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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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文化學術史上，北宋的歐陽修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他參與的活動多，涉及的方面廣，除政事外，在經學、史學、文學、金石學、目録學等學科中都有創獲。其中以文學的成就最高，是繼承唐代古文運動而有所創新的北宋文壇盟主，影響深遠。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市）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一○○七），卒于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于仁宗天聖八年（一○三○）中進士入仕，至神宗熙寧四年（一○七一）退休，“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宗師”（吴充撰歐陽修《行狀》）。中間雖因贊助和參與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受過兩次貶斥，而從仁宗朝後期始，官位不斷升遷。嘉祐六年（一○六一）官參知政事（副宰相），在相位將近十年，政治上居于領導地位，然而也同樣不能實現他“慶曆新政”時所持的政見。正如他在《歸田録序》中自疚的那樣：“備位朝廷，與聞國政”，“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宜乞身于朝，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所以《宋史》本傳評爲“（韓）愈不獲用，（歐陽）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歐陽修從政時，距宋朝立國雖僅七十年，由于統治者因循苟且、驕奢淫佚，國勢已日趨衰落。當時，不僅北方有强鄰契丹（遼）壓境，而且西北李德明的夏國亦乘時崛起，南方少數民族也不斷動亂。宋王朝除了鎮壓南方民族外，對契丹和夏國祇有每年增輸歲幣，苟且偷安。而國内却因横徵暴斂而民窮財盡。苦難最深重的是農民，他們“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采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歐陽修《原弊》），紛紛起義反抗。歐陽修嚮仁宗率直地指出了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盡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准詔言事上書》）并進而比之爲混亂的五代：“財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驕于内，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本論》）

    改變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是歐陽修一生爲之奮鬥的理想，也是他不避危難參與“慶曆新政”的動力。然而由于他晚年在青州任上下令停止散發青苗錢，和王安石政見不合，因此對他的評價便容易産生困難和混亂。

    歐陽修爲政，主張寬簡。他不務高論，不慕浮譽，注重實際，强調“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江休復墓志銘》）。《宋史》本傳記他景祐三年（一○三六）“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唯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嘉祐三年（一○五八）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拯）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舍己所長，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歐陽發《先公事迹》）。他認識到祇有求得民生安定，政治上纔能有所作爲。

    對待制度的改革，歐陽修一貫持慎重態度。他信奉儒家“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觀點，認爲不講人才，專講制度，徒滋紛擾，無助實際。他早在“慶曆新政”前的《准詔言事上書》中提出“三弊五事”，首先强調的是“慎號令”。文章説：“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令出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慶曆新政”失敗後，他從實際上進一步瞭解改革的不易，皇祐二年（一○五○）田况由蜀調開封判三司使，他在《與田元均論財計書》中指出：“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幸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説，不審以爲如何？”這是當時主張改革者面臨的不能回避、無法解决的現實矛盾。我們從歐陽修晚年修訂的《本論》，可以看到他比較完整成熟的政治綱領：

    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

    所以，如果僅僅根據青苗法上的分歧，來判斷歐陽修晚年趨嚮保守、反對變革，證據是不充分的。青苗法問題，梁啓超在《王安石評傳》中論析甚詳，評歐陽修爲王安石的“諍臣”，這裏無須重複。對于方田均税法，尤能見出歐陽修的政治風度。

    慶曆三年（一○四三），當新政推行時，歐陽修首先提出方田均税法，較之熙寧五年（一○七二）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早三十年，在方法上前後并無二致。隨着“慶曆新政”的失敗，方田均税法廢止。嘉祐五年（一○六○）重又推行，當時歐陽修官樞密副使，上《論均税札子》，指出：“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税。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虚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飢，乞罷均税，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訴于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原來爲減少貧苦農民賦税負擔的意圖，在實際執行中成爲横徵暴斂的害民措施。歐陽修于是説：“澶、衞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謂所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于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并提出“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方田法于熙寧五年再次推行，至元豐八年（一○八五）廢止，前後十四年，方量全國田畝不足半數，且史有“官吏奉行多致騷擾”的明文，這不能簡單地看作對新法反對者的污蔑。因爲徽宗崇寧三年（一一○四）蔡京當政後，又一次推行方田法，至宣和二年（一一二○）廢止，中間大觀四年（一一一○）的詔書説：“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值，民户因時廢業失所。”宣和元年臣僚上書説：“方量官憚于跋履，并不躬親，行繵拍埄，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見《宋史·食貨志》）由于執行者非人，方田均税搞得人民流徙，田土荒閑，宣和二年所以廢止，决不是因反對者的議論，而是民不聊生，難以爲繼了。

    這實際是動機和效果的關係問題。改革的理想，不等于改革的實效。歐陽修政治上可貴之處，是時時注意實際效果，能够否定自己早年提出的主張，這自然不是保守的表現。然而歐陽修的思想作風，前後期確有明顯不同，前期踔厲風發，一往無前，後期畏譏憂讒，徘徊瞻顧。慶曆五年（一○四五）滁州之貶，是其分界綫。在滁州他自稱醉翁，有詩曰：“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言。”（《題滁州醉翁亭》）已透露出隱退的思想。尤其是晚年，政治上居于當權地位，深知保持現狀則日趨因循，改革舊章則徒滋紛擾，一直處于無法解決的矛盾和苦悶之中。他時時自疚，如嘉祐八年（一○六三）作《夜宿中書東閣》：“白首歸田徒有約，黄扉論道愧無功。”治平二年（一○六五）作《秋陰》：“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秋懷》：“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甚至自比爲竊食官倉糧食的老鼠（《歸田録》）。熙寧四年獲准退休，作有《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歸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置公祠堂》：“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黄泉。”這種棄軒冕如脱屣的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中有志改革之士不能實現抱負的痛苦，其中有個人的因素，但時代和環境的因素更是主要的。

    歐陽修一生的活動，大多反映在他的詩文中。瞭解歐陽修的政治思想，有助于閲讀他的作品；同時，閲讀歐陽修的作品，也能加深理解宋代這個變革時期（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複雜多變的社會矛盾和鬥争。以上概略的介紹，希望多少有助于本書的閲讀。

    歐陽修的文學活動，開始于入仕初期官西京留守推官時，和他的政治活動密切結合。《宋史》本傳記載：“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宋代的古文運動，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唐代由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没有最終完成戰勝駢文的任務；宋代古文運動，纔結束了駢文獨霸文壇的歷史，使古文走上了順利發展的康莊大道。唐宋古文、駢文之别决非僅僅在于形式，因爲古文家都强調文章必須有益教化，即爲文必須能陶冶心靈，扶翼政治；而駢文却“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甚至專門“綴風月，弄花草”，成爲文字游戲。所以，改革文風，是和改革政治和社會風氣聯繫在一起的。

    唐代古文運動，自韓、柳去世後，後繼乏人。宋代科舉以文章取士，駢文重新擡頭。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中回憶他童年時初獲見韓文的感受：“是時，天下學者楊（億）劉（筠）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宋初，雖有柳開等起來倡導古文，但未能轉移風氣；尹洙、穆修、蘇舜欽、歐陽修等興起，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又一次浪潮。范仲淹爲尹洙作《河南文集序》，説：“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涂（開）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億）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不學者久之。師魯（尹洙）與穆伯長（修）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歐陽修自己也説，他學爲古文，是受蘇舜欽和尹洙的影響。“子美（蘇舜欽）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蘇氏文集序》）。“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記舊本韓文後》）。邵伯温《邵氏聞見録》還記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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