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民族主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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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3月）

    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即将得以终结。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终结这种现象？是采用和平手段，还是暴力血腥？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一个腐朽没落的中国，西方国家对此完全不了解。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受到屈辱的中国和受到冒犯的列强之间签署了一个条约。迄今为止，这个条约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让中国依附于那些列强。他们控制着中国的关税，增加了在华租界，在京城使馆区增设防御工事，用坚船利炮巡航长江，派遣士兵巡逻京奉铁路等。

    正是在依附列强的背景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也不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它首先是一场纯粹的中国革命运动。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不过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小规模战斗而已。它推翻了没落腐朽的清政府，但取而代之却是令人畏惧的愚昧无知、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军阀混战。

    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国家意识的觉醒，一是民众的觉醒，二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但无论如何，它是一场自发、强大的大众运动，它也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甘肃东部平凉（原文误作Pin=tschou）附近的古代佛教寺院

    回顾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既令人扼腕叹息，也有诸多不解之处。

    前者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清朝公卿，他愤世嫉俗，冷漠傲慢，专横跋扈，深受旧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操纵着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木偶剧。更重要的是，他擅长使用各种新式口号，如革命、议会、民主等，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即袁家王朝。总体而言，他在1915年试图要恢复帝国的举措，是最后一次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尝试。在那方面，他悲哀地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同时，孙中山带着他自己所有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描绘了一个依稀可见的政治架构，试图开启一个崭新的中国。但不幸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悲壮遗言，令人扼腕叹息。

    事实上，袁世凯是有机会在支离破碎的清王朝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的。可惜的是，因受个人野心蒙蔽，他白白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年里，军阀割据，横征暴敛。所以，当他在1916年夏天倒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军阀混战，争权夺利，民不聊生，整个中国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16至1925年的中国政治，将永远成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张勋复辟，很快被段祺瑞消灭。段祺瑞又同张作霖争雄。黎（黎元洪）两次出任大总统，每一次都以耻辱结束。吴佩孚在北京城外打败了张作霖，但冯玉祥又在背后给吴佩孚一刀。冯玉祥曾一度是张作霖不太确定的盟友，后来干脆就成了他的敌人。张作霖把势力延伸到长江流域，结果被孙中山打败。孙中山曾一度是一颗崛起的新星，但很快就陨落了。

    除了研究中国政治的历史学家以外，其他人恐怕很难对十年间中国政治中各种复杂的事件、背叛、争端保持持续的兴趣。这些背叛、争端让热爱和平的人民饱受贫困之苦，让一个繁荣的国家饱受生灵涂炭。就是在这样一个毫无意义、动荡不安、毫无希望的军阀混战中，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崛起。“打倒军阀！”不仅成为投笔从戎的学生们的口号，也成为河南农民运动“红枪会”的口号，他们见兵就杀。

    如果说，民族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国内政治现象，它产生于将这个国家从明显的无休止的内战中解放出来的努力，那么，我们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大众运动会如此敌视外国人呢？

    在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最小阻力规律”。在每一个政治灾难中，它都会迫使民众去寻找药方。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攻击一些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邪恶势力。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寻找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所有旧时的口号，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不公正的治外法权等，都为组织严密的宣传机构所利用。一些人群对此深信不疑，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例如，有些人说，天主教的修女在收集中国小孩的心脏，把它们作为特效药高价卖到外国去，等等。

    但是，总体而言，这种仇外心里的产生肯定有一定的原因。确实，尽管外国势力在利用手中一切权力保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如控制金融、租界、治外法权等，但这些特权是在不同时期通过条约形式得到的。从1901年以来，外国势力有时也试图让中国人来处理上述相关事务，前提是中国人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要符合西方的标准。

    例如，在军事发展方面，在20世纪初，也就是义和团时期，中国刚开始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一支军队。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外国军队可以轻易打败中国的新式军队，这也减轻了各国驻北京使馆的压力。然而，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华各国竞相教授中国人战争的技巧。来自军工企业的那些代理们低价投标、相互串通，试图给中国人提供军舰、大炮、步枪、弹药等，谋取私利。要知道，在以前的中国，军人实际上是处于社会底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我来到北京，这个城市里挤满了各种商业代理、放高利贷的骗子等。确实，如果北京的六国饭店（Hotel Wagons Lits）会说话的话，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有趣的商业政治内幕。

    精神文化领域的进展也颇有相似之处。传教士到此开拓新的道路。中国人讲求实际，对于宗教问题能够容忍，但并不关心。所以，中国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中国传教，他们会想，这些人来中国传教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传教士的攻击，如在山东对德国传教士的攻击，就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另外，天主教传教士经常介入中国的司法审判，在法庭上为皈依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辩护，这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一座纪念碑，其中部在1920年12月16日的地震中被毁。固原县，甘肃东部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学习机构，如小学、中学、医学院和其他专门学校。他们在这些学校开展西方教育，开设各种课程，同时宣传基督教教义。这些学校独立运营，不受中国政府管理。

    传教士在中国兴学兴业，在他们自己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慷慨无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跟他们原来的想象还是有差距的。也许因为很容易就能学习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培训，了解基督教教义，也许是因为基督教宣扬的思想过于温和，所以，讲求理性、追求实际的中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他们会惊讶甚至怀有恶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洋鬼子天天在忏悔，他们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恶事？

    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外国学校里，在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现代教育机构中，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大学里，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那里学习，他们深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了解有助于现代中国更好地保护自己。

    看起来，西方国家，特别是它们在东方的外交代表，好像还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给中国军事、工业和文化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充斥着太多的战争物资、工业产品、教育机构和教会团体。但直到两年前，中国仍坚持认为，中国政治不应改变，一切应该保持原样。

    正是因为未能及时觉察到中国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暴，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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