪行为开战。
1968年通货膨胀正在势头上，经济风暴的征候也很明显，但是约翰逊政府大炮加牛油政策的真正危害还是在我进入白宫以后才完全暴露无遗。因此，当时汉弗莱还可以用繁荣的纲领进行他的竞选，还可以提出民主党那一套经典式的指控，所谓赫伯特·胡佛以后的历届共和党总统都迫使人民成为失业者。
汉弗莱以他特有的劲头攻击我。他指责我“正在把美国社会中最反动的分子联合在一起”。他忽而把我说成是个惯于“告密”的人，忽而又把我说成是个“牺牲国家利益搞政治蛊惑”的人。
10月28日，汉弗莱居然断言我准备发起“最后一周的凶恶竞选活动”。他警告说：“关门封舱，谨防美国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最不顾一切、最丑态百出的、不负责任的政治局面。”就在这同一篇什么也不放过的演说中，汉弗莱还表达了他的政治责任感，指责我“主张疯狂地搞核武器竞赛升级，鼓吹使美国生活和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军事化”。
事实上，不管汉弗莱和其他民主党发言人说了些什么，我在1968年竞选时的语言和行动都是很有节制的。因为我已处于领先地位，没有必要搞过火行动。再说，那年国家的团结已是如此脆弱，我也不想通过一场极度分裂的竞选运动进入白宫。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以43%对31%领先于汉弗莱，几周以后又达到46%对31%。可是，在竞选活动最后几周，差距大大接近，大选变成一场惊险电影。趋势倒转的原因是，老派的民主党人重新归队回到他们父辈所属的党，另一个原因是乔治·华莱士充当的破坏角色见了效果。此外，临近竞选末期，反战的自由派分子决定跟汉弗莱言归于好并投他的票了。在离大选日不到两个星期时，尤金·麦卡锡最终发表了支持汉弗莱的声明。
但最重要的是，帮汉弗莱差一点赢得大选的还要算林登·约翰逊在最后时刻的那一个绝招了。
10月31日，我准备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群众大会上作全国电视演说。那天下午，我留出了一两个小时安静一下。到傍晚，我正坐在书房里写演讲提纲，电话响了。电话里先是白宫电话员的声音：总统要汉弗莱、华莱士和我一起参加电话会议。过不多久，林登·约翰逊说话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巴黎会谈有了突破。在跟他的顾问们广泛商议后，他已决定对北越实行全面停炸。他将于两小时后在电视上发布声明。当约翰逊继续往下说的时候，我心里不由得想了一下，他这一手不管对北越有多大作用，实际上是在我的竞选活动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约翰逊以辩护的口吻说道：“我和大选没有关系，而你们都和大选有关。我并不认为此举与大选有关。我想你们都需要知道这件事，所以我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把情况告诉你们，至少你们可以对所有事实有个全面完整的了解。”
约翰逊解释说，他说服不了西贡同意停炸条款，因此宣布此事时南越不参加。
约翰逊讲完后，我们提了几个问题，草草敷衍了一下，接着华莱士说：“我为你祝福祈祷。”
汉弗莱说：“总统先生，我们支持你。”
我对约翰逊来电表示感谢，并且附和了汉弗莱的支持诺言。
电话会议结束了，我是一腔怒火，满腹怨气。我认为这是约翰逊在搞有可能决定大选结局的最后一招。难道说，我的一切辛勤努力，到头来得被一个滥用权力的人破坏无遗吗？而这个滥用职权的现任总统还声称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呢!
我回忆起那年夏天早些时候的一次情况介绍会，约翰逊当时说得多么清楚。那时，他对要求停炸的人嗤之以鼻，坚持说他决不让一辆装弹药的卡车自由自在地运送武器去南越杀害美国小伙子，他的双臂还在空中比画，多么有声有色！
事实上，停炸并不使我感到真正惊讶。几个星期前我就得悉正在制订采取此类行动的各种计划，声明不过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约翰逊出笼的东西。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出笼的时间。在如此接近大选的时候宣布停炸，若出于政治计谋可说是冷酷至极，若出于真心诚意，则简直幼稚得可笑。
我是通过一条十分不寻常的渠道得悉这个计划的。事情是从9月12日那天开始的。霍尔德曼那天带给我一份约翰·米切尔送来的报告，说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可以给我们当顾问。1967年基辛格当过约翰逊的秘密信使，通过法国作为中间人，把约翰逊的停炸建议传递给北越人。约翰逊一度甚至建议直接商谈，但北越人态度强硬，“基辛格渠道”终于在1967年10月结束。不过，约翰逊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们仍很尊重基辛格，基辛格也继续同政府的对外政策核心人物有来往。
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知道洛克菲勒一直在问我需不需要基辛格的帮助，并且敦促我利用这种帮助。所以我告诉霍尔德曼，要米切尔保持与基辛格的联系，并且尊重他绝对不要暴露他的身份的要求。
在第一次会见米切尔后的两星期，基辛格又打电话来了，他说他刚从巴黎回来，在巴黎他听说在越南问题上某些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他建议说，我如果在这一周内一定要谈到越南问题时，最好避免谈出任何新的想法、新的建议。基辛格在竞选期间给我们谈意见时是特别谨慎周密的。要说他真的了解谈判详情的话，他又确实并未泄露给我们。不过，他向我提出警告，免得我胡乱发表一通声明，到头来可能被谈判将一军，他认为这样做还是应该的，而且也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要霍尔德曼请布赖斯·哈洛打电话给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我提议“请埃弗雷特转告林登，我知道巴黎来了信息。向他暗示，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然后要埃弗雷特狠狠地追问林登，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我还要霍尔德曼叫阿格纽去问迪安·腊斯克，我们听到的“谣言”是否确有其事。
同一天，我给我的核心参谋人员及撰稿人写了一份备忘录，命令他们把越南这个包袱让汉弗莱背上，不要让约翰逊背。我要让人们看清楚，我认为在战争问题上玩弄政治的人是汉弗莱而不是总统。
几天以后，霍尔德曼给我一份备忘录，送来了更多基辛格通过米切尔途径得来的情报。
我们的消息提供人认为，有一半以上的可能，约翰逊大致将在10月中旬下令停止轰炸。与此相配合，巴黎将有一阵忙乱的外交活动，它并无实际意义，却让人看起来像是很重要的外交活动。
在谈完其他外交事务后，备忘录又提到：
我们的消息来源认为，反对停炸是行不通的，但觉得还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许要有所预料————并且在真正发生时，我们确有准备……
我们的消息来源非常担心约翰逊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计他会在大选前采取某些行动。
同一天，我得悉迪安·腊斯克已向阿格纽保证过，局势没有什么新发展，政府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在10月发表什么声明。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变化，约翰逊会立即打电话给我，不过，腊斯克确也曾说，虽然眼前没有任何计划中的事情，但局势“变化很快”。
10月9日，北越人在巴黎公开呼吁约翰逊在他还能行使职权时停止轰炸。当然，约翰逊知道外界所不知道的情况：关于停炸的秘密谈判早在进行。
三天后，我们接到了基辛格另一份秘密报告，说政府在10月23日之前会有所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基辛格强烈要求我避免对汉弗莱有损和平前景的言论发表意见。基辛格相当隐晦地指出：“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里面大有文章。”我觉得基辛格的这份报告含糊得令人不安。他为什么竭力要我避免讲越南问题呢？他又为什么如此坚持主张我放掉汉弗莱呢？我以前对基辛格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曾一再要求我们替他保守秘密。但是，如果约翰逊的人已经知道他在向我传递消息，因而给他一些假情况，那又该怎么办呢？在如此紧张的政治和外交气氛中，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敢轻信了。
以后几天里，谣传四起，说巴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记者们纷纷要求了解情况，白宫新闻处为了对付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巴黎无任何突破，局势没有变化。
10月16日，我在密苏里竞选时，白宫来电话，约翰逊要跟三个总统候选人开个电话会议澄清一些事情。来电话时，我正在堪萨斯市的联合车站，准备在候车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走到讲台后面一个小房间去接他的电话，这个“房间”有玻璃门，像个电话间。在整个通话期间，人们来回徘徊，带着疑问的目光注视着待在这么一小间屋子里的我。
通话质量很差，我憋足了劲才听清约翰逊的话。他叫我们看一下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声明：在巴黎没有什么突破，传说都是错的。他要求我们不要发表意见。他说事实上河内方面有过一些动作，弄不好很容易吹掉。我要他保证，他是否仍然坚持我方的任何让步必须以共产党方面做出对等响应为条件。约翰逊回答说，他依然坚持必须满足以下三条：（1）停炸以后必须立即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2）河内不得侵犯非军事区；（3）越共或者北越不得以大规模的火箭或大炮攻击南越的主要城市。要是真能实现这些条件，我当然会支持约翰逊所做出的任何安排。
当我那天晚上在纽约一年一度的艾尔·史密斯聚餐会上见到约翰逊时，他进一步向我保证说他不会接受任何没有对等响应的安排，同时再次要求我在谈到越南问题时慎重小心一些。会餐后，我指示霍尔德曼传话出去：应约翰逊的要求，我将不做任何批评战争行动的重要讲演。
第二天在曼彻斯特演讲时，我说：“如果在越南能够达成一项停炸协议的话……这个协议不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和平而体面地解决战争，那么我们就支持。”我又补充说，“我们不要在和平问题上耍弄政治。”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是一定会发生的。
越南问题越来越成为全国争论的焦点，不管候选人怎样轻描淡写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对约翰逊在这件事上究竟会有怎样的动作，我如果是无能为力的话，但至少有决心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确：如果他真的停炸，那至少也得符合我坚决主张的最低限度保证条款。
第二天，在转播波士顿地区的电视节目“问题与解答”时，有人问我有关谣言的事。当时，我一面重申了我的立场，同时也第一次暗示了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我说道：“看来会有某些行动，但我们对此没有把握。关于这方面，我听了全面的情况介绍，不过我不能公开透露。”解答的确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不知道还能多说些什么。
10月22日，布赖斯·哈洛得到了消息。提供这个消息的人的可靠性是毫无问题的，是约翰逊最核心圈子里的人。事后证明，他提供的消息完全正确。我把哈洛写来的备忘录看了好几遍，越看越生气，越看越感到不对劲：
总统正全力以赴要与北越达成交易，可以这样说，他几乎反常地迫切寻找下令停炸的借口，看来他准备接受任何一种安排……
克拉克·克利福德、约瑟夫·卡利法诺、卢埃林·汤普森是这方面的主要参与者。乔治·鲍尔也在其中，虽说是在外围。
正制订周密的计划帮助汉弗莱利用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工作人员与汉弗莱联系密切。已为林登·约翰逊制订了计划，一旦协议达成即可尽快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在11月5日以前全部就绪……
白宫人员仍以为这一招可使汉弗莱赢得选举，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个目标。
我当即发出了一系列紧急命令：要米切尔向基辛格核对一下情况；要德克森和托尔出面公开抨击白宫的行动；要德克森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计划。我甚至考虑派哈洛飞往越南去找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谈话，以便直接了解军方对越南局势的看法。但我这一切只是发泄发泄我的沮丧情绪而已，不管我怎么干，约翰逊始终掌握着主动。
我这些命令的初步结果引起了一些怀疑，究竟哈洛的秘密情报来源是否可靠？基辛格说他从未听说过约翰逊这方面的计划；而德克森与约翰逊当面对质这个谣言时，约翰逊矢口否认，态度异常激烈，连他的多疑的老朋友都信以为真。约翰逊说，巴黎并无新动向，他还责备德克森这么大年岁了，居然会相信这样明显的谣言。
第二天，10月24日，哈洛根据他的情报来源报告说，在前一天已与北越人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公布。我觉得此事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哈洛强调指出，考虑到消息的来源，报告的确切性是毫无疑问的。果真如此，那么在约翰逊向德克森侈谈从未考虑任何方案之前，方案就早已定了。
事后来看，我对约翰逊之保守秘密固然无可责备，但对他不与我坦率相见则实在气愤不过。我觉得他至少不该假惺惺地敷衍我，说什么他会让我充分了解情况的。如果向我提供情报的那些人原先就反对约翰逊的政策，把情况捅给我们又是为了破坏约翰逊的政策，那我是不会使用这些情报的。但他们察觉到约翰逊正利用越南战争来帮汉弗莱的忙，因此我认为这就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党派政治了。
我当机立断，即刻把马上就要停炸这一事实公布出去，我认为这是阻止约翰逊在最后时刻兜底挖我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墙脚的唯一办法。另外，我还要给人以印象————而且我深信事实也是如此————即他的动机和他选择的时间，均非单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
我知道，约翰逊最需要的是在他离开总统职务之前能够使和平见诸端倪。如果拖到大选以后，共产党人就会顶到和新政府打交道。因此，往后十天是约翰逊弥补其过失，使他任上光彩些的最后机会，我当然不会为难他。越南问题已使他在政治上、个人威信上一败涂地，如果能够谈判出和平来，他就可以大大恢复他在这场冲突中失去的东西。
但我也确信约翰逊另有所图。我非常了解他这个人，他做什么事都得先在严格的政治天平上反复衡量。再说，哈洛的消息来源清楚表明，汉弗莱与白宫的联系非常积极活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鲍尔这样精明能干的党棍当然明白，应尽一切机会照顾汉弗莱取得政治上的好处。我知道现在我得在政治需要和个人责任之间走钢丝，但是既然约翰逊及其周围许多人采取了纯属政治范畴的行动，那么我至少也有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
于是我在10月26日发表了一项有关和平谈判的声明：
在过去的36小时内，据我所知，在白宫或某些地方，匆匆忙忙召开了一连串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人们告诉我说，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正全力以赴地要在最近的将来达成停炸，可能还有停火的协议，我得悉这些报告是确有其事的。
有人还对我讲过这股突发的拼劲是约翰逊总统为了挽救汉弗莱先生的候选人地位而做的孤注一掷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并不信以为真。
在竞选中，我从未发现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和主要的总统职位竞争者的交往中有什么不公正或不坦率的地方……
在我跟他所做的每次谈话中，他都明确表示他决不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
我知道约翰逊除非被迫去应付明显的党派挑战，一般是不会故意出面支持汉弗莱的，因此我决定尽可能不给总统以口实，使他在公众面前与我翻脸。我最不希望看到约翰逊全力以赴地以他所拥有的白宫全部大权来为汉弗莱撑腰卖力。
我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即便我知道将要出现的事态————事实上好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影响范围有多大则完全操在约翰逊手中。
在10月31日麦迪逊广场花园群众集会上，我对政府所做的停炸声明做出了我认为是唯一负责任的回答：“我要说，作为总统候选人，还有我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同意我这样说，不论是他或我，都不会讲出任何有可能损害取得和平的机会的话。”有个记者写道：“昨天晚上约翰逊总统宣布全面停炸北越，这是耍了理查德·尼克松一下，但对副总统汉弗莱来说，则赛过一个可以纵情欢呼的万圣节前夕。”毫无疑问，停炸使汉弗莱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阵狂热的支持。好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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