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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局势非常复杂，很难猜出华盛顿会议最后能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更不知道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逐一阐明各种因素，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化问题，而是形成一种犹豫踌躇的态度。我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会逐一论述美国、日本、俄国、中国的利益和愿望。希望通过个例阐释，弄清楚这些复杂多样的利益和愿望中有哪些能够增进全人类福祉[1]。
先从美国说起。因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牵头者，又是主导世界的强国。美国舆论主张和平，同时受一种看法影响很深。这种看法就是：美国有智慧，有贤德，其他国家又愚蠢，又邪恶。这种观点悲观乐观兼具。我无意反驳悲观部分，但对乐观部分存有怀疑。除了主张和平，美国公众信仰工商立国，新教伦理养德，重体育、讲卫生，伪善无恶。这几点可以算是美国和英国文化的支柱。我在远东遇到的所有美国人，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是美国文化的传教士。这里的“教”既包括名义上的基督教，也包括与基督教无关的思想观点。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伪善”的含义。我指的不是日本外交官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有意识的伪善，而是更深一层、没有意识、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品格的那种。大家都知道，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拉布谢尔这样评价格莱斯顿。拉布谢尔说，格莱斯顿跟其他政治家一样，身上一直藏着杀手锏。但跟其他政治家不一样的是，格莱斯顿自己以为，是上帝把这个杀手锏放在了他那里。这种态度就是英国特色。萧伯纳对此有过讽刺，英国人自己多少也会批评自己。但美国人仍抱有这种态度，而且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就跟50年前的英国人一样。这样的态度在很多方面都说得过去。因为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要比今天的英国更关注道德的力量；当下的美国比别的强国（俄国除外）更强调道德之功。但现在我们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格莱斯顿推崇道德，他的继任者却愤世嫉俗，奉行帝国主义。类似的趋势也注定会在美国出现。因此，当我们评价扩大美国影响力有多大益处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以后肯定也要丢掉崇德向善这种理想主义。
而且这种理想主义既行善，也作恶，与宽容相左。何为宽容？宽容要求我们在处世之时，不仅自己能活，也让别人活。心怀宽容，就能让世界少一些煎熬，让不那么热衷好凶斗狠的人也觉得日子过得下去。在那种发善心做好事就是为了追名逐利的喧嚣氛围里，艺术很难产生，人们也很难静下心来思考感悟。这跟大扫除期间很难坐下来写本书是一个道理。每年来一次大扫除的理想本身很有益，也很宝贵，但如果只有这一种理想，没有其他理想相伴相生、成就丰富多姿，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没有趣味生机、让人觉得活着不舒服的世界。
乍一看，我说的这些似乎跟华盛顿会议扯得有点远。但如果我们要公正评价美日之间的摩擦，就必须理解上述观点。我希望能不假思索地说，美国一直都是中国的挚友，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死敌。不过，有一点的确不假：美国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要比其他强国都要多，而日本如果看到胜利在望，就渴望打仗。基于以上几种判断，我很高兴看到英国政府跟美国示好，放弃了以穷兵黩武为要的英日同盟。但我不希望英国这一决定是冲着以下两点去的：第一，跟日本人作对；第二，盲目依赖美国，以为美国将来会释放种种善意。
首先应该注意到，当前的美国政策，就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两方面而言，很显然既对全世界有利，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先说海军问题。如果美国海军规模与英国相当，就会具备很强的实力，让英国海军部不敢轻动干戈，这样美国就能控制很多海域[2]。美国人对日本海军态度坚决，但对法国潜艇不太放在心上。法国潜艇也就只能吓唬吓唬英国罢了。如果这几个国家能牢牢控制海上，不用担心外敌，就可以限制海军战备、减少开支，这样对谁都有好处，也不牺牲美国利益。再来说中国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体现在经济方面，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全域向美国工商业开放。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划定势力范围的政策显然比不上门户开放政策有优势。因此，我们不应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政策违背了自身利益，是一种自由开明政策。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只要触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人抱持的偏见有出入，开明自由原则也好，人道主义精神也罢，都会失去分量。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巴拿马运河通行费，另一个是俄国贸易。就巴拿马运河来说，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对英国船运实施歧视性政策，但美国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实施歧视性政策，对美国船运有利。即便这项法案最终会遭到总统否决，但目前形势足以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众议院议员同意德意志帝国首相、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条约义务的看法，那就是，只要事先约定好了，不管出多大乱子，都要按约行事。至于对俄贸易，英国首先与俄国通商，美国人一向敌视布尔什维克。直到今天，美国工会领袖龚帕斯还以美国工人的名义，大骂英国人“与杀人犯握手言和”。因此，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向让人敬重，仁厚开明。证据就是：只有这些美德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说，符合金钱利益，美国人才会选用这些美德加身求誉。如果不能，就说不适用。
我当然还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我认为再举一个就够了，因为这个证据与中国有关。我从美国期刊《自由人》（1921年11月23日期第244页）摘引如下：
11月1日，中国政府欠芝加哥某大银行550万美元借款到期，但无力偿还。美国国务院曾在这笔贷款谈判期间提供过方便。现在，为了兑现危急时刻政府会出手相助的诺言，美国国务院给北京去了一封电报，威胁说，久借不还会对中华民国的财务政治评级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国际银行团中的美国银行家提出要向中国政府预付一笔款子，供其偿还上述贷款、其他拖欠债务，以及12月1日应还款。这一提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家和政客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扮英雄，又装恶棍。他们先是联手制造了一出危险的局面，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中国政府不与国际银行团建立关系，就无路可走。这样一来，就为中国最终成为美国金融受保护国铺平了道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北洋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后，决定不从国际银行团贷款，不接受其条件。在我看来，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理由充分。《自由人》同一篇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贷款计划通过，国际银行团里的银行家会成为中国的实际所有人。这些银行家国籍不一，但只有来自美国的那些才会从这一局面中占尽好处。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初，国际银行团就企图借会议之机，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对此，英国假装不知道，美国则非常清楚。1921年11月17日的《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5页刊载了一封电报，标题为“国际共管中国”。电报内容是：有人认为美国正准备建立国际共管。顾维钧对《费城公共纪实报》说：“我们对提出国际共管的动机表示怀疑，我们完全不认为该建议切实可行。中国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制定的向中国提供国际援助的任何计划。”他又补充道：“国际共管不会起到援助作用。必须给中国时间、机会，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正在经历震颤不安，全世界不应胡乱猜测，夸大事实。”这些话都是真知灼见，每一个真心与中国交朋友的人肯定都会赞同。在同一期《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8页，我还找到了下面这段话。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日本每周纪事报》是全世界最好的周报。
有人引用辛博森的话：“国际银行团图谋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银行团代表人、摩根合伙人拉蒙特向中国提供价值16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因为拉蒙特坚持认为，德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已由摩根公司购进，贷款应从中而来。”听到这一说法后，拉蒙特断然否定：“辛博森的声明无凭无据，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个叫辛博森的人说中国拒绝国际银行团共管。他可真厉害。谁说我们想共管？我们迫切希望华盛顿会议找出这样的解决方案，能给中国充分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
洞明世事的人都清楚，拉蒙特这么生气，是因为被触到了痛处，恼羞成怒。如果拉蒙特没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就不会把这个著名作家、中国人的好朋友称作“这个叫辛博森的人”。
我不愿说这个不利于国际银行团的证据确凿无误，也不想浪费笔墨展开来谈。但对欧洲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士来讲，拉蒙特说国际银行团不想共管，听起来自相矛盾。愿意借钱给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的人肯定是想参与管理。即便没有芝加哥银行那件事，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摩根财团的诸位大人先生纯粹想发善心，不关心自己的钱能不能生利息。不过，国际银行团在中国办事的人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就想做好事不求利。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人的疑心越来越大。
1921年11月30日的《新共和》杂志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作者是布瑞尔斯福特，标题为“和平新技巧”。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不完全适用于发稿时的情况，但预见了未来时局。我估计，如果美国在远东得势，中国不得不言听计从，提供场地，让外国人搞工商业；中国会建成西方眼中的仁政，替代目前“悉听尊便”式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多的财富从中国流向以美国为主的投资国；中国无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靠挣血汗钱卖苦力维持生计；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传播；美国文明取代中华文明；传统之美荡然无存，只剩下那些百万富翁认为值得一买的艺术品；中国渐渐觉醒，意识到自己正受外国人剥削；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的一天，某个秘密大会社发出暗号，把遍布天朝帝国的白人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以上种种可能不可避免，这是人类本性使然。为什么要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为了让富人变得更富。但有人会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想要“仁”政。虽然给“仁”下定义很难，但“仁政”的定义跟字母ABC一样简单，谁都会懂。能给资本家产出肥厚红利的政府就是“仁政”。
中国人温文尔雅，但求正义自由。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要高明，能够让人类幸福快乐。中国有一群青年人，志于改革，蓬勃有朝气。假以时间，他们定能复兴中国，创造出一些东西，远远好于破旧损蚀、难以致新的体制，而我们把这种体制称为“文明”。“少年中国”完成使命之时，美国人就可以与中国做贸易赚钱，但又不会毁坏这个国家的灵魂。中国需要一段没有政府管制的时期，以便找出自我救赎方案。所有伟大的民族都不时地需要这样一段时期。1861——1865年美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英国执意施行“仁政”，横加干涉，不幸见弃。在今日中国，所有强国都想横加干涉。美国人意识到这是一种邪恶旧大陆的把戏，但一涉及自家银行团，就视而不见，执迷不悟。我想请求他们，承认自己跟别人一样，多想想《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给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所设的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批评完美国这么多，我们再为日本辩护几句。
日本没有主动找西方列强建立关系。日本所求于世界的是自成一体、自行其是。但这不符合白人国家的愿望。美国行动在先，是马休·佩里率美国舰队登陆日本，让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彪悍凶猛。没过多久，日本人就看明白，要跟白人打交道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屈己从人，要么用白人的武器打白人。日本选择的是后一种办法，为此建造了一支现代陆军，并请德国人来训兵。日本的现代海军师从英国，现代机械采自美国，现代道德糅杂各国。除英国人以外，人人震恐，称日本人为“黄色猴精”。但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开始得到敬重。此后，日本又攻下青岛，奴役半个中国，让巴黎和会上其他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但西方仅仅是因为日本装备强、会打仗才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日本人还有别的长处，但都不会让他们免于白人的污蔑轻视。
欧洲以外的人很难想象，白人跟皮肤带不同颜色的人接触时，心里怀着多么大的偏见。我见过学识渊博得如圣保罗大教堂教长威廉·英奇一样的中国人，被那些浮夸浅薄的白人视为尘芥。而在英国国内，没有一个公爵敢以那种态度对待一个清道夫。日本人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海军陆军。白人再也不敢欺负日本人。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标志着白人开始改善与有色人种的关系。如果日本人吃了败仗，被赶出大国行列，那么有色人种都会遭殃，白人又会捡回那种傲慢偏见。全世界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即让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文明类型存之于世。
从物质方面来看，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相似之处。不过，日本的工业还不够发达。但从精神层面来看，日本跟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完全不同。日本人崇拜天皇，把天皇当作真实存在的神。每个乡村学校都会教导孩子尊崇天皇。正是由于这一信仰，日本民众普遍支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局限于经济，还带有中世纪王朝立政、领土扩张的色彩。孝道是日本道德之基，这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之父。日本人的这种看法跟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那种不讲迷信、注重现实的态度是同一种类型。但在欧洲，皇权、教权各有其主，他们在吵吵嚷嚷中促进了自由思想。而在日本，自1868年以来，教权皇权集圣人于一身，不存在内部冲突争斗，由不得民众去质疑。
跟中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有宗教信仰。在一个论点论证为真之前，中国人不信其真。而日本人在一个论点论证为假之前，不信其假。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证据否定天皇神性。从本质上来讲，日本宗教强调国家民族至上，跟旧约中的犹太人观点很像。神道教是日本国教，自1868年创制以来[3]，一直是主流思想，成为学校教育宣传的主题。当然，日本还有一种古老的神道教，但现代神道教的多数教义都是新近才形成的。神道教无意普世传播，跟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一样。这是一种部落信仰，仅仅面向日本人。神道教之外，日本人还信佛，习惯用神道教仪式举办婚礼，以佛教法事举办葬礼。在日本人眼中，佛教更适合悼念亡人。虽然佛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但日本人信仰的佛教宗派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4]，跟英国国教会类似。多数住持结婚带妻，有一些寺庙实行住持世袭制。庙宇礼佛护法之人地位显赫，让人想起英国国教的会吏总。
日本人虽然采用工业化方法推动生产，却没有丧失自己的美感。人们会听到抱怨说日本商品质量不好，但日本人在工业化生产中凝练艺术品位，表现力之强，令人赞叹。如果日本富裕起来，可能会建造出像威尼斯那样美的城市，建筑方法能跟纽约一样现代。在世界各地，工业化大生产让丑陋风潮一涌而起。所以，任何一个能让这种风浪退潮的民族都让人感激。
日本人认真热忱，意志坚定，工作极其勤奋，可以为一种理想作出极大牺牲。当然优点与缺陷并存：缺乏幽默感，暴虐残忍，不能宽厚恕人，不接纳自由思想。但这些缺陷并不是人人都有。日本有不少男女卓尔不凡，成就斐然。此外，日本文明从整体上来看，有一种坚定不懈怠的冲劲和活力，很是让人敬重。
在日本工业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也在兴起[5]。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信仰社会主义理论，但因为没有劳工组织，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很小。在日本，工会发展很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各种流派，而且非常活跃。如果日本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就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在日本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日本社会主义者跟其他国家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与民族、国家诞生有关的迷信观念，因此备受政府迫害，但比美国社会主义者处境要好。我说这话，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这么跟我讲的。
实权仍由贵族家庭掌握。根据宪法，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对国会或首相负责，外务省不喜欢的政策他们仍然可以执行。比如，如果外务省承诺从海参崴撤军，陆军省仍然可以在当地驻守将士，不存在宪法救济。我们认为日本人不守诺言，出尔反尔，可以从以上事实找出部分原因。当然，日本有一个政党希望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但除非现有政权在外交上受到极大侮辱，否则这个政党不可能得势。如果华盛顿会议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不仅从山东撤军，还从海参崴撤离，那将对日本内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人固守这样一种观点：日本没有朋友，美国人是死敌。有人猜测，日本政府认为美日之战终不能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国实施经济帝国主义，不会容忍亚太地区发展工业、跟自己旗鼓相当。日本人早晚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腹中饥馁，奄奄一息；要么战死沙场。日本人恪守武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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