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杂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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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在重大事件和那些休闲读者感兴趣的八卦新闻之间，常常有着巨大而根本的差异，在那片兵荒马乱的土地上，真正的重要性似乎仅仅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人物与事件有关。

    从表面上来看，相互敌对的将军们所进行的斗争、漫长的围困进攻、饥饿和灾荒、各省的叛乱，以及发生在城市中的趁火打劫，似乎都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会吸引驻华记者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过不了多久，不断发生的人间悲剧就会逐渐丧失掉它们对记者的特别吸引力。

    举例来说，本书作者就突然发现那些在1925年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将军经过四年时间，已经大部分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有些已经入土，有些隐居在佛教寺院，还有些躲在异国他乡过着可耻的富裕生活。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的胜利和失败对中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像夏天阳光下蜻蜓的绚丽多姿对一年里季节的更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这些表现浮华的绅士们在为他们无法控制的权力而作战时，当他们杀害同胞、毁坏家园，驱使他们的部队像蝗虫一样进行破坏时，更重要的事情一直在中国发生着。

    例如，在过去的两年里浙江省有超过一百家电灯厂开业，这一发展对成千上万的浙江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根蜡烛的火焰显然不利于人们读书看报。或许成千上万曾经在黄昏时分就早早入睡，以及那些昏昏沉沉吸食鸦片的浙江居民，现在正在电灯下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在中国，很多乡镇和城市仍然会遭受烧杀抢掠，但与此同时，兴建了图书馆的乡镇和城市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祖先崇拜仍在中国延续，但如今几乎所有的沿海乡镇和城市当中的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是否应在那些大型学校中开设外国培训的妇产学来作为控制生育优先选择的公共课程。

    “杂闻”这一内容零散的章节是根据四年来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和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心理感受写成的，它可以帮助外国读者了解在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1929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成不变的中国”发生了一起颇富戏剧性的变化，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的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而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笔酒店的账单。

    一开始溥仪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租了一所舒适的宅邸，每月租金为650块银圆，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财力正渐渐变得捉襟见肘，于是只好搬到了一所每月租金只需要300块银圆的小一些的宅子里。

    在溥仪搬家的那天，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笔价值1.7万银圆的酒店账单，他及他的妻子、秘书、保镖在这个旅馆里只住了15天。同时，南京政府还赏赐给酒店的服务人员总共1500块银圆的小费，并且向北京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赠送了1000块银圆作为礼物。

    1929年的夏末有一些刚刚十几岁的男孩因受到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指控，而被国民党领导人批示逮捕。引用中国媒体的报道来说，就是国民党集会“表决他们有罪”，在没有进一步审讯的情况下他们在同一天被处死了。

    同一个月，在大上海中国法院的管辖下，一名被判有罪的杀人犯以一种新的、残忍的方式被处决。这个被定罪的人，双手捆在背后，脖子绑在了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横梁上，然后他脚下站立的桌子被踢开了。几名身强体壮的刽子手抓紧他的双腿，使劲地摇晃，但那人一直挣扎、扭动了20分钟。他最终是因为被人踢到腹部而死亡的。

    在上海诸如这个中国罪犯被绞刑处死的细节司空见惯，因其太过令人震惊而无法见诸报端。在上海华人管理的地区，囚禁女性的监狱其条件可能就像过去描述的欧洲中世纪的监狱一样。

    1929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漂亮的小女孩梅芳子年仅16岁，满心欢喜、满脸微笑地坐在精心刺绣的花轿之中。花轿穿过上海的大街小弄前往正等待她的新郎的家。她的新郎叫许福泰，是一个水果店的老板。

    但在半小时之后，当轿子跨过丈夫家的门槛时，漂亮的小梅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小新娘死在了轿子里，大概是由于突发的心脏衰竭。当她的尸体在丈夫住所门口的轿子里被发现时，碰巧新郎租赁的住房和店铺的主人就站在附近。

    房东是一个深受陈旧迷信思想影响的人，他坚信如果将死去的新娘带进房子里，倒霉的日子就会降临到房子主人的头上。

    于是房东狠心地决定：“如果她不能像其他新娘那样按照习俗走着进去，那么她就不能到家里去。”房东还专门找来了警察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那位极度悲伤的年轻新郎雇了两个健壮的苦力，他们比起担心坏运气更需要的是钱。新郎把新娘尸体的左腿绑在一个苦力的右腿上，把右腿绑在另一个苦力的左腿上。然后，这两个苦力大踏步地走进商店，接着又走进了更远一点的起居室，年轻的新娘毫无疑问就行走在他俩中间。

    上海狂热的爱国青年不赞成一切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公然地给穿着外国款式或进口面料服装的中国妇女和女孩盖上印记。

    这些年轻人将大的橡皮图章和红墨水印盒藏在他们的长袍里。当他们看到那些冒犯他们爱国心的年轻女性时就像“开膛手杰克”一样迅速地在那些女性的衣服上打上醒目的汉字：

    我不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因为我穿的是外国货。

    然后爱国者们很快就消失了，留下那些歇斯底里的年轻妇女们向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做解释。

    生活在偏远的甘肃和新疆的传教士在他们的报告中声称：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持续的食物短缺使这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俗，那就是已婚男人向外出租他们的妻子。

    有时候这种合同的租期只有一两个月；但有时候是长期的租赁合同，期限可以长达两年或三年，且费用是预付的。长期的租约通常是由于一对不幸的夫妇为了能够得到足够的钱来保证将一个受他们垂青的孩子抚养成人。

    但是，如果被租来的妻子在离开丈夫家很远的地方生下了任何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就属于租她的那个人，当她回到丈夫家时，她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孩子所有的权利。

    星期天下午五点在上海莫扎迪斯酒店（音译）宴会厅入口。一辆豪华轿车行驶到路边，一对穿着外国服装的年轻中国夫妇下了车。

    就在汽车门关闭之前，可以瞥见车里有一个华丽的黄铜痰盂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后座上放着两个小方靠垫，上面苫着绣有热情邀请的黄色字母“请坐”的蓝色缎面方巾。

    洮州（今临潭）是一座位于甘肃省的古城。1929年春天的百姓起义以休战告终，由于害怕报复而逃进沙漠里的百姓，被官方邀请回到自己的家园。当他们列队行进到城门口时，每个成年男子和男孩都得到了一份保证对他们宽大处理的护照。据统计，有超过6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返回了洮州城。

    随后，中国驻防部队的指挥官对人群开始训话并宣布省长已经下令给每一个成年男子和男孩提供了大麦以作为一个星期的口粮。他们必须从南门出去，交出自己的护照以换取大麦，然后再返回城里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好奇的美国传教士走上城墙，看到大批的成年男子和男孩们走到南门外的阅兵场上，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大麦的发放。

    突然，中国士兵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男人们发起了联合攻击。佩剑、匕首和左轮手枪迅速地把被困人员变成了这场复仇诡计的牺牲者。在城墙内等候的妇女们，听到了城墙外的喧哗之声，开始了歇斯底里地叫喊。

    很快，南门外面一片寂静。接着，疯狂的妇女声嘶力竭地奔涌而出，试图辨认出哪个是她们亲人的尸体。

    官方统计当天晚上埋葬的尸体总数为2996具。

    一轮又一轮的军事危机频繁袭击着中国的城市，在内陆针对外国人的谋杀和绑架越来越多。这些事情交织起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然会引起严重的恐慌，但这里是如此的司空见惯，并使得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培养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和沉着态度。

    当战场上士兵的尸体顺着河流漂过广州这座城市时，外国人会漠不关心地登上汽艇沿江而下去高尔夫球场，甚至在得知进攻的部队距离他们大约只有20英里远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枪炮声引起了任何言论，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不经意的言论，说它们听起来比前一天更近一些或者更远一些。

    在上海，尽管叛军可能已经切断了距离租界只有25英里的上海至南京的铁路，枪战就发生在毗邻租界的地方，租界内的生活仍然照常进行。

    在上海大型的外国酒店里，外国人（以及数量不减的有钱中国人）会带着他们一贯的热情去参加茶点时的舞会。与往常一样多的玩儿家聚集在各种会所的酒吧、牌屋和麻将馆的房间里。当然，自卫队采取了预防的警戒措施，但是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被记录下来。

    1926年的北京，当进攻者距离这座城市只有12英里远，从城里最高酒店的屋顶就能看到炮火时，舞会仍然在空中花园举行，在古老的北京墙上散步的人比平时还多。

    但是，在1928年的夏天北京城里人们的无动于衷被极度的焦虑所取代，因为原来在这里驻防的北方派系军队已经撤走许多天了。当国民党军队攻占山东省省会济南府时，与日本人进行了激烈的冲突。国民党对许多新占领的城市进行了广泛的洗劫，并对那些被认为与旧政权有瓜葛的中国平民百姓来了个“秋后算总账”。

    除了留下大约3200人维持秩序之外，所有北方的士兵都已经从北京城里撤出。北京城厚重的城门紧闭了六天。整整六天，没有人能从这座古老的灰色城墙里出去或进来。在这六天里，铁路、电话和电报线路都被切断了，除了公使馆区的无线装置，北京完全与世隔绝。

    接下来在6月5日夜晚，一项制订好的计划被宣布：第二天早上十点，国民党军队将从南门进入北京，而在同一时间北方的小股留守部队将从东北门出城。

    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中挂着一轮将满的明月。银白色的月光下是那座偌大的北京城，一百多万人口拥挤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中世纪城墙内，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这座巨大的灰色城市静卧在那里，仍然保存着其他动乱留下来的鲜活印迹，书写着古老的人类历史。北京希望和平地被接管，几乎所有的住户都准备了一面蓝白相间的国民党旗帜，但同时也担心随时可能会听到对紧闭的城门发起进攻时的第一声呐喊。

    除了源源不断、危言耸听的谣言、不断上涨的物价和令人担忧的蔬菜、鲜肉供应短缺之外，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晴朗、炎热的六月天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6月5日的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狭窄的大街小巷几乎一片寂静，北京城里特有的低沉洪亮的嗡嗡声也平息了。在平时，从早到晚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人们发出非常大的嘈杂之声。

    洒满月光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士兵，甚至连警察也都藏了起来。但是，当接近使馆区时能发现大量的士兵，英国的、日本的、法国的，还有美国、意大利的海军陆战队员。

    日本人守卫着进入使馆区的马可·波罗大门。使馆区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大门的两侧和墙上都架着机关枪，用来扫射沿着道路和护城河外巨大的露天斜坡一切可能靠近的敌人。

    宏大的六国饭店 [1] 里空空荡荡。六个妇女，没有一个是年轻的，害怕地在大厅里挤作一团低声地交谈着。她们与旁边一个平静的英国男士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对比。这个英国绅士穿着一件晚礼服，端正而刻板，白色的手帕掖在左边的袖筒里，只露出一个角。他独自坐在那里，啜饮着黄色的利口酒。

    使馆区南部的边界就是古老的北京城墙了，顺着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城墙漫步下去，除了能看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肩膀上扛着步枪来回踱步的身影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北京大面积居住着汉人的区域位于城墙南门以外，那里也有较为矮小的封闭城墙，同样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没有任何活动的声响从那个居住着30万人口的地区传过来，目光所及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

    北边黄色琉璃瓦覆盖的偌大面积的紫禁城里没有亮着一盏灯。几天前张作霖元帅和他的政府遗弃了它，逃回了东北。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紫禁城的屋顶，仿佛给它上了一层釉子，同样的情形也曾出现在1644年新旧王朝更替的过渡时期。就在满族人从北方胜利进京之前，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煤山的亭子里上吊自杀了。满族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一直统治到1912年。但是在这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已经沦为平民的年轻溥仪————那个曾经强大的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却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过着潦倒的生活。当征服者的军队再次叩响中国古老都城大门的悲剧上演时，溥仪被忽略掉了。

    站在北京墙上，从美国使馆的建筑群望过去，只有11英里远的西山，黑色的线条清晰可见。那天下午，敌方的骑兵出现在距离北京9英里的颐和园。颐和园坐落在修建着庙宇的西山脚下，它是由慈禧太后耗资五千万银圆建造的，小溥仪也是这位太后选出来继承大统坐上金龙宝座的。慈禧太后是当年引发中国和北京陷入六月危机诸多事件链条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故事了。

    傍晚时分，当绚烂的晚霞染红了昆明湖上盛开的荷花，颐和园周边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那个夜晚，许多士兵的尸体倒在颐和园道路两侧的杂草和沟渠之中，他们黄色的脸庞在月光的映衬下变得更加毫无血色。所幸的是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

    在6月的那个夜晚，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骑兵和步兵在北京城外集结。这些身着制服的士兵对时局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被汗水打湿的灰色制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踏进北京古老的城门。月光洒在紫禁城的屋顶上，也洒在这成千上万的灰衣人身上，他们的步枪和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而此时的北京在静静地等待、等待……

    在洒满月光的屋顶下，在泛着白色月光的城墙里边，在成千上万棵巨大古树的黑色阴影里，北京人默默地蜷缩在一起。北京人在疑惑、在猜测这些彻夜行军的人一旦进城之后会成为自己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会抢劫吗？他们会杀人吗？

    那天晚上的北京，不只成千上万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无法入睡。还有公使馆里的美国公使保持着警醒的状态，他再一次仔细地检查将所有美国公民都接入公使馆内这个相对安全区域的方案。他正试图和位于天津大沽港口附近的美国战舰匹兹堡号取得联系。公使馆大楼里的无线电台整晚都在嘀嘀嗒嗒地发着电报，终于联系上了在天津指挥着34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史沫特莱·巴特勒将军。巴特勒将军的二十四架飞机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发现北京出现麻烦的迹象就可以马上起飞来进行救援。他的二十四辆轻型坦克和五十多辆卡车也已经安排就绪。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焦虑观望中，美军发动机里的油和水一直保持在合适的加热温度以便能够快速地启动。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15步兵团的两个营也做好了随着开拔的准备。

    那天晚上的北京，对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公使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他们大部分在大沽口也停泊着军舰，在88英里外的天津驻扎着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那天晚上的北京，有1800名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公民被困在这座城墙高耸的城市里，还有大约2000名日本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挤进了日本的使馆大院。

    那个夜晚，所有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们也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静观其变。

    距离意大利公使馆最近的通往使馆区的大门被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把守着，他们身穿深蓝色的制服，头戴白色的帽子。英国士兵架着机枪，守卫着离英国使馆最近的大门。

    向北穿过使馆区北部宽阔的林荫大道，就会看到一幢由美国使馆卫队的士兵们保卫着的俱乐部。那里没有别人，除了五个身穿白色长袍、受到惊吓的中国仆人。

    但他们并没有害怕到无法给客人上冰镇的德国啤酒，他们中的一个人随意地选择了一张唱片，是由巨大管风琴演奏的“欢乐颂”。扩音器里传出的“欢乐颂”动人的和弦，融入到北京那个决定性夜晚的寂寥之中。

    明亮的月亮，漆黑的阴影。才晚上十一点，街上就空无一人。几乎看不到一丝光亮在建筑之间的缝隙中闪耀。各家各户的门窗都被紧紧地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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