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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又格一物”的真意义。宋儒的毛病在于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焉”的最高境界。戴氏却只要人从一事一物里训练那心知之明，使他渐渐进于圣智。
致其心之明，自然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四一）
吴稚晖
吴先生是常州人，今年（1928年）六十三岁了，但在思想界里他仍是一个打先锋的少年。近年国内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不叙述他的历史了。
前几年他五十九岁时，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见山长黄以周先生，见他座上写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大字。他说这八个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顺调和。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稚晖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之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前几年发表的长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我今天说他的思想便用此文作根据，有时候参考别种著作。
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静”，“无欲”，都是中古宗教的变相。致知是纯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来理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实这两条路“分之则两全，合之则俱伤”。五百年的理学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宗教，其实终不会跳出宗教的圈子。
这三百年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顾炎武以后，有了做学问的方法，故第一二流的人才自然走到学问的路上去。但程朱的威权始终存在，如汉学家惠定宇的楹帖：
六经尊服郑，（服虔，郑玄。）
百行法程朱。
可见当时一种调和派的心理，很像西洋近世初期的科学家说“宗教治心，科学治物”，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们的治学，我们也不排斥你们的讲道。这种态度的缺点是缺乏一种自觉性，不能了解“朴学”运动自身带有反理学的使命。那些明目张胆反抗理学的人，如北方之颜李，又轻视学问，故末流终带点陋气，不能受南方学术界的信仰。“朴学”的大师能同时明白反抗理学的，止有戴震一派。戴学后来虽然声势浩大，但真正的传人其实很少：传得考订训诂之学的最多，传得戴震大胆破坏的精神的已不多了，传得他的建设的思想的竟没有一个人。（参看胡适《戴东原的哲学》，页八十至一九七）戴震死于一七七七年，这一百五十年中（1777至1927）正统的理学虽然因为“朴学”的风尚，减了不少的气焰，然而终因为缺乏明白自觉的批评与攻击，理学的潜势力依然存在，理学造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社会礼俗也依然存在。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国的学者学得西洋正统哲学（也是富有中古宗教的遗毒的）的皮毛，回转头来做点杂糅傅合的工夫，于是正统的理学居然又成为国粹的上上品；捧场鼓吹的人又不少了。
民国十二年（1923），中国的思想界里忽然起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当时叫作“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出版）国内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个笔战，大家笔端都不免带点情感，一时笔飞墨舞，题外出题，节外生枝，打到后来，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了。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回来凭吊古战场，徘徊反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场战事，方明白原来这场争论还只是拥护理学与排斥理学的历史的一小段。
引起争端的导火线是张君劢先生的一篇《人生观》；在此文里，张先生很明白地说：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第一个出来攻打张君劢先生的便是丁文江先生，他认清了论争之点，故他的题目便是《玄学与科学》。丁先生一方面极力拥护科学，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他一方面又很明白地排斥理学：
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这些议论都可见当日所谓“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其实只是理字与反理学的争论的再起。丁先生是科学家，走的是那条纯理智的格物致知的路。张先生推崇“内心生活”，走的仍是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的路。
张君劢先生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洋洋几万字，然其结论仍然是明白地指斥物质文明与主张“新宋学”的复活。在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这一次论战的历史的意义了。
当时参加这次笔战的人都不曾见到这一点历史的意义，————我在那年十一月底做《科学与人生观》论集的序时，也不曾明瞭这一点。当时只有吴稚晖先生看得最清楚。他那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他标出的题目便是一针见血，叫人猛省。他在那篇文里说：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虽大家引出了许多学理，沾溉我们浅学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就打到别处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说了出来，他说：“林先生若承认欧战不一定是科学促成，我的目的达了。”（大意如此）
吴先生曾从中国旧思想里打过滚出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思想变迁与多年的亲身阅历，他深切感觉中国思想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他又深切感觉中国思想的根本改造绝不是洋八股式的理学所能收效的，也不是所谓“整理国故”的工作所能收效的。宋明的理学固然应该反对，清朝的汉学、朴学也济得甚事？吴先生在二十年前便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他现在索性对我们说：
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不可）。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这些话自然叫我们大家听了摇头皱眉，但这种地方正是吴先生过人之处。他只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我们若肯平心细想，定可以承认他这个主张是思想改造的彻底方法，唯一方法。用程朱来打陆王，用许慎、郑玄来打程朱，甚至于用颜元、戴震来打程、朱、陆、王，结果终不免拖泥带水，做个“调人”。所以吴先生只要我们下决心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止有这条路子可以引我们到思想彻底改造的地位。
粗看吴先生的文章，我们定要嫌他太缺乏历史的观念，故说出那种极端的主张来。其实吴先生是个最有历史眼光的思想家，他对于中国文化演变的历史最有精明的研究，最有独到的见解。他那很像过激的主张，其实都是根据于他的历史见解的。他见得透辟，故说得恳切；他深明历史的背景，故不肯作拖泥带水的调和论。
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他有这样一段的文化比较史论：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文化者四族。一白种亚利安族，即所谓希腊、罗马，至于英、美、德、法，西洋化之民族也。二白种闪弥与罕弥两族，即春秋前之埃及、巴比伦，中古以来为希伯来，下至阿拉伯之民族也。三黄白合种，印度民族。四黄种，中国民族。
宗教皆创自阿拉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响，故一为神秘，一为虚玄，简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么佛，什么祆神上帝，好像皆是《西游记》《封神传》中人物。其实他的圣贤，皆懒惰躐蹋，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的总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请他讲人死观。凡懒惰躐蹋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后，他们必定止剩少数，在山谷中苟延残喘。（内惟犹太少数流徙者并入欧族）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祈祷疾病等，向最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些虔诚，至今如此。即什么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铺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六朝人止去配合乡老的闲谈，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到配了规条，便有了威权。）。所以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尽管那种良知先生已是粗枝大叶，然还弄得小后生“看花是天理，折花是人欲”，板僵了半边。然而这种民族的真相还是止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粱，揩揩眼眦再做工。怕做工的小半，便躲躲闲，去鸡偷狗窃。有福的跟着乡老，在柴积上日黄中讲讲玄学，赏玩赏玩清风明月。虽局董也有什么洒扫应对，礼乐射御，许多空章程贴着；他们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进，指甲内泥污积叠。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低浅。
只有他们客住一种矮人（指日本人），性情脾气虽也大略相同，惟勤快得多，清洁则居世界之上。所以拿他们的总和看起来，他家虽然有名的圣贤极少，却一班无名的局董倒是振作。……
现在要讲一个算账民族（指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
这几段议论，看上去像很平常，其实是很彻底的，很激烈的见解。第一，吴先生根本排斥宗教，他指出那些产生宗教的民族（阿拉伯、印度）都是懒惰邋遢，道德最劣；他们不配讲人生观，只配讲人死观。这不过是据事直说，毫不足怪。但中国人向来认印度为“西天乐国”，如梁漱溟先生悬想印度文化将来可成为世界文化，如梁启超先生也曾说那产生大乘佛教的印度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文化。在这种传统的眼光里，吴先生的一笔抹杀印度文化，自然是很惊人的议论了。
第二，吴先生很老实地指出中国人的总和是道德低浅，而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这样不客气地“内夷狄而外诸夏”，是最不合时宜的。近年国内的论调又渐渐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妄自尊大的神气；有先知先觉的使命的人如孙中山先生，有时也不免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所以吴先生说的老实话是很不中听的。然而这种地方正可以表示吴先生的伟大，他说的话只是“实事求是，不作调人”。
第三，吴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史有很透辟的见解，当代的一般学者都见不到，说不出。我现在把他这个见解的大意，略加说明如下：
（一）中国古代民族的最大特色是朴实勤苦，没有多大空想，不能建立宗教。他们也有不少的迷忌，却没有宗教。
（二）到了中国文化成熟的时期，一面有老庄一派的乡老思想，自己则乐天安命，逍遥自得，对政治则希望不干涉，无为而治；一面又出了孔孟一派的局董思想，爱谈谈什么治国平天下之道，逐渐成个国家的局面。晋唐以前，便是一个乡老（老庄）局董（周公孔子）配合成功的社会。
（三）但印度的宗教势力侵入之后，中国文化便起了绝大的变化。中国从此有宗教了；本来不知道天堂的，忽然有三十三层天了；本来没有地狱的，忽然有十八层地狱了；本来安分做人的，忽然妄想成佛成菩萨或往生净土了。
（四）宋明的理学只是晋唐以来的印度宗教被中国讲学家暗采过来，杂糅傅合成功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吴先生见的最明白清楚。他说：
佛者，教人出世之道。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来装点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规条上生出战栗的威权，真弄了一出悲剧。你看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
他又说：
六朝人止（把红头阿三的宗教）去配合乡老的闲谈。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到配了（局董的）规条，便有了威权。
这两句话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的意思是说，六朝人止用老庄（乡老）的思想来附会佛教思想，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清谈而已。到了宋儒用佛教思想来解释儒家（局董）的思想，用出世之道来做修己治人的规条，便有了威权了。所以吴先生说：
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
这种见解，从历史上看来，同戴震等人的反理学的主张完全相同。但戴震等人想推翻理学而回到《六经》，那便是不懂历史趋势的论调。吴先生看清了历史，所以他的反理学的结论要我们向前走，走上科学的路，创造物质文明。
吴先生承认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他说：
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经老鞑子（元）小和尚（明太祖）同他们缠夹二先生了一阵，空气里稍有一点生趣。不料他又要嘘冷气；幸亏所谓王阳明、顾宪成之类，也是粗粗粗；就被顾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鞑子的世界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们的经院黑暗时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艺复兴是清朝。……今日社会尚有一种怪声，群谓我们还要从文艺复兴入手，又是骑马寻马，倒开火车的大谬误。我们今日文学美术自然也当整理改造，正是接连了令他光大的时代；与欧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复兴之草创物，其事正同。今之所谓国学，在顾、黄辈远接汉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为复兴。于是戴、钱接顾、黄，段、阮接戴、钱，经洪、杨小顿挫，俞樾、张之洞、黄元同、王先谦等又接段、阮；接俞、张等者，如刘师培、章炳麟等，竟跑进民国，或尚生存。何时黑暗，而当复兴？即文学美术，但就中国言清朝至今，亦复兴了汉唐之盛，远过南宋元明。何时黑暗，而当复兴？难道把戊戌以后十余年之一短时，给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打倒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经陈颂平与吴稚晖私把线装书投入毛厕，便算黑暗么？然而其时恰又制造了中国培根、笛卡儿、亚丹·斯密等，如丁文江、张嘉森、章士钊等一群怪物出来。乃是文艺复兴后的新气象，何能算黑暗？文艺不曾黑暗，复兴二字，真算无的放矢之谈。
“文艺何时黑暗，而当复兴？”这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见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历史上固然重要，然而西洋文化之有今日，却并不靠这个时期的成绩。希腊、罗马的文艺之提倡，宗教的改革，也不过如清代汉学时期脱离中古宗教稍远，使社会稍有生趣而已。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物质文明，方有今日的世界。吴先生也只是要我们再进一步，抛开宋学、汉学之争，抛开洋八股，努力造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然后这三百年的文化趋势才可算有了个交代也。
丁文江先生骂张君劢先生被“玄学鬼附在身上”，张先生也就居之不疑，极力代玄学辩护。吴老先生在旁边看得分明，忍不住大笑道：
张先生并不是撞见了玄学鬼，他乃不曾请教玄学鬼。他的人生观是误在他的宇宙观。（《箴洋八股》）
这不是说笑话。吴先生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若要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不可不建立一种新的玄学。当日替科学作战的丁文江先生，也只到了英国式的“存疑主义”便停住了，不肯再向前进。只有吴老先生奋勇冲向前去，大胆地建立他的新玄学。当时我曾代他说明道：
我们在这个时候，既不能相信那没有充分证据的有神论，心灵不灭论，天人感应论，……又不肯积极地主张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唯物的人生观。……怪不得独秀要说“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了。吴稚晖先生便不然。他老先生宁可冒“玄学鬼”的恶名，偏要冲到那“不可知的区域”里去打一阵。他希望“那不可知区域里的假设，责成玄学鬼。也带着论理色彩。去假设着。”（《宇宙观及人生观》）这个态度是对的。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也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哩，正如姜
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
吴先生自己也说：
我敢说，附在我身上的玄学鬼，他是受过科学神的洗礼的。这种玄学鬼一定到世界末日可以存在，不受孔德排斥的。
新玄学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很困难的事，因为：
有的东西，在从前圣人也糊涂的，到如今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也知觉了。
吴先生的新宇宙观与人生观就建筑在那向来圣人不懂得而现在乡下老儿都可以懂得的科学常识之上。
先说他的新宇宙观。
他假定一个“一个”，做个起点。这“一个”是有质，有力，有感觉的活东西。他不耐烦同我们辩论，他只“劈头的假设着”：
万“有”皆活，有质有力，并“无”亦活，有质有力。
从这“一个”，生出宇宙：
在无始之始，有一个混沌得着实可笑，不能拿言语来形容的怪物，住在无何有之乡，自己对自己说道，“闷死我也！”……说时迟，那时快，自己不知不觉便破裂了。……顷刻变起了大千宇宙，换言之，便是说兆兆兆兆的“我”。他那变的方法也很简单。无非是具质力的“不思议”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为电子；合若干电子，成为原子；合若干原子，成为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昆虫鱼鳖。……终之他至今没有变好；并且似乎还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他满意，留了永久不变————这是我的宇宙观。
在这个自然的变化里，用不着什么上帝，也用不着什么灵魂，或“精神元素”等等。他曾借用柏格森同尼采的话头，作这样的假设：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他的质同时含有力。在适用别的名词时，亦可称其力曰权力。由于权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远的流动”；及至流动而为人，分得机械式之生命（质与力），本乎生命之权力，首造意志。从而接触外物，则造感觉。迎拒感觉，则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误，乃造思想而为理智。经理智再三审查，使特种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适当，或更反纠理智之蔽，是造直觉。有些因为其适于心体，而且无需审检，故留遗而为本能。于是每一作用，皆于神经系增造机械，遂造成三斤二两的脑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常州俗语“头大九斤半”三分之一是“三斤二两”，又常州俗话说极多为“五千〇四十八”，故吴先生戏用这两个数目字。）
他这样嘻嘻哈哈的胡诌，便轻轻的“开除了上帝地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只剩一个纯粹自然的演变。他嫌西洋哲学家都不免带着“绅士气”，不能不应酬上帝，故终不敢排斥灵魂。我们东方人得罪上帝不算什么大罪过，正不妨老实承认干脆的自然主义，大不必向上帝灵魂献假殷勤也。
从这新宇宙观上生出他的新人生观。
什么叫作“人”？
人便是外面只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
什么叫作“生”？生就是那两手两脚，戴着大脑的动物在宇宙的舞台上演他的戏。
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生的时节就是锣鼓登场，清歌妙舞，使枪弄棒的时节。未出娘胎，是在后台。已进棺木，是回老家。
这出戏不是儿戏，该当唱得认真。吴先生虽像是说戏话，却是很严肃的演说他的人生观：
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戏场”的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请作如是观，便叫作人生观。
这个大剧场是我们自己建筑的。这一出两手动物的“文明新戏”是我们自己编演的；并不是敷衍什么后台老板，贪图趁几个工钱，乃是替自己尽着义务。倘若不卖力，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过反对了自己的初愿。因为照这么随随便便的敷衍，或者简直踉踉跄跄的闹笑话，不如早还守着漆黑的一团。何必轻易的变动，无聊的绵延，担任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样，编这一幕的两手动物呢？
并且看客也就是自己的众兄弟们，他们也正自粉墨了登场。演得好不好，都没有什么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骗自己吗？
并且，卖钱的戏只要几个“台柱子”，便敷衍过去。其余“跑龙套”的也便点缀点缀，只算做没有罢了。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的，辛苦的出台，只算做没有呢？
并且，真的戏，唱不来，下场了不再上场，就完了。这是叫作物质不灭，连带着变动，连带着绵延，永远下了场马上又要登台的呀！尽管轮到你唱，止是随随便便的敷衍，踉踉跄跄的闹笑话，叫人搜你的根脚，说道，“这到底是漆黑一团的子孙，终是那漆黑一团的性气！”不丢人吗？
这是吴先生的人生观。他盼望“既有了人生，便要……把演唱的脚本做得好好的，然后不枉一登场”。
怎么样方能把这出义务戏唱得好好的呢？吴先生说：用你的两只手去做工，用你的脑力去帮助两只手制造器械，发明科学，制作文明，增进道德。
人是制器的动物。器械愈备，文明愈高。科学愈进步，道德越进步。
人之所以尤进于禽兽者，何在乎？即以其前之两足，发展为两手。所作之工愈备，其生事愈备，凡可以善生类之群，补自然之缺者，愈周也。《（勤工俭学传）书后》
这个思想常在他的口中。
人者，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者也。（《杭育》十）
说得详细点，便成了他的“品物进步论”。
总括言之，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备物最有力的新法。
什么叫作世界的进步止随品物而进步呢？……人类或云已有三兆年，或云有了一兆年。姑取后说，认为只有一兆年，于是分：
七十四万年为原人时代，品物一无所有。
十五万年为老石器时代，器物止有不多几种的坚石卵，名曰石斧。
十万年为新石器时代，器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针，角锤，种种，————甚而至于有青铜器。
一万年至今为书契代了结绳，文明肇开时代。自琴瑟，耒，杵臼，至今轮船，火车，飞机，潜艇，无非极言其品物之多而已。
即论这书契以后的一万年：
五千年草昧初开时代，……那时的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状态，东西不能讳。
三千五百年为专制时代。……
三百年为宪政时代，————西方哥白尼一声大喊，太阳居中而不动，金牛宪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为共和时代，则华特的汽机出世之故。……（《杭育》十一）
吴先生对于物质文明的信仰是很可以叫我们这些信仰薄弱的后生小子奋发鼓舞的。他曾自己宣布他的几个信条：
1.我是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宇宙观及人生观》）
2.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然兆兆兆兆境没有一境不该随境努力；兆兆兆兆时没有一时不该随时改进。
3.也许有少数古人胜过今人，但从大部分着想，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
4.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人每忽于此理，所以生出许多厌倦，弄成许多倒走。
5.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的疑难亦愈易解决。
最后这一项便是他的“品物进步论”。他说：
我们再讲物质文明帮助人类在地球上大同之进行。前年美总统有选举之说，无线德律风预备临时添置两百万具。那就人民普遍监察，运用愈周，共和可以愈真。如德国之工业教育，虽全厂工程师战死，工头能代行职务！工头又死，工人亦能勉强开工。于是劳工大学等之设备成为理论。工人智识愈高，合作工厂将代用资本工厂，业组之社会主义可不烦流血而成。铁柱日铸万枝，水泥日出万桶，试验仪器充积厂屋，精铁油木之桌椅满贮仓库；三十里而峨焕完备之大学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闳富丽之书库博览室又堪驻足；一动车而千亩云堆，一开机而万卷雪叠，人皆为适量之节育，亦各操两小时之工：如此而共产，庶几名实两符。你想，倘要如此“睡昏”的做梦，缚了理智之脚，要想请直觉先生去苦滴滴的进行，他高兴么？回头过去，向后要求，走最高等之一路，是其结果矣。
吴先生“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但是旧玄学鬼还有几件法宝可以拿出骗人，如“直觉”，“良知”，“良心”，“非量”等等。吴先生把这些有麻醉性的名词也都一笔勾销了，他很坚决地说：
直觉罢，良知罢，非量罢，良心罢，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灵机活动，麻醉得了不得的神物。
他本来说过，（引见上文）
……人……接触外物，则造感觉；迎拒感觉，则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误，乃造思想而为理智；经理智再三审查，使特种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适当，或更反纠理智之蔽，是造直觉；有些因其适于心体，而且无需审检，故留遗而为本能。如是每一作用，皆于神经系增造机械，遂成三斤二两脑髓，又接上五千〇四十八根脑筋。
这里关于直觉与本能的起原，最不满一班旧玄学者之意。吴先生自己另有详细说明，大意是说：
本能便是情感要登台，经理智习练成的动作，作为不能候登台后再整备的应用品。直觉便是情感要盲进，经理智在恒河沙数时代，及恒河沙数环境，细细审查过，遗传了，经验了，留为情感一发不及思索时的救急扶持品。
他指出：
因为直觉（其中含有旧理智）并能纠新理智之失，故古来把直觉算灵机的玄学鬼就误把直觉放到理智之上，（哪里知道他不过是理智精神的产物？）以为理智是不能批评直觉。岂知直觉固然一定是一种救急宝药，却并非万应灵丹。他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个恒河沙数不断的演进。没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进，那直觉就可以显出无办法，无意味，闹起直觉的破产，那就“良心靠不住”，“良知包办不来”的怪声反聒耳的来了。
旧玄学者最爱引用孟子说的“四端”来证明直觉出于先天。吴先生也就用“四端”来证明直觉不出于先天。四端之中，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自己的面孔便不像天生，可以省却纠缠”，故吴先生止讨论恻隐与羞恶两端。他在讨论恻隐之心的一段里，举了两件北京实事作例。一位中国陆军次长的汽车撞伤了两个学生。竟自开车走了，不顾那受伤流血的学生。一位瑞典使馆秘书的汽车撞伤了一个煤车夫也流血了，那位瑞典秘书立即停车，叫人把受伤的人扛上自己的汽车，送入医院，留下自己的住址，方回去。吴先生说：
这就是，瑞典秘书的祖宗已算了几十代账；陆军次长的祖宗止把恻隐之心（此四字原文作“孺子入井”，今以意改。）算做灵机活动，没有算账到少爷翻车上去，所以直觉便有程度差
等的分别。
关于羞恶的直觉，他说：
激起羞恶，虽较锐利，然而要想解决他，却靠了理智更多，理智要替他用算账工夫筹备得更劳。
他试举男女的关系作例，举出了三件实事：
1.后汉名士荀爽（八龙中的无双）之女荀采，嫁给阴氏，生一女而夫死。荀爽把她别许郭氏，他自己诈称病笃，把女儿骗回家，强载她送到郭家。她到郭家，自缢而死。《后汉书》记此事，但表荀采之节，而完全不责荀爽之迫女再嫁。
2.一千七百年后，松江周女士在某校教书，因与校长互相惬意，就正式结了婚。她的父亲周举人以为他的女儿做出“不端”之事，把女儿骗回家，同船到中途，推她坠水而死。
3.又过了十五年，日本文学家有岛武郎是个有妻之夫，同一位有夫的波多野夫人发生了极热烈的恋爱，遂相约自杀了。中国有位理学少年谢先生对于此事却居然大加赞叹，称他们俩有杀身成仁的直觉。
依这三件事看来，究竟谁的羞恶之心可算是先天的直觉呢？吴先生说：
所以理智审查了情感，预贮些直觉在脑子里，做个应急时的宝丹，是我们人动物（或不只人动物）的一种能耐。然而环境的变动，静稳舒缓，一代一代只把老方子使用，好像只是一个上帝钦定的御方，……也就说得去。若环境变动剧烈，只十五年，便药不对症；一定发现或是前的直觉，（周举人的）或是后的直觉，（谢世兄的）终有一个假冒仙传。
若要说彼此被环境改动，那就要问谁是改方先生呢。方晓得那改方先生姓理名智。于是理智先生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便门诊出诊，应酬一个不了。
在这一方面，吴先生最接近戴震。戴震要人知道“理”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人心止有心知，可以扩充训练到圣智的地步；训练的法子只是“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戴震要排斥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因为他深信“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
吴先生所以要排斥那些“把直觉算灵机活动的玄学鬼”，也止是因为认直觉为天理流行，或灵机活动，必至于把那些成见习俗“假冒仙传”的老方子认作良知直觉，其害正等于认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这种纯任理智的态度也和吴先生相同。吴先生并不完全否认直觉，他只要我们明白直觉到底“还是要经过理智不断的帮助，叫他进而愈进”。不受理智指导帮助的直觉，正和戴震所谓“意见”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盲目，同样的武断专制。
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至于“无蔽”，方可以得理。吴先生更要进一步，要人平日运用理智，养成为善的能力，造成为善的设备。单有无蔽的理智，或单有直觉的好心，若没有可以为善的能力与设备，还不是空口讲白话？例如孟子讲恻隐之心，只敢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吴先生便要追问，假使把“将”字换了个“已”字，又怎么办？吴先生的人生观是把人看作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在台上做义务戏。这出戏不是容易做的，须充分训练这两只手，充分运用这个大脑，增加能力，提高智慧，制造工具：品物越备，人的能力越大，然后“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努力朝这路上走，“没有一境不该随境努力，没有一时不该随时改进”，这才算得“人生观”。
反乎此者，都只是“人死观”。“涅槃”，“寂灭”，“出世”，都是人死观，不用说了。就是那些什么“持中”，“调和”，“顺天理而待尽”，“物来而顺应”，也都只是懒惰人的半生半死观，————人也够不上整个的人，生也够不上活泼泼的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世间一班昏人，偏要赞叹这种半生半死的生活，自命为“精神生活”！吴先生喝道：
玄学美学先生，他的个体精神被自然物质屈服了，发起一种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风明月弄得穷愁潦倒，又把同类的臭皮囊害得风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无长物，便叫作“精神生活”。
以被屈为和平，以被屠为牺牲；青山绿野，戴寝载哦，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于刀俎上之宛转呼号而终，————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杭育》五）
这便是吴先生说的“无端的……辛苦的出台，只算做没有”。吴先生的人生观的结论是：
言生而至于有人，宇宙之戏幕自更精彩。至此而挟极度之创造冲动，及最高之克己义务，始可自责曰，人者庶几万物之灵！凡覆天载地之大责任，为宇宙间万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一由吾人招呼之。如此，岂是“就生活而生活”，“顺天理而待尽”，可以胜彼艰巨？
是故人也者，吹个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团，而使处办宇宙，又以处办得极精彩的宇宙之一段双手交出，更以处办宇宙之责任付诸超人者也……
悠悠宇宙，将无穷极，
愿吾朋友勿草草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