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维柯与当代文化的趋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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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柯回顾了历史进程之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时代，一个文明遍及所有的民族的时代，维柯为当代世界画了一个速写，然后不再说什么了，或许这不令人满意，至少是不确定的或谨小慎微的。因为他不是在政治问题的直接感召之下开始《新科学》研究的，最起码从这个短语的通常意义上是这样的，所以他永远也不会从《新科学》的沉思滑向实际生活，甚至一部著作，或评论法律和制度的短文，或提出改进的建议，也采取哲学家最通常所用的形式。就连他朦朦胧胧地构思他的科学的“实践方面”的概念时，他也从未设想，就他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种概念能存在于学术圈子之外。

    “实践哲学”存在于学术圈子里，就是说，它存在于文化领域，即使这样它依然是实践的、政治的。毫无疑问，它是政治学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分支。虽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不重视它，可以不充分地展开它，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回避它。

    维柯没有随意地强调和发展实践哲学。准确地说，他的科学生活的最初表现是考察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法，这一工作是通过比较现代和古代的方法完成的：在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对最初发现的犹豫之后，这一考察终于在他1708年的大学就职演说中成型了。这篇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现代的理性研究》。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一心扑在《新科学》上，可是他对自己所不满的流行的研究趋势，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公开论证；他在私人信件中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题目的反感，在自传中他也不想忽略这个问题。我们无需从提示和他主要著作的随机写成的段落中推断维柯争辩的态度；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让自己把这些提示转换成清晰的陈述，把这些随机写成的段落转化成主要命题。

    这个争论横跨两个紧密相联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与《新科学》的两个方面————心灵哲学和普遍化的科学相对应。在第一个方面，维柯已经为想象、想象的共相、概然性、确定性、经验和权威的主张作出证明，因此也为诗、宗教、历史、本质的发现、学术和传统的主张作出证明。在第二个方面，他已经追溯出了心灵自然发展的梗概，其中既包括人类的历史又包括个人的历史，他在个人的历史与历史阶段之间建立了经久不变的联系。因此，他的考察，一方面必然会触及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另一方面必然触及关于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方式问题，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就是由这些方式构思和施行的。在这两个领域中，维柯发现了相同的缺陷；他遇到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唯理智主义，唯理智主义已经使得思想进步成为不可能的事，把人类历史的真相弄得残缺不全了，并且窜改了人类历史的真相。

    男孩子刚从语法学校里出来，立即就进入逻辑学校。根据教师的趣味，他们学习的逻辑不是经院的就是由阿诺德编排的被称为Port-Royal Logic（高僧派逻辑）————实际上这种逻辑本身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和经院哲学的，充满了关于先进科学的艰深课题的枯燥判断，与常用的知识相去甚远；它还负载着过多的取自于这种科学的实例。这种训练旨在使学生变得具有批判意识，并把那些假观点，甚至那些概然性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从他们的思想中根除掉。实际上，它什么也没有除掉，因为孩子们的思想还是空的或装备不足的，他们由于缺乏素材，所以没有能力利用批评性的意见进行评判。在教会他们理解之前先教他们如何判断，这是与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相悖的，自然进程的顺序是：首先学会理解，然后学会判断，最后才是推理。结果用这种方式培育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毫无生气，也不结成果，并且认为自己能评判万物，却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按官方的看法，他们在一生中都是非常敏锐的，然而他们不能胜任任何伟大的工作；实际上，他们具有批判头脑，但是缺乏独创性。这不仅导致了判断的不可靠和傲慢，也导致了在实际生活、与人相处、民事辩论中的无能，与其说雄辩以批评为基础不如说以花言巧语为基础，在作出了恰当的评价，理解了对话者的心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后，雄辩就可以结束了。维柯本人就曾深受逻辑批判方法之苦。耶酥会士德尔·巴尔佐是维柯的第一批老师中的一员，他曾把典型人物保卢斯·韦内图斯的著作交于维柯，然而他的思想太软弱了，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克里西甫斯逻辑，几乎要精神崩溃了；因此维柯在绝望中放弃了他的研究工作，18个月后他又重新开始。维柯对年轻时写的关于诗的论文保留着美好的记忆，这些论文是他在马里诺的那不勒斯学校里用最无拘无束的风格写成的。他说，当形而上学变得太精妙、太严格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年轻人的热情引领思想去犯错的年代，为了不使青年的思想变得冷淡而枯燥，转向另外一种训练形式对于年轻人的思想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理智的野蛮在想象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由于理智和想象这两者在记忆中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这个时代需要通过读诗、研究历史和修辞学，还有通过研究语言来进行思想训练，吸收思想的营养。应该学会的艺术不是批评而是“论题法”，这是关于“ingenium”（创新才能）的真正艺术，凭这种艺术，孩子们获取了能够使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形成正确判断的素材，正确的判断有赖于对其论题的全面认知，“论题法”是发现任何一个既定事物的全部内容的艺术。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只要遵循自然的进程，很快就会变成哲学家和优秀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一些方法对于矫正想象的华而不实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方法应在线性几何学中找而不能在逻辑学中找。几何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绘画的特征，与此同时，它通过大量的原理增强了记忆，通过优美的图形使想象崇高起来，通过逼迫自己检查全部图形激发了创造才能，检查的目的是把那些适合于用数量验证的图形选出来。但是几何学的整体价值也被各个学派喜欢用的方法取消了，烦琐的逻辑曾把所有精力充沛的年轻教员弄得麻木愚钝，代数法与此相似，它使想象变得模糊，使记忆变得衰弱，并且使创造力和理解力变得呆滞；因此，对这种无拘无束的艺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显著的方面：语言、历史的知识、创造和深谋远虑。说得详细点，代数学对创造才能是致命的，因为一个人在运用代数方法的时候，他只注意视线的当前域；它使记忆力衰退，因为一旦发现第二个符号就没必要记住第一个符号了；它使想象力变得盲目，因为那种官能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它毁掉了理解力，因为它主张一种占卜能力。那些致力于代数学研究的年轻人在开始与民政生活的事务打交道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种生活，这是他们最悲伤、最懊悔的事。因此，为了使代数学有点实用性，为了防止这些不良后果，人们应该在数学课结束后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推理的习惯通过形而上学的分析可更好地形成，在一切问题上，形而上学的分析都是从无限存在中寻求真理开始的，随后，依据实体的种属逐级下降，剔除每一个种里不属于该种的东西，直至达到最终的种差为止，种差是我们所希望知道的构成事物本质的东西。

    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正在遭受数学过多而具体物不足之苦。刚从学院里走出来的孩子们好像必定要走进由线条、数字和代数符号组成的人类世界之中，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富丽堂皇的专门用语————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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