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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洪秀全的党羽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情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间，拜上帝会与其他民兵团体并无两样，他们组队练兵，目的都是驱逐盗匪。通过竞争和训练，拜上帝会的民兵组织战斗力强，而且热情高涨。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当中的两个成员，杨秀清和萧朝贵借助神力获得了权力，分别成了天父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与官府的对抗就此开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反政府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领袖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坐上了领袖的位子。他在1837年所看到的幻象恰好契合了其他人类似的经历与诉求。冯云山来到广东，将洪秀全从花县请了出来，作为这场新运动的首领推到了台前。到此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这里有一些疑点，其一便是冯云山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所有的记录都显示，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当众人集结到一起的时候，他却明显地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杨萧二人究竟是如何被神灵附体，竟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其二，洪秀全成为领袖之后，虽然得到了杨秀清的鼎力支持，但会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关于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耶稣下凡的记录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村民即便在舍弃家园追随天王之后，依然对他存在着不忠，需要有人不断号令他们履行追随者的职责。有几次天神下凡事出有因，那是因为太平军面临被清军打败的危险，但另外几次下凡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太平军内部存在反对势力，企图利用会众的恐惧心理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篡权夺位？如果我们仅根据我们研究过的资料来分析，那么对于这些危机，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会众们背井离乡并非心甘情愿，需要有神明启示作为激励；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随着会众日益增多，上帝必须重新令众人确信，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上天授意的。不过，这支小军队战斗力还比较优秀，而且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战事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天神下凡次数竟有9到10次之多，我们不得不怀疑，根本的矛盾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与外界力量无关。
如果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我们没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疑点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文献。清廷对这次运动的记载可追溯到一个叫朱九涛的人在狗头山创立革命帮会的时期，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后来加入这个帮会的。但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这个帮会的所谓神力根本不够，因此，他们又去了广西，在桂平县创立了拜上帝会。
1853年，梅德赫斯特博士发表了如下言论：“据记载，太平天国本来有一个名叫朱九涛的首脑，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抵达湖南后，所有革命帮会的头目都在狗头山跪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设宴三天为他接风。关于此事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之后便没再提及。”梅德赫斯特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狗头山在广东，不在湖南；如果真有此事，那也肯定是在广西太平军组建之前。但不管怎样，这一证据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足以说明帮会之内确实非洪秀全一人独大，且不说是否有哪个首领地位高于他，至少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是存在的，拜上帝会成立之前，此人就已经是个反清分子了，他也曾试图建立帮会，但成果平平，因为他所宣扬的迷信教义并不能吸引人。若事实与我们所听闻的一样，此人恰好遇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发现前者坚信自己曾被引领到天堂，得了个上帝次子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此人必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利用洪秀全的这段天启经历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此一来，洪冯二人原先那次令人费解的广西之行便也说得通了。精明的朱九涛一眼看到了这一新信仰的价值，可以加以利用，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帮助自己发动政变。他自己创造的那套教义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他决定为洪冯二人所坚持的信仰找一片最合适的土壤，所以，他们来到了广西苗疆的边界，那里也住着不少客家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洪秀全其实是个空想主义者，冯云山才是两者之中更有才能和力量的人。在知会了洪秀全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洪秀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朱九涛和冯云山二人达成了共识，在去广东的途中闪到一边开始传播新的宗教信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洪秀全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至少传教工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的那段幻境中的经历也是传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人传教的同时，洪秀全则在广州老家继续教书，也许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他当时对朱冯二人的密谋根本就不知情。
然而1848年的那场危机最终还是将领导权问题摆上了台面。既然这场运动的基础就是洪秀全所看到的那段幻象，那么洪秀全本人就应该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领导权归属确定之前，洪秀全必须在场，而且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朱九涛真是这场变革的真正策划者，那么他一定期待着最终登上王位。权力之争为1848年那几次天神下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洪秀全本人将其视为自己权力的根源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政权应该由谁来领导？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洪秀全还是热衷政治的朱九涛？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冯云山和朱九涛应该是共同掌握着大权，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宗教方面的造诣要胜过其政治素养。他们所见到的幻象着实帮了大忙，其他人只好让步，等待时机，洪秀全到后否定了其他人看到的幻象，让这些人不得不偃旗息鼓。朱九涛被迫妥协。
那么问题又来了。朱九涛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无论是在朝廷文献中，还是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人的身影。但是，在官方资料中，另一个名字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一本号称是太平军成员所写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名字。中国的所有记述都说，太平天国成立初期有6位王，而非5位，那位多出来的王叫做天德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翻译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的所有布告中，天德王这个名字的位置与诏书中皇帝的署名位置相同。太平军抵达江宁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最高领袖的。但是他们攻占江宁，首次与洋人接触时，关于这个称号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最高领袖的称谓变成了“天王”，“天德”的称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究竟哪种解释会胜出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一份名为《洪大全供》的文书。洪大全是在永安被俘的，他就是那个天德王。
如果这份文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与供词一致，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记得，1852年4月7日，被清军围困在永安多日的太平军终于逃出生天，开始北上，最终抵达江宁。但是其中有一小批人在一种非常费解的情形下被清军拦截并俘虏。这批人当中的领袖明显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被押解到北京严加看管。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称洪大全，说自己与天王洪秀全地位相当。由于他的供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全文抄录了下来。
洪大全供述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有不少论据可以说明这份供词是真实的。
1.清廷相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很高，清军押解洪大全回京时非常谨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朝廷是否认为洪大全的地位高于洪秀全，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至少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叛军的唯一首领，也没觉得俘虏了洪大全就等于粉碎了太平军。如果朝廷后来发现洪大全其实级别没那么高，只是在冒充太平军领袖，那么在获得了更多精确信息后，朝廷必然会在记载中把关于他的信息略去。另外，赛尚阿因失职被削官，是在洪大全被捕后不久，若朝廷认为他在洪大全身份认定一事上被蒙蔽或存在失误，那么这一条一定会成为他被罢免的理由之一，然而实际上朝廷对此并未提及。
2.洪大全自称是湖南人，这一点在沿湘江而上时得到了印证。行至长沙时，押解人员对洪大全说，他们已抵达衡州，但洪大全很快就认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长沙。
3.洪大全自称与天王地位相当，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从运动一开始，便有“天德王”这号人物存在。如果这是洪秀全的号，那么他没有理由在后来改变称号；即使改了称号，也没有理由隐瞒。
4.洪大全的号也与天王之下的其他五位王不一样。他的王号听起来更像是帝王年号。王号中的“天”字说明，他至少与天王平起平坐，说不定比天王地位更高。他所用的名字也很能说明问题，洪大全，一个“大”字便说明了他的位高权重。
5.不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洪大全非常了解天王。由于普通会众与天王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只当天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知道实情的应该只有其他五位王。实际上洪秀全根本无法独立领导一个政府，他更适合躲在他那妻妾成群的后宫里，一门心思去研究他的宗教，任凭手下将领们去南征北战，以他的名义呼风唤雨。如果会众知道他们的领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英明神武，便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追随了。虽然那几位王对洪秀全的这些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愿意为其掩盖，尊这位所谓的先知为君。
我们不能忽略，这份供述中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洪大全把南王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译者注：供词原文是正确的，并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但作者所引用的英文文献译成了北王），有些人可以据此怀疑洪大全的身份，认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多数错误都带有一种刻意的痕迹，还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如此。他似乎不想与这场运动的宗教信条扯上关系，以便能维护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影响力为自己吸引追随者，但他还是想依靠武力夺取王位，而不是靠怪力乱神那一套手段。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位洪大全和朱九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对此二人的身份做过鉴定。不过，洪大全在供词中已明确表示，他所用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与天王关系亲密，来往自由，其穿戴又是身居王位的人才可使用的，所获封号与天王相当，甚至高于天王，而且他还看出，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他的破绽百出的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样一个人，应该在运动早期就身居高位了。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朱九涛外，再无其他人符合条件。因此，洪大全的真实身份，似乎只能是朱九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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