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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复兴的热潮在诗人、哲学家和几乎每一个在意大利历史上有些名气的人物中引起了转变，这场变革半浮夸、半虚构地把他们表现为爱国者、自由主义者，公开地反抗或秘密地背叛王权和宗教，这场变革有时以它的魔杖触碰维柯，并以它的意志来影响他。据说维柯很清楚自己的思想严重打击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加之朋友们的警告，他费尽心思把《新科学》写得晦涩难解，以至于只有最卓越的学者才能觉察到他的意图。然而尽管这一传说时常还有人相信，还有人像1799年时的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那样乐此不疲地传播着它，但它无法长久地经受住对它的批评甚至是来自常识的挑战。所以卡塔尔朵·扬内尼利带着轻蔑嘲讽的口气用寥寥几笔把它一带而过，这样做是正确的。 (2)
客观地讲，维柯的学说中肯定暗含着对基督教中神的超然存在及其神学和基督教历史的批判。从主观上看，有可能维柯从年轻时（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少）就是宗教怀疑的受害者。这种怀疑不仅有可能在他读书的过程中涌上心头，还有可能是来自于那个由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其中有不少人是“浪荡子”，或如同时代的文艺作品所称呼的，是“享乐主义者”或“无神论者”。 (3) 他在一封1720年致基阿齐神父的信中说，在那不勒斯，“他早年以来的弱点和错误”在记忆中冲撞着他，这些记忆中无法忘却的东西时常会变成“判断他后来成功做成每一件完美事情的标准” (4) 。这些错误和弱点可能是什么呢？
再者，当《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De universi iurisuno PrinciPio et fine uno ）面世时，确切地说，当这个“纲要”宣布它的纲领时，维柯听到反对他的“第一声就带有某种虚假的虔诚”。面对这种批评，他从宗教自身中找到了保护和安慰，也就是说，他在被称为“最严格、最神圣的宗教团体的指示明灯” (5) 的基阿齐的赞许中找到了保护和安慰。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关于在这方面指控他的详细资料，我们甚至连可能会对他造成麻烦的宗教怀疑的最一般的确切知识也没有。维柯的所有著作都表明，天主教的信仰就像坚固的石柱一样纹丝不动地扎根于他的心中，它是如此之坚定和强大，以至于维柯提出的对神话的批评根本触及不了它。维柯并不是一个仅仅就外部表现来看不受指责的天主教徒。他把已经印出的每一个词都交给教士朋友进行双重审查（公开的和私人的），从而能够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在教廷、修道院和法庭之间生活，而且他还能认真到不对格劳秀斯进行评论的地步，因为他认为一个天主教徒给新教徒作注解是不合适的。 (6) 他对天主教荣誉的感觉如此细腻，以至于他会拒绝承认自己曾就宗教感的事情作过争辩。关于这个困难，他对《文学杂志》的批评者说：“当你向我提出有关灵魂不朽的事情让我考虑时，似乎你已有了七个论证成竹在胸，如果它们一直不是你为我准备的，那么我就应当认为它们需要走得更深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它不仅由我的生活和行为所保护和保证，而且为它辩护就是对它的凌辱。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吧。” (7) 他的天主教信仰没有被当时影响如此普遍和深远的迷信所侵染，尤其在那不勒斯，圣·詹努尔利斯作为始作俑者和指导者干预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这是一个高贵的心灵对于天主教的信仰，而不是一个木炭烧制者的信仰。但是维柯从来没有自己去审查迷信，他满足于对它们不执一辞，如同人们对那些要求被人尊重的人或制度的失败保持缄默一样。
二
维柯对待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态度在许多方面相似于他对宗教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传教士、宣传家和鼓动者的痕迹，这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哲学家身上是存在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康帕内拉最为突出。后者虽然是那不勒斯人，但维柯却从未提到他。当然，他的时代和祖国不适于出英雄，由英雄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并不存在，但政党积极支持奥地利和法国，人们献身于这个或那个党派，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流放。首先，在这时期教会与政权、那不勒斯与罗马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这一点体现在彼得罗·詹农身上，维柯从未提起过这个人，正如他从未提及并且似乎忽视了整个运动一样。政治生活在他头顶上一卷而过，就像天空及其星辰，他从不枉费精力致力于此。一如宗教论争，政治的、社会的论争处于他的活动范围之外，他的确是一个非政治的人。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或缺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一种斗争排斥另一种斗争，一方面的努力使得其他成为不可能。
他并不避免一切与政治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接触，相反，他经常被迫以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成的来历、演说、散文和短诗的形式来关注这两方面。单单这些就足以重写一部那不勒斯史，以详述其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的所有变迁：西班牙的统治，奥地利党派的密谋与革命，西班牙统治的反扑和重建，奥地利的胜利，奥地利的统治，西班牙的再次征服和波旁王朝的统治。但维柯“迫于其必然性，非常顺服” (8) ，作为皇家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他被迫提供了一些受当局之命的应景之作，就像布商提供窗帘、泥水匠提供各种图饰一样。他提供了怎样的窗帘和图饰啊！17世纪的西班牙风格在文学领域仍占主导地位，仅仅这一事实几乎就足以解释我们所能看到的维柯那诸多颂词中的夸饰和华丽。他本人态度的淡然和率直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在提到奉西班牙总督阿斯卡罗那公爵之命撰写的《献给腓力普五世的颂词》（Panegyricus PhiliPPo V inscriptus ）之后，他若无其事地仅仅用个“不久以后”又接着写道：“不久以后，这个王国转而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时任驻军司令的道恩伯爵命我”为纪念卡佩塞（Guiseppe Capece）和桑格罗（Carlo di Sangro） (9) 撰写铭文，这两个反对腓力普五世的造反者在马基亚（Macchia）密谋被镇压前一些年被前政府处决了。维柯在他的《那不勒斯亲王的密谋》（De Parthenopea coniuratione ）中，从波旁王朝的立场描述了这一密谋案。
但这并不能表明维柯性格的根本特征。必须指出，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虽然他是演说家和赞颂者，但他决不能被称为阿谀者。阿谀者，那种没有良知的人，会辱骂和诽谤他所称颂者的敌人，甚至会攻击被征服的一方：这就是奴性。但维柯虽然知道把对自己有害的字条送到Acta Lipsiensia去的那个意大利人或那不勒斯人是谁，却仍然大度地拒绝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张字条在倾向上是反天主教的，所以很可能会轻易就毁了他。 (10) 他毫不犹疑地尽了自己作为修辞学教授的义务，却避免介入他所称颂的恩主的利益中去。关于他受委托和为了他的一位出嫁的女儿的收入而作的《安东尼奥·卡拉法传》（Life of Antonio Carafa ），他说，该著作是关于按道义来锤炼主题、对名家的尊敬、对真理的公正主张的。 (11) 回到前面提到的卡佩塞和桑格罗一事，当他在《论帕耳忒诺珀的结盟》中说起这两个胜利党派的敌人时，他在此也在一些细节上表现了他精神的高贵。关于拒绝向西班牙士兵投降的卡佩塞，他说“他袒胸赴死，以他勇士的气概要求一死，他无怨无悔地倒下了，死得非常英勇，他因其事业而荣光”。关于桑格罗也是，在写完有关路易十四给他送去一个到达太晚的缓刑令的传闻之后，他补充说：“然而这个被定罪的已经遭受到刑罚的人，却更值得同情。” (12)
他必定已经知道并且无疑确实知道，他所撰文为之称颂的那些人大部分几乎无甚价值。读他的颂词，人们会猜想那不勒斯因其德行、教养和学识而被赋予了一种辉煌的高贵性。然而，在向德·维特里教父告知他所渴望的那不勒斯的研究条件时，维柯没有隐瞒事实：“贵族们沉迷于享乐的生活之中。” (13) 他的学生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为我们保存了一条他关于这种高贵性（贵族性）的讽刺的说法：经常极度贫困却又表现得很高傲，为了衣冠楚楚坐着马车出行而准备在家里饿肚子。 (14) 关于劳伦扎诺的文学公爵，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高贵的”作家不能不杰出 (15) ：但我已经在他的文章当中发现了这个公爵所写的一本书的手稿，它完全是由维柯一个人改写的。 (16) 这些是当需求的压力使他变得胆小和谨慎时，一个穷人所陷入的矛盾和妥协。因此很难判断他的溢美之词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恭从，或在多大程度上说是他对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的感觉发展成了一种对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上，拥有财富、尊荣以及他所缺少的一切的“老爷们”的真正的艳羡。
三
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糟。作为一个那不勒斯小书商的儿子，他起初不得不作为一名私人教师到西兰托（Cilento）一个荒远的小镇去。后来他回到那不勒斯，他曾试图谋取市政秘书一职却未成功。他于1699年当选修辞学教授后，以一百杜卡特（17英镑）的年薪在任36年。或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由于缺乏能力，他1723年试图争取一个更加显要职位的努力失败了。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无心于实际事务的人” (17) ，他被迫放弃在学术职务上得到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不得不靠我们提到过的文学作品以及授私课来维持生计；他不仅在家里也像在大学那样教课，还仿效其他人给年轻人甚至孩子们教语法。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妻子不识字，不具备一个女性通常所具有的才能；她不会做任何家务，因此她丈夫不得不替她操持这些；在他的孩子中，有个女孩在生了很长时间的病又耗费了很大一笔医疗费之后死去了，这一切使这个可怜人的病又加重了；有个男孩的表现极为恶劣，以致做父亲的只好招来警察把他监禁起来。但毕竟父子情深，等到他从窗子里看到警察来带走他顽劣但自己仍然深爱着的儿子时，他跑过去喊道：“我的儿子，快逃啊！” (18)
他的性情确实特别可亲，这从他为朋友唐纳·安吉拉·奇米尼（Donna Angela Cimini）的去世而作的高贵而感人的讲演可以看出，从他在《新科学》中说到他正在研究历史上被压迫的平民，说到普里阿摩和波立克辛娜（Polyxena）（其故事使他深为激动）的悲剧形象时所用的那种充满同情和愤慨的语调可以看出；最后，还可以从一些散见于各处的行文细节看出，比如在一格言中他说，女巫们为了使她们的仪式庄重而“无情地杀害和切碎可爱无辜的孩子们”，他以这种非常不合时宜但却很有意味的方式，为这些小孩子的命运深感不安。在他活跃的想象中，这些小孩子无比地可爱。他最大的天伦之乐来自于有涵养且富于诗人气质的女儿路易莎（Luisa）以及儿子简纳罗（Gennaro），后者分享并最终继承了父亲的讲席。当他在阿尔坦（Althann）伯爵夫人的颂歌中讥讽那些走在宜人的花园里，远离妻儿之累，在雕梁画栋的廊柱下争论不休的哲学家们时，我们感到他是比照着自己深受家庭琐事之苦的经历来说的。
我们经常碰到————尤其是在这些日子里————一些有才能的人，他们自认为摆脱了这种或那种卑微的职责。我们更应该钦佩这个有天分的人，他接受了所有这些职责，并且（用福楼拜的话来说）在思考着半神的思想的同时还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已经养成了“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与朋友们讨论事情时”读书、写作、思考和著述的习惯。 (19)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朋友们称他为“皮包骨先生”（Mastro Tisicuzzo）。 (20) 他年轻时身体就很弱，晚年又受喉疾和股痛之苦。总之，其他哲学家终身或长期所享有的一切安宁祥和一直是维柯所缺少的。他不得不同时扮演玛尔莎和玛丽的角色，时刻为自己和家人的实际需要而工作，同时履行自降生起就为之献身的使命，赋予活动于他体内的那个精神世界以具体形式。
四
因此我们不必在宗教、社会或政治生活中寻找、创造或者要求一个英雄的维柯，真正的英雄就是站在我们面前的维柯，哲学生活的英雄。我们注意到他对“英雄”这个词以及所有它的衍生词“英雄主义”、“英雄的”等的偏爱。他不断地使用这些字眼，并赋予其各种用法。对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出现在历史之初并在历史进程中重现的强大的原始力量。在他寻求真理，克服各种障碍开辟科学之新路时，他一定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他能够战胜年轻时的疑惧和挫折————这些时常使他深深地陷入个体的、宇宙的悲观情绪，如我们在那首题为“绝望之感”的诗中所见到的那样————而上升到科学方法的确定性，这体现在《我们时代的理性研究》（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 ）以及由《论古代意大利人的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 ）所代表的历史哲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之中。由此出发，部分地抛弃原有的想法并重新谋划布局，使他在————如他在谈到其著作中的发现时所说————“经过二十五年的不懈的艰苦思考”之后，写出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和《新科学》。
这个贫穷的语法和修辞学教师，这个被同时代一位嘲讽者描述为“瘦弱的、转动着眼珠、手里拿着戒尺” (21) 的老师，这个不幸的一家之主，他所完成的著作是令人惊讶甚至是令人敬畏的。这就是灌注在其中的一股精神力量。这是一部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著作：对现在而言是保守的，由于它和古代世界及文艺复兴的关联；就它为后来所知的19世纪奠定了基础而言，他是反对当时和过去的，因此又是革命的。
在科学的领域内，这个地位卑微的人就成了一个贵族：他误归之于他同时代那些骄傲自负的贵族和教士的拙劣之作的“贵族风格” (22) ，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憎恶当时正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逐渐流传开来的政治和社会文学，所谓的“女士书籍”。 (23) 但他竟然也回避那种被我们现在称为“手册”的另一类书，这类书详细解释了其他人所确定的基本定义和事实，它们只对年轻人有些用处。 (24) 从青年时代起，当维柯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饱受折磨，他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浪费哪怕一丁点自己神圣的科学生命。他所面向的公众不是孩子们、贵族老爷和太太。当他写作时，他的第一个实际的想法是，“像柏拉图、瓦罗或者魁因图斯、墨修斯、斯坎沃拉这样的人对他的思想成果会怎么看？”其次是“后代会怎么看？” (25) 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唯一关注的是文坛、学者们的友谊、欧洲的学术界。这样一个公众群体不需要他重复科学史上已被发现和表达的东西，而仅仅要求他写出那些构成真正的知识进展的思想：不是成卷的大部头著作，而是“充满原创性的小册子”。 (26) 他的公众是理想中的，时常被他简单地混同于现实中的职业性学者和文艺评论家。这一错误经常使他感到惊讶，正如有关形而上学话题的简短著作事实上所是的那样，这些著作在他看来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很公正地把它们与宗教的沉思相比较。后者“简短地提出了一些要点”，它们对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较之“那些最有天分的布道者的最雄辩最清晰的说教还要更具价值”。 (27) 这种对简洁性的热爱使他拒绝用很多的书来给文坛增加负担，用他的话说，文坛已经不堪重负而下沉了。他没有出版自己的那些论文，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刊印了《我们时代的理性研究》。他经常表达出这样一个愿望，即《新科学》应该在他身后留存下去，因为这部著作是总结性的，它完美地集中表述了他此前的所有成果。
与他的贵族式理想相伴随的是他的“科学生活”这一观念所体现出的最高贵的尊严和最深切的忠诚。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辩中编出一整套关于文学争论正确方法的教学问答来。他说，我们必须旨在胜于真理而非胜于争论，因此他希望争论要“以最冷静的推理方式”来进行，因为“强大的人不会威胁别人，正确的人不会辱骂别人”；争论无论如何必须富含平和的语词，“表明争论者的心灵是宁静安详的，而不是激动不安的”。他在回答那些意见模糊的论争对手时说，“这个判断用词太笼统了，除非提出的批评具体明确，否则严肃的人是不屑于回答它们的”。当这些对手诉诸“时代的精致品位已经抛弃了这种说法”云云时，他轻蔑地回答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严肃的批评，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批评。通过说对手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一无所知，从而在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先避开对手，一个人就从对手变成了法官”。他拒绝依赖自己的权威，但也没有贬低它；权威应该“使我们注意寻求让作者，尤其是最重要的作者采取这样或那样观点的原因”。另外，当有人指责他为了能够轻易地驳倒哲学家而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错误归之于他们时，他威严地反驳道：“我宁愿享用自己的一小点简单的知识，也不愿存心不良地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相比较。”他的谦和态度从他为笛卡儿所作的文词华美的颂词中就可以看出，虽然他把自己精神力量的最好部分都用来反对他了。他的诚实表现在他能很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承认”，他对《文学杂志》的批评家们说，“我的区分是不完善的”。 (28) （他在《新科学》第二版中写道：）“我们对诸如此类的一些人关于我们著作的肯定性评论不满意而否弃这些著作，读者不能认为我们是在矫情，相反，这证明了我们对这些人的尊敬。粗暴傲慢的作者维护自己的著作，甚至反对别人正确的指责和合理的改正。有些鄙俗之人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肯定性评论并因此而不再进一步追求完美；但就我们而言，来自伟大头脑的赞誉增加了我们修正、完善甚至以一种更好的形式重写我们这部著作的勇气。” (29)
他的科学生活是正直的，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真理追求者；他的情感生活是不安的，可以说是一个直面他长期追求和向往的真理，并为自己能向人类展示这一真理而感到高兴的人。因此他那高贵的诗意不是以韵文而是以散文表达的，特别是在《新科学》中。“维柯是一个诗人，”托马塞奥写道，“他从烟中取来了火，从形而上的抽象中取来了生动的形象；他在叙述中进行推理，而在推理时又进行描述；他不是走过而是飞过思想之巅峰，一句话，他经常灌注了比许多颂歌更多的激情。” (30) 德·桑克提斯在《新科学》中看到了诗歌的进展，认为它几乎是一部新的《神曲》。维柯像但丁一样伟大，但他比但丁更严肃。如果说居伯伦（中世纪意大利贵族政党成员）的嘴唇时常浮现出“一闪而过的微笑”，维柯则以一副“从不微笑”的面孔来看待历史。不仅如此，一个风格常受人批评的人不会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纯洁的图斯坎（Tuscan）的一个认真的学生，就如卡帕索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拉丁文辞鉴赏家。 (31) 但他在自己著作的安排上是有误的，因为他脑子里未能掌握他所积累的所有哲学的、历史的材料。他因狂乱而粗心地写作，好像被恶魔所控制，因此导致作品中各部分、一页之中以及单个段落之中的缺乏比例和混乱。他经常留给我们一瓶被迅速倒置的水这样一种印象：里面的液体要流出来，却由于过分挤压瓶口而“只能费劲地一滴一滴地出来”，费劲地、片断地、不连续出来的。当他正在表达一个念头时，这个念头又引出了另一个念头，一个事实又会引发另一个事实：他试图一下子说出所有的东西，经常使用各种插入成分，这让人头脑发晕。但是这些由于那些原创性的思想而加重了分量的混乱的语句，却是用引人入胜的、威严的、充满感情的词句和生动的形象写就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是那种只有大作家们才能掌握个中奥秘的糟糕作品。
五
维柯在哲学上的英雄主义不仅表现在他为创建他的科学而与自己进行的内部斗争中，还表现在其他更为严酷的努力中。他的思想虽然是站在当时的对立面上，然而这种反动在现实中显然是朝向未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不能被人理解。无疑，这是每一个天才人物的命运：他最深层的思想从未被理解，即使是当社会命运眷顾他时，当他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找到了一大群门徒和效仿者时也是如此。据说黑格尔在临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学生中只有一个理解了我，而且是错误地理解了我。”这绝妙地表达了这一历史必然性：完全为时代所理解的人，将会随其时代而消逝。然而，一个人思想的价值和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理解之不成比例鲜有甚于维柯的。如果他没有任何其他不满的理由，仅这一点就够了。这种“想要得到赞扬的愿望”在普通人那里不过是看到他们所认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被其他人分享、赞成和普遍化，而这对于维柯来说却是一个“徒劳的愿望”。
我们不难推测，正因为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发现的意义，他才更为这种误解和冷漠而痛苦。他明白，天意已经赋予了他一项崇高的使命。他知道自己是“为祖国的荣誉而生的，因此生在意大利；由于生在那里而不是摩洛哥，所以他成了一名学者” (32) 。当他出版《新科学》时，他相信自己引爆了一座矿山，时刻期待着其巨大的爆炸声。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人跟他提起过它，以至于他数日后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在这个城市发表我的著作，似乎是把它掷向了沙漠。我避免到任何公众场合去，以免碰到我曾赠过这部书的人。如果碰巧遇到了他们，我就脚也不停地跟他们打个招呼匆匆走开。这个时候，没有人给过我任何他们收到了这本书的最轻微的暗示，这使我坚信我是在荒郊野地里发表了它。” (33) 他曾经率真地期待一个迅速而直接的反响，他曾经希望在他的同时代人和那不勒斯的熟人中间找到愿意接受他的思想成果的头脑，他曾指望那些忙于通过死记硬背来创作和学习繁冗的布道词的僧侣们，那些忙于写作十四行诗的蹩脚诗人们和编纂二手讲演的鼓动者们能有这样的心智！
与此相反，他发现了许多怀疑者、漠不关心者以及一些笑话他的人。如梅塔斯塔西奥所告诉我们的， (34) 他的《普遍法律》（Diritto universale ）一书刚一出版就“因其晦涩而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它并未被广泛阅读，却因一种心不在焉的、肤浅的阅读而遭到了草率的批评。 (35) 保利神父————作者曾经给过他一个抄本————在书中写了一首两行诗以取笑它的难懂。 (36) 《新科学》的情况就更糟了。我们知道有一个颇倾向于维柯的学者尼古拉·卡帕索，他一开始试着读这本书就以为自己失去了理智，并以开玩笑的方式匆匆跑到了他的医生西里洛那里去让医生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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