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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不要盼着结束我们的评注，我们还将补充一个关于维柯著作的评判意见，或者说是众所周知的对它的“正确评价”。如果这个意见不是作为述评自身的结果或者与述评不一致，如果描述和评论不能自圆其说，错误要么在我们自己，要么在读者不够专心；就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而言，现在不可能通过装饰性的补充和过多的重复得到补救。
我们坦言，我们不赞同下面的做法：在批判性著作的末尾叙述哲学家思想对他身后历史的影响，原因在于如果这些观念在表面的意义上，在对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意义上被理解了，这种回顾也许真的有它自身的价值，但是它恰恰与所谓的哲学史无关，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观念被看作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哲学观念，它们之后的历史恰恰就是后继的哲学的历史，我们没理由把这些观念附加到对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而不把它附加到另一个哲学家身上。任何别的方法都暗含着与批评原则不相符合的理论————观念是某种固态的、结晶化的东西，就像代代相传的宝石一样，它的形状和光辉在它们构成的王冠和它们所装饰的额头永远能被认为是不变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观念只是人的不间断的思想，它们的传播就是转变。
不过，实际情况是，凡是写维柯的人都感到需要把自己的眼光投向维柯身后的岁月，都会注意到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的学说与那些50年或100年之后的哲学家们的学说之间的相同与类似之处。进一步说，尽管我们公开地承认我们对这种做法的反感，公开地宣布我们运用了专业的方法准则，可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么做是必要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维柯在他那个时代被人们当作怪人看待并且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因为后世思想的发展几乎全都没有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因为，直至今日，尽管他在某个有限的圈子里为人所熟知，可是他仍未取得他在整个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展示维柯学说的风格呢？不管对也好错也好，维柯的学说是对人类心灵最深层次需要的回应，比所记载的各种类似的观念和意图更为单纯，这些观念和意图后来表现得如此丰富和强烈，以至于它们的个性铭刻在整个世纪的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之中。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维柯的思想之后，即使没有必要将它与后来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人们至少将承认：如果我们的讨论和其他人一样必须要有它的修辞上的结论，更为自然地产生出这种结论的途径在于迅速地回顾后来的哲学和语文学，并且强调它们与维柯思想的共同之处。
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维柯用以把第二种野蛮状态与第一种野蛮状态相比较的方法，把后来的思想史表述为维柯思想观念的“重演”。首先，维柯对笛卡儿主义者直接知识的批评，连同他的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化的学说，再次出现在以康德为发端，以黑格尔的真理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学说为顶点的思辨运动中。他的哲学和语文学相统一的学说重新出现在反对怀疑主义和唯理智主义的历史辩护之中，18世纪的这种怀疑主义和唯理智主义也是由笛卡儿主义引发的；他的哲学和语文学相统一的学说又重新出现在调和现实与理想、经验和范畴的康德的先验综合之中，又重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黑格尔是19世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阐述者。由于维柯在方法上有时候是模糊的、不纯的，所以哲学和语文学的统一性既会重现于它的不完善的方面，也会出现在黑格尔学派中。因此，如果平心而论，这种精神趋向可以公正地称为“维柯主义”。维柯曾尽力限制数学和精确科学的价值，就像他批评哲学的精确和自然主义的观念一样，如今，这种限制又重新出现在雅各比对斯宾诺莎主义决定论和黑格尔的抽象理智的批判之中。就数学而言，都加尔德·斯提瓦特和其他人认识到：数学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假设而在于它的定义，维柯所说的“明知与事实不符而习惯上仍然采用的假设”又出现在关于这些科学的现代哲学术语之中。他的诗性逻辑和想象科学变成了美学，19世纪的德国艺术家、文人和哲学家满怀激情地研究它，康德批判莱布尼兹的直觉学说是混乱的概念，从而使美学名声大噪，谢林和黑格尔进一步推进了美学的发展，他们把艺术置于心灵的纯形式之中，因此也就与维柯站到同一立场上了。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都是维柯主义的，它们都强调想象的原创性功能。当赫尔德和洪堡不再用唯理智主义者的眼光，把语言看作一个人造的符号系统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自由的和诗性的心灵创造之时，维柯的语言学说再次出现了。宗教和神话理论放弃了寓言和蒙骗的假说，大卫·休谟清楚地认识到宗教是一个自然事实，与人类生活刚开始时所处的激情和想象状态相对应；黑尼认为神话是“象征性的语言”，它不是任意创造的结果而是必要性和贫乏的结果，是“缺乏词汇”的结果，人类在与已知事物的比较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奥特弗雷德·缪勒认识到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人类灵魂的深处，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神话的，只有在人类灵魂的深处我们才能发现神话的必要性和自发性。宗教不再被认为是与哲学格格不入或敌对的东西，不再被认为是那些无耻之徒欺骗无知者的微不足道的愚蠢和诡计。然而，按照维柯自己的学说，宗教则被看作是发育不全的哲学，因此，整个理性形而上学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蕴涵在诗性的或宗教的形而上学之中了。同样，诗和历史不再泾渭分明或以势不两立之势互相拆台了。哈曼是德国新文化运动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虽然不能在精神力量上与维柯比肩，但是他在很多方面与维柯的趋向相似，哈曼已经预见到了同时也发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的诗没有价值，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会变得比paraoh's kine（古埃及法老的奶牛）还要干瘪，事实也确实如此，是诗的气息救活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曾经是苍白无趣的东西，诗使它变得生动形象；曾经是冷冰冰无生命的东西，诗使它恢复温暖和生机。维柯批评了霍布斯和洛克的功利主义，证明了道德良知是一种自发的羞耻感和一种完全与反思无关的判断，随着《实践理性批判》的问世，这种观念又全副甲胄地重新出现了；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这种观点表现为社会原子论和后来的契约论。17世纪的国际法专家公布于众并谆谆教诲的良知的自由和宗教的冷淡主义被当作哲学学说束之高阁；黑格尔和维柯都认为，一个民族没有上帝的现象在历史中是找不到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在穷乡僻壤流浪之人的闲谈中。维柯对关于宗教改革的著作既不能领悟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它们的真正价值，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目标不是检验宗教，而是对它进行提炼，并把宗教的精神价值赋予哲学自身。确定性，维柯从法律领域中的真理区分出来的严格的确定性，构成了从托马斯到康德和费希特还有最近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主题，即使永远也找不到鉴别这两种形式的标准，他们依然愿在其中寻觅。所有的人或者说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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