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天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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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民族的世界里，真正的并且是唯一的实在是诸民族历史的进程；规定这一进程的原则是天意。从这种观点来看，《新科学》可被看作是“神圣天意的理性的民众神学”。培根在他的历史科学里已经命名了神圣报应的历史（a Historia Nemeseos），对培根来说仅仅是一个名字的东西，对维柯来说却是一个已被清晰陈述的问题，一个发展了的理论。根据维柯的观点，当哲学家们没有完全忽视天意的时候，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决定论者，他仅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考虑它，他们用“自然神学”来称谓形而上学，他们支持，把在物体运动中发现的，像运动范围和运动的基本原理这样的自然秩序视为上帝的看法，他们也支持把那些被认为存在于其他自然原因之上的最终原因视为上帝的看法。要想反对上述观点，在关于“民众的经济事务”中完成天意学说是非常重要的。

    维柯对“天意”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无区别地加以使用，有时候暗指控制着人类思想观念的高瞻远瞩的神的信仰，有时候意指这种天意的实际运作。维柯最早的一些评论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发现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到现在为止，在维柯的术语用法中，一个词有双重或三重含义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通常不得不为区分他的同形异义词和同义词而饱受煎熬。因此，我们可以马上认识到，对维柯而言，“天意”的一个含义可能是或确实就是对天意的信仰。人类的上帝观念，首先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是以纯粹而合理的哲学的形式出现的。维柯说，古代的异教民族“通过在天意的象征中沉思上帝开始了他们形而上学的诗性智慧”。先兆和占卜以天意为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观念，智慧、对无限的意识就不可能在人类中形成，不会出现道德，也不会产生对掌管人类事务的更高力量的恐惧和尊敬。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理解这个词，当我们谈论了神话和道德与宗教的关系这些题材之后，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天意了。

    因此，我们立即在第二种意义上来谈论天意，这是真正的严格的天意概念；在此，暂且抛开维柯不谈，去澄清某些学说的观点看来是明智之举。

    创造一个既定的事实是一回事，当事实被创造之时去认识这一事实又是另一回事，这已是不争的共识。什么是真正的事实的知识，通常是多年之后才出现在个人的生活里，而在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时间要比事实本身晚数个世纪。作为一条规则，那些对既成事实直接负责的人不通晓这一事实，或者是以一种不完美的、错误的方式通晓这一事实。这样一来，与人类行为相伴随的错误观点就获准进入了格言里。诗人们认为，他们在歌唱纯洁，实际上只是在歌唱淫荡，他们以为在歌唱强力，而实际上只是歌唱软弱。他认为自己是死气沉沉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幼稚的乐观主义者；当他是一个没任何不良行为的好青年之时，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恶魔。哲学家们自欺欺人，我们不需到远处寻找实例，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位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实例系列。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自己思想的真正倾向浑然不知，政治家们也自欺欺人，通常的情况是，当他自信并宣布自己正在为自由而战时，他却是一个反动者，当他真的被激励着去反叛并且援助自由事业之时，他却认为自己是在为反动的事实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个体和民族在创造的冲动中，也许能表达他们的心灵状态，或者勉强越过这种状态，但是不可能以历史叙事的批判精神来对待它；因此，当他们不能安于沉默的等待时，他们马上创作了他们自己的想象的历史；事实和文学创作，实际上，这证明了当行动是一个尽可能不提及本人的明智之举、自传与传说被一种怀疑所看待时，理解一个人行动是困难的。这样的著作是有趣的，可能更有价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所叙事件的严格的历史真相呈现出来。

    人类劳作就这样被掩盖在源于个人的错误观点的迷雾之中。肤浅的历史学家依赖虚假的面纱，试图描述出事件的过程，他通过这些错误的观点使自己声名远播。诗的历史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叙事诗人的意图和目的的形式，也取得了叙述那些被同代人认为是诗人之特征的形式。哲学史变成了一个关于哲学家的思想感情、奇思怪想和实践目的的奇闻逸事系列；政治史则成了一连串的阴谋、基本利益、闲聊和贪婪组成的历史。但是，一个较为认真的历史学家，或一个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与这种历史毫不相干，他首先要做的是驱散迷雾，分清个人和他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表面的事实在事实的客观系列中显现它们有超个体的起源。现实的、真正的历史独立于个人而发生，历史是在个体背后生长而成的产品，是与单个行动者无关的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也许被称为命运、机遇、幸运或上帝。起初，个体就是一切，他以他那造作的姿态和激烈言辞充斥了整个历史阶段，现在个体性居于历史的次要方面，不足挂齿；他的行动与呼喊被打上了全部严肃权力的烙印，激起了嘲笑和怜悯。我们惊恐地看着支配着他的命运，我们吃惊于偶然巧合的离奇古怪和运气的变幻无常，我们在神意的神秘设计之前卑躬屈膝。个体以内在材料、无力的玩物和伟大力量的盲目工具的面目轮流出现。但是更加深刻的思想引导着我们超越了这种关于历史的次要观点。在现实中，像是由个体唤起的怜悯和由他所激起的快乐不应归属于他，而应归属于他的想象，更确切地说应归属于那些错把想象当真理的个体。真正的历史是由行动组成的，不是由想象和幻觉组成的。然而，行动是个体的工作，实际上，行动不在他们梦想的范围之内，而在天才的灵感、由神发出的对真理的疯狂追求、对英雄的神圣的热爱之中。命运、机遇、幸运、上帝————所有这些解释有共同的缺陷。他们虽然把个人从上帝的产物中分离出来，但他们没有剔除任意的因素，没有剔除历史中个人的意志，正如他们宣称要做的那样，反而极力加强、增进这一方面。盲目的命运、不负责任的机遇和专横的上帝同样是任性的。因此，命运逐渐变成机遇和上帝，机遇逐渐变成命运和上帝，上帝逐渐变成机遇和命运，所有这三个存在是等价的和同一的。

    超越和纠正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的历史观被认为是合理的历史思想。个人创造了历史，但是个人特性只是普遍性的具体化。每一个个体的行动正因为是个体的，因而是超个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都不是作为泾渭分明的事物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是这个唯一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的抽象方面是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和没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历史的这一过程和它的许多决断连在一起，就像一件艺术作品，它同时是多样性的，又是单一的。在艺术作品中，每一个词都可以和其余的分离开，每一色彩的浓淡都相对于其他颜色的浓淡而言，每一个线条都与其他的线条相互连接，只有按照这种理解，历史才能被理解。要不然，历史必定是不可思议的，它就像一连串没有意义的词，或者像一个疯子的自相矛盾的行动。

    历史既不是命运的作品，也不是机遇的杰作，而是必然性和自由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不是决定性，自由不是偶然性。又因为宗教观点————历史是上帝的作品————占着上风并且比其他的观点优越，这种宗教观念引进了一种说明历史的原因，这种原因不同于命运或机遇，因此，严格地说，这种原因根本不是原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个自由而理智的心灵。出于对这种高级观点的感激，通过恰当的语言，我们被引领着去赋予历史的合理性以上帝之名并称之为神圣天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上帝控制、掌管着万物。我们在这样称呼它的同时，极力清除藏于这一名称之下的神秘杂质，这些杂质贬低了上帝，上帝的天意也再一次变成了命运或偶然性。这种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天意，以这种最终的逻辑形式，有双重价值：首先是作为对个人错误观念的批评，当天意表现出来时是作为历史的整体和唯一的实在；其次作为一种对神的超然存在观点的批判，我们可以说，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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