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英雄的社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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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学院和其他的法国公立学校编纂的民族史中，法兰克人在剥去了他们所有的性格特征后，可归结为明智的君主、虔诚的皇后和为教会献身的勇士。与此类似，由于学者们的本土观念和修辞的原因，古代和原始历史也同样被光辉灿烂但不真实的色彩所描绘，就像列伯隆或卢卡·乔达诺用这种色彩来描绘他们的豪华且戏剧性的图画一样。国王们悉心听取圣贤们的忠告，为的是救助他们的臣民。然而，与此同时，也不会减损他们的伯爵们的威严和贵族们的荣耀，柏拉图创造的哲学王代表着这样的时代：哲学家要管理国家或者国王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忠诚勇敢的骑士为了公共福利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政治家们以最快的速度走完朝圣的旅程，为的是把更明智的法律从远方带回，送给那些翘首企盼的公民；家庭的好父亲，令人尊敬的母亲，勇敢顺从的小伙子，富有爱心并且温柔的少女，每一个人都是某种美德的化身，甚至同时是全部美德的化身，每一个人都在塑造着人性的完美。这样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的古代人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充满了类似的记录和想象的事物，这些就是希腊和罗马历史中的英雄。如果我们想从人类记忆的最幽深处发现真正的现实中的而不是文学作品里的、生活中的而不是舞台上的英雄，就必须扯掉裹在英雄身上的金光闪闪的外衣并清除所有的炫人耳目的装饰；这些英雄无知、迷信、凶猛、自私，对家人粗鲁，对下人残酷，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另外，尽管英雄们有这些野蛮的特征或者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野蛮的特征，英雄们在原始时代才可能并且必然有一种善良的品德：身体强壮，训练有素，深厚而坚定不移的宗教意识。

    把原始时期的英雄看作文明社会的明智而善良的成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表达，按政治史的说法，就是误解了国家构成成分的三个主要词汇：君主、人民和自由。就对第一个词的错误理解来说，人们认为最初的国家形式是君主制。其实，绝对君主制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并且可以牵制贵族势力，它如果不是在最近也是在稍后的历史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姜·波丹陷入了这个错误，维柯选择他作为他的论辩对象，但波丹比其他政治作家敏锐得多，他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之中，因为尽管他接受了通常的错误观点，可他依然发现了贵族共和制在古代罗马假定的自由中所发挥的作用，波丹通过区分国家和政府来支撑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断言，罗马在最初阶段是城邦中人民大众的，但是采用贵族式管理；又因为这一支柱太脆弱了，不足以撑起全部历史事实的分量，波丹最终承认，罗马共和国的政府和它的城邦都是贵族制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与他关于城邦序列的整个学说发生矛盾。实际上，最早阶段，罗马的王和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王一样，根本不是君主。父主、贵族或英雄只有在家族君主制时期才是君主制式的王，此时，每一个家庭过着彼此分离的生活。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王，除了上帝，他们不屈服于任何人，他们用恐怖的宗教武装自己，用最残酷的刑罚献祭。当父主们统一于一种贵族制度时，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了国王，他是这一制度唯一执政官，最初的国家就这样诞生了。自此罗马通过纯贵族式的革命驱逐了塔尔奎斯（罗马的贵族和国王）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它的国家形式。它以双王执政的形式保存自己的王权，执政官每年一选，这两名执政官是“被剥夺了所有王室权力的”出身贵族的王。西班牙的两个国王也有相同的特点：他们像执政官一样负有说明自己行为的义务，能被城邦监察官指控而处以死刑。

    这些城邦不但被错认为是君主制的，而且在特性上他们也被错认为是人民的。以这种方式提及的人民与平民不是一回事：“人民的”仅仅是贵族制度而已，自由仅仅意味着贵族的自由，意味着主子的自由：“patria”（父亲、祖国）被如此适当地称谓，因为它实际上是“res patrum”，即少数几个父主的财产。那一群最没有价值的劳动者被看作奴隶，如果认为这样的平民能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利，认为父主们的权利仅仅限于批准在元老院进行选举，那是荒唐的。父主与平民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绝不是互相信任和精诚合作的关系。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英雄们曾发过庄严的誓言，永远与平民为敌就是英雄的民主精神所采取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罗马人的美德和光荣的模范如此之多，可是不曾见过一个善待平民的例子。布鲁图斯代表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房子奉献给自由的事业；斯凯夫拉通过火烧自己右手的方式来恐吓泡色那；严苛的曼留斯在他自己的儿子由于成功地违反军纪而胜利返回之时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库尔提乌斯全副武装骑马跳下悬崖；狄西厄斯愿为自己军队献身；法布里修斯和库利乌斯拒收萨尼特的黄金和庇洛斯的王国；阿提琉斯·雷克卢斯慷慨就义以保持罗马誓言的神圣性：除了增加平民的战争灾难，除了把平民拖进高利贷的苦海，除了把平民紧锁在贵族们私设的地牢里，让他们赤裸的后背饱受鞭挞之外，他们又为平民们做过什么呢？唉，哪个贵族胆敢承认自己想减轻这些平民的痛苦，他立即被指控为煽动闹事和叛变并被置于死地；在罗马，厄运降临到那位曾拯救卡必托于高卢人战火的曼留斯·卡比托里乌斯头上，因为他有人人平等的同情心而被推下塔迫岩。希腊的英雄城和罗马的英雄城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英雄城，在斯巴达，宽宏大量的阿基斯国王曼留斯·卡比托里乌斯也难逃厄运，他试图通过废除债务的法律减轻那些不幸的平民们的负担，并通过另一项给予平民遗嘱继承权的法律来救助平民，为此他被监察官处以绞刑。著名的“罗马美德”令任何一个着迷于现代美德观念的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认为美德包括全人类的正义和仁慈。什么样的德性能与这样的骄傲共存？什么样的节制与这样的贪婪同在？什么样的怜悯能与这种残忍同在？什么样的正义能与这样的不公平并存？

    英雄们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对待平民一样苛刻。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厉、粗暴、残酷的。斯巴达人为了使他们的儿子不怕痛苦和死亡就在狄安娜神庙中打击他们的全身，以至于那些孩子在父亲的打击之下痛苦地死去。在希腊和罗马一样，杀死无辜的新生儿是合法的，这与现代的习俗恰恰相反。如今婴儿生活在欢乐的气氛中，这体现了人性中温柔的一面。在英雄时代，妻子是用财物买来的，在罗马，人们仍然庄严地奉行这一遗留下来的婚姻制度（塔西佗把同样的习俗归属于古日耳曼人，他一定认为这种习俗是野蛮民族共有的），娶妻只是出于繁衍后代的自然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英雄们对待妻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和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婚姻制度的残余。孩子和健壮的妻子只是被当作父主和丈夫的财产。

    在这一时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了政治和家庭体系的另一面，它与奢侈、优雅和舒适无关。举行摔跤和狩猎这样的艰苦的娱乐活动，目的是为了使身心变得坚强，还有像骑马比武和狩猎这样的更危险的大型比赛，为的是使人们习惯于藐视伤痛和死亡。战争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正因如此，战争总是极其惨烈。英雄的奴隶制体系源自于战争，由于这种体系，被征服的人被认为是无神佑护的人，因此他们立即失去了市民的和天然的自由。外来人被视为敌人；最早的民族是非常冷淡的。土匪行为和海盗行为为人们所承认；普鲁塔克说，英雄以被人称为“强盗”为最大的光荣和奖赏。

    总而言之，这就是直接出自诸神时代的社会，据我们所知，这一时期是自然状态的鼎盛时期。要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人类社会从史前史阶段到真正历史的黎明，在这漫长岁月中仍保留下来了很多早期的习俗，这些习俗使维柯想起了藏身于山洞之中的孤独的波里非马斯，维柯称这些习俗为“巨人法则”。正如学者和诗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那个产生出了天真、善良、仁慈、宽容和责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迷信的狂热”。对诸神永无止息的恐惧折磨着人类，为抚慰诸神，人类常常向诸神奉献牺牲，历史上著名的腓尼基人、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美洲的部落，甚至罗马人自己都留有这种痕迹，后来，罗马人用把稻草做的木偶人扔进台伯河的仪式取代了向诸神奉献牺牲。历史上甚至发生过以孩童做牺牲的情形，有记载说，阿伽门农曾在爱菲琪尼亚和其他地方做过这种祭献。然而，正是在神的时代，人类创立了伟大的人类制度，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残酷的迷信，或者说正是通过这残酷的迷信，伟大的人类制度才得以建立。宗教的礼拜仪式把预示性的占卜、婚姻和丧礼统一在一起。福斯卡罗在他的《陵墓》中所说的婚礼、法庭、祭坛以及把死尸从邪恶的空气和野兽所及的范围之内移走，就可“教有兽性的人类变得虔诚”只不过是维柯观点的改写而已。这些“独眼巨人”是集国王、智者（占卜者）和祭司的职能于一身，他们最初被安置在山巅，那里是仙境，因此他们个个身强体壮，那里有天然的屏障，那里毗邻四季长流的清泉，那里是掌管预兆的雄鹰与秃鹫筑巢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水和火是多么重要，它们成了家庭的象征符号；最早的结婚仪式在共同分享泉水和火堆的团体之间举行，这样一来，泉水和火堆就属于同一家的了。因此，他们一定是在兄弟姐妹之间举行婚礼。独眼巨人的时代是一个强力道德的时代。如果以后来那些没有男子气概的诗人们幻想的观点来看，“把娱乐和法律看作一回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人的心灵对于精巧的邪恶是不能觉察到的，这一点我们仍可在今天的农民身上发现，这些人发现，只有享乐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是有用的。他们用未开化的人的正义来对待神，因他们结束了混乱的交流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他们被艰难险阻围困，他们变得英勇无畏，勤奋耐劳，精神高尚。那些原始的人类种群降到平地并开始耕作，接着，从他们最初生活的内地渐渐移居到海边，学会航海术并建立了殖民地，这都是后来的事。

    家族或名门望族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城邦产生之前。实际上，城邦是由家族构成的，这些家族聚集成了“gentes maiores”阶层或“名门望族”阶层，人们这么称呼他们，是为了把他们和后来加入到这一阶层中的人区分开（比如说，在朱利亚·布鲁图斯时代，国王被驱逐之后，罗马元老院就得填补这一空缺），而被称为“gentes maiores”。但是，名门望族内部也有分歧和冲突的因素。由于人们常犯赋予古代词汇以现代含义的错误，人们通常认为家族是由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其实，家族不但有妻子和孩子，而且还有奴隶。这些奴隶不够强壮，长期处于游荡的自然状态，最后，“作为野生动物被严寒和猎人驱赶，为了活命，他们来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在父主的要塞里，得到强者庇护。为了报答强者们的保护，他们耕种父主们的土地，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就像被捆在上面一样，因此他们被称为“债务人”；他们追随强者并为他们服务，为此得到了“奴仆”之名。奴隶与父主的关系是人类关系的第二种形式，第一种自然的形式是婚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封建等级，人们错认为封建等级是中世纪这样的确定的野蛮时期所独有的，其实不然，封建等级存在于所有的英雄社会，它也是永恒的封建制度的原则，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所有的世界共和国。塔西佗在讨论日耳曼人时说，奴隶和贵族庇护下的平民的首要誓言是保卫自己的每一名主人并用自己的英勇行为给主人增辉；效忠主人是封建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条件之一。此外，父主的孩子和奴隶们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们的“子女”头衔是他们与奴隶不同的标志，但是，他们和奴隶们一样处于服从的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

    保护自己和抵制奴隶频繁反抗的需要导致了父主们相互间的联合、贵族制度和英雄的城邦。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奴隶组成了最早的平民，因为他们不是公民，所以他们没有公民权；他们没有隆重的婚姻仪式，因为主办权是父主们的专利；因为遗嘱象征着政治权利并且象征着永远享有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没有立遗嘱的权利。他们被那些全副武装的贵族从人民集会的会议厅中驱逐出来，残存下来的那些平民被用来处理神圣的问题，在最早的时代，罗马、希腊和埃及各地凡俗事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我们把贵族的王称为这种制度的执政官，在镇压奴隶和平民时，他是贵族们的领袖和将军。

    然而，单凭武力镇压的方式，英雄们未能给他们的制度带来长治久安。为了服从这种制度中更高的统治权，他们放弃了在自己家族中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贵族的或尚武的封建体系，为的是使奴隶们俯首听命，他们不承认奴隶的公民身份，这是一种朴素的封建主义。这样一来，一方面，财产的起源问题以一种不同于可爱的诗性理论的方式得到了解释，诗性理论依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当公道降临地球之时，人类展示出黄金时代的全部美德。英雄们预见到了那种来自于共产主义的混乱，他们通过合法的仲裁，为自己划定土地的边界，尽可能做到公平，不让一些人只分到肥沃的土地，另一些人只分到贫瘠的土地，不让一些人只分到没有水源的部分，另一些人只分到常年有水的富饶之地；另一方面，财产的起源不同于自愿服从智慧的“哲学”起源，也不能由那些凭暴力获得财产的“政治家国王”来捏造。朴素的封建主义可以被称为第一部土地法，承认这种朴素的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就区分了三种土地使用权：适用于人民的非法定的、由执政官根据公正原则制定的权利，适用于父主们的法定的或贵族的、由军队支持的权利，属于整个阶层的特别权利。又因为制度的强大有赖于这种制度的财富，所以贵族们全力以赴地防止平民致富。在战争中我们看出了“罗马人仁慈”的社会动机，只剥夺被征服者的武器，把他们留在非法定拥有的土地上，征取合适的税。由于同样的原因，贵族们非常不愿卷入战争，因为平民大众取得战争的经验之后，也就变得危险了。

    法律和武力的分离是缓慢的，武力的痕迹遍布于法律的每一个部分中。在英雄的共和国里，一开始没有惩处犯罪行为和补偿个人伤害的法律。正是因为没有法庭的法律，所以才会产生决斗和复仇，决斗和复仇是从无知的时代或神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习俗。诗和历史描述过一些这种形式的决斗，决斗就是武力判决，比如说，墨涅劳斯和帕里斯在特洛伊城下之战，荷拉提族人和库里阿提族人在罗马和阿尔巴的战争。为妥当起见，在那些缺乏理解能力和不能倾听理性的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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