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1928年1月）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500多年，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辱的斗争。
中世纪早期在瑞典的比尔卡（Birka），外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明眼的观察家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卡不像是一个瑞典的城市，它倒像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弗里斯兰人（Frisian）的“租界”。可以明确地说，外国人在比尔卡的影响特别重要。在汉语里，对外国人的称呼是“从外面来的人”。就像目前在中国北方一样，他们带来了新时代的知识和精神力量。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中国出现各式各样的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大量的外国传教士。
如果我们转到瑞典古城锡格蒂纳（Sigtuna），它继承了比尔卡的传统，我们甚至会发现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外国人曾在此居住。众多灰色岩石砌成的教堂，诉说着它昔日的历史：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一起生活在此，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一样。这些教堂具有鲜明的特色，上帝和城堡融为一体，让人想起了北京的救世主教堂————俗称“北堂”。1900年，义和团攻入北京时，北堂躲过一劫。锡格蒂纳古城里那些篆刻日耳曼语的石碑仍然矗立在那里，讲述着弗里斯兰人庆祝宗教节日的故事。因此，它也是弗里斯兰人在瑞典土地上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象征。这不由地让人想起了天津、汉口和中国其他“条约口岸”的租界。
在瑞典维斯比城城外靠近城墙的地方，当地外国殖民者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军事分界线，以保护城内外国人不受哥特兰岛上农民的侵扰。这些军事分界线有些类似于北京使馆区周围的城墙、护城河以及墙外的斜坡，也是缓冲区；在维斯比城，也有许多教堂废墟。它们在默默讲述着那些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曾经在此生活的故事。
根据《马格努斯·埃里克松法典》（Law of Magnus Eriksson），有一半的市政官员和市议员必须是德国人，这种情况类似于当时上海市议会的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定的比例。
在瑞典梅克伦堡王朝阿尔伯特国王（Albrekt of Mecklenburg）统治时期，不仅是德国人在贪婪地攫取权力，掠夺土地，就连瑞典部落酋长们也都如此。例如，马格努斯四世统治时期皇家议会主席博·琼森·格里普（Bo Jonsson Grip）同过去十年间中国最贪婪的独裁者不相上下。当时瑞典语中最糟糕的一个表述是，“法律就在长毛的尖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公正掌握在士兵的刺刀上”。换言之，河南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的诞生，亦是深受兵匪之患之深所致。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见兵就杀，这同中世纪欧洲瑞典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从1916年到1925年，这十年期间的中国，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今日把酒言欢，明日兵戎相见，争得你死我活。中国目前的状况，让人看到了中世纪欧洲的影子。如果用瑞典作家斯文·拉格宾（Sven Lagerbing）对卡尔·克努森八世（Karl Knutson）时代的评论来描述中国这十年间的军阀混战，那是再准确不过了：“奸诈贪婪、无恶不作、毫不忠诚。丝毫不热爱自己的国家，打着忠诚的幌子，把国家变成了一个野兽横行的可怕洞穴。在这个地方，美德和荣誉这些词变得毫无意义。”
由于古斯塔夫·瓦萨严重依赖强大的汉萨商业同盟（Hanseatic League），所以，他被迫允许汉萨同盟以零关税将产品带入瑞典。目前中国的关税同瑞典当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在1900年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外国势力控制了中国的关税。但到了20年代，外国人对中国关税的影响力处在崩溃的边缘。
让我们再回到瑞典的历史。经过五百年的斗争，1536年，瑞典人在古斯塔夫·瓦萨的领导下，打败了汉萨同盟。至此，瑞典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即使一个未接受过正规历史学训练的人，也会乐于把瑞典人战胜汉萨同盟同当今中国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关税自主权进行对比，把当今国民党年轻将军蒋介石同古斯塔夫相比，即使蒋介石永远不会像古斯塔夫·萨瓦那样，从丹麦人手中夺回斯德哥尔摩，打败汉萨同盟。但是，这些比较至少会告诉我们，评判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时需要谨慎、合度。
由于两个主要因素，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起初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但到了1926年时，已经成为中国内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个是苏联因素。起初，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资助“基督将军”冯玉祥。但是，他们发现，这位势力强大、痴迷基督教，但不可靠的将军不会成为他们先前指望的中国强人。
1925年底，确实有一段时间，直系军阀冯玉祥及其盟友几乎要控制中国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得力干将郭松龄曾在1925年秋同冯玉祥秘密达成协议：即在冯玉祥攻打天津时，郭松龄会举旗反奉。结果是，冯玉祥虽然占领了天津，但损失惨重。郭松龄指挥军队，曾一度逼近奉天。由于复杂的原因（特别是日军背后突袭），郭松龄兵败巨流河，同夫人一起被奉系所杀。
兰州附近横跨黄河的现代化铁桥，是由比利时工程师设计建造的
1926年春，冯玉祥再度处于守势。1926年夏，由于抵挡不住张作霖的进攻，冯玉祥退出北京南口关，向中国西北退却，屯兵陕西、甘肃一带。
冯玉祥访问了莫斯科。初到莫斯科，苏联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他离开苏联时却收获甚微。冯玉祥回到中国后，对基督教不再那么狂热，他开始反对在华外国势力，但是效果甚微。这样一来，苏联政府似乎觉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广东的国民党似乎比冯玉祥更可靠。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过分夸大苏联政府对于广东国民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援助的方式主要是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彻底改组国民党先前军事薄弱的重任后来落到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年轻将军。
蒋介石带领国民革命军从东南沿海的广东出发，一路行军，打到长江流域，攻克武汉，取得了胜利。在第一阶段行军中，国民革命军用铁路运输军用物资；到了河南地界，特别是山隘之处，所有设备都改用人工搬运。这一切的物资运输，都是广东人用新颖独特的办法组织完成的。
中国北方的将军们，如吴佩孚、张作霖等，过去常常强征苦力，搬运装备。这些苦力既没有薪水，也吃不饱，穿不暖，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这一切，加上暴力和掠夺，结果，北方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遭到民众的愤恨。国民革命军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有相对固定的搬运工，这些人往来于铁路沿线车站，运输物资。他们伙食好，定期会拿到薪水。因此，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物资运输都会成为深受欢迎的一项工作。
如果说苏联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对国民党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么，除了安排军需物资和战场指挥以外，最具决定意义的贡献恐怕在于他们教会了国民革命军如何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国民革命军在攻占城市前先派遣大量政治特工宣扬孙中山的理论。他们承诺给苦力们支付更多的工资，给农民分配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来，国民革命军很快就占领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在军阀控制的长江重镇汉阳（这里有一个大军火库）、九江等地，未经激烈战斗，国民革命军就成功占领了这些地方。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进军湖北1，9月6日占领汉阳。由于手下叛乱、不听将令，9月8日，心情郁闷的吴佩孚逃离汉口。只有长江南岸的武昌，凭借坚固的旧城墙，负隅顽抗，虽然撑了几个星期，最终还是被革命军攻克。
现在，吴佩孚被驱逐出长江流域。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南京的军事长官孙传芳了。孙传芳或多或少控制着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从9月到11月，国民革命军攻打南昌。他们组织了三次强攻，最后占领了南昌。在11月初，九江不战自降，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
此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活动转向浙江。1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浙江部分地区。1927年2月，占领浙江省会杭州。3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南京。至此，国民党占领了整个长江以南地区。
国民革命军在向长江流域进发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反对外国。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包括强烈谴责外国租界、治外法权等，这些很自然，从一开始就对外国抱有某种敌意，特别是反对英国。当时，英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最危险的代表。国民党邀请苏联顾问加入，更加强化了对英国的敌意。
在长江沿岸，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敌意。公允地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心理。以前，在长江上航行的都是当地无棚小船、平底帆船、舢板船等。当外国人带来他们的大蒸汽船时，整个长江航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敌意，在长江上游宜昌地区尤为强烈。外国蒸汽船载重量大，几乎占领了整个长江航道，许多平底帆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这也是事实。
然而，更糟糕的是，外国蒸汽船常常碰撞、甚至撞沉当地平底帆船，这种事情在宜昌段发生的尤为频繁。因为宜昌段水流湍急，江水要穿过狭窄的山谷，外国蒸汽船通常要特别改装功率大的发动机。很有可能，在一些有激流险滩的河段，蒸汽船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不可避免发生撞沉平底帆船的事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必须要理解，由于撞船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敌意确实广泛存在。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英国、日本、美国等外国炮艇加强了对长江（特别是这些水域）的巡逻。中国人是一个自豪、敏感的民族，他们不愿意看到在自己最好的河流上外国的舰炮在耀武扬威。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讲述了中国人对长江航道冲突事件的看法。但是，外国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他们认为，在过去，长江航道匪患不绝，在战争开始的那几年，交战各方军阀有时会强征外国船只为其运输士兵或战争物资。
此外，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海，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区，这里有大量薪资微薄的劳工。很明显，长江流域充斥着许多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冲突。例如，早在1926年秋，中国南方局势动荡，很多外国传教士感觉到，他们的传教活动几乎无法进行，所以，很多人都回国休假了。
国民党占领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后，发起了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运动。工人罢工是常事。他们成立工会，提出了要求资方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外国人所控制的几个部门，如关税、盐业、邮政等，开始有所松动；反对传教士的激烈宣传也盛行一时。
1927年1月4日，在汉口，一些民众围攻英租界。除了当地一些志愿者以外，英国领事馆只有少数海员在保护英租界。由于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所以，在此次汉口事件中，英国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武力。面对中国民众的攻击、辱骂、扔泥巴等，英国士兵保持了克制。在关键的几个小时里，英国海员和志愿者表现出的纪律性几乎是无法比拟的，也展现了英国国民精神中冷静、明智的一面。
最后，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英国当局不得不命令把英国妇女、儿童转移到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船上。此事过后，保护英国领事馆的海员和志愿者撤出，英国租界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管理委员会管理。
英国领事撤出租界，放弃对租界的控制，这一点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一些批评者认为，英国领事原本可以用自己手头不多的兵力守住租界；英国撤出租界是明显的投降，它严重伤害了白种人的尊严。其他人认为，英国领事温和、有远见的行为值得称赞。
然而，直接的后果是，在九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外国人的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害。在英国国内，汉口事件激起了广泛的民族情绪，他们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捍卫其在华利益。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前往上海来保护英租界。英租界也是外国在中国最大的租界。在1927年春至关重要的几个月里，英国驻上海军队数量不断增加，这也成为英国在中国唯一的固定地点。毫无疑问，英国军队的出现挽救了在沪外国人，也让中国避免了在这个巨大制造业基地发生更加严重的复杂事件。再说，要从中国这个巨大的制造业基地仓促撤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英国这支防卫力量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据说，一些温和的中国人也承认，有外国军舰和军队保护外国人定居点对各方来讲都是幸事。美国、日本、法国等国也纷纷效仿英国在上海的做法。这样一来，在1927年春的那几个月，集中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和国际战舰也达到了一定规模。
3月24日，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南京后，针对外国人的攻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这只军队中多数人来自河南，也就是对外国人敌意最深的省份。许多外国领事馆遭到劫掠，特别是对日本领事，当时他正在生病，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对待。外国人的办公场所和私人住所都遭到洗劫。起初，外国领事担心这样一来会造成大量外国人伤亡。但所幸的是，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南京外国租界中的150位外国人基本上保住了性命，而一些妇女遭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即刻做出反应，这些反应也是意义深远的。例如，美国政府命令撤离所有在中国南方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城市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安排在北京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尽快撤出中国。他...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