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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
我当打包工三十五年，干我这一行不仅要有大学或旧式高中的文化水平，而且还应受过神学院的教育。
在我这一行，螺旋体同圆圈儿相重合，progressusadfuturum同regressusadoriginem相连接，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不幸地有幸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现在我开始梦想让progressusadoriginem同regressusadfuturum相重合。
这是我的一种消遣，正如有些公民晚饭时候看《布拉格晚报》一样。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是给我指点迷津的游吟诗人，他在哈勃雷自己的园子里盖了一座小信号塔，在树丛中架起了小铁轨，同朋友们一块儿修好了一台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机车，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点火，让孩子们坐到三节平板车皮上在花园里兜风，晚上则自己坐在上面兜风，举着大杯喝啤酒。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在信号塔里得了脑溢血。
那些天正是休假时期，他的伙伴们都去了树林或河边度假，炎热的七月天没有人来看望他，舅舅就这么去世了，躺在信号塔的地板上过了半个月，待到一位司机发现他时，他周身已爬满了苍蝇和蛆虫，尸体像融化了的卡孟倍尔干酪似的在漆布地板上淌水。
火葬场的工人们到来后，只取出他衣服里还裹着的那点儿遗骸，后来他们跑来找我。
我干地下室的活儿什么都习惯了，我用一把铁铲，后来用砌墙的小铲一点一点地把他的剩余躯体从漆布上刮下来。
他们给了我一瓶罗姆酒，我默默地、仔细地刮下舅舅遗体的残留部分，最困难的是刮下他的红头发，它们已经粘在漆布上，活像公路上被卡车碾毙的刺猬，我只得拿一把石匠的錾子把头发剔下来。
收拾完之后，我把这些碎渣儿塞在棺材里我舅舅的衣服下面，给他在脑袋上扣了一顶铁路员工的制帽，那是他挂在信号塔里的。
我找来一本康德的著作，翻到那永远使我感动不已的段落……有两样东西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过，我想了一想之后翻到了更为动人的一段，是康德年轻时写下的……夏天的晚上，当满天繁星在抖动的光亮中闪烁，一轮明月高悬时，我便渐渐陷入一种对友情倍加敏感，对世界和永恒不屑一顾的心态之中……我把书翻到这一页放在舅舅的手里。
我打开舅舅的小柜橱，不错，这儿放着他的那些个收藏物，他曾经常常拿出来让我观赏，但当时我并不理解，那是一堆五颜六色的铁片，一只只小盒子装得满满的，舅舅值班时还喜欢把一些铜片、锡片、铁片和其他彩色的金属片放在铁轨上，火车驶过之后，他捡起这些轧成奇形怪状的小碎片，每天晚上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存放，每片都根据它唤起的联想给它起了名儿。
这些盒子很像装着亚洲蝴蝶的标本盒，也像装满果仁巧克力彩色锡纸的空糖果盒。
我一盒盒拿来撒在舅舅的棺材里，把他视为珍宝的小金属片儿撒在他的身上，一盒一盒倒空之后才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盖上棺材。
舅舅躺在棺材里，身上堆满了奖章、纪念章、勋章，像一位赫赫显要，我的舅舅在棺材里那样神气，仿佛是我制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包。
之后，我回到地下室，下楼梯时我不得不手扶着阶梯倒退着下，就跟顺着梯子爬下阁楼似的。
我默默喝光那瓶罗姆酒，是用啤酒送下肚的。
我拿起镐头耙着那堆黏糊糊、湿淋淋、腐烂了的废纸，里面满是窟窿眼儿，犹如瑞士干酪，耗子在洞里做了窝。
我喝一口啤酒，叉起这粘成一团的石棉般的烂纸，把这令人恶心的东西装进机槽。
我捅开耗子的通道，毁了它们的城市，把它们一窝窝送进机槽。
因为我们收购站这两天停业，好让我有时间在清点盘货之前把地下室彻底打扫干净。
每天傍晚我给山一般高的废纸堆淋水时，从没想到在最下面，花朵和书本已结成一块饼，被山一样高的废纸堆压成一个整体，几乎比压力机压成的包还要严实。
的确，干这样的活儿我应该是一位神学家，从上次盘货之后，六个月来我从没碰过这小山的底部，这里废纸已腐烂，犹如沼泽地的植物老根，散发着一股甜味，好似放在罐里被人遗忘了半年之久的一块家制干酪，这湿透了的、压成一个整体的废纸也失去了它们原来的颜色，变成灰白色和浅米色，硬得像块陈面包。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尔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风井，从五层高的烟囱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轻的康德那样，然后拿着空啤酒筒爬上楼梯，踉踉跄跄走出后门去打啤酒，之后又一手举着啤酒筒，另一只手扶着阶梯下梯子似的倒退着下来，回到地下室。
在这里，电灯光下面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康德的《天国论》，一个个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边，今天我开始用上百张浸透了水的凡·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金黄和橘红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这就稍稍缓解了压力机里死耗子、耗子窝和腐烂纸团泛出的那股子臭气。
压板随着我按下的红色或绿色电钮或前或后地运动，在此间隙我喝着啤酒，读康德的《天国论》，读到怎样在寂静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当意识悄然入睡时，不朽的神灵便用无名的语言谈论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物……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动，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风井那儿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后来我回到机器旁，继续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烂纸连同一窝窝裹在棉花似的软絮里的耗子叉进槽里。
谁干我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样，但这份活儿总得有人来干，这是屠杀婴儿的行当，就像勃鲁盖尔画的那样，上个星期我用那幅名画的复制品裹住了打成的每一个包，可是在今天，凡·高的《向日葵》尽管金煌煌的圆盘和盘心光彩夺目，却只是增添我内心的悲剧感。
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
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
上面有通风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脚下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阴沟里激战，二十个包排列得整整齐齐，犹如一辆有二十节车厢的列车，正朝着升降梯驶去，每个包冲我的那面都点燃着一盏向日葵的明灯，压力机的槽里装得满满的，一窝窝耗子安静地被碾毙，恰像被凶残的公猫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没有叫一声。
仁慈的大自然创造了一种恐怖，在这种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毁灭，它比痛苦更为强烈，在真理出现的时刻笼罩着你。
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头一亮，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
我的头上亮着一盏灯，红绿电钮驱动着压板忽前忽后地来回运动，最后，我终于铲到贴地的最下层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借助于膝盖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摊烂纸已成了泥灰土。
我把最后一锹又湿又黏糊的东西抛进机槽，活像一个淘阴沟的在打扫布拉格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水沟。
在最后那个包里，我放进了一本翻开的《天国论》，我用铁丝把包捆紧，按下红色电钮减压后，我用小车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
我在楼梯上坐下来，耷拉在两膝间的双手触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
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几只小耗子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废纸堆。
有一只耗子径直跑到我面前，用后腿蹿跳起来朝我进攻，扑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许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让我受点伤而已。
它使尽全身力气扑过来，咬我的湿脚跟，每次我都轻轻把它拂开，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冲向我的脚跟，最后它累得精疲力竭了，喘息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瞪着我，瞪着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战栗起来，因为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
好像一道闪电，叔本华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最高法则是爱，这爱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华何以那样憎恨巨人黑格尔，令我高兴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不是两军对垒的统帅，否则他们会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两个鼠族那样交战。
今晚我感到疲惫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头顶的层层木板托着两吨重的书，我借着路灯映进来的昏暗亮光，透过木架的缝隙仰望书脊。
当四周都已寂静时，我突然听到了耗子啃啮的声音，我听见它们怎样在我卧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着，好几处书本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儿有个秒针在滴答地走着，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窝，哪里有耗子窝，几个月后哪里便会出现一个耗子聚居点，不出半年就成了一个耗子村，然后按照几何进程一年以后发展为一座小城市。
这些耗子有足够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槅板，于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会太远————我只要嗓门大了点，或者一只手不经心地一动，这两吨重的书便会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
耗子用这个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把它们送进压力机，打进了包里。
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被头上的啃啮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渐渐地，像平时一样，蒙眬中一个茨冈小姑娘银河般地走来了，她是我青年时代的情人，一个文静、淳朴的茨冈小姑娘，她总在小饭馆门前等候我，站在那儿一条腿微微伸在前面，向外撇着，犹如芭蕾舞女演员亮出的一个基本动作。
她是我年轻时的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我久已忘记的小姑娘。
她浑身汗湿，泛着一股油腻的麝香和润发油的气味，每次我抚摩她以后，我的手指上便有新鲜油脂的气味，马鹿的板油味。
她老是穿着同一件衣服，沾满了肉汁和汤水的污渍，背上有白灰和烂木头留下的痕迹，因为她到拆毁房屋的瓦砾堆上去捡木料，背来给我。
我回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个小姑娘的情景，那是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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