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道德意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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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柯其他的关于理论理性的学说，即哲学的、物理学和数学科学的以及历史研究的逻辑，已经在前几章的知识论的陈述中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些学说几乎全部来自维柯的早期著作，因为在《新科学》中，“完全发展了的心灵”阶段除了作为研究领域的界限之外，几乎不曾出现。在这儿只能满足于提一提，维柯也触及了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然而，因混淆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而以失败告终。从一种观点来看，好像维柯认为历史先于诗，因为他曾说，诗以现实为前提条件并且含有“二度模仿”的成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诗是第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原始民族的历史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诗，第一批历史学家是诗人。无论如何，维柯坚持诗性成分是历史的本质。对于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维柯发现，希罗多德的著作“不但绝大部分由传说组成”，而且，“他的写作风格保留了浓厚的荷马色彩，这一特点被所有后继的历史学家继承下来，他们用的是介于诗和俗语之间的措辞”；正像维柯借用西塞罗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都是诗人的词语”，真理即是诗。

    维柯没有详细地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智与意志的关系，尽管从整体来看他暗示了这样一种一般观念，正如在神之中理智和意志是同一的，同样，在人之中，即在神的形象之中，这两者也是同一的。人的心灵没有被分为思想和意志————思想的进行依据一种方法，意志依据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他的思想和意志互相渗透并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一种远胜于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保留了神圣仲裁的观念，并由此而保留了非理性的观念。另外一种观点是维柯特有的，它也许会被草率的读者用来暗示实践先于理论认识。维柯说，哲学家获得他们的概念皆因社会制度和法律的经验，制度和法律被作为一种普遍性来认同。举例来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是以雅典的民主和法庭制度为前提条件的。宗教产生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社团产生法律，法律产生出哲学观念，这个系列其实是一个有社会学价值的理论，而不是一个有哲学价值的理论，维柯称之为“以哲学方式叙述的哲学史片段”。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维柯的实践理性学说。我们可以看出，维柯不像对待理论理性那样，他并没有站在与他时代思潮尖锐对立的方面，而是把自己与当时的运动切实地统一起来，即和自然权利学派结盟。格劳秀斯是这一学派的领袖，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维柯称他是自己的“四大权威”之一，这四大权威分别是格劳秀斯、柏拉图、培根和塔西佗。柏拉图给了他理想主义哲学的灵感；培根使他心中萌生了实证的和历史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塔西佗是维柯的债主，最起码，维柯认为他受惠于塔西佗，我们接下来将要对此进行考察。除格劳秀斯外，维柯频频提及自然权利的其他权威人物————塞尔登和普芬道夫，忽略掉了他们的不计其数的追随者，与其说维柯把这些追随者看作是科学的权威人物，不如说他把他们看作是格劳秀斯理论体系的崇拜者。

    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对这个学派坚信不移，维柯本人对此直言不讳。然而，毫无疑问，他也绝不只是一个信徒，他不是那种保留总体思想或主导思想的追随者，而是从精微细小之处发扬和完善这一思想。他是一位辩证意义上的追随者，那就是说，他认为对基本前提予以反驳是必要的，或者对其形式进行深入的修改之后再接受这些基本前提。自然权利论给维柯的不是结论而是问题。一些问题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另一些，也是较重要的一些问题，从他自己的心中生发出来，既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未认识清楚的问题，维柯阐述这些问题并部分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自然权利呈现出了许多方面和倾向，我们最好还是在一开始就对它们进行区分和点查。首先，这个学派是一个整体，表现社会进步是该学派的本质特征。社会进步是从封建主义和宗教战争中浮现出来的，欧洲人由此获得了一种明显带有资产阶级和非教士特征的新意识。显而易见，这种意识的成长是与抵制神权和资产阶级的共济会制度同时共存的。在其他事物中，“自然的”一词意思是“不是超自然的”，因此含有对超自然之物的敌意和漠视，制度体现这种敌意，社会冲突源于这种敌意。格劳秀斯成为一名阿米尼乌斯信徒，普芬道夫和神学家们一起促成了法律，托马斯被人们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自由斗士而纪念，这些绝非偶然。尊重宗教和教会的郑重声明已被这些政论家习惯性地、毫不吝啬地嵌入了自己的著作中，这么说吧，那是在用虔诚的面纱做装饰，那只不过是一把政治保护伞，它能使作者威胁看不到的敌人并从隐蔽处攻击。该学派的一位门徒曾以格劳秀斯为例赞扬了这种谨慎的做法，他将先师当作神圣天意的工具来颂扬，像弥赛亚一样，把自然之光从超自然的束缚下赎救出来。这样也就赋予了他所需的所有的力量和能力，以至于在他尝到了经院哲学的迫害滋味之后，他行为谨慎，以免进一步激起对他自然而合理的慎重的戒备，这种慎重是由于对他构成威胁的陷阱而产生的。他在区分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的过程中，在对神学派的根本错误予以打击之时，没有对他们实施正面袭击，甚至在他著作的前言里对他们大加赞赏。“自然的”一词意思是不同种族和不同地位的个人所共有的，因此，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它为把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统一于确定的共同愿望和斗争，提供了极佳的口号。关于自然权利的论文之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恰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之于19世纪的工人阶级。

    就此而言，这个学派和这个政党都是一场实际运动的标符。哲学的兴趣屈居次要地位并且履行次要功能，因此，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那些关于自然权利的著作，从哲学上考察，并没有被作为规则跃居简单的、流行的经验主义之上。他们所依赖的原则未经检验，经常连表面的一致都达不到。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少于通常所表述的表象，作品的形式也仅是表面上是有系统的。这些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力图使自己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哲学相一致，要么诉诸逻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公理，要么运用演绎法和数学方法。然而，所有这些只是聚合而非融合，只是装饰而非加强，充其量，它的价值是作为勤奋刻苦和真诚意图的证据。

    然而，哲学在自然权利小册子的作者那里或多或少是隐含的，在阐发这一学说的哲学家那里则是明晰的。哲学与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它的总体特征是众所周知的。这样就产生了自然权利的第三个或伦理特征，即它的功利主义特征。有时候，这种特征或多或少是隐匿的，有时候是开诚布公的，它也时常通过数学原则或危言耸听的方法，唯物主义原则或理性主义取向来实现。否则，凡是在实际生活中可归于功利主义的东西，抽象的和唯理智主义的道德，时刻都有陷入功利主义的危险。唯理主义和功利主义与这场精神运动的实际的和革命性的特征紧密相连，与其说这场精神运动旨在辨明何者真的在历史中发展，不如说这场精神运动旨在引发权利的抽象体系的胜利。在这场运动的诸多形式与变化的复杂体系中，引申出了自然权利学派的第四个特征，即缺乏历史感，或者该学派的反历史态度，该学派建立了一个脱离人类历史的人性的抽象理想，未把这种抽象理想和历史融合在一起，也未使它生活于历史之中。

    最后，资产阶级、反教会者、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正如他们本身所主张的那样，自然权利运动的第五个重要特征是它反对超凡脱俗，偏好人与社会的固有概念。这一特征在这一学说中既未被解释也未完全弄清楚，但是，仍可在该学派的全部观点中轻而易举地认出。

    现在我们对维柯的创造能力确信不移了，维柯真正的创造才能仅表现在理论上，根本没在实践和改革方面，他的方法是对经验主义的深刻沉思和蔑视，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反对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他的知识论渴望具体，渴望“确定”，这样一来，他的知识论充满了历史的同情。随之而来的是，他的实践理性学说必然呈现出与上面列举的那个理论的最重要的四个特征完全不同的形态，甚至与之对立，尽管实践理性学说的动力源于自然权利理论。如果这一学说只有一个特征和维柯的学说相吻合————它们只是在结论上一致，而达到结论的途径却不同————那么这一学说至少在维柯所希望的那一点上，即自然权利论的固有概念和反宗教倾向上是一致的。

    然而，既然我们的主题不是对来自于维柯思想中的自然权利理论进行批评和修改，而是研究那个思想本身，那么现在是我们获得阐述线索的时候了。理论的各种特征已被我们聚集到了一起，让我们遵循一个有点不同于此的次序，开始评述维柯对该学派公认的和暗含的功利主义的反驳和他以之来取代它的伦理学说。

    维柯经常提及的17世纪功利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除此二人之外，他还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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