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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新科学》的历史部分不能构造出人类种族的历史，我们认为各个民族和个人在事件的整个进程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特有的角色。为了使历史履行这样的职责，维柯不得不封闭他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未完成的，并且受到了宗教观念的影响；他不得不把自己有远见的神提升为进步的神，不得不把演化和重演确定为这一进程的永恒节奏。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维柯为了在历史中以完全相反的观点获得个人的洞见，他不得不放弃他那未发育完全的理想主义历史，不得不克服普遍神意与奇异神意的划分，不得不沿着上帝已经启示并允许他发现的道路追溯人类历史。维柯的正统观点反对前者的选择，然而他的哲学将阻止他接受第二种观点；他的两难处境的结果是，他重建的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历史。
如果历史哲学采用“普遍历史”的原初意义，那么其结果就不是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普遍历史关注的是事实之间的最广泛的、最不明显的联系，普遍历史是以哲学的方式叙事的，那就是说，它比通常用编年、轶事的方式来对关于宫廷、政治和国家的事件进行编纂更富有哲学的韵味。关于维柯和赫尔德谁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人们颇有争论，赫尔德的著作中展示了普遍历史的步骤，而这正是《新科学》所缺乏的，因此人们必然坦率地偏向于认为赫尔德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发现为数众多的赫尔德的先驱以希伯来预言和四君主国的方案为发端。希伯来预言和四君主国的方案不但在中世纪得以保存而且完好地进入现代，为普遍历史方案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所谓的历史哲学，就它是普遍历史而言，除了在自圆其说的激情涌动之时让抽象的历史和历史化的哲学崭露一下头角之外，它既没有创立专门的富于哲理性的科学，也没有创立一种能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历史形式，在这里补充这段话正好合适。这样，当维柯或赫尔德被誉为历史哲学领域中新科学的奠基者时，这种赞誉是可疑的，特别是维柯的有关事实已经离我们现在如此久远，以至于很难认清他们著作的价值。“诸民族共同性格的新科学”被理解为历史哲学，于是遮住了作为一门崭新的心灵哲学和未发育完全的观念形而上学的新科学的光辉。
作为一种普遍意识而存在于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在维柯的历史论述中，他把历史处理为犹太民族的历史和异教民族的历史，神圣的和世俗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维柯认为，犹太人的历史一般说来，并不服从历史规律。犹太人历史的进程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发展依赖于它所特有的原则，即依赖于上帝的直接行动。在《新科学》的哲学部分没有给出这一过程的解释原则，结果，《新科学》在它的历史部分没有勉强来处理这一过程，也许，这正是维柯所希望的。毋庸置疑，不虔诚是危险的，提防别人指责自己不虔诚也是必要的，即使我们抛开这些不谈，维柯的这种希望也与他作为一名信徒，一名有良知的信徒所顾忌的东西遭遇了。这种顾忌敦促维柯在这两种历史之间寻找某种一致性，因为，无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么的明显（他甚至回忆了一个非犹太作者塔西佗是怎样描述犹太人“不善交际的”）。这两部分在现世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况还是相似的并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地方，最起码在解释人类起源和人类再生这一问题时都借助于基督教。从维柯思想的一贯趋势来看，他应该并且会心甘情愿地避免讲述普遍历史，同时把自己单独地限制于哲学和语文学的问题之中。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时不时地被迫偏离自己的计划并一度试图把这两种历史统一起来，还试图以科学和世俗历史提供的论证为基础而维护神圣的历史。
这是他著作中最不成功但是意义深远的一部分。他屈于压力被迫承认，希伯来人享有保持世界起源记忆的永恒特权，其他民族要求拥有这种记忆是徒劳的，尽管这种供认与他的所有发现相对立并且超出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因此，神圣的历史必须提供普遍历史的真正的起源和序列。维柯认为原始文明与《圣经》年表通常认定的创世日期、全世界的洪水和力量超群的巨人族的传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正如维柯所说，就会发现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这为他的想象留下了无尽的空间。大洪水过后，即创世纪后1656年，诺亚之子开始分离，与此同时，希伯来人依靠亚伯拉罕和其他功高德勋之人一起用上帝授予摩西的法律开始并继续了他们的神圣的历史。闪族、含族和雅弗族的后裔则堕落到自然状态，成为麻木不仁、残酷野蛮之人，在地球上游荡，第一个种族发展得比较慢并且存在的时间也相对较短，第二、第三种族发展得迅速并存在了很长时间。当希伯来人臣服于他们神权政治的政府，接受严格的教育，实行洗水礼，保持正常的气质之时，其他种族的成员却过着既没有体力训练又没有道德训练的生活，他们在泥沼与粪便中打滚并吸收氮盐（就像土壤因粪便而变得富饶、肥沃一样），长得恐怖可恶，体积庞大。闪族人在自然状态中生活了一百年，其他两个种族在自然状态中生活了二百年；大地被无处不在的洪水的湿气浸泡了很长时间，在湿气退却之后，大地开始干燥起来，并把干燥的嘘气和炽热的物质排放到空气里去，为的是产生闪电。我们已经知道伴随着闪电和轰鸣苍天的神话（轰鸣的苍天就是朱庇特），在这些野蛮人中产生了上帝意识和自我意识，正是由于上帝意识和自我意识，他们才变成了人。这样，神的时代开始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神的时代是家庭君主制的时代，在家庭中父亲是国王和神父。在这一时代的进程中，关于更伟大的神的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还有，巨人族利用恐怖的宗教和他们的家庭教育驯服了情欲并在他们当中发展了精神的成分，他们又通过洗涤的实践，使自己逐步缩小到人类的正常尺寸，这种人就是我们在下一个时代或英雄时代伊始所见到的那种人。
这就是维柯准备重建地球上人类早期历史的主要观点，它与神的历史中所记载的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反思隐藏于这一喜剧背后的悲剧，我们就不会倾向于讥笑和嘲弄这位有信仰者的苦恼意识：他在与哲学家的斗争中以这些极端观念来寻求庇护。无论如何，它们给了维柯一连串的不可靠的垫脚石————大洪水、巨人族、干燥的嘘气————这使他跨过了宗教传统的洪流，抵达了批判历史的干燥地带，他在这里发现了他的心灵哲学和自然状态的最初出发点。与希伯来历史的这种联系也许会进一步向人们暗示，希伯来历史是唯一的历史，它是呈现在维柯面前的唯一的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即使以奇迹的方式来表现，也是绝对个体化的东西，这向维柯提示了在他的著作中偶然碰到的几个尝试，他把特殊的功能和使命分派给了各个民族。这样一来，历史对于他就表现为：希伯来人体现了智慧，迦勒底人体现了理智，雅弗族人体现了幻想。
地球上人类种族起源的想象的历史与维柯对《圣经》的辩护并行不悖。他不失时机地举证，从世俗的源泉到证实关于神的历史的陈述。比如说，对大洪水和巨人族的确认就是由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类似的传说提供的。神授的政体在大洪水前后偶然出现在希伯来人的政治中，这种政体不是明确地被凡俗的历史提及，而是仅被诗人在他们的故事中含糊不清地间接提到。还有，因为希伯来人过着与真正的上帝直接接触的生活，所以他们对占卜一无所知，然而迦勒底人却有一个依照众星运行得来的巫术或占卜体系，欧洲诸民族也有一个占卜仪式的体系。在所有这种事情的努力中，人们确实感受到一个理解或不理解的意志；一种自我困扰和对信仰的刺激。在开化的和受过科学教育的信徒当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再有，维柯在对语法形式的历史起源的说明中说道，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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