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我终于认识到，除了政治生活和为公众服务以外，我实在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师业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高峰，我从不觉得它真能使我心满意足。当时我对一些朋友说，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师业务的话，两年后我将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后肉体死亡。
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二天，帕特和我就飞往巴哈马群岛的伊留特拉岛去跟几个朋友盘桓数天，我们在商量今后打算怎么办的同时也轻松了一番。
在我担任公职的14年中，我们过的日子舒适而简朴。在支付了从华盛顿搬到洛杉矶的费用后，除了个人财物之外，我们唯一的资产就只有华盛顿那所价值4.8万美元的住房了。我觉得，为了帕特，我得找个收入不错的工作，既要能维持还算舒适的生活，又能把我们的女儿送进比较好的大学，并使我有多一点时间和她们在一起，来弥补我当副总统时不得不成年累月离家在外的不足。我也想找一个至少还能让我跟政治沾得上边的工作。
既然帕特和我都想搬回加利福尼亚，因此，我决定接受洛杉矶的亚当斯-杜基-黑兹尔坦律师事务所的邀约。早在1946年我跟沃勒斯竞选时，厄尔·亚当斯就曾提出，如果我竞选失败，就邀我去他们的事务所工作。我对他开玩笑地说，我仅仅花了14年就取得了应该具备的资历。我们不想让特里西娅和朱莉这一学年中途辍学，所以我们决定，帕特仍和她们留在华盛顿，而我在6月之前一个人住在洛杉矶。
那些日子并不轻松。亲戚和朋友们要我住到他们那儿，但我宁愿独自生活。为此，我在离办公地方不远的威尔夏大街上租了一小套单身公寓。我学着自己弄饭。好在我对吃东西从不苛求，而且确实学会了怎样热一顿便餐，一面看书或看杂志，一面独自自得其乐地吃着。
我曾以为，我会像以往对付任何一项挑战性的新任务时那样，马上投入事务所的工作中去。可是几星期以来，我总难以集中思想，几乎无法提起多大的劲头。我发现我陷入失败之后的松垮情绪里去了。
1968年，我却体会到完全出乎意料的另一种不同的经验：胜利之后的疲劳和松垮之感。但当时存在的挑战是要筹建一个新政府。至于1961年，我发现凡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如跟掌管全国事务的职位相比，简直都是索然无味和无足轻重的。当你胜利了，你不得不应付的那些挑战鞭策着你；如果你失败了，你就非得迫使自己去干人家要你去干的事情不可。
我最不愿意跟人们议论选举。但很多人来访或写来信，多年来他们忠诚地支持过我，我又感到义不容辞地应会见他们，或至少在电话上跟他们聊聊。要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和发表演说的邀请，继续纷至沓来。可是，除了我完全是在竞选运动中“辩输了”这一说法之外，我认为，新政府应该享有传统的、不受带有党派性质批评的蜜月期。
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开始适应新生活了，甚至喜欢它了。春天，帕特和女孩子们来了，我们在圣莫尼卡的海边度过复活节假日。两个女儿喜欢海滩和温暖的气候，她们对加利福尼亚的热情开始感染了我。
猪湾
我对当上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一事，日益感到兴趣。我对肯尼迪早期的某些外交政策行动是很不安的。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星期里，他就碰上了涉及共产党在老挝进行攻击的一场危机。在他的最初几次记者招待会中，有一次，刚刚初步显示力量，接着就往后退却，并以接受一个据称为中立的政府而告终，而这个政府却尽人皆知将受共产党的严重影响。我决定，政府享有的蜜月期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同意于1961年5月5日去芝加哥的经理人员俱乐部发表一次演说。
因为我的讲演事关外交政策，我要求白宫让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向我作一次情况简介。我的要求被批准了。我们安排在4月19日6点钟在我华盛顿的寓所相会。
事前两天，当我尚在加利福尼亚时，我听到消息说，反卡斯特罗的叛军已在古巴一个不幸被称为猪湾的地点登陆。接着几天的新闻报道都使人沮丧，既简略而又不完整。但很清楚，入侵者遇到顽强的抵抗，开头未能取得多少进展。
4月19日我在等候杜勒斯时，拿起下午版的《华盛顿明星报》，看到的有关入侵的报道就更令人悲观了————虽然仍无最后定论。杜勒斯传话说，他将迟到。当他终于在7点半过后抵达时，他看起来神情紧张，颇受震动。
我问他要不要来一杯酒。杜勒斯回答道：“我当然要啊!我实在需要来一杯。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
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没精打采地说：“一切都完了!入侵古巴一败涂地。”
杜勒斯解释道，肯尼迪当选后，对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所制订的入侵计划曾下令照干，中央情报局则继续训练古巴的流亡者。但肯尼迪的几个顾问要他打消这项行动，理由是一旦我们的支持为人所知，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会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抬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说假若苏联决定干预，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还为入侵失败的后果描绘了可怕的图景。
入侵原定在2月。当政府内部激烈争论不休时，肯尼迪把它推迟了。最后，在4月15日，肯尼迪决定行动。杜勒斯用一种带着阴郁的钦慕之情的声音说道：“总统不听顾问们的意见，下令入侵继续进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做得到的。”但神经过敏的助理们仍作了最后的尝试劝阻肯尼迪，而肯尼迪为了使双方高兴，竟在最后一分钟作了妥协。他把原来打算歼灭卡斯特罗空军和为入侵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三场空袭取消了两场。于是，在猪湾登陆的自由古巴部队发现他们成了卡斯特罗的苏制轰炸机的毫无招架的活靶子。肯尼迪不给予空中支持，注定了这次行动非失败不可。
起初，白宫和我们派驻联合国的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完全否认美国与这次入侵有任何牵连。接着，肯尼迪又不得不撤回那些否认。我们的国际信誉经历了双重打击————先是发动了那场未能成功的入侵，然后又企图予以否认。
杜勒斯盯着地板说：“我本该告诉他，我们决不能失败。我几乎就要这样说了，但我却没有讲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4月20日早上，我在国会大厦跟共和党的领袖们进行商谈。我们都认为情况严重到不能再持党派偏见的程度了。我们全都必须支持总统，直到危机过去。我那天下午回家比较早，在门厅电话机旁发现特里西娅留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肯尼迪来过电话。我早就料到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捅出纰漏来的，不得不求助于你。”我拨了我熟悉的白宫电话号码。接线人立刻把我的电话接通总统。他的声音紧张、疲乏，没有来什么客套就说：“迪克，你可以上我这儿来一趟吗？”
肯尼迪站在椭圆形办公室他的书桌旁正跟林登·约翰逊谈话。我们严肃地握手问好，气氛很紧张。
约翰逊走后，肯尼迪请我坐在壁炉旁的小沙发椅上，而他则坐在他的摇椅上。他说：“我已跟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开了次会。与会者之中的有些人在这次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兄弟或近亲和朋友。跟他们交谈，看到他们面部的悲惨表情，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了。”
我问起古巴人的士气。他说：“昨晚，他们对我们可真恼火极啦，但今天他们已平静得多了。信不信由你，我们只要说一句话，支持他们，他们还会准备再去打一仗的。”
说到这里，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开始在他的书桌前来回踱步，并在一片污言秽语的痛骂声中把他的愤怒和沮丧倾注出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诅咒每一个为他出过主意的人：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白宫工作人员。他说：“我查问过那些婊子养的————所有那些军事专家和中央情报局人员————都向我保证，计划一定会成功。”
对他来说，以往一切都是顺利的。几天之前，在民意测验中，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报界对他也大有好感。现在他却困难重重，觉得他成了他所信任的人所出的坏主意的无辜牺牲品。他踱来踱去，双拳握得紧紧的。
他发泄了一通之后，又在摇椅上坐了下来，室内一时寂静无声。我突然感到，他一定觉得非常孤独————受了多么大的委屈，而责任又是多么重大啊！
他望着我问道：“现在你认为该在古巴干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干它一场。我们有好几种借口可用：为保护居住在古巴的美国公民，护卫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撵出古巴。”
他对我讲的话似乎考虑了一下，接着摇摇头说：“沃尔特·李普曼和奇普·波伦两人都报告说，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里显得很趾高气扬。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古巴动手，赫鲁晓夫就很有可能在柏林动手。假如他们两人的估计正确，我就不认为我们该冒此风险。”
我解释道，我是从共产党对全世界怀有野心那样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古巴的。赫鲁晓夫将在同一时间里在好几个地方进行试探，只要我们一示弱，他就会制造一次危机来占我们的便宜。我说，我们应该同时在古巴和老挝采取一些行动，包括必要时使用美国的空军。
“我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卷入老挝，”肯尼迪说，“尤其不能卷入可能会跟千百万中国部队在丛林中作战的地方。”这跟他3月间在电视上大讲保卫老挝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话，完全倒了一个个儿。“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如果我们对仅隔90英里的古巴都无所作为，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对远隔万里的老挝又能有什么作为。”
我对他未能从他自己所讲过的话中找到逻辑上的联系，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自己明明讲过，共产党的威胁是不可分的，除非到处予以抵制，否则在某一地方的抵制实在毫无意义。但我知道这不是说服他相信这种论点的时候。这是一场危机————他希望得到而且也需要我的支持。
我说：“如果你对老挝或古巴作出这类的决定，我将全力公开支持你，而且还将敦促所有其他共和党人也这样做。我意识到，有些政治观察家说过，如果古巴或远东危机涉及动用美国武装力量，那你就可能冒1964年遭到政治失败的风险。我要你知道的是，假若有必要采取这样行动的话，我是决不会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争端来加以利用的。”
他一下子好像沉浸在苦思之中，在权衡我刚才讲的话。接着，他略略耸耸肩膀说道：“局面弄成这样，我们又有这么多的问题，即使我干得不错，我也不知道四年后的今天我能否留在这里。”
我们谈了将近一小时。由于我倾听了他的话，向他保证我不会利用这次危机来为党派之争服务，我觉得我至少已减轻了他的一些负担。
“外交事务的确是唯一应由总统掌管的重要问题，你说对吗？”他说，“我的意思是说，同这类重要问题来比的话，最低工资是1元1角5分还是1元2角5分算个什么屁问题。”
我们走到椭圆形办公室旁有顶盖的门廊。玫瑰园里春花怒放，一辆白宫汽车在车道上等着我。
在他陪着我走向汽车时，他说，帕特·布朗很担心，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落在我的后面。虽然我的支持者建议我竞选，可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参加。我对肯尼迪和布朗已在讨论那种可能性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过身去，循着小路走回他的办公室。他的双手斜插在上衣口袋里，但低着头走，平日轻快的步伐也好像慢了下来。在那会儿，我对这位不得不面对一场辛酸的悲剧的人颇表同情；尽管悲剧的铸成不全是他的过错，但他又责无旁贷地要对此负责。
我5月5日飞往芝加哥去为经理人员俱乐部讲一次话。
我开始时强调说，就我个人而言，对新政府的批评应该是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并且只应集中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我对肯尼迪处理猪湾事件的方式仍感到担心，我想把我的忧虑公之于众。我说道：“那些老是在谈论我们威信的人，好像认为我们正跟别的国家在进行一场博取人心的竞赛，看看究竟是谁最能讨人欢喜并能得到赞扬。但我们务必牢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
我最大的顾虑是，肯尼迪在古巴碰了钉子后，可能会打不起精神来对付老挝、越南或柏林等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了。我说：“我们在古巴失败的最坏后果，不是那使许多观察家纠缠不休的威信暂时低落的问题，而是这次失败可能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因怕再冒失败的风险，不敢在将来采取果断的措施。”
当我说道，我们应该从入侵古巴中至少学到一条教训时，听众长时间地拍手叫好。我指的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大规模地牵涉到美国的威信，我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力量，使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即使我们所有的情报估计都证明是错的也在所不惜。直话直说，除非我们准备把事情办到底，否则我们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开头办任何事。”
发表这次演说后，我发现作为“忠诚的反对党”领袖，我重新成了全国瞩目的对象。我原来以为会在我平民生活中压得很沉重的种种可能有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我的私人和政治函件，必不可免的旅行，办公室的例行事务，我为“时报-镜报”所写的专栏文章，以及我答应写的一本书的计划安排，使这段时期成了我一生中最繁忙的阶段之一。像以往一样，损失最大而又最能保持缄默的，还是我的家庭。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原因之一是想有多些时间跟帕特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可是我想，我在那一年中看到她们的时间，比我们在华盛顿时还要少。
到了1961年12月，我感到比1960年竞选结束时还要疲劳。我因工作紧张和过度疲乏，体重轻了差不多10磅，在家里和办公室里我还变得易动肝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处理危机的书时，我却把自己搞得如此筋疲力尽，以致不能头脑清醒地作出决定，因而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一次新的大危机。
1962年：竞选州长
要我竞选州长的呼声几乎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那一天起就开始有了。
全州各地的朋友、老的支持者、实业界和党的领袖们纷纷来信、来电或来访，敦促我参加竞选。我答复道：1960年总统选举后没多久就另去竞选什么职位，我对此没有兴趣。我请求他们到别处另外物色一个候选人。
但压力仍不断增加，到了初夏，我也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参加竞选的可能性。我的直觉未变————我仍旧认为这是在错误的时刻，竞选错误的职位的事例之一。
我和艾森豪威尔在棕榈泉附近的埃尔多拉多乡村俱乐部作了一次长谈。他认为我应该在1962年竞选州长，然后在1964年再度竞选总统。他说：“我的经验是，当一个人受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委托，要他承担一项工作时，他一定得干，否则就会冒日后失去他们支持的风险。假如你不参加竞选，而那个共和党候选人又落选了，你将为此受到责备，你作为全国政治领袖的前途也就此完蛋。”
几星期后，我写了封列述参加竞选利弊的长信给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我说明了我之所以显得举棋不定和缺乏热情的最深刻的内在原因是：
不主张我参加竞选的另一论点是，从我在1月开始竞选起直到我任州长职务的整段期间里，我势必把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问题上。不错，洛克菲勒还是有办法不时就国内外问题发表议论。但我的想法是，我们这儿的问题是如此复杂，并且，坦率地说，我们还跟全国和国际的新闻通讯中心在地域上相隔如此遥远，如果我决定竞选州长，我简直不相信我仍有可能在国内外问题上，继续发表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当时的民意测验指出，我能够相当轻易地击败布朗。有一项调查说，我能以五对三的优势胜他。如果艾森豪威尔想到过我失败的风险也很大，他是否还会坚持原来的劝告，那就不敢说了。
罗斯·伍兹已到加利福尼亚，在律师事务所当我的秘书。她7月11日下午来我家告诉我，惠特克·钱伯斯死了。这消息对我震动很大。我知道钱伯斯有病，但他在一生中度过了这么多难关都能幸存下来，我甚至认为他是金刚不坏之身。现在他却死了。
那天晚上，我重读了在我1961年2月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不久，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很可能，我们彼此见不着了————我的意思是，永别了。所以，请原谅我在此讲一些我原本不该妄加置喙的话。
你还有几十年的前程。几乎就在我们相遇的第一天起（那已是12年前的事了），我发觉你具备一些深睿的好素质，虽然在这浮华浅薄的世道里，这些素质很难被人赏识，但它对你和千百万公众来说却是有意义的。由于你以往受到了苛刻的制约，你那好的品质和最大的才能无从发挥出来。但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此种制约会是决定性的。那是不可能的……
你还有许多岁月可为公众服务。为公众服务是你的生命。你必须为公众服务。因此，你也必须有一个为公众服务的基地。
一些人对我说，你不马上参加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有道理的。另一些人告诉我，你差不多可在州内稳操胜券。我对情况毫无了解。但此事如属可行，我甘冒不韪，深望你予以考虑。
那些我素来尊重其政治判断力的朋友们，对于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彼此意见极为分歧。艾森豪威尔、汤姆·杜威、J.埃德加·胡佛鼓励我参加州长竞选，使我可以取得一个新的政治基地。赫伯特·胡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劝我参加国会竞选，使我可以有一个对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的讲坛。麦克阿瑟以其特有的、宣示神谕的神态说：“加利福尼亚是个伟大的州，但它的地方气息太重。你应该去华盛顿，不要留在萨克拉门托。”
8月初，我和鲍勃·芬奇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当我参加竞选时会集结起来反对我的一些政治力量。
第一，肯尼迪政府将全力反对。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当上州长从而获得新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指望那些赞成洛克菲勒或戈德华特在1964年竞选总统的为数不少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会支持我。那两个人将在临近全国代表大会时相互攻击，但现在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我。
州议会共和党领袖乔·谢尔已为争取提名当州长而开始活动，并已从保守派那里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和资金。最后，还有帕特·布朗本人。虽然一般人都认为他能力并不强，但他所处的政治地位颇令人羡慕，没有人特别不喜欢他。
谈话结束时，我比以往更相信，我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不该在1962年竞选州长。这话传回了华盛顿。两三天内，我就接到莱恩·霍尔和克利夫·福尔杰的电话，迫切要求在我宣布决定之前与我一谈。第二天下午，他们就乘飞机来加利福尼亚了。
霍尔说：“要么你参加竞选，要么你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完蛋了事。在1962年你将看到，洛克菲勒在纽约州竞选，另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还有一个在密歇根州。谁还会记得你迪克·尼克松呢？只有你现在竞选州长成功，你才能在1964年获胜。”他们两人都强调，艾森豪威尔多么期望我参加竞选并取得胜利。
那时候我自己的政治判断是，肯尼迪在1964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假若我竞选州长，我认为我就必须保证在萨克拉门托当满一任州长。那么，到1964年就只好由另一个人去对付肯尼迪及其金钱和权术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对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无强烈愿望。同样迫使我却步的是，我知道帕特非常反对我参加竞选。她认为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特里西娅和朱莉，在她俩的青少年期间该多花点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我自己倾向于不参加竞选。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霍尔和福尔杰带来的压力，惠特克·钱伯斯的信以及许多知交的再三要求，开始把天平朝着决定参加竞选的一边倾斜过去。
我害怕向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提出这一问题，所以我一直拖到不能再拖的最后时刻才讲。我要鲍勃·芬奇在9月27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届时我将宣布我的决定。9月25日，我们在晚餐后围坐桌旁时，我说明了一些因素和我一向听到的并加以权衡过的相互矛盾的意见。我告诉她们，我目前正在考虑参加竞选，但在我打定主意之前，我想知道她们的想法。
帕特如我所料，抱着强烈反对的立场。许多妇女为了当名流，宁愿付出她们所有的一切作为代价。但帕特素来属于那类较为少见的人物，她不需要非在公众面前出风头不可。她最深沉的感情历来是藏之闺阁，她只跟她的家庭和亲人分享此种感情。在竞选国会议员时，她始终和我站在一起，过着挨骂和同人争吵不休的日子；在基金危机中，她心地豁达并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在我任副总统期间，她既要满足我担任全国性公职的要求，又得让特里西娅和朱莉有一个正常而又可爱的家。为此，她经常得避免顾此失彼。由于以往有那么多的宴会和竞选旅行，因此1960年失败之后，她就一直期望我们两人和两个女儿能在加利福尼亚过上新的平民生活。她说：“如果你参加这次竞选，我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跟你一起外出活动了。”特里西娅和朱莉那时是15岁和13岁，她们年纪还太小，无从对我的决定产生很大影响，但我也想听听她俩的见解。朱莉看到帕特和我的意见大有分歧，她说她准备同意我的任何决定。特里西娅是唯一采取肯定态度的人，她说：“我说不上你该不该参加竞选，但我似乎总有一种感觉，你就是应该向他们表示，你并没有因为1960年人们偷了我们的选票使你选举失败而就此完蛋!”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小时。最后我跑到楼上书房。我坐在书桌旁，开始写一些我准备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宣布我决定不竞选州长。
半小时后，帕特进来了。她坐在书桌台灯照不着的那个沙发上。她脸部隐在黑影之中，但我能够从她讲话声中听出，她正竭力克制不让她极为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她说：“我又思考了一阵。我比以往更加相信，你如果参加这次竞选，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假如你权衡了一切后仍决定参加，我将支持你的决定。我会一如既往地和你一起参加竞选活动。”
我指着书桌上放在面前的黄便签本说：“我正在起草宣布我不参加竞选的提纲呢。”
“不!”她坚定地说，“你该按照你认为正确的去做。如果你认为你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你一定要这么干。”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些时候，随后她走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吻我，然后离开书房。她走后，我把便签本最上面的一页撕下来丢进废纸篓。在新的一页上我开始为决定参加竞选的声明起个草稿。
9月27日，我在洛杉矶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说，我有两项决定要宣布。第一，我不当1964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第二，我将是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候选人。
对好多记者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要求我多说几句。一个记者引了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名言：“如果我被提了名，我不准备竞选；如果当选了，我不准备上任。”我对他说：“我认为谢尔曼将军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候选人。而卡尔文·柯立芝的话是说他不打算参加竞选。而尼克松是说，他在1964年不当候选人。”
帕特·布朗冲着我的声明立刻发表意见说，尽管尼克松没有这样讲，他到1964年还是会当总统候选人的：“他只把这个州的州长职位看作是实现当总统宏愿的垫脚石”。
我没有马上筹划战略和布置竞选活动，相反，我现在不得不在这以后的三个月里把我那本《六次危机》的书写完定稿。我是在肯尼迪就职几个月后约定好了要写这本书的，当时似乎不能想象在1962年会出现竞选什么职位的前景。现在我却在必须为竞选作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碰上了出版商的最后交稿限期。
我在6月初选前去全州各地旅行时受到了不少诘难————但这跟1950年的诘难不同。当时，诘难我的是极左派，而现在则是极右派。极右的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已渗入相当多的共和党组织。我所作的代价最高、困难最大的决定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只要他参加了约翰·伯奇协会，同时又不愿摈弃该协会创办人罗伯特·韦尔什的极端主义的声明，即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个为共产党阴谋献身的、自觉的代理人”，福斯特·杜勒斯则是个“共产党特务”，我都不加支持，并且也不需要他的支持。
约翰·鲁斯洛和埃德加·希斯坦德这两位众议员是我最亲密的私交和政治上的朋友。但他俩都是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不管他们本人是部分或全部相信韦尔什的指控，但他俩谁也不肯摒弃这些指控。于是我不仅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并且还失去了他们朋友很多、共和党势力也很大的两个地区的支持。从政治上看，这是一桩蚀本生意；但从良心出发，我别无选择。我不能接受一个极端主义集团的支持，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曾中伤过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
初选在6月5日举行。虽然我轻易取胜，但谢尔也得了1/3以上的票。我认为这是预示我在11月间可能碰上共和党一场临阵叛变的凶兆。
幸而我的竞选运动组织得非常好，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一些参加者从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在六年后我竞选总统时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鲍勃·霍尔德曼是竞选运动的经理，莫里斯·斯坦斯是财务主任。赫布·克莱因是我主要的新闻顾问，一个叫罗恩·齐格勒的青年人在他手下工作。
初选之后，要求候选人展开辩论的压力开始了。布朗在民意测验中正居于领先地位，所以我认为辩论将对我有利。布朗也恰恰为了这一原因企图避免辩论。10月1日，我们两人在旧金山一起会见一批报纸编辑和发行人，这是最接近辩论的一次安排。《洛杉矶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次会见，大标题是“布朗大战尼克松”。
布朗和我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首批提问人之一是《刀锋论坛报》发行人汤姆·布雷登。布雷登是个自由派专栏作家，还是帕特·布朗委派的州教育委员会委员之一。
他说：“我要问你，你身为副总统或州长候选人，是否认为一个州长候选人可以允许他的家属从美国政府的防务大承包商那里收到一笔秘密贷款？从道义和伦理上讲，这是正当的行为吗？”
会议主席立刻跳起来说：“尼克松先生，如果你不想答复，你就不必答复那个问题。由于该问题超出了这次竞选议题的范围，我将予以否决。”
“鲁宾逊博士，事实上，我坚持要答复这个问题。”我答道，“我乐于借此机会答复此问题。六年前，我兄弟面临很大的财政困难，他向休斯工具公司借了20.5万美元，我的母亲实际上为此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了出来作为贷款的抵押。这一小笔财产对她来说可是巨额的财富，为此现在每年付给债主1万美元的利息。
“六年前，我兄弟破产了。我母亲把财产全都交给了休斯工具公司。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总统没有利用我兄弟的困难和我母亲的问题作为一项政治议题，正像我不把人家对他的家庭成员的攻击作为一项政治议题一样。
“我在我兄弟的事业中没有份儿，也没搭股。我从未参与商借这笔贷款。休斯工具公司从未要求我干过什么，我也从未为他们效过什么劳。尽管肯尼迪总统没有利用此事作为话柄，而布朗先生却私底下跟今天在座的某些报界人士议论这件事，并且他手下的干将们也老是在讲，硬说我一定拿过其中的一些钱，说我做了错事。
“现在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我当过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在政府里前后工作了14年。我去华盛顿时有一辆汽车、一幢房子和一笔抵押债务。我回来时有一辆汽车、一幢房子和一笔更大的抵押债务。
“我犯过错误，但我是个诚实的人。假若本州州长有什么证据，指出我在这件事情上有错误，指出我帮了休斯工具公司什么忙，指出是我向他们借了那笔钱，那么，与其像他那样暗地里阴险地干————这是他赖不掉的，因为在座的记者曾告诉我，他曾说过，‘我们要在休斯工具公司贷款一事上做大文章’————还不如让他有机会公开讲讲。
“加利福尼亚所有的人都在看电视，在座的人都在听。布朗州长可以趁此机会像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指控我行为不端。先生们，请吧!”
布朗万万没料到我来了反守为攻这一手。他试图否认他本人和手下的人曾在这次竞选中提过这一问题，但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不断提到它。新闻界非常喜欢那段故事，并曾加以大肆渲染，一方面因为这可以写成很吸引人的文章，另一方面因为它可对我造成很大的损害。
我觉得这次和报界会见的结果是，我比布朗领先了一大步。他显然有同感，因为当我向他挑战，提出再来一次联席发言时，他拒绝了。
除了休斯贷款和我排斥约翰·伯奇协会之事以外，我在竞选中的最大问题是我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真正意图何在。尽管我不断否认我对1964年竞选总统有任何计划，但还是无法使许多人消除疑虑。在竞选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面临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36%的人认为我对于出任州长是真心实意的，64%的人认为我渴求竞选总统。
回顾起来，我承认民意测验表明的公众看法确有一定的真实性。由于我认为无法战胜肯尼迪，所以我否认有意于竞选总统，这是绝对老实的。但是我的确也并不那么热衷于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尽管我在竞选中把力气花在各种问题上，但每次记者招待会总要提到那些针对我的人身攻击————关于休斯的贷款，我恐怕至少答复过100次。记者不厌其烦地一再问我是否断绝了与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或要我重申我拒绝支持鲁斯洛和希斯坦德。从早到晚，我得整天反复声明，我不打算把出任州长看作是1964年当总统候选人的垫脚石。我提出了好些详细的建议，诸如有关州政府开支、犯罪、教育等问题以及有必要使加利福尼亚工商业的趋势有所改善等，但大多数记者对此很少表示兴趣。
12月22日晚，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电视演说中宣称，苏联已把中程核导弹运进了古巴。他宣布美国海军封锁古巴，并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并撤走导弹。全世界紧张地注视着赫鲁晓夫对这一直接挑战所作出的反应。美国似乎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上摇摆了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像以往发生国际性危机时一样，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支持总统。我在奥克兰发表了一项声明，又在圣迭戈作了一次全州性的电视讲话，都表示我坚决支持肯尼迪的行动。
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闻报道在1962年竞选最后几天压倒了其他一切新闻。1956年选举前夕的最后日子里爆发了苏伊士和匈牙利叛乱事件，史蒂文森当时一定会有的那种感觉，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我知道，这时要缩小民意测验中布朗领先的差距的一切机会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选举之夜，我们不得不把那出沉闷的戏一直上演到幕落。当天下午我很早就离家到旅馆去。我对家里说，一待有个分晓，我会马上打电话回家的。
午夜前，事情已告结束，虽然双方得票数仍很接近。我对州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那些尚未揭晓的选区的总票数已不足以使我转败为胜。我在凌晨3时左右上床睡觉。等到我7时左右起床时，最坏的局面得到了证实。在所投的约600万张选票中，我以29.7万票之差败于布朗。
赫布·克莱因下楼去宣读我承认失败的声明。我在房间的电视机上看到记者在为难他，非要我下去亲自露面不可。他们如此坚持，弄得克莱因最后只好上楼来问我是否考虑见见他们。一直郁闷在我心头的愤怒、沮丧、失望和疲劳一涌而出。我说：“操他娘的，我不见他们，我没有必要去见他们，我就是不见。赫布，你把我对布朗表示认输的发言给他们读一遍。假若他们想知道我在哪儿，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已回家，和家里人在一起。”
克莱因又去到楼下。我离开时，朝电视机看了一眼，听见记者还在用侮辱人的语气追问：“尼克松在哪里？”————好像我有义务非见他们不可。
我说：“我这就下去。”边说边走向电梯。我走进记者招待室，登上赫布正在用话筒说话的讲台。我没有时间修整面容，我内心火极了，我的样子更糟糕。
我开始说：“早安，各位先生。既然克莱因先生已发表过了声明，既然报界所有人士又都因为我失败了而兴高采烈，那么我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我看到好多记者在交换眼色。看上去我的表现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低声下气。
我向我的工作人员和许多帮我竞选的志愿工作者表示感谢。我对共和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胜利作了评价。我也祝贺布朗取得了胜利。
然后，我回到了主题：“一开头，我谈了两三件有关报界的事，我注意到你们之中有几位看来有点恼火。我对报界的观感从未真正尽情吐露过，现在我想畅谈一下。
“恐怕不能说今天任何一个美国政界人物会有这种态度。在我16年的竞选岁月里，从来没有为了一个记者的报道，向发行人、编辑抱怨过。我认为，记者有权写他想写的东西。我认为，假若一个记者认为某人该胜而另一人不该胜，不管在电视上也好，在电台或其他地方也好，他应该这样说。我要对记者们说，有时候我想……嗯……我希望你们应该像你们审查我那样，也详详细细地审查审查我的对手。
“在我向报界告别之时，我所能讲的是，自希斯案件以来的16年中，你们也够……够高兴了————因为你们一直有机会攻击我。我想，我被你们攻击得够呛，但我也没有少骂你们。”
我继续说：“我现在就要和各位先生分手了。你们可以去写，你们也可以任意解释。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我在离开你们时希望你们知道————请想一想，你们失掉的可真不少呀!
“你们再也不能捉弄、逗耍尼克松了，因为，各位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我有幸得到机会能与各位斗斗智的一次招待会。我始终是尊重各位的。我有时跟各位意见相左，但我和某些人不同，我从不停止订阅一份报纸，我今后也决不会这样做。
“我深信了解我的对手在讲些什么是很必要的。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话，至少会叫电视台、电台和报界首先认识到，他们负有报道所有新闻的重大责任；其次认识到，当他们反对一个候选人时，他们可以跟这位候选人过不去，但他们既有权利也负有责任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至少总还得单独派个记者跟随竞选运动，以便报道那个候选人随时随地讲了些什么话才对。
“谢谢各位先生，再见。”
房间里的人都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我知道赫布大为震惊并感到失望。我转身向他说：“赫布，我是为了你才这样说的，这帮人活该挨这一顿，我为此颇感高兴。”
大多数支持我的人和差不多所有报界人士都认为，这场所谓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奇灾大祸。莫里·斯坦斯对我说，他认为这会使我的律师业务丧失每年营业额达10万美元的新客户。批评我和反对我的人则把它看作为决定终身的、自作自受的打击，因而兴高采烈。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称之为“理查德·尼克松最后一次的大喊大叫”，并报道说：“尼克松作了一场持续15分钟的、漫无节制、语无伦次的终幕独自，恐怕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举世无双的。他不顾一切地乱说一阵，叫他手下的人都看得发了呆。”
反应并不都是消极的。我收到全国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发来的成千封信和电报，他们说，终于有人敢于把报界痛骂一顿，他们为此感到高兴。
我从不懊悔我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话。我认为这是对新闻界的警告，就是说，我不会任凭他们随便发出对我怀有偏见的报道而无所作为。在这方面，我认为，以后几年里我之所以能从报界得到较为公正的待遇，部分归功于这一插曲。单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值得的。
选举后的星期天晚上，霍华德·K.史密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了一场称为“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的半小时特别节目。他请了四个可以代表我多年的朋友和敌手的客人来参加这个节目。默里·乔蒂纳和杰里·福特作为我的老朋友发言。我的竞选失败和我的记者招待会似乎成了我的政治生命结束的标志，他们为此深感惋惜。杰里·沃勒斯讲起1946年的竞选时还是辛酸万分。第四个参加者是阿尔杰·希斯。史密斯就事论事地问他，在希斯-钱伯斯案审讯期间，他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法。希斯以一种妄自尊大而又表示宽容的语调说：“他对如何客观地把事实弄清楚，兴趣较少；而对于想方设法把一项早有成见的计划弄得煞有介事则兴趣较大。我认为，他的行动是受野心和利己的动机驱使的。”
紧随着这句话的一阵喧闹，竟然帮助我从“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一个悲哀的输家形象转变为类似受害人的地位上来了。甚至节目还没有结束，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话总机就亮起了几百次要求通话的灯光。以后几天里，有8万封信件和电报蜂拥而至，对希斯的出场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高级负责人员吉姆·哈格蒂说，让希斯上电视来对尼克松的失败评头品足，这种做法太不像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使他吃惊不已。
如果说美国广播公司准备为我发政治讣告，那些在肯尼迪政府里的人也不想听任事态自然发展。他们竭尽全力想置我于死地。在我竞选州长失败三个月后，他们对呈报的所得税的报税单进行了详尽的检查。几年之后，在1973年，国内收入署负责此事的督导员写信给罗斯·伍兹说明，虽然他曾向华盛顿的上级汇报，原来的审查报告“不变”，他们还是把案卷分三次退回给他，反复援引报纸和杂志的文章作为要给我追加税额的理由。这位负责会计检查的督导员每一次都勇敢地顶了回去，并尖锐地指出：“我们不是按照新闻界和杂志说的话来办事的，我们是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
我实在难以相信，即使我已第二次被击败，即使我已被各地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已无政治前途，也还有人坚持这种做法。
在1972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司法部档案表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兄弟就任总统后没几个月就利用司法部设法收集证据，以便就休斯贷款一事，对我母亲和兄弟提出刑事起诉。根据那份报告说，调查说明我的家属根本没有什么非法行为。这种利用联邦政府机构的幕后政治动机不是太明显了吗？我尤其痛恨那种想通过搞我的家庭成员来搞我的做法。这些因政治目的而滥用国内收入署和司法部职权的事例是肯尼迪政府盛行的党同伐异的典型做法。
1963年在纽约当律师
选举后不久，我和贝比·雷博佐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度假，我1951年第一次遇见他时就是在那里，多少年来我们已成了密友。在迈阿密待了几天后我们又飞往拿骚。等到学校一放假，帕特和女孩子们也来了，和我们一起在那里欢度感恩节。
在这次旅行中，我和老朋友、沃纳-兰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埃尔默·博布斯特作了一次长谈。他竭力怂恿我离开加利福尼亚，搬到纽约去。他指出，自选举失败后，眼下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再把我拴在加利福尼亚了，在纽约搞事业的机会要大得多；我会发现那边的生活更有趣、更富刺激性。
我对这次搬家想得越多，利弊之间就越见平衡。我很不愿把帕特和两个女儿再次从生了根的地方拖走。但自选举以来，加利福尼亚对她们所具有的魅力已远不如前，我倒是发现她们对生活在纽约的前景十分感兴趣。
移居纽约当然会对我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的影响。尽管我被布朗击败，我仍能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内起着重要（虽然不无竞争）的领导作用。可是，离开我的政治基地，搬到我那主要敌手纳尔逊·洛克菲勒所牢固掌握全部政治权力的州里去，无异于宣布我已自行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不再是个积极活动的政治人物了。
移居纽约，意味着放弃在1964年当总统候选人的任何念头。要在纽约竞选一个职位是不能设想的。我认为这一点对帕特的影响是和别的任何因素同样大的。她深切感到，现在该是我一劳永逸地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在1962年竞选州长时，事实上是我否决了家庭的主张，我觉得现在该轮到她们来否决我的主张了。我们决定，一旦我找到合适的工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就马上搬到纽约去。
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华尔街的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并改组为尼克松-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事务所。我们买了一套10个房间的合作公寓，它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住所碰巧在同一幢大楼里。
我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先兑现我向帕特和两个女儿早就许下的诺言。6月12日，我们跟朋友杰克和海伦·德劳恩以及他们的女儿莫琳动身去欧洲和中东度一次为时六周的假期。
从我们在国外受到的欢迎来说，好像谁也看不出我在过去三年内曾两度落选，而且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是极为渺茫的。所到之处，我们所受到的款待就好像我仍旧是个副总统似的。
我们的旅程排得满满的：除了跟三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起旅行所免不了的紧张的观光活动之外，我还会见了好些外国领导人并跟他们谈了话。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在巴塞罗那的夏季官邸接见了我。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我原来料想看到的会是一个被报界描绘成僵化呆板和令人不快的独裁者。岂知我发现他是个敏锐的、重实效的领导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为维持西班牙的发展所必需的内部稳定。
戴高乐总统请帕特和我在巴黎共进午餐。这顿午餐————饭菜简单、烹饪精美、招待周到————是在爱丽舍宫后面一个露天的院子里举行的。餐后，戴高乐站起来作了一次热情的、特别动人心弦的祝酒。他说，他知道我受到过一些艰难的挫折，但他预见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在很高的职位上为美国效劳。
这次旅行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恐怕要算我第一次对柏林墙的印象了。他们带领我们去逛东柏林这个单调的城市，但陪同我们的共产党警察数目太多，而且根本不讲方式方法地尾随不放，这意味着我们很难有机会找老百姓聊聊。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回去。我们步行穿过查利检查站，站着等候出租汽车。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男子走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你到东柏林来，我们很高兴。可别叫我们失望。美国人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说后他就很快地走开了。
我们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一家有一个很高明的匈牙利管弦乐队在演奏吉卜赛乐曲的饭店。我被人认出来了。晚餐后我走上乐座弹了钢琴，弹的是“密苏里圆舞曲”。
在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专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去阿斯旺水坝工地参观的旅行。我们在午夜前后抵达，但当时的气温仍在华氏100度以上。巨型的苏联吊车和推土机整天在工作。我们的埃及主人给我们看水坝计划时，他们自豪地宣称，参加这项建设工程的苏联人很少，但是我从司机们的外貌看出，他们之中有很多是苏联人。
纳赛尔请帕特和我到他在开罗的、朴素得叫人吃惊的家去做客。他是个才智过人和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夸夸其谈，但私下里的庄重和平易的举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切希望知道我对苏联领导人当前的态度和意向是怎样估计的。他对肯尼迪总统的以色列政策进行了试探性的批评，但由于我未予鼓励，他很快地领会了我的暗示，就把话题转了。他曾好几次表示他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好感。
我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向他强调，我认为他应该把自己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当作首要的任务来抓。这是纳赛尔本人不想践行的道路。跟苏加诺和恩克鲁玛一样，纳赛尔也是把他的最大精力放在革命上。目前，他对搞一场宏伟的、争取阿拉伯团结的十字军运动的兴趣很大，而对管好和改善埃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这项极为重要但不那么迷人的任务则不那么感兴趣。除了他盲目地不能容忍犹太人这点之外，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即使以色列不存在，纳赛尔也一定会制造出一样东西来代替它。阿拉伯的团结需要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毁灭以色列恰恰适应这一需要。
我们在金字塔和卢克苏尔的帝王谷前肃然起敬，但同样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对现代埃及及其统治者有了一些了解。我能够看到，尽管埃及极度贫困，但这个国家正在前进，最后一定会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也能看到，尽管以色列在技术和训练方面占优势，但除非达成某种协议，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最终单凭数量上的优势就会把以色列击败并湮没掉。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各个敌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对以色列本身，并且对防止大国在中东发生对抗，都将是极端重要的。
我们去罗马时，肯尼迪总统正在那里进行国事访问。一天下午，我们旅馆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接线生告诉我，是总统来的电话。可以听得出他的心情愉快而舒畅。他说，他听说我们也在罗马，因此打个电话来向我们问声好。我们嘻嘻哈哈地谈了几句。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讲话，五个月后他就死了。
对帕特、特里西娅、朱莉和我来说，这次旅行是我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之一了。此行之所以如此不寻常，是由于它使我们有机会真正像个家庭那样团聚在一起。我们在西班牙逛了好些城堡和大教堂，在雅典观光了帕提侬神庙废墟，在罗马游览了古罗马广场，在威尼斯坐平底船，去巴黎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层，在莱茵河上顺流而下，还听了伦敦国会大厦钟楼里大钟报时的叮当声。
但是，当我们的飞机飞抵纽约，看到下面的自由女神像时，那才真正叫人心神激荡。假期过去了，我立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作为一位华尔街律师的新任务中去。
自我着手新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确定这次移居纽约的决定是做对了。新的生意找上了尼克松-马奇事务所的门。正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事务所的业务扩展了。
有机会看到纽约地区的老朋友和结识一些新朋友，使我家受到了激励，生活又重新生气勃勃起来。而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失败后，我们是很需要这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的。在搬进新公寓还不到两周的一个晚上，帕特隔着餐桌望着我说：“我希望我们再也不要搬家了。”
1963年夏天，尽管我刚安定好在纽约开业当律师，但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党内领袖已经不断来访和来信，要我在1964年再度参加竞选总统。他们说，戈德华特除了党内最保守的一小撮外，几乎会把什么人都赶跑的；洛克菲勒则会把党一分为二。我同情他们的忧虑，但我的本能要我完全置身事外。
我坚信我不应在1964年谋求提名。尽管肯尼迪在近日的民意测验中声誉下降，尽管他的国内政绩缺乏光彩，外交政策方面危机重重，我觉得他几乎一定可以获得连任。党内团结一致，报界关系又好，加上担任在职总统拥有的种种优势，肯尼迪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我不能无动于衷地让帕特、女孩子们和我自己在再度败于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中感到紧张和失望。我也很清楚，1960年、1962年失败之后，1964年如果再次失败，那就会给我一个老输家的形象，那我就永远翻不了身。
我也得思考一下那些敦促我竞选的人的动机。其中不少人是反对戈德华特当候选人的，但他们所持的理由我可并不赞同。我本人是喜欢戈德华特的。他直爽、诚恳，并且非常爱国。他容易冲动，一碰上就跟人家干。但我知道他心地很好，而且能够接受意见。虽然戈德华特站在右面，要比站在左面的洛克菲勒离开我的中间立场更远些，但我认为，戈德华特的偏离中流至少使他更深地留在共和党的领域之内，而洛克菲勒的偏离却使他在好多问题上事实上成了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
9月3日上午，我接到了楼上邻居的电话，他请我下午参加他的鸡尾酒会。我到那里时，洛克菲勒热情地接待了我。聊了一会儿后，我们马上展开了一场认真的讨论。
“我打算争取得到提名。”他说，“我这次不准备再打退堂鼓了，如果再退，我将显得过于不坚定。据我看，肯尼迪只能当上一任。他把所有问题————越南、国际货币形势、大西洋联盟、人权————搞得一团糟。”
他继续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如果巴里获胜，我就会很担心，因为他太浅薄。他只上过一年大学。他没有一个好的班底，而且处理问题的方式太简单。我将担起阻拦巴里的任务。假如我不这样办，他会因没有对手而达到目的的。”
他转而谈到他的另一些敌手。他说：“罗姆尼想参加竞选，但老牌的共和党人不喜欢他对党所抱的那种独立不羁的态度。他最大的弱点是对世事了解太少，而对他所了解的东西偏偏又太有把握。比尔·斯克兰顿也想参加竞选，但他只有在人家拉他时才参加，而目前还没有一个要拉他出山的计划。”
他停了一下，接着更凑近我说：“迪克，你可不能积极参加竞选。你当然可以参加，但那将是个大错误，而你是不会犯那类错误的。我们两人必须认识到，只有你和我才是唯一在国内外问题上都有资格当总统的人。尽管我们有些分歧，但我们在基本政策上意见一般说还是一致的。”
我保持缄默，尽力不作明确的表态。最后他说：“我想提出的是，如果你现在支持我，那么在全国代表大会出现僵局时，我就支持你。”
我感谢他这样开诚布公，但我说，我除了支持得到提名的人以外，本人不打算参加竞选。我对他所提出的交易未置可否。
那时感恩节已临近，我坚持原定的计划：除非发生完全意外的事，否则我不当1964年的候选人；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我不打算赞助任何一个人；我也打算和所有可能当上候选人的人搞好关系，这样，不管谁胜，我都可以起党的团结者的作用。
11月20日我飞往达拉斯出席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会，这家公司是我们事务所的一个客户。当地有几个记者想访问我。于是第二天我就在旅馆里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会见。我从报上看到，为了反对第二天访问达拉斯的肯尼迪和约翰逊，已经有人计划要搞示威活动了。我对记者说，不管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或对某个人物的反应如何强烈，总统和副总统所到之处，理应受到尊敬。
11月22日清晨在去达拉斯机场的路上，我看见总统出访的车队所经道路两旁都悬挂着彩旗。回到纽约，我雇车返家。我们通过昆斯区向第59街桥开去。当车子停在红灯前面时，有一个人从人行道上冲过来开始跟司机谈话。我听见他说：“你车上有收音机吗？我刚听到肯尼迪被人开枪打死了。”车上没有收音机，在我们继续驶入曼哈顿区途中，我的脑海中百感交集。那个人可能是疯了，或许是个恶毒的、戏弄人的家伙。他可能听错了人家的话；或许是歹徒向肯尼迪开了枪，但没有打中或仅仅打伤了他。我不肯相信他真的遇害了。
车子在我住的那幢大楼前停下时，看门的跑了出来，泪流满面。“喔!尼克松先生，你听到了没有？”他问道，“简直太可怕了，他们杀害了肯尼迪总统。”
那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埃德加·胡佛。他马上接了电话。我直截了当地问：“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一个右翼的疯子干的？”
他回答：“不，那是个共产党。”几个月后，胡佛告诉我，奥斯瓦德的妻子曾揭露说，奥斯瓦德曾打算在我访问达拉斯时把我干掉。为了不让他这样干，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把他拖住在家没有外出。
我从来没有像好多人设想的那样，对肯尼迪的死怀有“蒙上帝恩典，我才得上天”那种幸灾乐祸的想法。我当了八年副总统之后，对有遇刺的危险早已完全听天由命。我知道，既然有这么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想杀死一个总统，当总统的就只有靠运气与平均数定律的组合，才能免于一死。我并不认为肯尼迪是可以和我易位相处的：我没有想过，如果我在1960年胜利了，那就不会是他而会是我，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乘车经过达拉斯的迪莱广场。
自1960年选举以来，肯尼迪和我之间的友爱从未消失；尽管我对他当总统的政绩是有意见的，但我钦佩他的雄心壮志和好胜气质。我能够体会这一悲剧对他那亲密无间的家庭将是多么可怕的打击。我记得在我兄弟阿瑟先死、接着哈罗德又死了的时候，我是多么难受。我希望我能略尽绵薄之力使肯尼迪一家的哀痛有所减轻。
当天晚上我在书房里待到很晚。炉火熄后好久，我写了封信给杰奎琳·肯尼迪。
理查德·M.尼克松
五马路810号
纽约州，纽约市，10021
11月23日
亲爱的杰姬：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希望你知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并和你共同祷告上苍。
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始终珍惜这一事实，我们打从1947年一起进入国会以来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情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我们应邀参加了你们的婚礼。
我现在无法再说什么来使世界各地奉献给他的光辉颂词增添色彩了。
但我希望你知道，你作为第一夫人为国效劳，人民将永远表示感谢。在担当美国官方女主人的场合里，你给白宫带来了魅力、美丽和风雅，你那独具一格、发自内心的青春神秘感则在美国人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将以能为你效劳而感到光荣。
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几星期之后，我收到她的复信：
亲爱的副总统先生：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那封关怀备至的信。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国会里是同僚，在1960年是对手。现在，请看，出了多大的乱子。谁能想到在这个国家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
我知道你又不免在想————你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如此之久，却仅以如此微小的差距失去了那个最高奖赏。现在你又得一切从头再来。你又得把你和全家的希望和努力再一次投放进去。我只有一点要跟你说，如果事情不能像你期望已久的那样称心如意，请从你已有的东西————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那里得到安慰吧!
我们在享有生命的时候，从来都是对生命珍惜不够的，虽然我知道他的死是可以防止的，但我也不会要杰克走任何其他一条道路。为此我自己将永远不断地受到折磨。
可是，假如你不能取胜，那你就多想想你现在已有的一切吧!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府上各位致意。我希望你的女儿会像我过去一样喜欢查平中学。
忠诚的，
杰奎琳·肯尼迪
在肯尼迪死后一段时间里，三项最重大的政治发展是：戈德华特开始在全国党的工作者和组织者那里网罗了一股庞大的力量，林登·约翰逊在白宫最初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行事中显示了精明老练的技巧，亨利·卡伯特·洛奇冒出来成了认真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约翰逊有办法在全国哀悼肯尼迪的时刻把大家团结起来，在1964年头几个星期里，两党客观的观察家们就普遍认为，谁也休想在11月里把他击败。由于提名选举组织得好，洛奇在3月10日新罕布什尔总统初选中名列第一，这使大多数专搞政治的人惊讶不已。
我在纽约开业当律师的一个好处是，为了和事务所的国际客户见面，有机会让我去国外广泛旅行。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拜访我当副总统时的老朋友和结识一些新朋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既能见到反对派领袖，又能和政府官员会面。我跟实业界和律师界的接触，使我对当地的问题和态度的观感，比我过去以官方来宾身份访问时所取得的要全面得多。
紧接着新罕布什尔的初选，我先去黎巴嫩、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作了这样的旅行。所到之处我都听到美国的威信在下降。我也听见有些人沮丧地谈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只起了这样少的积极领导作用。最使人深感不安的恐怕还是，我亲眼看到的越南实际情况，跟美国国内人民所看到的报道，出入之大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
和我谈话的亚洲的领导人注意到老挝。由于肯尼迪的天真，愿意接受一个“中立主义者”的联合政府（大家知道它为巴特寮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护），我们在老挝碰上了一场不应有的灾难。亚洲领导人注意到古巴。在那里，我们在猪湾事件中的举棋不定，使共产党在宣传方面取得了多年未有的最大胜利。现在他们正盯着越南，我们在越南花了多少年工夫，鼓励并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西贡政府之后，却显得不太愿意支持那些为了打败共产党所必需的措施。在我们的亚洲朋友和盟国看来，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公众的漠不关心，新闻界的歪曲报道和党派政治，似乎正结合在一起，正在破坏美国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战斗意志。
在巴基斯坦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阿尤布·汗总统。他很难过地谈到了1963年11月1日，即肯尼迪遇刺前三周吴庭艳总统在南越遭暗杀一事，他认为美国是插了手的。“我不能说————也许你们起初就不该支持吴庭艳。但长时期以来，你们确曾支持过他，这在亚洲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管他们是否持赞同态度，反正他们对此心里有数。接着，突然之间，你们不再支持他了————吴庭艳就死了。”他摇摇头，又说下去，“谋杀吴庭艳对许多亚洲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三点：跟美国交朋友很危险，维持中立还是有好处的，有时候当个敌人倒反而有利可图!信任像根细线，一旦断了，就很难再把它接起来。”
在曼谷，他侬·吉滴卡宗总理警告我们，在跟越共作战时丝毫不能松懈。他说，如果越南沦亡了，共产党势力将在东南亚畅行无阻。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担任泰国驻华盛顿大使的那位出众的学者和外交家波特·沙拉信说，约翰逊急于跟越共开始谈判，只会鼓励他们提出更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他说：“美国应该做的是使越共相信，他们休想在同南越或华盛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然后，你们应该向他们提出一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最后建议。要是他们拒绝，那么你们就该无情地把战争进行下去。”
我在一个下着雨的炎热的下午抵达西贡的新山一机场。飞机库周围堆着沙袋，武装的士兵在跑道上巡逻。
我遇到的南越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他们敌人的脾性。有一位对我说：“他们跟越盟时代一模一样。他们决不会适可而止。除非他们赢得一切，否则是决不会罢休的。我们不能跟他们妥协，我们也不能和他们谈判，这必然是场血战到底的仗。只要你们给予帮助和支持，我们是准备跟他们打，并且把他们打垮的。”
华盛顿阻止他们空袭北越，又不准在陆地上攻入老挝，切断那条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越共武器和给养运输线。对此，美国军方和南越的军界领导人都深表痛惜。和我谈话的好多美国军官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国内正逢选举年。其中某些人则责怪美国的新闻报道歪曲得太厉害了。
我和时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卡伯特·洛奇一起吃晚饭并作了一次长谈，我谈到了我的忧虑。他注意倾听，好一阵子之后才答复道：“我知道不少人对这里事态的进展很不耐烦，我也知道军界的人不高兴被牵制住。但这里存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那是不能用打的办法来解决的。越南的问题，军事小于经济。越共从饥饿的农民那里汲取力量，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同共产主义断绝关系，我们就不该用枪去打他们————我们应该把粮食分配给他们。”
洛奇申述了他不同意追击越共部队进入老挝或柬埔寨的理由。更使我吃惊的是，他说，除非为了美国人被杀而采取的报复行为以外，美国军队应避免和越共交战。我简直难以相信，竟会从卡伯特·洛奇这样一个通晓国际共产主义战术和技巧的人那里听到这些话。我怀疑他是否认为他有责任去捍卫政府的政策，而不受他本人感情的影响。或者，他实际上已被约翰逊周围的经院式理论家说服而改变了立场，这些理论家认为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问题是可以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的。
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确信，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在西贡讨论时，洛奇热切希望我为他剖析一下国内的政治局势。他认为约翰逊有不少弱点，是可以击败的。他主张采用和戈德华特“南方战略”相反的策略，认为一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只要集中力量在北方城市里活动，就能够做出很大成绩。很清楚，他认为他本人就是那个共和党人。事实上，几年后他告诉我，假若他在5月的俄勒冈初选中获胜，他曾打算辞职返国去参加争取提名的竞选运动。
在台湾地区，我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他早就对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我们不入侵北越，就决不能取得胜利。他取笑当时正在推行的“战略性的哈姆雷特规划”。他说：“发展经济可以战胜共产主义是一种大家所熟悉的谬论。”他凑近我，差不多像耳语般地说：“只有子弹才能真正打败他们。”
我在东京见到了日本的池田首相。像我遇见过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他因美国在越南政策上陷入明显的信任危机而感到担心。国务大臣佐藤和前首相岸信介认为南越胜利的钥匙握在中国和苏联手里。因此他们建议美国制定越南政策时应该考虑该地区中有关大国的利益。
当我于4月15日结束这次旅行回到家里时，我发现华盛顿对越南并没有像对洛奇、戈德华特和洛克菲勒之间开展的竞赛那么关心，也没有像对约翰逊肯不肯让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竞选伙伴所形成的一场斗志之争那么关心。亚洲远在万里之外，注意力都集中到俄勒冈初选上去了，而在这次初选中，很多人盼望洛奇能重演他在新罕布什尔的胜利。
四五月间，民意测验继续表明洛克菲勒和选民们的关系搞得不错，但在决定得失的地区，即取得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票数方面，戈德华特可望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提名，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了。我的一些支持者仍旧不甘心放弃，他们在5月12日内布拉斯加的初选中为我搞了一次投票给非原定候选人的活动。我那次得到的4.28万票是惊人的有力表现，但我不存在任何幻想，认为那足以阻滞戈德华特彩车的进程，更不用说刹住它了。洛克菲勒在俄勒冈初选中取得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胜利，因而把洛奇淘汰了。但6月2日戈德华特在最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初选中获胜，又把洛克菲勒淘汰掉了。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和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参加竞选所作的最后搏斗，证明力量既太弱，时间也太晚了。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之前好久，戈德华特的提名已稳稳在握。
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
戈德华特在第一轮投票时获得提名。我以前任旗手的身份，要求把被提名人在发表其接受提名演说之前向全国代表大会引见的荣誉给我。我把这看作为开始执行搞好党内团结使命的第一次和最好的一次机会，而这种宣讲工作我是准备一直继续进行到11月选举日的。我特别挑选出斯克兰顿、罗姆尼、洛奇和洛克菲勒的名字，说他们是1964年参加竞选中共和党引以为荣的人物————正像为了党的团结的同样理由，我在1952年的接受提名演说中提了布里奇斯、马丁和塔夫脱的名字。我说：“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我们有些是戈德华特派的共和党人，洛克菲勒派的共和党人，斯克兰顿派的共和党人，洛奇派的共和党人。现在，大会召开了，决定已经作出，我们就都是努力争取巴里·戈德华特当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了。就这样。如果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说，他们只是准备来看戏的或散步的，甚至是来划船的，那么，对他们我要引用巴里·戈德华特1960年的一句话相奉告：‘共和党人，让我们壮大起来，一起去干吧!’————我们终将在11月取得胜利。”
我尽力强调戈德华特的共和党主义，并把他列入历史上其他共和党被提名人的行列之中。为了给他在初次以被提名人的身份出现于全国代表大会时制造一种戏剧性场面，也为了越过新闻记者而请美国人民亲耳听一听和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我最后说：“今天晚上，请你们看看这位先生，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请听听他的讲话。把批评他的过分苛刻的评语忘掉吧!恐怕还该把他的朋友捧过了头的颂扬之词也忘掉吧!请记住，这是实事求是的时刻。请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判断。请你们自己作出这一决定，而不是凭别人说的去作出决定。”
我拼命找合适的措辞来结束我这次讲话。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令我满意的话：“这一位就是赢得‘保守派先生’称号和自豪地佩戴着这一称号的人。经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他现在是‘共和党先生’了，也就是他，通过这次历史上最伟大的竞选运动之后，将成为‘总统先生’————请大家来见见巴里·戈德华特!”
我的演说看来取得了使党内各派系皆大欢喜的预定效果。戈德华特在走向讲台时受到了长时间的热烈欢呼。这该是他医治党内创伤和为了日后的竞选把党团结在他周围的最好机会了。
使我大为惊愕的是，戈德华特竟然发表了一通使人坐立不安的、制造分裂的讲话。他说：“凡全心全意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表示欢迎；至于那些对我们的事业漠不关心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打算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奶牛宫，有一半人狂欢呼叫，另一半人则惊愕得一声不吭，这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他们等于从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中被赶跑了，从党内被撵了出来。但他还没有讲完呢!他说：“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并不是美德!”这些话可比其他东西更能帮助约翰逊和民主党人拆他自己竞选运动的台。
戈德华特已赢得提名，如果说他本来有机会当上总统的话，那么他那天晚上发表的那篇演说，却使他丧失了这个机会。
我坐在主席台上真像生了病一样。戈德华特非但未能愈合党内的分裂，医好它的创伤，反而划开了新的伤口，还在伤口上拼命抹盐。眼看着一个人把他需要的，费了好大劲才争取到的机会抛弃掉，实在叫人非常难过。但我主要是为全国成千上万个共和党候选人担心，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在竞选中花费精力去为选票上位居第一的那个人搪塞、辩解。
从戈德华特的观点来看，他的讲话是办了一件不可宽恕的蠢事。他的目标应该是把党团结起来，同时把党来个向右转。约翰逊是作为肯尼迪的继承人来竞选的，如果输给他也不至于是毁灭性的。倘若戈德华特能尽量减少1964年共和党在国会和各州席位的损失，接着在1966年参与竞选时再多争到几个新席位，那么他就会处于很强的地位来重新争取1968年的提名，那时候的趋势将会是有利于共和党的。
除非有人去找找戈德华特，叫他把调门放低些，否则谁也不会认为谋求1968年的共和党提名是值得一试的事了。
我知道戈德华特的演说使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我等他从葛底斯堡回来几天之后才去找他，向他提出两点想法。
“将军，”我说，“你是唯一能叫巴里听话的人，你也是唯一有办法至少让共和党候选人有机会去进行斗争的人。”
他迟疑地问道：“那么，你认为我能干些什么呢？”我建议他和戈德华特见见面。“我知道你有些疑虑，”我说，“但我知道巴里会很通情达理的。我敢说，他对你所提出的有关竞选运动的任何建议都会作出反应的。”
艾森豪威尔同意见面，条件是我一起参加。他也同意我的另一建议，即在我们和戈德华特碰头后几天，召开一次党内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要是戈德华特肯合作，我们就能够把这场最高级会议变为一次大加宣扬的、显示党内团结的盛会。那将在谦虚谨慎与全党团结的基础上，使戈德华特有机会重新开始竞选活动。
为了把这次会开好，我向戈德华特建议，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措施，设法把他的接受提名演说所引起的、到现在还未平息的轩然大波平息下去。我提出由我出面写一封要求澄清事实的信，然后再把我的信和他的答复一起公布。他同意了。他在信中把他那个有争论的“极端主义”讲话大大地作了修改。他写道：“如果我可以把那两句有问题的句子按当时讲话的语气重作解释的话，我会把它们说成为：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而半心半意地致力于正义，则是无法保全的。”
我读到这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没有使用那个叫人费解的“极端主义”一词。洛克菲勒曾在初选中把极端主义的牌子挂在戈德华特的脖子上，而戈德华特的接受提名演说却使它变成了一条套索。我希望这封信会使套索松动一些，可是我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们这个时代玩弄政治的大师林登·B.约翰逊知道他已抓住了一个可以穷追猛打的好靶子，加上戈德华特在竞选中出的许多丑又大大帮了忙，他在戈德华特身上把极端主义的牌子勒得如此之紧，以致扼杀了戈德华特的政治生命。
戈德华特于8月6日来到葛底斯堡。艾森豪威尔不想在农场接待我们，因此我们大家全挤在他城里的小办公室里。他一开头就讲了一些直率的话。事实上，我很少听到，如果不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艾森豪威尔曾像这一次那样地开门见山。他对戈德华特说，不应该再鲁莽行事了。他建议戈德华特发表一次讲话，谈谈人家对他的有关极端主义的那些指责，并建议他承认，可能由于他在接受提名演说中用词不当才招来了这些责难。
戈德华特同样开诚布公。他说，小心谨慎不是他的本性。他有些议论被人家看作是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之特别敏感，对此他是能理解的，但他这些话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总的说来，戈德华特采取的是言归于好的立场。这次会晤和事后发表我们交换意见的信件，看来对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成功，预示着好的兆头。
有党的领导人、候选人、州长和其他助理人员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于8月1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市那座杂乱无章的老赫尔希饭店里举行。
主要的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戈德华特发表了一篇演说，大大修正了他某些最极端的见解。然后，戈德华特、洛克菲勒、罗姆尼、斯克兰顿、艾森豪威尔和我怀着并非真正乐观的心情漫谈了一通竞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当然，这一招的真实目的在于要好好利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戈德华特以一个团结的党的领袖和发言人的身份露面的机会。
招待会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摄影机。在快门咔嚓作响，摄影机呼呼转动声中，艾森豪威尔、斯克兰顿和我坐在戈德华特和他的竞选伙伴、纽约州众议员比尔·米勒的身旁。叫我吃惊和失望的是，尽管费了好大劲作出了安排，戈德华特还是没有抓住会议给他提供的这次机会。他反而说，他不认为当天早些时间所发表的演说具有和解的性质；他不认为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作过任何让步。记者招待会的余下部分是一场戈德华特的典型演出。他自己提出了他的有争论的说法，即他准备考虑给战场军事指挥官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在猛烈追问下，他仍不退让。当一个记者问到有关他的对德政策时，戈德华特答复道：“我认为德国创立了以实力来维护和平这一现代化的概念。”当他说这话时，我看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寒噤。
艾森豪威尔对戈德华特的做法极为恼火。我事后听到，他在驱车回葛底斯堡途中说：“你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我总以为戈德华特只是顽固而已，我现在深信，他简直是个大笨蛋。”
“赫尔希精神”可能蒙蔽了部分报界和公众人士，却一分钟也欺骗不了政治家们。注定要失败的气氛笼罩着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全国性的领导人物很少想再过问其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大多数的支持者袖手旁观。乔治·罗姆尼集中精力，专心于竞选密歇根州州长去了。斯克兰顿是个杰出的军人，他很想助一臂之力，但他的努力甚至对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影响不大。艾森豪威尔则几乎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候选人邀我去讲演的请帖。好些人...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