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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的神话学与诗学相比，在原创性和深度上毫不逊色。他的神话学和他的诗学一样不完全透明：诗与神话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投于其中之一的阴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蔓延到另一个上面。
在探究数门科学的现代知识状况和维柯业已着手处理的难题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神话学研究的状况，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那样。神话学不仅是在16、17世纪形成的关于神话的文学巨著，早在14世纪，卜伽丘就已为该题材树立了典范，但是也有两种解释性理论的学术辩论，对于精通古典作品的古人是熟知的，并且在中世纪也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神话理论首先被看作是哲学真理的寓言（道德的、政治的等等），其次被看作是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这种历史被那种使英雄成为神的幻想所装饰（神话即历史论）。前一种倾向导致了那塔里·康蒂（Natale Conti）的《神话学或对多种神话传说的解释》（1568）和培根的《论古代作品的智慧》等著作。然而在这些著作中，这一理论体系与某种程度的犹疑和显而易见的谨慎相伴而行，即使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历史的解释是无效的，它作为道德的解释（“我们要么解释古人，要么解释事实本身”）却价值永存。后一种倾向被约翰·勒克莱尔（克莱瑞克斯）做了权威性的表述，维柯向这位有学问的荷兰人深表敬意与感激，因为这位加尔文派教徒屈尊对维柯的《普遍法律》给予了关注，他的《赫西俄德的神谱》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神话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他有许多的追随者，巴尼尔————《对历史的神话解释》（1753）一书的作者便是其中之一。第三种理论体系，也不是没有古代先例，认为神话源自特殊的民族————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或者源自个别哲学家和诗人的原创性著作。当这种观点既不能将自己融入一种关于一些或全部神话的纯朴的历史推测之中，又不能诉诸神灵的启示之时，这种观点显然会和以下理论纠缠在一起：神话不是永恒的形式，而是心灵偶然产生出的东西，这种产品在某一时刻降生并且是可朽的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
维柯极力反对第一种和第三种神话学观点，即寓言说和历史起源说。关于寓言的观点，维柯提到了培根的论文，培根的论文激励他研究这一课题，但是他认为培根的那篇论文机巧有余而可靠性不足。关于另一个把神话当作被异教徒尤其是希腊人转变并败坏了的神圣历史的学派，维柯提及了福修斯的《民族神话学》（1642）和丹尼尔·休特的一篇论文。神话和传说不包含神秘智慧，那就是说，理性的观念被传说的面纱微妙地掩盖起来，因此它们不是寓言。一方面，寓言意味着一类事物的基本观念和有特殊含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传说或隐蔽的中介物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通过艺术保持均衡。但是，神话不可能被分解为这三个环节甚至不能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事物和一个表示它的事物：它们的含义是单义的，这一理论也意味着相信内容的人不相信形式。但是，神话的创作者们完全地、天然地相信他们自己的创作。第一个关于神的传说一旦被创造出来，此后就再也创造不出超过这一神话的传说了。就拿丘比特来说吧，他是神、人之父，他是父神和人的统治者，在电闪雷鸣之际，那些创造丘比特的人，怀着恐惧、敬畏和崇拜之情，深信丘比特的存在。
一言以蔽之，神话不是传说而是这样一种历史，一种能被原始心灵建构的历史，原始的心灵把神话严格地视为现实事实的一种说明。后世的哲学家们以寓言的方式运用神话阐发他们的学说，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在古代人的崇敬感之外发现了以上观点，这种崇敬感随着我们对远古时代理解的削弱而增长；或是认为，将这种敬畏之情用于政治目的是有所助益的，就像柏拉图崇拜荷马，同时又把荷马柏拉图化一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神话转化成了寓言，这些寓言从一开始就不是寓言，从本质上说也不是寓言。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那些耽溺于关于寓言的奇思怪想的哲学家和神话学的研究者们才是真正的诗人，同时，这些原始诗人或神话的创造者是真正的研究者，他们旨在叙述他们那个时代的真实事实。出于同样的理由，神话是诗性智慧和野蛮人智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所有时代和地方的自发性产品，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某一个民族的独创，这个创造者又把它传到其他民族那里，神话好像是特殊人的特殊发现或启示的对象。
这一学说不仅优于寓言的和历史的理论，它还是维柯反对唯理智主义为知识的非逻辑形式辩护的另一体现；唯理智主义拒斥知识的非逻辑形式并声言知识的非逻辑形式要么是人造的形式要么与超自然的原因有关。虽然没有接受这种观点使维柯归属于“神话即历史”学派，他确实没有和这个学派针锋相对，我们甚至可以承认，维柯从表面上看和该学派观点相似，但是把这些相似的观点整合在一起，这两种观点就迥然不同了。对维柯而言，故事不是真实历史的变形而是本质意义上的历史，故事中被信以为真的变化是真正的真理，与呈现于原始心灵中的真理是一样的。
维柯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更多的关于神话本性的精确断言，准确地说，这是由于他没有在某一确定的立场上为两种形式划界所造成的，因而他的诗学观念具有摇摆不定的性格。在通常意义上，维柯把诗和神话当作种类不同的事物讨论，虽然他没有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但是维柯对这一提供区分标准的观念相当熟悉，他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观念。他没有把这一观念运用于神话学的理论之中，而将之变成各种诗的定义。“想象的普遍性”被引进美学，作为诗的解释原则导致了如此多的不可克服的困难，诗的特征是神话学的真正的定义，与此同时，这样也为神话学提供了必需的真实原则。如果为了公共福利付出巨大劳作的观念与某个付出其中一份努力的特殊人物的观念不可分离，那么，举例来说，这个观念就转变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尔克里斯：赫尔克里斯立即成为一个从事个人活动的个人，他杀掉勒尔纳湖的九头蛇和尼米亚的雄狮，或者清洗国王的牛厩。赫尔克里斯也是一个观念，慈善而光荣的劳动作为一个观念和赫尔克里斯一样是一个普遍的、虚构的理想，是想象的普遍性。
再者，那个被维柯宣明非诗学莫属的庄严任务，给无生机的客体注入生命活力的任务恰恰不属于诗而属于神话。神话学使其观念在形象中得到体现，形象永远是个别的事物，最终它要使那些个别事物像世间生灵一样生气勃勃。由于原始人对闪电的原因的无知，他们也就没有关于闪电的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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