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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
元末有三方势力争夺长江流域，即以武昌为首府的陈友谅政权，以应天（今南京）为首府的朱元璋政权，以苏州为首府的张士诚政权。1363年鄱阳湖水战是这场争夺的顶峰。战役的结果是，大汉皇帝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吞并了他的地盘，取得了打败张士诚的实力。张士诚数年来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三角洲，相持不下。1363年之前，元朝的江山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1363年之后，朱元璋地盘的扩张势如破竹，1368年终于驱逐了蒙古人，于应天称帝。
鄱阳湖水战不但对明朝的建立意义重大，而且作为一场内陆水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这一时期的军事目标是筑城城市，这些城市对控制周边的农业地区至关重要。这些城市之间的交通靠的是长江及其支流。于是这一段军事史就是船运军队攻城的历史。1363年，陈友谅水军包围南昌，朱元璋率水军前往解围，鄱阳湖水战由此展开。此战是中国历史上内陆水战中史料最完备的一场，但是西方学界却不甚留意。1
争夺中的战略要素
1356年朱元璋就将自己的首府设在应天，张士诚几乎在同时拿下苏州。双方都在江南扩张势力。1360年，张士诚政权除了苏州，还控制着松江、湖州、嘉兴、杭州、绍兴，以及江北一片人口不太稠密的地区。浙江沿海的庆元（今宁波）、台州、温州掌握在方国珍手里，其水师尤其精锐。朱元璋则占据今天浙江、安徽、苏南的其他部分。张士诚治下的人口约一千万，比朱元璋治下（约八百万）略多，基本上势均力敌。想要夺取对方的地盘，必须先夺取其他地盘扩充军队。
1359年，陈友谅已经夺得了席卷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军的领导权。次年称帝，国号为汉。陈友谅势力鼎盛的阶段，治下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比朱元璋和张士诚多出一半。2然而，他的政权最极端地体现了当时所有中国政权的普遍弱点：地方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地方长官，尤其是城池守将的手中。他们和自己主公的关系以私人忠诚维系，在陈友谅顺风顺水时便服从他，但如果陈友谅倒了霉，就会考虑另寻出路。
这个时代中国中部的战争是围绕城池展开的，每座城池都是一个广大区域的经济和行政中心。14世纪50年代的战乱结束后，中国中部的城市一般都有地方武装重兵把守，而且必然属于三家之一。当时简易火炮已经广泛应用，但城池攻防战中，守军仍然占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事实上，并不存在城防完备的城池没有经过围困而被攻下的，除非有内奸。所以攻占一座不愿投降的城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困。被围城池附近乡村的粮食往往都已经运进城中，所以围城军队的补给不能完全从被围城市周边搜集。因此，围城军队往往要从更远的地方运送补给到前线。
在中国南方，补给运输主要靠船。到1360年，长江流域的三个政权都有强大的水运能力。朱元璋政权的水运能力最弱。时人组建水军的初衷，无外乎向被围城市运兵运粮。于是人们很快发现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价值，随即产生对战船的需求。所以这些战船并不是与“陆军”（army）并立的“海军”（navy），而是陆军中的一支特种部队。14世纪50年代，大量渔民落草为寇，娴于水战，水兵往往从他们中间招募。1360年，一股巢湖的水贼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正是1363年鄱阳湖水战中朱氏水军的基础。他们只提供了骨干人员，却没有提供明确的水战方略。对比明显的是，大家非常明白船队对于补给和辅助攻城的作用。在辅助攻城方面，这个时代有一项重大创新：从船尾直接进攻临水城垣，夺取城市。1360年陈友谅就用这种战术攻占了太平。1361年，朱军在船尾架设“天桥”，攻占九江，报了一箭之仇。
散见各处的史料提到了种类繁多的武器，包括火炮、以火药为燃烧物的武器、弓、弩、攻城用的投石机和攻城塔楼。火器使用虽广，却尚未发展成熟，还不能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当时的通行做法似乎是，在一个非常低的组织水平上，根据战术需要将所有武器混合使用（如同一两个世纪之后的欧洲）。所以史家所注意到的规模较大的军队都大同小异。对于交战双方的战斗命令，史料也语焉不详。当时的军队延续着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传统，旗帜也用作指挥信号。鄱阳湖水战中，朱军舰队分为几支，指挥官的座船用旗帜标明。3
腹背受敌的朱氏政权（1360——1362）
朱氏政权在长江上游和下游都有敌人，经常面临两线作战，这种局面是对朱元璋帅才的严峻考验。朱氏政权内部的偶发叛乱和政变阴谋同样危险。这样危险的局面不使出浑身解数根本难以克服。
1359年，陈友谅在上游的武昌达到权力巅峰，但还未能将自己辖下的广大地区熔铸为一个团结无间的整体。办成此事之前，他就卷入了自己的部下、安庆军阀赵普胜与朱氏政权的战争。陈友谅杀了赵普胜，收编了他的部众，1360年夏，他率十倍于朱军的战船顺江而下，奇袭太平，随后称帝，还与苏州的张士诚结盟。朱元璋难以撼动陈氏对长江的控制。于是引诱陈友谅在应天以北登陆，跳入朱军的埋伏圈。汉军兵败如山倒，被杀被俘者三万，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巢湖的水手（以前是赵普胜的部下）也全体投降了朱元璋。朱军还俘获了许多战船，陈友谅逃到九江，慢慢收拢残部。
朱元璋则乘胜进军安庆，又派一支人马从浙江进兵，由陆路袭取广信。两路得手后，朱元璋认为陈友谅不足为患，转而全力对付张士诚。1361年夏，陈友谅重夺安庆，朱元璋得报后再度派兵前往江西。朱军舰队打下九江城后才发现，汉军已经连夜逃往上游。于是朱军一路扫荡，江西各邑守军往往望风逃窜。最后连江西首府南昌的守将也投降了。朱元璋升了降将的官职，收编了他的部众，换了更可靠的部队驻防南昌。
1362年初，朱元璋返回应天。与此同时，他的大将徐达正率水军将陈友谅围困在武昌。当时正值浙江苗兵叛乱，四座大邑被苗兵夺去两座，朱氏政权对浙江的控制危如累卵，朱元璋不得不从应天调大军入浙平叛。朱元璋突然返回，得以敉平叛乱。
原先在南昌投降的陈友谅旧部已经归入徐达麾下，见到江浙军队的调动后，他们倒戈回师袭取南昌。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令徐达放弃武昌，夺回南昌。徐达成功拿下了南昌，却让陈友谅获得喘息之机，得以重振力量。
1362年夏，朱军两员大将在应天发动兵变，几乎得手。外有叛乱，内有反侧，朱氏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363年初，张士诚出人意料地向朱元璋发动进攻。4
1363年2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突袭安丰，杀其守将，俘虏了朱元璋名义上尊奉的皇帝韩林儿。同月，饶州守军叛朱归陈。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威胁更大，调集主力迎击。朱军夺回了安丰，救下了韩林儿，但没有消灭那里的张士诚军。庐州在巢湖之滨，其守将已经勾结了张士诚。攻下安丰后，朱元璋下令攻打庐州，4月底，朱军开始攻城，主力被绊在安丰城下三个多月。汉政权对江西的威胁不断加大。5
图5-1 1363年的鄱阳湖地区（注: 湖中岛屿尚多，图中不再一一标明）
南昌之围（1363年6——7月）
6月初，汉军号称六十万6乘舟而下，穿长江，入鄱阳，直薄南昌城下。朱军主力正在攻打下游敌人的门户，而自己的战略要地南昌却遭到上游敌人的猛攻。南昌处于鄱阳湖南岸，赣江入鄱阳湖的咽喉，可以控制大半个江西。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武昌离南昌都比应天到南昌近。朱军一直不能稳固地控制南昌。陈友谅为他新建的水军找了一桩本少利厚的生意。
1360年之后，陈友谅没有再亲自指挥过作战。1361年陈氏派部将回头迎击的作战，损兵失地更为惨重。1362年对抗朱氏的失利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陈氏“忿疆土日蹙”，决心与朱元璋决一死战。
图5-2 1363年的南昌
1362年初徐达从武昌撤围后，陈友谅得以集中全力造战船，练水军。一年之内，他就练成了一支新水军，规模更胜往昔，运送家属百官、士卒马匹、粮草器械都不成问题。然后他征发治下所有壮丁，乘船驶向下游。7
史书中对陈友谅最大的战船的描写是一致的：“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战斗的记载很清楚地表明，橹手都在最下一层甲板之下，很难听到甲板上的命令；而且胜负不靠撞角，而是靠船上互相射箭或者其他投射物。弓手站在很高的位置，这是火炮普及之前水战的特点。高层甲板比低层甲板短一些，所以船尾有三层甲板，而船头只有一层。走马棚在每一层甲板最前方露天的一端，后面有遮蔽部分则供人使用。所有这些都是以桨为动力的大船的标准设计。当然，内河船只不可能纯靠风帆行驶。
关于战船的大小和数量的史料不多，但是可以考证。8陈友谅在撤南昌之围后，派出巨舰“百余艘”试图突破鄱阳湖，随后投降的人数达五万之多。史料明确记载，速度快的小船逃掉了，而巨舰都被俘获。我们可以估算，一艘船大概可以装五百多人。如果其中有三百多人是桨手，每支桨由五人合力划动，则可以证实每侧船舷有“数十”支桨的说法。对已知信息的分析只能到此为止了。但这些证据都说明，陈友谅的“巨舰”确实很大，有着很高的箭塔，小船想要攻击它非常困难，但是它航速慢、吃水深、操控难。朱元璋意识到大船的诸多弱点，便一直拖延水军的行动，直到长江水位下降才开战。
史书还说陈友谅的所有兵马都在大船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史书还提到了各式小船，在一场关键的水战中，一个小目标要五百艘小船去执行，但是每艘船肯定很小。在鄱阳湖大战中，数百艘巨舰被焚，可能绝大部分的汉军主力都在大船上，他们是正规军。老弱、家眷等都坐在普通小船上，这些船数量众多，都是从上游征用来的普通江船。
对巨舰笨重、涂有朱漆的描写记录，大概是想贬低陈友谅，揭露他对奇异而无用的事物的迷恋。然而，陈友谅是历经多年激烈的水战才当上皇帝的，说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巨舰在真正的水战中会出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更可能的是，陈友谅想重复自己在1360年的成功：直接从船尾登上城垣的水门，夺取城池。朱元璋已经针对这一战术采取了预防措施，大举改建了南昌、安庆、太平的城垣，例如将水门移后，与河道拉开距离。应天城墙原本就离长江很远，这种战术难以奏效。
1363年，陈友谅的计划是突袭鄱阳湖及沿湖诸城，速战速决，避免长期围攻。那时朱元璋控制薄弱的港口腹地则会再次倒向陈友谅，大汉的巨舰就能直捣应天。此时汉军的力量已经足以压倒朱军。汉军的巨舰就是为执行此战略而设计的。结果巨舰久顿南昌城下，在鄱阳湖的激战中表现不佳。
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1362年叛乱平定后，朱文正就奉命坐镇南昌。1363年6月5日，汉军水师突袭南昌，未能得手。朱文正早已严阵以待。他自将精兵两千，居中策应，并分派手下大将负责防御各方。参政邓愈守南城抚州门；元帅赵德胜负责西城面对赣水的宫步、士步、桥步三门；9指挥薛显守北城的章江、新城二门（对新城门的猛攻导致了1362年南昌的陷落）；元帅牛海龙守东城琉璃、澹台二门。10城内还有其他指挥和元帅，南昌的高级将领如此之多，可以推测朱军兵力约有三万。当时只有城墙能帮助他们抵挡汉军，甚至当陈友谅分兵攻略其他州县时也是如此。11
6月9日，南昌围城第五天，陈友谅亲率大军攻抚州门。他的士兵装备有篮筐形状的竹盾，以抵挡矢石。火铳或其他攻城器械肯定出现了。因为第一轮进攻就使城崩三十丈。邓愈立即反击，用火器将敌军击退。于是朱军便需要在城墙塌陷的处修筑土木工事，陈友谅反复发动进攻，阻止朱军修筑工事。邓愈修筑工事时，其他各方朱军主动出击，分散汉军的兵力，最后预备队也增援抚州门。朱军且战且修，终于在第二天清晨筑好了工事。12
陈友谅坐镇南昌城外，派遣一支汉军溯赣水向南。6月12日，朱军将领内讧，汉军攻克吉安。136月16日，长江上的另一支汉军攻克湖口下游的无为（湖口是长江进入鄱阳湖的入口）。14三天后，6月19日（南昌围城第十五天），陈友谅再次攻城，这一次他选择了新城门。负责守新城门的薛显开门迎击，汉军猝不及防，折损了两员大将。15接下来的三十五天里，汉军再未攻城，也没有其他调动。陈友谅想坐困南昌，迫其粮尽而降，同时修缮器械，补充武器。7月24日，围城第五十天，汉军发动总攻。这一次陈友谅的目标是突破水关的栅栏。朱文正派士兵手持长枪，藏在栅栏之后，敌人靠近即从栅内攒刺。汉军士兵的反应是出手夺枪。朱文正命令士兵将枪头烧红，敌人夺枪，手就会被灼伤。于是陈友谅对水门的进攻也告失败。史书评价“友谅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备御随方应之”16。
陈友谅计穷，又派兵攻打赵德胜防守的宫步、士步二门。赵德胜率军死守整日，傍晚时分他登上宫步门城楼指挥时，被敌军弩手认出，中箭身亡。17
虽然陈友谅未能迅速攻取南昌，但是他在围城的同时，还有余力分兵四出，恢复汉政权对周边地区的统治，表现出强韧的作风。南昌的防守已经接近极限，如无外援解围，终难久撑。我们先把朱军解围的事按下不表，来看看是什么把朱军的兵力吸引到了其他地方。
浙江的叛乱（6——8月）
6月8日，南昌围城的第四天，诸全守将、枢密院判官谢再兴叛变，杀知州栾凤，栾妻用身体掩护栾凤，也被杀死。谢再兴扣押了参军李梦庚、元帅陈元刚，亲赴绍兴投降张士诚，献出诸全。只有总管胡汝明抛妻弃子，单骑逃脱。事情的起因是朱元璋想免去谢再兴诸全守将之职。之前谢再兴的两个亲信向张士诚手下的杭州守将出卖情报，被人发现。这两个人被逮捕处决后，朱元璋开始怀疑谢再兴，因为这两人在谢氏亲军中极见信用。朱元璋召谢氏去应天，另派人统领诸全守军。谢再兴拒不从命，继而反水。18
1362年震动浙江的叛乱中，诸全虽然保持忠诚，但被张士诚的军队围攻。朱军在浙江的最高将领左丞李文忠只能派胡德智率一小队兵力救援。他虚张声势，扬言朱军主力正在逼近，张士诚军便在混乱中撤退了。这次李文忠再次派出刚升任参政的胡德智。胡氏奉命在诸全城外几里处宿营，监视动向，以防张士诚从这个方向进攻。19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1358年随军攻打严州，随后五年一直在浙江。他将才卓著，又与朱元璋有甥舅之亲，所以被委以经略全浙的重任。李文忠的夫人是谢再兴的长女，而徐达夫人是谢家的次女。朱元璋正是用姻亲关系保证谢再兴的忠诚。没想到一旦地盘受到威胁，谢氏就立马反水了。
谢再兴叛变后，朱氏政权在浙江的势力再度岌岌可危。但直到江西的危机解除时，也就是谢氏叛变四个月后，朱元璋才能够大举进攻浙江叛军。10月23日，李文忠野战击败谢再兴，但未能攻克诸全。他的副手胡深建议在诸全附近筑城防备。2011月5日，张士诚派兵猛攻该城，朱元璋同意李文忠撤退。21
1363年浙江的战事再次说明朱元璋和张士诚处于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从浙江开始的。诸全的陷落并不意味着朱氏政权在浙江的崩溃，朱军此前的胜利也没有动摇张士诚对北部沿海的控制。
1363年下半年，张士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朱元璋巨大的伤害，但总体上是引而不发的，他打的是渔翁得利的算盘。不过事与愿违，1364年朱元璋因为击败了陈友谅，势力陡增数倍。对于张士诚来讲，谢再兴之叛的意义在于牵制了浙江的朱军驰援江西。1360年，一支规模较大的朱军从浙江出兵江西，占领广信。1363年，朱氏政权在江西只有广信一城可以使用。诸全之变，加剧了1362年以来的动荡局面，使得更多的浙江朱军要留在本省。
朱军溯江而上（8月15——25日）
南昌被围两月，内外阻绝，音信不通（只有一个例外），粮食、兵员也无从补充。虽然据说汉军也损失了“六七万”人22，但数量占劣势的守军也接近油枯灯尽。于是朱文正用计安排了一次停战，利用停战的间歇，派人突破汉军的封锁送信出去。这件事一定发生在7月24日陈友谅最后一次总攻后不久。关于朱文正如何诱使陈友谅取消进攻，只有一条史料：“文正遣千户张子明赴应天告急。又诈遣卒号舍命王者诣友谅约日出降，友谅信之，缓其攻。至日，城上旗帜一新。友谅候至暮，见无降意，缚降卒至城下杀之。”23
史书认为，张子明赴应天求救是此役的关键。张子明乘东湖小渔舟，连夜出南昌水关，从没有汉军警戒的小河汊进入鄱阳湖，昼伏夜行，花了半个月到达应天。24陈友谅占领无为之后，其势力已经向长江下游大大扩张了，但史料并未提及安徽沿江诸城的情形。显然，陈友谅的水军虽已出现，但并未攻占这些城市。
史书将张子明冒险出城事系于8月4日，这一天一定是张子明来到应天的日子，因为两天后，朱元璋就命徐达等从张士诚政权的重镇庐州撤围。所以张子明去往应天的所谓“半月”，其实只有十一天，即陈友谅最后一次总攻的7月24日到8月4日。如果是这样，上文中提到的7月24日之后不久的停战状态，直到张子明到达应天时还未结束。
朱元璋问张子明南昌的情况，张子明说：“兵虽胜，而战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贼之战舰将不利用。又师久粮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命张子明返回南昌，告诉朱文正再坚守一月。
张子明返回南昌，经过湖口时被陈友谅的手下擒获。陈友谅让他劝降朱文正（也就是让他告诉朱文正，援军不会到了），并且许他以“富贵”。张子明佯装答应，到了城下却大呼：“大军且至，但当固守以待。”他被当场处死，但是对陈友谅的不利效果也产生了————南昌会继续抵抗。25
朱元璋让徐达从庐州撤围的命令是8月6日下达的。26《明史纪事本末》引用朱元璋的话：“为一庐州而失南昌，非计也。”27看整体的地理形势，这一点是很清楚。为什么朱元璋没有早点得出这个结论呢？张子明到达应天后十一天，集合在应天的军队才准备完毕。当时应天的一个大火药库刚刚遭受损失28，朱元璋仍可以如此迅速地组织一支大军赴援。这就说明，在张子明到应天求援之前，朱氏政权的中枢机关已经对江西的大势有着明白的认识。朱元璋或许是故意拖延，因为他希望庐州攻克在即。
8月15日，从庐州撤围的军队到达应天，在应天登船。他们走的路线并不清楚，但距离大概是一百六十千米。传令兵骑马从应天到庐州，再加上围城军队步行从庐州回应天，九天足矣。
朱军祭旗、出发也是在8月15日。朱元璋对众将说：“陈友谅构兵不已，复围南昌，彼累败不悟，是天夺其魄而促之亡也，吾当亲往耳。诸将其各整舟楫率士马以从。”29
救援南昌的朱军总兵力约二十万，各种史料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字。但有一条史料则提到“舟师千艘，甲士十万”，30大概更接近真实。即便把汉军的伤亡和逃跑的人数剔除，其兵力也是朱军两倍之多。朱军水师也和汉军一样，有一个以大型战舰组成的核心，专事水战（其中很多都是1360年从陈友谅军中俘获的），其他各式小船用作辅助，执行运输、侦查、传递情报等任务，也属必不可少。史书没有探究守卫和补给的常规工作。但是从时间上仍然很清楚地看出，从应天赴援的朱军是完全走水路的（从广信赴援的朱军大约同时走陆路出发）。关于朱军战船的大小，史书记载的1360年的模糊数字是唯一的参考：平均每艘船上一百人。即使将帅的座舰会更大一些，但与陈友谅专门为此次大战建造的战船相比，还是逊色得多。
随朱元璋出征的将领有：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这二人是朱元璋麾下最重要的将领；帐前亲军指挥使冯国胜；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这二人是从前巢湖水军头目，现在则统领朱氏政权的大部分水军。他们对鄱阳湖水战影响最大。对于下级武官，参加这场战役将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里程碑，足以与朱军首次渡江相比。
航行途中有两个插曲。“有大鱼二，鳞鬣异常，出没波浪中，夹上舟，泝流直过小孤，众以为龙云。”未来的皇帝在大战之前尤其需要吉兆。8月24日，大风吹翻了冯国胜的船，船体破坏严重，朱元璋命冯氏回应天修船。次日，水军抵达湖口。整个行程逆流航行约四百千米，用时九天，并无汉军水师前来截击。31
陈友谅南昌撤围（8月28日）
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就在湖口县城边上，湖口迤南还有一条约五十六千米长的狭长水道，过了松门山，湖面才豁然开朗。进了鄱阳湖，就能从水路到达江西的大多数城邑。因为江西的城邑大多沿赣江、抚河、信江、修河四大水系分布，而这四条河流都汇入鄱阳湖。所以湖口到松门山这段狭长水道是从水路撤出江西的必经之路。汉军占领了湖口，防备却很松懈。8月25日，朱军兵不血刃进占湖口。
朱元璋派指挥戴德率领一支人马，守住鄱阳湖与长江的真正的交汇处泾江口，又派一支人马守住南湖嘴，此地是水道的狭窄之处，紧临南康。32另外传令广信方面的朱军向西行军近二百五十千米抵达位于抚河上游、南昌东南的武阳渡，防止汉军由陆路从抚州方向赶来。33陈友谅掌握着吉安和临江，也就控制着整条赣江。都昌和饶州也屯有陈友谅的大军。如果朱军在鄱阳湖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没有立即发生），守在抚河上的这支强大朱军便能将汉军截断，使其无法从陆路集结。如果形势有利，这支人马也可以救援南昌。然而非常重要的是，汉军舟师从南昌撤围之前，广信兵不能向西过于深入，不然就会被汉军的优势兵力击破。
史书没有阐明，陈友谅没能守住湖口，是因为缺乏情报，还仅仅是因为过度沉迷于攻打南昌。张子明事件后，他必然知道朱军的援军将不日到来。谨慎起见，陈友谅应该立即最后一次强攻南昌，然后就把大军调往湖口和泾江口。扼住这个咽喉要道，朱军能不能进鄱阳湖就尽在陈友谅的掌握之中。即使考虑到三个月攻城的损失，汉军兵力也足够一面继续封锁南昌，一面扼守湖口。如果其兵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那么对他来说最急迫的事是，从速击破朱氏水军，防止其与广信兵或者南昌守军会合。在湖口决战，至少陈友谅还可以在战局不利时抽身逃回武昌。
时间已经过了许久，陈友谅一定不会还以为朱文正会遵守以前的投降协议。但7月24日之后，汉军再也没有攻城。接下来一个月，陈友谅只是死死围城，想用粮绝迫使城中守军投降。陈友谅很可能低估了朱元璋集结大军救援南昌的速度，认为朱元璋至少还有半个月才能赶到。8月25日，陈友谅已经错失先机，处境极其危险。
8月28日，朱军水师通过松门山水道，进入鄱阳湖。同日，陈友谅结束了八十五天的南昌之围，令大军登舟，经赣江进入鄱阳湖。34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击破朱军水师。开阔水域比峡口和赣江三角洲都有利于汉军水师，所以陈友谅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朱元璋的挑战。有人可能认为朱元璋的舰队较弱，而陈友谅则会拼死冲出鄱阳湖，而且作战条件非常有利。其实朱元璋也有很多选择。他嘴里说着要解南昌之围，但如果不能直接击破汉军达成目的，朱军水师还可以退往松门山水道或更远的地方，将汉军水师困在湖中。后来朱元璋也正是这么做的。
赣江在南昌以南，向北流经一片广阔的三角洲之后汇入鄱阳湖。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陈友谅取哪条水路进入鄱阳湖。从双方第一次交战的地点可以推测，汉军水师的路线是经三角洲，到达赣江以东的抚河下游，从抚河河口进入鄱阳湖。陈友谅原先的意图或许是先同饶州守军会合，再迎战朱军。
如果陈友谅的意图真是如此，那他真要失望了。次日（29日），两军遇于康郎山。康郎山是鄱阳湖南部最大的岛。前一天朱元璋已告知众将：陈友谅听闻我军前来，已撤围迎战。康郎山之战当天，陈友谅派巨舰列队迎战，朱元璋对众将说：“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35
这个判断可以和亚克兴（Actium）海战的传统解释相比较。亚克兴海战中，埃及舰队想要突破罗马舰队对海湾的封锁。希腊化地区三百年来在造舰领域互争雄长，埃及巨大但不灵活的战舰就是集大成之作。埃及海战的战术也相应落后，这些巨舰只能用作步兵的作战平台。相比之下，罗马海军是在一百多年来清剿海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战舰一代比一代小，其基本策略就是将舰船本身当武器，用撞角破坏敌船的船桨。
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可以用亚克兴海战为模型来分析鄱阳湖水战。第一，没有史料提到撞角，战船肯定也不是为此设计的。中国式的船只都是用方形木材建造的（square transom），没有能支撑撞角的重型龙骨。朱军战船优越的机动性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占据上风位，用投石机发射燃烧弹或者施放火船都是有利的。第二，汉军的战舰之所以造得那么大，是把它作为攻城时的高度机动的辎重队，而不是用来水战的。在那个时代的战争中，水师一般而言只是攻城的辅助力量。船与船之间的厮杀是比较少见的。同样，朱军也只能用手头现有的舰船对抗汉军水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专门针对汉军船只的弱点设计和建造战船。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浅水水域作战的战船，必须要保证吃水浅，即使牺牲其他性能也在所不惜。在设计专门辅助攻城的船只时，陈友谅赌了一把，赌的是速战速决，在长江汛期之内就可以拿下南昌。南昌久攻不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能在夏末水位降低时打这场水战。这对朱元璋当然是一个意外之喜。第三，当指挥巨大笨重的船只时，最佳策略是将船只连在一起；而分散则会被各个击破。在鄱阳湖大战开始时，陈友谅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因为他早前犯的错误，在实际战斗中，他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
8月29日，双方遭遇的时间一定很晚，因为真正的战斗要到第二天才爆发。汉军战船排列紧凑，朱元璋将水师分作十一队，下令将士靠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火器”的定义并不明确，因为朱军从未在下风向发射过“火器”，所以“火器”除了指火铳（当时火铳刚刚用于实战），也可能包括发射燃烧弹的投石机。36夜间，双方水军落锚对峙。37
鄱阳湖水战（8月30日——9月2日）
8月30日清晨，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率水军总攻，大战正式打响。三将指挥的兵力超过朱军的半数。徐达的座舰一马当先，首先与汉军水师接战。此役朱军杀敌一千五百人、俘获巨舰一艘。汉军水军主力迫近，经验丰富的朱军水军将领俞通海抢占上风向的位置，以投石机发射燃烧弹（“发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38
这一波进攻并没有动摇汉军的阵脚。相反，打头阵的三支朱军舰队开始崩溃。徐达的座舰着火，汉军战船乘机围攻徐达座舰，朱元璋亲率预备队救援徐达，徐达扑灭船上的大火，“力战，敌乃退”。我们怀疑朱元璋是否加入了驱逐汉军的战斗，使徐达暂时脱离了战斗。其他史料记载，朱元璋旗舰外观特殊，而旗舰一般是通过不同的旗帜区分的。
汉军的反击是由大将张定边指挥的。他是非陈友谅亲属的最重要的大将之一。朱元璋的旗舰39搁浅在沙滩中，被汉船围住。汉船和朱元璋的船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也搁浅。张定边的旗舰继续向前冲杀。混战开始了。后来康郎山忠烈祠中供奉的许多人都是在此役战死的。朱军元帅陈兆先与程国胜向敌人勇猛冲杀，都战死了。元帅宋贵和指挥韩成也战死于此。韩成舍身报主，换上朱元璋的冠服，面对敌人，主动投水而死。可能此举震惊了敌人，汉军暂停了进攻。但是这再一次暗示了，他们不接近朱元璋的座舰是为了避免自己搁浅。
此时，常遇春率部反击，贴近张定边座舰厮杀。常遇春亲自弯弓搭箭，射伤了张定边；与此同时（中午和午后），朱元璋和徐达都不再战斗。俞通海来援朱元璋，再次挽救了局面。俞通海乘舟速度极快，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朱元璋的旗舰摆脱了沙洲。张定边想逃走，于是朱军水师（或者剩下的有战斗力的部分）集中兵力对付他，俞通海和廖永忠选了最快的船追击，但明显并不坚决。40张定边的座舰中了“百余矢”，所部伤亡惨重。朱军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常遇春的座舰又搁浅了，幸而被随波而下的弃船撞上，在救援赶来之前就摆脱了搁浅。此时已经日暮，双方都无心再战。41
第一天的战事，最可惊异的就是朱军船只频频搁浅。五位主要指挥官，有两位的座舰搁浅。我们不得不推测，其他战舰其实也一样容易搁浅，大多数朱军船只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史料说明汉军船只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是最靠近朱军搁浅船只的也没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1）朱军的大船都由朱元璋、徐达、常遇春亲自指挥。这三人主要的作战经验是陆战，他们指挥的船只，为的就是和敌船战斗，战术是钩住敌船，士兵跳上敌船搏斗。俞通海和廖永忠两员大将，曾是巢湖水贼，有“水师”的经历。1355年朱元璋率军南渡长江，靠的就是他们的船只。此后他们的部属成为朱军水师的骨干。他们的船只轻巧、航速快，战术以使用远程武器为主。42同样的水域，朱元璋和常遇春的船接连搁浅，而俞通海的船进退迅捷；再对比他们的战术，一切就很明白了。
（2）朱元璋对白天战斗的计划是，先用重舰在前面牵制敌军（需要注意，虽然是重舰，但也比陈友谅的巨舰小了不少），以轻快小船绕至敌军侧翼和后方实施火攻。朱元璋希望如此打乱敌军阵脚，迫使敌军阵线向中间收缩，从而消灭一大部分敌军。他推测，汉军巨舰笨拙，侧后遭到奇袭，难以及时反应。他寄希望于自己最得力的两员水师大将能够奇袭得手。所有史料记载，这天早晨，朱元璋同时命徐达和廖永忠“进兵薄战”，模糊了这一图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并没有廖永忠的记载，直到午后追击张定边时，廖永忠才出现。无论他上午做了什么，他的任务和重型舰队的任务一定是不同的。可能他和俞通海各当一面，如果是这样，俞通海的舰队顺风发动火攻时，他则在汉军舰队的下风向，难以进攻。
（3）朱元璋的部署没有奏效，并不是因为将领们没有执行到位（这是次日的问题），仅仅是因为朱军的战船太弱。俞通海并没有打乱汉军的阵脚。汉军以压倒性的力量反击，将朱军赶进浅水水域。朱军舰船在浅水区运动不便，但同时也保护它们免受汉军巨舰的进攻。如果有人能考证出朱元璋是特意选择了背靠浅水区作战，那么将会大大提高人们对朱元璋军事才能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效果是一样的：他成功地拖到晚上，汉军船只自行撤退了，在夜间有组织地作战几乎不可能。任何混乱对实力较弱的舰队都是有好处的。
白天的战斗挫伤了朱军的士气。朱军上下都不愿次日冒险再战，想打退堂鼓。朱元璋在自己座舰上召集众将，讲明次日的作战计划，令众将起誓死战到底，并派徐达回防应天。《明史·徐达传》则记载，首日战斗之后，朱元璋“知敌可破，而虑士诚内犯，即夜遣达还守应天”。43
然而，首日的战绩丝毫不能得出如此乐观的评价。8月15日之后，任何对张士诚进犯应天的忧虑都是符合逻辑的，但仅仅这一条原因还不能解释朱元璋为什么在8月30日晚上派徐达回防，其时还没有战胜汉军。这里还有一种解释：朱军不少战舰受损，徐达本人的座舰同样遭到损坏。朱军士气低落，次日战事的胜败难以逆料。在这种情形下，受损战舰会成为战斗时的妨碍，需要撤退时又十分危险。于是，让受伤战舰尽快撤出战场是顺理成章的事。朱元璋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信任、最得力的部将徐达。徐达很快担起了应天的防务。
8月31日清晨，朱军前进的角声响起。战斗再次打响。这次朱元璋亲自布阵，指挥进攻。陈友谅将自己的巨舰集中起来布阵（小船不在此列）。44朱军将士还对前日的战斗心有余悸，踟蹰不进。汉军战船巨大，“望之如山”，连朱元璋自己的旗舰都不敢近前。朱军水军右翼退却，朱元璋下令立斩队长十余人。
即使用了如此激烈的手段，朱军的进攻还是无法步调一致，取得显著成效。《太祖实录》记载：“诸军奋击敌舟，敌不能当。”其实朱军在这天一早就损失惨重，足以使朱军水师次日失去战力。参加上午战斗的将领有五个入祀康郎山忠烈祠。枢密院判官张志雄（1360年安排了巢湖水贼残部向朱元璋投降的事宜）的座舰折断了桅杆，敌方发现后，集中船只围攻。张志雄无路可走，自刎而死。同知枢密院事丁普郎“身被十余创”，死后仍不倒地，直立船上，手握兵器，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敌军“畏之若神”。还有三名朱军元帅也和他一同战死。
这一天的战斗，朱军是失利的。元帅郭兴向朱元璋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
在激烈的战斗之中，郭兴如何建言不得而知。因为以郭兴的官职，应该会有自己的座船。但《太祖实录》中给出的事件的顺序肯定是错的：准备火船至少要花几个小时，所以朱元璋如果等到下午风向转为顺风时才下令准备火船，日落之前是不可能做完的。郭兴一定是在上午的战斗结束后马上向朱元璋进言的，因为他提到了参战的朱军将领令人失望的行动。
朱元璋采纳了郭兴的建议，命令常遇春等人调集渔舟，装以苇草，苇草里放置火药，每艘船上扎起草人，草人都穿着甲胄，拿着刀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因为载满士兵的战船是不可能作为火船的。朱元璋选派若干“敢死之士”驾驶火船，希望能在最后一刻逃离。下午，东北风起，朱军位置变为上风位（同时证明了朱军阵线面对的敌军是靠南或者东南方的），朱元璋命令用“走舸”（桨划船）将七艘火船推向朱军战线最前方，乘风纵火，直迫敌舰。45风急火烈，而汉军巨舰结为水寨，本就进退不灵，加上风向突变，所以难以避开朱军火船。
大屠杀开始了。汉军舰船被焚毁“数百艘”，“燔焰涨天，湖水尽赤”，史书坚称朱军这一击就消灭了汉军大半兵力，以七千伤亡的代价歼灭六万汉军。46这个说法有一个证据支持，就是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以及平章陈普略在此役中被焚死。史书对于陈普略没有评价，而称陈友仁“枭勇善战”，友仁之死，陈友谅为之丧气。朱军借着火攻造成的混乱，继续进攻，并且跳上一些没有焚毁的汉军战船，又斩首两千余级。这两千人不包括被烧死的汉军士兵，因为烧死的是没办法计算“首级”的。47
即使考虑到史书夸张的癖好，朱军在8月31日下午大获全胜也是显而易见的。汉军船只焚毁“数百艘”的数字也可能是真的。因为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的实力更加均衡了。然而接下来的战斗也说明了两点：（1）朱军舰队自身损失惨重，次日全天都在修理船只；（2）朱军最终向湖口退却，可知汉军即使在8月31日损失惨重，实力依然强于朱军。
次日，即9月1日，没有战斗的记载。汉军舰队需要修理和重组。更让人奇怪的是，朱军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消灭汉军。按理说，敌军还乱作一团，破绽百出，应该趁夜再发动一次火船突袭（朱军预备的火船的总数目不清楚，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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