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顾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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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模式的德国军国主义，被一帮子“不可调和”的鲁登道夫派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并在那里开展了教学和培训工作。这显然成为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中一个日益突出的新特征。它已经在中国国内政治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京方面现在雇用了46名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被蒋聘为南京军队的首席教官。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南京政府的雇员，其工资全是由蒋介石个人来支付的。

    在国内政治中，这些德国军事专家的存在已经召来了针对南京政府和德国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左翼甚至呼吁立即着手抵制德国商品的进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为南京方面的胜利出力不少，德国正在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问题牵涉的国际形势首先是贸易方面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外国人的小圈子，他们在密切地观察这些德国人如何为德国公司进行商业代理并试图建立起商业垄断，至少就所有的政府采购和合同而言，都与此有关。

    另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是德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对这46名顾问的工作有多少了解。柏林的外交部嘲笑这些“幸运的士兵”除了不像是失业的军事专家之外什么都像，他们居然试图为南京政府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专家团的第一个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在定期向柏林传送秘密报告。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军事顾问是德国新的“向东进军”政策的先驱，就像曾经受雇于土耳其苏丹的顾问一样。

    北京的德国公使馆用“异想天开”这个词来形容一种正不断甚嚣尘上的对时局的看法————德国正利用这些军人在中国建立一个普鲁士化的军事机器。无论如何，我们心里必须清楚，虽然在中国的德国外交和领事工作人员都强烈地否认德国将大量武器运往中国，但是对于细心的调查者而言，船只的清单、运送武器的发票、货物的到达日期等都是他们可以设法得到的。进一步说，我们并不怀疑外交部代表的真诚，我们似乎更应该继续关注柏林的外交部是否也被蒙在鼓里。

    马克斯·鲍尔上校曾是鲁登道夫将军的得力助手，也是南京政府的第一名德国顾问。一名当时驻德国的美国报社记者为他和中国驻柏林的公使之间牵线搭桥，于是鲍尔上校在1927年至1928年的冬天访问了南京。不久，他就偕同一个中国代表团返回德国。

    1928年11月，鲍尔上校再次返回中国并担任了南京政府的顾问。后来，鲍尔上校宣布他的部分使命在于工业领域，他会建议并希望南京政府关注，工业可以吸纳成千上万将会很快从庞大的中国军队中遣散回去的军人的问题。

    鲍尔上校返回中国后不久，又有大量德国军官紧随其后来到中国。这引起了所有在华从事贸易、银行业务以及领事圈子里的外国人深深的忧虑，他们唯恐日耳曼人会以伪装成军事专家代表团的方式进行工业的入侵。

    当这些德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因为有人说他们是持有“贸易代表团”成员的特别外交护照才得以成行的，而人们推测这些护照都已经被做了手脚，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明确禁止德国向别的国家派遣陆军或海军专家。

    在北京的德国公使馆依然坚称这些军事顾问的护照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些文件涉及“外交”问题的唯一方面可能就是中国驻柏林的公使专门给他们进行了签发。

    大量军事专家从德国向中国迁移一度在德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国会的辩论中，保守派和保皇派发现彼此在为军事代表团辩护的问题上奇怪地联合在一起。这件事在德国媒体上引起了相当多的流言蜚语。

    德国官方的观点一直坚称这些南京的军事顾问不过是失业军人在寻找就业的机会，并且指出所有这些人已经被德国的军队除名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前往中国并不意味着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

    的确，南京政府的大多数德国军事顾问曾有过积极地参与这起或那起试图推翻德意志共和国“政变”的相关记录，北京的德国公使馆告诉外界，这进一步证明他们与德国国防部完全没有关系。

    鲍尔上校是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只是在与遣散军队有关的工业化中充当顾问的声明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根本没有被遣散，还因为1929年5月鲍尔上校在一次指挥南京军队取得胜利的战役中感染了天花并由此葬送了性命。

    冯·克里拜尔上校接替鲍尔担任了南京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并成为其他44名南京政府聘任的德国顾问实际的负责人。1929年11月，在河南的关键战役中，他利用停靠在北京到汉口铁路上的一辆私人装甲车做个人指挥部，他的战略对南京戡定那场严重的叛乱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鲍尔上校去世后，人们发现他一直在与德国国防部进行定期的沟通。鲍尔上校向柏林秘密地报告了他的判断，即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可能实现统一”。他还表达了对自己不是与中国北方而是与南方势力发生联系感到遗憾，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北方的军人经过适当训练能成为更好的士兵。

    鲍尔上校组织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军事情报局，至今仍在运转。这个情报局为南京政府收集了中国各派系战斗实力的全部信息，甚至还表现出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列强在上海、天津、北京驻扎着的武装力量的格外关注。各国针对上海租界以及其他各类在华租界的防御计划，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个雇佣部分外国人的军事情报局的好奇心。

    鲍尔上校在一份向南京政府呈送的长篇咨文中强调了在外国媒体中培育对中国友善态度的重要性，并敦促南京方面作为政府应该着手培养外国驻华记者的良好意愿。他说这些措施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中国在海外实在是声名狼藉。

    现在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包括步兵训练和战略战术专家、制造和使用毒气作战的专家、军事航空专家、地面和飞机轰炸专家、各种类型的武器专家以及修筑战壕、防空系统、卫生兵营等各种设施的军事建筑师，甚至还有军事史的教授。在北京的“陆军大学”里，冯·林德曼将军、顾德威将军、阿尔滕上校都在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未来的军官。

    除了那些在北京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工作的人员以外，德国专家在南京有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并且他们严格按照自己的军事纪律在军营里生活。在那儿他们根据自己的专长来指导每日的课程，他们的学生包括各个军种的中国将军、上校和其他级别的军官。甚至一些高级将领也来听一些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讲座，例如关于拿破仑系列战役的专题、关于运输在维持军队士气中的重要性、关于1918年德国因为军用卡车没有橡胶轮胎毁坏了公路而加速军事失败等。

    但事实上这些德国军事专家的活动范围早已超出了课堂、交火线、操场和军火库，在上海到处流传着他们涉及垄断和正在迅速扩张的庞大贪污受贿体系的不光彩谣言。

    凑巧的是，迄今为止南京方面的大部分税收都不可避免地被用于战争，政府各个部门所进行的采购，也被细心的人们发现可能用于战时的用途。这就导致了一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德国军事顾问负责起草合同的各项技术规范，而如此起草是因为只有德国的制造商才能完成订单。

    一家外国公司试图挑战这套体制，结果却落得个几乎破产的地步。最后才知道：如果支付给德国特别顾问合同所涉资金的25%做好处费，订单的规格条文将被更改以使得只有这一家公司能够中标。最终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获得了接近南京财政部长的机会，亮明了价格，也拿下了订单。不经意间，这种直接交易不仅为南京政府节省了25%的德国人要求的“佣金”，还为政府节省了另外一些中间人15%的佣金，财政部长因此而从大宗货物贸易中为南京政府节省了40%的购买费用。当然，外国公司还可以获得合理正当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铁道部一直保持着与德国影响之间的清白关系，但交通部在购买供应物资方面却被归类为“亲德”的。南京部队中的空军由前德国战争飞行员福克斯中尉领导。胡梅尔少校正在改组宪兵队。德国专家们在南京、汉口和上海负责军火库的活动。

    毫无例外，所有由南京当局为兵工厂购买的新机械都是德国制造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学员由南京政府出资逐月派往德国学习。

    德国政府驻华的领事和外交人员保持默契，宣称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来自德国的武器。他们说：完全有这样的可能，自从武器禁运的命令被撤销以来，德国的一些船只从中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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