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重演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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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在穿越了它的进步历程之后，在从感觉顺利地上升到想象的和理性的共相之后，在从暴力上升到平等之后，它遵循自己永恒的本性义无反顾地再次经历这一过程，沉陷于暴力和感觉之中，因此，它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上升运动，重演出现了。

    这是维柯的“重演”的哲学含义，而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表达的确切的行为。在维柯的作品中，永恒循环几乎别无选择地被认为在诸民族历史中得到了例证，在人类民众事务中，它是此消彼长的状态。文明在比感性的原始粗野状态更糟糕的“反思的粗野状态”中终结了。感性带有原始的高贵，反思却是卑鄙的，不可信赖的，奸诈的。因此，在一个新的感性的野蛮状态的漫长岁月中，把居心叵测的才智这种邪恶的机巧消磨掉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把“重演”概念从历史事实和社会学的框架中拉回来并对其进行清洗，我们不仅要解释维柯所给予这一概念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特性，而且要证明建立于这一概念之上的历史表象和社会学规律的合理性，并初步从这一概念中取得它们的说服力。

    由希腊的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制订的重演律和维柯的一样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是建立在肤浅的哲学之上的。他们假定自己的目标拥有外在的、空虚的政治形式，并致力于把经验材料安置于这些形式系列之上，或者通过模糊不清的推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维柯的目标是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全部生命活动：经济与法律，宗教与艺术，科学与语言，并追溯它们的最内在的源泉————人类心灵。他“依据心灵基本形式的节奏创立了人类心灵形式的系列”。这样看来，用维柯的“重演”与柏拉图或波里比阿、马基雅维里或康帕内拉之不同的学问进行比较，实际上都是无用的，以至于维柯（据我们所知，尽管他经常误解他的前辈，但是他不可能被指控妄图把他们忽略掉，实际上，他在自己思索的地方找到了与他们平行或同一的思想，他倾向于夸大事实）认为没有必要提及这一点或认为它毫无价值。波里比阿的“循环运动”几乎已被认为是永恒的理想历史的预演，国家依靠自然经济转换、改变形态并且回到同一点上。但是当维柯要求读者对“哲学家们如何运用公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和波里比阿依据真理的变化推理出的真理进行思考时”，他把波里比阿和其他人相提并论。康帕内拉把历史的循环和占星术的规律联系起来；马基雅维里构思出了开启重演之门的大灾难：“当人类的狡诈伎俩和恶意的言行一去不复返之时，世界必须通过这三种方法（即瘟疫、饥荒、洪水，关于新宗教和新语言的人类方式不考虑在内）中的一个来净化自身，为的是使已变得稀少和淳朴的人类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并且变得更加完美。”维柯提到的一个先例是古代埃及人把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维柯提及这一先例只是为了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实际上他从总体上赋予这种划分以全新的内容。

    如果位于维柯社会学理论根基处的哲学加强了重演的社会理论，那么它所掺杂的历史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就削弱了这种理论。维柯尤其精通罗马史并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罗马史是维柯的第一个历史研究课题，也是他多年钻研的对象。因此，无论是因为维柯对罗马史的深入研究，还是因为罗马史研究的复杂性感人至深和经久不衰，罗马史在维柯的思想中都是典型的、标准的历史，为其他的历史提供了样板，同时也和盛衰之道即演化和重演律本身混淆在一起。罗马向他展示了罗慕路斯的庇护所，那是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组织的转变：起初，只出现了贵族制和君主制的组织，甚至后来这两种组织也未曾出现；民主制源自于对贵族制的抗争，结束于真正的君主制，这是市民生活的最完美形式；从那时起，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每况愈下的过程：反思的或文明的野蛮状态比起原始高尚的野蛮状态来是无比的恶劣。与之相随的是在自然状态中漫游的次级形态，在自然状态和新的野蛮状态中，一个新的青年时代，即中世纪来到了。希腊人难于从罗马史中概括出一般结论，只能在此处或彼处加以补充，这个罗马史如同维柯制定的社会动力学规律中的格言。人类首先被必然性刺痛，接着被功利吸引，再接下来是意识到了方便，在那之后便寻欢作乐，接着挥霍奢侈，最后沦为疯狂地滥用资源的牺牲品。起初必须存在着像波吕斐摩斯那样的残忍强壮之人，并使人在家庭生活状态中服从于人，并劝诱他遵守市民生活的法律。必须存在着像阿喀琉斯这样的其本性决不赞同平等的人，才能在家庭之上建立共和的贵族政体。接下来，要想开辟普遍民主的道路，勇敢者和像阿里斯泰德、西庇阿·阿弗里卡努斯这样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之后，具有显著的美德同时又带伟大缺点的伟人出现了，比如亚历山大或恺撒，他们声名远扬，并且引进了君主制。再后来，一定是像提比略这样有严肃思考本性的人巩固了君主制；最后，像卡利古拉、尼禄、杜米提安这样的狂野、荒淫、不知羞耻之人推翻了君主制。

    因为罗马历史被精炼成典型的历史，与此同时，典型的历史也被合并到罗马历史之中，所以维柯的重演律被例外打得千疮百孔，这些例外比那些与经验定律相对应的事例要普通得多、严肃得多。因此，如果维柯果真相信他的经验科学与心灵的理想规律相等同，那么，这个规律所宣称的贯穿世代和整个宇宙的永久性看来是一个绝妙的嘲讽。维柯说，迦太基、加普亚和努曼提亚这三个曾扬言要与世界帝国罗马一争高下的城邦，没有成功地完成命定的人类事务的行程。迦太基人的失败是由于土著非洲人气质中的敏感性，由于迦太基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原因，他们的这种气质与日俱增；加普亚人的失败是由于柔和的气候和坎佩尼亚的物产丰富；努曼提亚人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在罗马统治下的英雄主义的首次爆发就被镇压了，这次镇压是由迦太基的征服者西庇阿·阿弗里卡努斯领导的，并得到世界力量的支援。美国现在正在踏上人类事务的道路，这是因为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波兰和英格兰仍然是贵族制的，要不是民众事务的自然进程受到了特殊原因的阻碍，完善的君主制早就完成了。至于中世纪，如果他们以关于真正的神的宗教————基督教的创立为开端，那么，在维柯的判断中他们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向自然状态的真正复归。无论如何，向自然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复归好像不是通向人类理想状态的唯一途径。另一种选择是，一个衰落的民族应该丢弃自己的独立性受控于一个优等的民族。最后，如果哲学家和政治家通力协作，使已经达到的完善状态保存下来，并且制止岌岌可危的毁灭，如果事实像他所看到的那样，贵族制的共和国挨过了自己的艰难岁月，中世纪的残余物通过“超级智慧”的艺术成功地保存了自身，那么衰落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维柯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看作是高度文明的时代。他说，完美的人性好像散布于当今所有的民族之中。为数不多的伟大帝王统治着民族世界，而那些仍然存在着的野蛮帝王之所以这么做，或是因为富有想象力并且残酷的宗教的“共同智慧”依然存在，或是因为各民族的天生气质。那些组成沙俄帝国的民族天生就是慢性子。鞑靼可汗的那些民族是无男子气概的民族。埃塞俄比亚黎葛斯（国王）的臣民，菲兹（古代土耳其）与摩洛哥的国王极为罕见并且懦弱无能。居于温带的日本人保持了一种与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人不同的英雄特征：她的人民是好战的，她的语言与拉丁文相似，她的宗教是凶猛的，恐怖的诸神全都携带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宗教是和善的，中国人注重文学修养，中国人是最仁慈的；印度人也是仁慈的并且实践着和平的艺术；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把他们粗陋的宗教教义和亚洲人的软弱混合在一起，土耳其人尤其喜欢对壮观、庄严、慷慨和感激表现出傲慢姿态。欧洲人是最仁慈的，尽管它由伟大的君主国组成并且普遍具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反复灌输无限纯洁而完美的上帝理念并要求施慈善于所有的人类种族。当维柯把注意力集中于瑞士各州和统一了的荷兰省份时，他想起了埃托利亚和阿卡因联盟。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日耳曼帝国时，一个由自由领土国和主权君主组成的系统时，就像是面对着伟大的贵族制国家的努力；既然不能构造出比贵族制更优越的市民生活形式，那么贵族制就是市民生活的最完美也是最终的形式。最初的市民生活形式如其所是的那样再度出现，每一个贵族中最优等的人在他自己的家族中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最早国家的统治阶级中联合起来；然而贵族制不是以一种野蛮的形式而是以一种最高级文明的形式再度出现。这就是人性，正是因为它，欧洲才卓尔不群，人性中蕴藏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精神愉快和身体舒适的各种成分，所有这些皆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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