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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维柯之前的历史研究不是轻信盲从就是没有批判原则的。《世界编年史》的时代，以及无论多么粗俗的无稽之谈和任意伪造都被当作历史接受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了。由少数几个人文主义者撒下的种子已经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在法兰西的法律学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学派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的编年史学家、碑铭研究家、考古学家、地方志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在17世纪里共同写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关于古代历史起源的文集。正当语文学家们依此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补空白之际，培尔、封特耐尔、圣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许多人却致力于传播一种怀疑主义或者像人们称呼它的那样，传播一种历史皮浪主义（极端的历史怀疑主义），这是唯理智主义哲学带来的后果；这样一来，预示着关于历史的真理和功利之争必以巨大的气势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产生。
后一种趋势是吹毛求疵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一般说来，它的目的是瓦解历史，因为历史怀疑论很容易表现出一种适合上流社会和智者需要而提出佯谬的性格，它对研究的进展没有多大贡献，充其量，它也只是成功地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维柯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欣赏传统和权威。从另一方面来看，评说早期的语文学者和文物工作者所作出的严肃努力的失败也是唯一适当的事情。他们重新整理证据，揭露明摆着的虚假，重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花名册，整理编年史，否认某些传奇；然而，不知是由于纯学者和语文学家的思想倾向还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他们既没有对古代历史和原始历史的感觉，也没有传达一种对古代和原始历史的感觉。他们在细节问题上强盛有力，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软弱无力。比如说，在书写不为人知和没有普及的时代，民谣文化是传承历史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卓越的天才领悟到民谣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一震惊激励他从头到脚重铸自己的直觉和原始生活观念，维柯就是这样的人，他几乎在闪念之间领悟到了确定性的哲学形式以及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两个阶段，在实际的历史中，与之对应的是晦暗不明阶段与传奇阶段。
维柯从一种怀疑论出发，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这种怀疑论与学者和民族的偏见有关，这些偏见一般涉及古代的事实和性格。在与这些偏见斗争的过程中，维柯拟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或“格言”，这些格言显然是受到了培根的假相的启发，他们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提出了类比的假相，维柯的研究首先是防止“宏大的意见”，这种宏论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仍一直被坚持。关注最遥远和鲜为人知的古代，一个天真的幻想，维柯把这种幻想的起源追溯到这一事实：当人类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时，他就把自己提升为宇宙的准则。这是维柯与培根最相类似之处，准确地说，因为这种观点与种族假相的类别一样，在种族假相中思想依据拟人的类比而不是依据宇宙本身而使自身成为事物的准则，种族假相是建立在同样意见基础上的评论。“以讹传讹”，塔西佗的“不为人知之事皆为伟大之事”皆属同类。从此以后，一种解释古代风俗的习惯出现了，人们解释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以期从中发现它们与现代文明生活的风俗习惯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优于现代的地方。因此，西塞罗尊崇早期罗马人的人道主义，他们在战争中呼敌方为“客人”。他们没有认识到，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那些客人是hostes（外邦人，民族的敌人），是异己者，是敌人。同样，塞涅卡通过证明主人有善待奴隶的责任这一方式回忆道，“在古代社会里，主人被称为家族之父”，好像父权家族不可以有这种本质的转变，他们不仅要善待奴隶和仆佣而且要善待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一视同仁。格劳秀斯为了展示古日耳曼人举止优雅，他在这种偏见的指引之下搜集了大量的野蛮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杀人者只被处以几个便士的罚金；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正是贫穷粗俗的奴隶之血不值钱的证据，准确地说，贫穷粗俗的奴隶是被这些法律提及的“弱者”。
其次，维柯警告我们不要依赖“民族的自负”，就像狄奥多罗斯·西库勒斯所观察的那样，希腊人或野蛮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埃及人，还有中国人都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人性，发现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从世界开端至今的记忆。他们中的每一个已有几千年没有相互来往了，交流本来可以使他们共享各自的观念。一个睡在小屋中的人与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样，黑暗使他误入歧途，他甚至认为这间小屋大得出奇以至于无法亲手触到它。维柯接受了这些梦幻者对某些知识的吹嘘，他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个民族的各种记忆中作出选择，因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来声称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维柯把“学者的自负”与“民族的自负”相提并论。学者们渴望自己的知识和世界一样古老，因此，他们热衷于在古人中想象出一种不可接近的神秘智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将这些神秘智慧和他们所传授的观点调和在一起，他们用古人装束乔装打扮目的是增强自己观点的可接受性。这种错误不仅柏拉图犯过，尤其是在《克拉底鲁》篇的研究中，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概莫能外，维柯本人也陷入其中，因此，他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设身处地地研究它，当他写作《论原始智慧》时，他自信已经在拉丁文的词源中找到了意大利人形而上学的证据，确切地说，意大利人的形而上学与他自己的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换的学说一致，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致。
从这三种偏见，尤其是从“学者的自负”产生出了第四种偏见，在这儿，我们称之为“根源偏见”或“文化海峡”，富有嘲讽意味的是，维柯称之为“各民族的学究序列”理论。举例来说，根据这一理论，索罗斯特为迦勒底人教导了伯罗苏斯，伯罗苏斯接着也为埃及人教导了伟大的交通神麦库里斯，麦库里斯教导了埃及人的法典制定者阿特拉斯；阿特拉斯·俄耳浦斯教导了色雷斯的传教士；最后，俄耳浦斯在希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经历了这些漫长旅程之后，的确很容易达到那些几乎没有摆脱奴役状态，栖居于高山之巅，隐身于几乎不可通达之所甚至不被邻人所知的原始诸民族！这些漫长旅程承担着把已发现之物传播开来的使命，任何民族都能为自己创造这种发现。当诸民族通过战争和谈判互相认识的时候，如果他们意气相投，那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探求真理的动机，都源自于相同的人类需要。我们有必要像这些法律的对比者或探源者一样，为了解释在巴勒斯坦、雅典和罗马人们为什么公认有权在夜间杀死小偷，去假设雅典人的法律和摩西律法曾经影响过罗马人的法律吗？毕达哥拉斯有必要跋山涉水到像印度一样远的地方传播灵魂转世学说吗？
仍然有人持有这样的偏见，他们认为古代历史学家所传递的原始时代的信息是最准确的，其实不然，他们对最初历史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寥寥无几，甚至还不如我们。至于希腊史，维柯发现，更确切地说是他设想，他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个证明：直到上一世代为止，希腊历史学家对他们自己时代的一切一无所知，维柯还发现希腊历史学家只是在色诺芬时代才开始有关于波斯人的准确信息。罗马历史学家通常以罗马的建立为历史之开端；但是，罗马的起源一定不是世界的开始。罗马是一座建立在拉丁姆区大量的卑微而更古老的民众之中的新城市。甚至罗马的李维也拒不保证布匿战争之前的早期数世纪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虽然他能精确地描述布匿战争。李维甚至坦率地供认他根本就不知道汉尼拔怎样完成了他那伟大的、值得纪念的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长征，是经过考提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还是经过彭恩山口。这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准确传递的信息！
由于这些和类似的可疑原则，整个希腊历史上至希罗多德和罗马时代下迄第二次布匿战争，对维柯来说，好像都不可信，都是无人认领的疆域，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片凭先占权就可进入并拥有它的土地。维柯用那些直接从我们已经列举过的消极原则产生的积极原则武装自己，之后，他进入了这一片领地。即使维柯否认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描述的事实有时间距离的历史学家的可信性，即使他的民族自豪感大打折扣，即使他让幻觉和冒充的知识分子昭然若揭，他依然不会满足于这部破坏性的著作。他废除了过时的不值得信赖的方法，专心致志于提供一个新的、品质优良、坚韧无比的方法。他致力于提供一个方法体系，有了它就能够获取新的历史文献，也能够改进对已知文献的研究。事实上，除了从公认的叙述转到以叙述为基础的文献，历史知识从来没有取得任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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