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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有这样一种理论：中国人神秘莫测，奇思怪想多，西方人理解不了。也许，在中国再多看看，多走走，我也会这样看。但就我在这里工作这段时日所历而言，我觉得上述看法没有依据。我怎样跟英国人说话，就怎样跟中国人交谈。他们回答我的方式，跟英国人对有知识、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说话方式是一样的。我不相信“摸不透的东方人”这种神话。我相信，如果让英国人或美国人跟中国人玩一个互骗游戏，十有八九是前者赢。但因为中国人多，又相对贫穷，在跟富裕白人打交道时，这种游戏一般是一方赢定。所以，毫无疑问，白人上了当，被骗走了钱。但话又说回来，到过伦敦的中国大官寥寥无几，他们在那儿受没受过骗，没几个人知道。
中国人最不凡的一点是，有本事讨得外国人的喜欢。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不论他们是以游客身份来中国旅游，还是在中国定居多年，都是这样的看法。虽然英日结有同盟，我几乎想不出来有哪个到过远东的英国人像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在中国人中间生活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学会他们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的人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恶”印象深刻。这些恶包括：中国叫花子多，生活困窘不堪，疾疫盛行，政治腐败，混乱无纪。刚开始，每一个热心肠的西方人都有强烈愿望纠正这些“恶”。而且这些恶也必须得到纠正。
轿子
人力车
但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受天灾、一时走了霉运的人，看到外国人一腔热情，也还是消极以待，无动于衷。他们坐等霉运消失，以为倒霉事终究会像苏打水那样走了气。这让那些来中国走走看看的外国人感到摸不着头脑。渐渐地，他们会感到犹豫动摇，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气愤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深信不疑的所有箴言警句。时刻防备着将来不走霉运是否明智？老是想着以后哪天有灾、搞得现在心神不宁欢乐全无是否就叫谨慎？建了一座豪宅，却根本没有闲心住在那里，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这样应不应该？
中国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忍受贫穷、疾病、混乱无纪。但为了弥补这些恶，他们留住了工业化国家已经丧失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享受闲暇，播撒欢笑，沐浴阳光，懂得雅致之乐、思辨之趣。我没有见过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爱笑。不论什么事，他们都能从中找出欢乐，讲一个笑话就能化解纷争。
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在任何一个把事前算计妥当看成美德的国家，那里的人都会不断抱怨天热难熬，为的是多得几个小费。我们欧洲人会用这段时间给自己添愁，害怕汽车找不对路，不等我们。而在中国，家境优渥的人也许已经开始讨论宇宙是按圆圈移动，还是直线行进。或者，他们开始思考，至德之人会不会舍弃一己的心思计虑，或是在有些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那些错认为中国还没有开化的白人。这些人完全忘掉了构成文明的要素是什么。不错，北京还不通电车，电灯昏黄不明。不错，中国有一些地方风景殊胜，但欧洲人心急难熬，想在那里挖煤，破坏美景。不错，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擅诗能作，但记不好《惠特克年鉴》列举的事实。欧洲人在给别人推荐房子的时候，会说这里地势好，坐火车上哪儿都成。在他们心目中，好地段应该是四通八达。但中国人不会提火车的事，要是问他们，他们也答不对。但他们会告诉你，这里有一座宫殿，古时候皇帝让建的；还有一座湖心亭，唐朝一位大诗人给修的，供学者避世去愁。就是这种看法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野蛮不开化。
中国人不分高低贵贱，都镇定自若，沉静端重。欧洲教育一般不会损毁这种气质。中国人不会自矜自夸，小到个人是这样，大到国家也一样。他们有一种豪气，感觉不用自己夸自己。他们承认，跟外国一比，中国军事不强，但他们不认为杀人杀得又快又好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品质。我觉得中国人从心底里觉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最精深的文明。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人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完全不同。但渐渐地，我们会感觉到，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不算那么荒唐。实际上，自我坚持某种价值观标准，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尽可能促成多种变化，改变自己所在的环境。典型的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多地体会恬淡雅致之乐。这就是中国和英语世界最为根本的不同。
我们西方人执迷于“进步”，并把“进步”当作伦理道德，掩盖我们希望促成变化的欲望。比如，如果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真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会觉得这种问题愚不可及。机器当然促成了伟大变化，当然推动了伟大“进步”。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爱慕进步，实际上十有八九是爱慕权力，享受那种“大令一下、情况变化”的快感。为了追逐这种快感，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会拼着性命去工作，一心要集财百万。等到梦想成真，他却得了消化不良，不得不吃面包喝清水，在款待客人的盛宴上变成看客。但他这样安慰自己：我还可以操控政治，可以视投资盈亏与否，煽起烽火，阻止战争。正是这种气禀让西方国家“进步”。
当然，中国也有野心勃勃的人。但这样的人比他们的西方同类要少。而且他们的野心呈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虽然这种形式不比我们的更好，但他们更看重愉悦，而不是权力。这种偏好自然而然导致这些中国人普遍贪财。金钱能带来愉悦，所以要好好求财。对西方人来说，金钱主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西方政客不求多财但求大权，有了权就算清贫也很满足。而在中国，督军握有实权，常常把权力当作积攒财富的唯一手段。他们心里打算的是，时机一到就逃到日本，靠手中掳掠的东西在日本不声不息享受下半辈子。如果逃跑的过程中失掉了权力，他们也不会太可惜。很明显，这些政客虽然造成破坏动荡，但也只是局限在受他们管制的省份，远比西方政客造成的损坏小。我们的政客为了赢得一次选举，不惜毁掉整块大陆。
中国政治腐败、混乱无纪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而且，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这种乱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西方的“高效”政府造成的小得多。现代政府所开展活动的百分之九十都会造成损害，所以，这种政府效能越低越好。目前，北洋政府怠惰腐败、愚蠢无知，反而能让中国人享受一点个人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
中国法律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糟糕。有时候，北洋政府迫于外国压力，会把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人关进监狱，这跟英美情况一样。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般情况是，政府很少干预，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1]。中国人不必亦步亦趋随大流，就像1914年以来的欧洲、1917年以来的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仍然可以为自己思考，想出结论后也不用害怕说给别人听。强调个人可大有作为的思想已经在西方消失不见，但在中国依然可以找得见，这可以算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在中国，每一个苦力工人都可能做到自尊自重。但在西方，只有少数财大气粗的金融家才能做到自尊自重。
在华外籍人士常常觉得“顾面子”这件事很是荒唐。但“顾面子”只是对社交行为领域的个人尊严表示尊重。每个人都有“面子”，连最卑贱的乞丐也不例外，如果你不愿触犯中国伦理规范，就不要侮辱乞丐。如果你跟中国人说话的措辞方式不符这一规范，他们就会发笑。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愿怪罪你，就必须把你说的话当成玩笑，一笑了之。
有一次在课上，我觉得学生不用心听课，就跟他们说了相同情况下应该跟英国学生说的话。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学生们都在笑，面露尴尬。刚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才弄明白原因。中国人，即便是最讲时髦的那些，也远远比我们西方人更注重礼貌得体。对这方面的关注当然有损效率，也影响个人交往，而且后者造成的影响更严重。不看重礼貌得体形式的人会觉得对方不够真诚，不爱讲实话。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希望这种风气淡一些。但对那些受够西方残忍暴戾的人而言，看到中国人温文尔雅，会觉得很舒心。不过，如果要作整体权衡，比较一下中国人的这种温文尔雅跟我们西方人的直率坦诚，哪个好，哪个坏，我不敢妄下判断。
中国人让人想起英国人也爱妥协折中，习惯顺从公众舆论。在中国发生的纷争最终很少会发展成残忍暴力事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如何对待清朝末代皇帝看出来。西方国家建立共和制时，一般会废黜君王，还砍下他的头。就算不砍头，也不会让他在这个国家待下去。但中国人让皇帝保留了称号，留下了他住的美丽宫殿，给他成群的太监使唤，每年还给他几百万美元。末代皇帝现年16岁，安稳地住在紫禁城里。有一次内战期间，他还名义上掌权，又当了十几天的皇帝。此后再次见黜，但没有遭到任何惩罚。
公众舆论在中国力量很大，一旦搅起来，会真的发挥作用。根据各方面消息，1920年夏天安福党倒台就是因为舆论不容。安福党亲日，当时正从日本筹借款子。中国人最恨日本人，反日政治浪潮波及最广。学生们慷慨陈词，公众为之感染。起初，安福党以军事实力见强，但手下士兵渐渐看明白了让自己打仗的原因，就萌生退意，走散了不少。最后，反对安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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