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荷马和原始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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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社会的诗人是荷马。如果荷马只有原始社会诗人的特征，他不可能有深奥的智慧，庄严、神圣的道德感，也不可能有关于伟大的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知识。可是古代的哲学家和作者幻想荷马有这些才能，这种观点在17世纪依然是文人和批评家们的共识。

    如果荷马真的是一位哲学家，他又会是一位多么过分的哲学家！如果照他的安排去做，那么，他是多么蹩脚地缔造了希腊文明！他的朱庇特把暴力，野蛮的暴力，作为他应得到尊敬的标准；他的密涅瓦抢劫了维纳斯，用石头把玛尔斯打倒在地，攻击狄安娜，接着又遭玛尔斯凌辱；维纳斯和玛尔斯又被狄俄默德打伤，这是纯粹的道德之举。英雄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互相凌辱，在今天的喜剧中，就是仆佣也不会有如此下流的表现，他们相呼为“狗”，为了拥有布里赛斯和克里西斯，他们用最粗野的方式争吵。他们习惯于凶猛，他们把敌人的尸体留给狗和乌鸦；他们以放纵为乐，狂饮无度。在他们的活动和感受中寻找高贵的理智、仁慈的心肠和心灵的平衡纯属徒劳。事实是这些英雄们的表现说明，他们的理解力很差，但他们有最狂野的想象力，最猛烈的激情；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是不灵活的、残暴的、倔强的、凶猛的、傲慢的、挑衅的、顽强的，同时他们也是极其反复无常的，他们受控于任何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新事物。还有，在农民心理学中也许能找到最惊人的类似物，我们也许会看到，农民每天都接受推荐给他们的合理的动机，然而由于理智的软弱，他很快就放弃了他已打算采纳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他最初的意图。有时候，荷马的英雄们也与农民一样默认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相反意见；有时候，当悲伤的记忆袭上心头之际，他们会陷入充满气愤和悔恨情绪的哀伤之中；或者是，当他们在最悲惨的境况之下偶遇开心之事，像尤利西斯参加阿尔西诺斯的宴会，他们就会忘记所有的悲伤变得快乐无比；或者，当他们处于一种宁静的心态时，他们会因一句无伤大雅的话而发怒，并被盲目的激情冲昏头脑，以残酷的死来威胁说这话的人。甚至他们最著名的美德————坦率、朝气蓬勃、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也和他们那不思考的激情纠缠在一起。

    阿喀琉斯是英雄中的英雄，他肩负着特洛伊生死存亡的重任，只因阿伽门农对他犯了一个私人的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不足以使他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代价————诅咒所有希腊人都败于和毁于赫克托尔之手；为减缓因赫克托尔杀害了他的朋友帕特洛克卢斯给他个人带来的悲痛，他才决心去援救希腊人。即便这种极度的悲伤也是由于激情和妒忌！尽管当阿伽门农从他手中夺走布里赛斯的时候，他呼天抢地、声震云霄，在整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这一情节，然而他在整个诗篇中却未显示出一星点儿真正的爱。正当墨涅拉俄斯为报海伦被掠之仇，率希腊倾国之兵进攻特洛伊之时，他却从未遭受因嫉妒拥有海伦的帕里斯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同样，阿喀琉斯也没有平常的人性，当赫克托尔想出面调停，提议战斗中的胜利者应该埋葬被征服者的尸体时，阿喀琉斯忘记了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死者也应受到同等的对待，他粗鲁地回答道：“人何时曾与狮子停止过交战？狼与羊何时有过同样的愿望？”他又补充道，“如果我杀了你，我将把你赤裸地绑在我的战车上，拖着你绕特洛伊城示众三日”（结果他真这么做了），最后，“把你喂我的猎狗”。如果不是不幸的父亲普里阿摩前来向他赎回尸体，他早已兑现了他的威胁。甚至在那感人至深的会晤中，阿喀琉斯也没有表现出平常的人性来，普里阿摩在交通神墨丘利的护卫之下，独自一人穿过了希腊的兵营，来到阿喀琉斯的帐中；他为自己失去了一位英雄的儿子而悲痛欲绝，在阿喀琉斯欢迎他来到自己的桌前之时，一句不经意的话从这位不幸的老人唇边溜了出来，阿喀琉斯忘记了善待客人的神圣法律；他对普里阿摩给予他的全部的、彻底的信任视若无睹；这位国王的极度不幸没有打动他，对一位父亲应有的尊重，对这样一位老人应有的崇敬没有打动他，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最易激起怜悯之心的事物没有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暴跳如雷，状如野兽，大声威胁道：“我要砍掉他的头！”死亡本身没有平息他失去布里赛斯的愤怒。如果不是美丽而不幸的公主波立克辛娜，这位作为曾经富有而强大如今成为可怜的奴隶的普里阿摩的女儿，就会在他的墓前作牺牲，复仇的阴影就会喝干她最后一滴无辜的血。在下界，当尤利西斯问阿喀琉斯喜欢什么样的国家时，阿喀琉斯的回答是“他愿做最普通的奴隶，只要是活着就行！”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荷马冠之以“无可指责”的永恒称号的英雄，被赞之为希腊人所听说过的英雄美德的典范。这种英雄的理性力量集中于矛尖之上，他们只能被归于自我满足的那一类人之中，我们今天说到这类人，就会说：这种人太完美了，以至于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荷马史诗中的伟大人物和我们文明的本性不一致，那么，他用的那些明喻通常来自于残暴的野兽和野蛮的本性。如果他所描绘的生活是理智不起作用的儿童的生活，是想象力旺盛的妇女们的生活，是情感暴烈的鲁莽青年的生活，并且此类故事充斥于《奥德赛》之中，这些故事可供老婆婆们哄小孩之用。他所描绘的生活和故事阻止我们把神秘智慧归于荷马，那么这些野蛮明喻的显著成功确实不是受到任何一种哲学驯服和教化的心灵的性格。荷马描述了各种各样血腥的战斗，各种各样嗜血的屠杀，这种残忍野蛮的文风在《伊利亚特》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可能通过哲学在人们心中营造出充满慈爱与温柔的境界来。

    荷马是谁？在古代作家中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关于他的看法？我们能从他的史诗中发现什么事实？当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读者在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他无时无刻不觉察到那些过分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无时无刻不被这些过分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所困惑。荷马带着我们忽这儿忽那儿，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武力英雄阿喀琉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智慧英雄尤利西斯；我们既发现了英雄们残酷、野蛮、凶猛、残忍的一面，我们也发现了阿尔西诺斯的奢侈，卡吕普索的欢乐，海妖喀耳刻的愉悦，女妖塞壬的歌声，求婚者的吃喝玩乐和他们对珀涅罗珀王后贞操的围攻和侵犯。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粗野未开化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珠光宝气、绚丽多彩的服饰，精致的食品，和刻于石头和金属之上的艺术品；它既是一个严格的英雄社会；又带有一些大众自由的迹象。这种优雅的生活和野蛮残酷的生活不相适应，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如此，这两种生活同时属于一位英雄。我们认为这两种生活像这样同时发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从特洛伊战争时期的习俗跳到了驽玛时期的习俗里，达到了既不连贯也不协调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两部史诗出自许多时代的很多人之手。地理的提示同样是前后矛盾的，这同样把我们带进了多种多样的、相距遥远的物理环境之中。《伊利亚特》中那些事件的发生地位于希腊东部偏北的地方；《奥德赛》中那些事件的发生地位于希腊西部偏南的地方；还有，这两部史诗的语言也是不一致的。尽管混淆了的方言存留在亚里斯塔球斯的修订本中，这种混淆通过最离奇的假设给出了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荷马从希腊各民族的语言中抽取了他词汇的组成成分。

    然而，把诗变成关于作者的传说是没有价值的，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都曾写过荷马的生平（我们假设希罗多德真的写过）。关于荷马的最基本的事实不为人知；确切地说，它涉及他们视之为希腊最伟大的名人，然而古人留给我们的资料却使我们陷入黑暗之中。我们既不知道荷马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他的出生地：希腊民族中的每一个都宣称荷马是他们的公民。有人说，荷马是一位穷困潦倒的盲人，然而正是这些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朗吉努斯认为，《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代的作品，《奥德赛》是他晚年所作，这一争论引起了我们的嘲笑。实际上，即使这种认识是公认的，有关荷马的那两个微小的细节————出生时间和地点仍是不知道的，这是最突出的问题。总而言之，评论家必须要问单独一个人如何能在没有书写的时代完成如此之长的两部史诗？其原因在于英雄时代的三个铭文，一个是安菲特律翁的，另一个是希波孔的，第三个是拉奥麦敦的，拉奥麦敦的铭文中提到了大量的由佛西斯写的关于善的信仰，这三部铭文只是赝品，和伪造的假币没有区别。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维柯怀疑荷马本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那些擅长写诗的知名人士中的一个，古代社会的人把一大长串活动、工作和事件归属于他。如果我们试图把荷马史诗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早期希腊人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的宝库（其中藏有希腊英雄时代的历史和希腊早期自然法的历史），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个人的著作；如果我们不独立地考虑一首诗而是设想整个诗的民族，不孤立地考虑一个创造活动而是考虑一个民族的诗歌在漫长岁月中的发展过程，那么每一件事物就会各归其位，并且变成可以理解的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写作时间降至传奇产生之后的第三个时期，那些极尽夸张之能事的传奇也由这一事实得以解释。在神学诗人的手中这些过分的传奇是真实而严肃的，英雄诗人改写并讹用了它们，在以讹传讹的状况之下，这些传奇被收编进了两部史诗之中。如果我们考虑写作的各个时期，也就是说考虑代表原始希腊的早期和晚期的“青年荷马”和“老年荷马”，那么，各种各样的习俗就会得以解释。荷马出生地点和去世地点的多样性以及他的方言的多样性由这一事实解释清楚了：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这些民歌。最后，为什么每一个希腊民族都宣称荷马是自己的公民，答案是这些民族有它们自己的荷马；为什么荷马被称为瞎子和乞丐？因为在集市间往来穿梭吟诵故事的歌唱者被称为盲人和乞丐是当时的一个惯例。这样一来，为了正确地理解荷马，我们必须让荷马消失在希腊诸民族之中，并把他看作是一种观念或英雄性格；就行吟诗人们以叙事歌的形式讲故事而言，他们是典型的希腊人。因此，那些过去只能引起混乱并且看似没有道理的关于荷马的事实，一旦被理解，就变成了现在重新发现的荷马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成分。总之，后一个荷马被盛赞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希腊历史学家。在荷马那里，我们有了历史和诗的原初同一性的证据，证实了斯特拉博的断言————在希罗多德之前，甚至在米利都的赫卡塔尤斯之前，希腊诸民族的历史是由他们的诗人来写的。在《奥德赛》的两个精彩段落中，一个人因善讲故事而受到赞扬，并且作为一个音乐家和歌唱家而讲故事。

    维柯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荷马史诗精心制作的方式。他好像倾向于两个主要的诗作者，一个是希腊东北部的土著，写了《伊利亚特》，另一个是希腊西南部的土著，写了《奥德赛》；维柯把“荷马”之名，理解为传说的作者和编纂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维柯只是在纯粹理想的层面上理解荷马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不必排除这种理解的合理性：这两个荷马依次代表着两种诗的潮流，两个民族群体或两个大众歌唱家的团体。呈现在维柯面前的历史人物的形象是狂诗吟诵者，他们独自一人穿行于希腊集市和城邦之间，吟诵着荷马的歌曲。从这些传说最初形成到庇西斯特拉图人把它们分开排成两组，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形成，经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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