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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怜悯不幸者，宽恕幸福者
幸福是可怕的事！完全心满意足！知足常乐！拥有幸福这一人生的虚假目的以后，就忘却了责任这一真正目的！
不过，平心而论，指责马里于斯也不对。
我们解释过，马里于斯在结婚前，没有问过割风先生，结婚后又怕问让·瓦尔让。他后悔经不起引诱这样做。他心里想得很多，在对方绝望时作出这种让步是做错了。他只限于逐步把让·瓦尔让从家里赶走，在柯赛特的脑子里尽可能抹去这个人。他可以说总处在柯赛特和让·瓦尔让之间，深信这样做她不会发觉，也根本想不到。不仅是抹去，是隐没。
马里于斯做了他认为必要而正确的事。他认为有读者已经见到的严正理由和读者在下面看得到的其他理由，支开让·瓦尔让，但既不强硬，也不软弱。在一桩他为之辩护的案子中，他偶然遇到一位从前在拉菲特银行做事的雇员，他用不着费心，就了解到一些秘密情况，说实话，他也不可能深究，一来要遵守保密的诺言，二来也要对让·瓦尔让的危险处境小心为是。这时，他认为要履行一项严肃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谨慎地寻找原主，归还六十万法郎。此前，他坚持不动用这笔钱。
至于柯赛特，她一点儿不了解这些秘密；但谴责她也同样太严厉了。
从马里于斯到柯赛特，有一种强大的磁力，使她总是本能地，几乎下意识地按照马里于斯所希望的去做。她感到马里于斯对“让先生”有一种意图；她顺而从之。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感到他不说出来的意图隐约而明晰的压力，便盲目地服从。这里，她的服从就是不去回忆马里于斯置诸脑后的事。她无须努力就做到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指责他，她的心灵完全变成了丈夫的心灵，以致马里于斯脑子里的重重阴影也使她的脑子变得暗淡。
不过我们不要走得太远；关于让·瓦尔让，这种遗忘和这种消失只是表面的。她与其说是糊里糊涂，而不是健忘。心底里她非常热爱她如此长久地称作父亲的人。但她更爱丈夫。这就使这颗心的天平出错，偏向一边。
有时，柯赛特提起让·瓦尔让，觉得奇怪。于是马里于斯使她平静下来：“我想他外出了。他不是说过要去旅行一次吗？”“不错，”柯赛特心想。“他习惯这样失去踪影。可是不会这样久。”她有两三次派尼科莱特到武人街，打听让先生是不是已旅行回来。让·瓦尔让叫人回答没有回来。
柯赛特不再多问，她在世上只有一个需要：马里于斯。
还要说的是，马里于斯和柯赛特也出过门。他们去了维尔农。马里于斯把柯赛特带到他父亲的坟前。
马里于斯逐渐使柯赛特摆脱掉让·瓦尔让。柯赛特任人摆布。
再说，人们苛责的、某些情况下子女的忘恩负义，并非总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值得责备。这是本性的忘恩负义。我们在别的地方说过，本性“向前看”。本性把人分为到达者和启程者。启程者转向黑暗，到达者转向光明。从而产生差异，在老人一边是不可避免的，在年轻人一边是不由自主的。这种差异先是感觉不出，慢慢扩大，就像树枝一样分开。枝叶不脱离树干，却彼此远离。这不是他们的错。青年趋向快乐、节庆、鲜艳的光彩、爱情。老年趋向终结。并非互不照面，但不再紧抱了。年轻人感到生命的减退，老人感到坟墓的冰冷。我们不要指责这些可怜的孩子。
二、油尽灯灭
一天，让·瓦尔让下楼，在街上走了三四步，坐在一块墙基石上，就是六月五日至六日夜里，加弗罗什看到他沉思默想坐在上面那块墙基石；他呆了几分钟，然后上楼。这是挂钟的最后一次摆动。第二天，他出不了家门。第三天，他起不了床。
女看门人给他准备蹩脚的饭餐，一点白菜或几个马铃薯，加点肥肉。她瞧了瞧褐色陶盆，感叹说：
“昨天您可没有吃东西，可怜的好人！”
“吃了，”让·瓦尔让回答。
“盆子满满的。”
“看看水罐吧，是空的。”
“这说明您喝了水；这不说明您吃过东西。”
“那么，”让·瓦尔让说，“如果我只想喝水呢。”
“这叫口渴，不同时吃饭，就叫发烧。”
“我明天吃吧。”
“或者等到圣三节再吃吧。干吗今天不吃呢？说什么：我明天吃！整盆菜留着，碰也不碰！我的嫩土豆好吃极了！”
让·瓦尔让抓起老太婆的手：
“我答应您吃掉，”他用和蔼的声音对她说。
“我对您并不满意，”看门女人回答。
让·瓦尔让除了这个老太婆，看不到其他人。巴黎有些街道没有人经过，有些房子没有人来。他住在这样一条街和这样一幢房子里。
他还能出门的时候，他在一个锅匠那里用几个苏买了一个耶稣受难铜十字架，挂在床对面的一颗钉子上。看到这个十字架令他宽心。
一星期过去了，让·瓦尔让在房里走不了一步。他始终躺着。看门女人告诉她的丈夫：“上面那个老头起不了床，也不吃东西，活不长了。那是伤心。我脑子里总想，他的女儿嫁得不好。”
看门人以丈夫的权威口吻反驳：
“他有钱的话就请医生来。他没钱的话，就没有医生。他没有医生的话，就等死吧。”
“他有医生呢？”
“他也会死。”
看门女人用一把旧刀挖草，草长在她所谓的石子路的缝中，她一面挖草，一面喃喃地说：
“真可惜。一个这样干净的老头！他像小鸡一样白皙。”
她看到一个街区的医生在街道尽头走过；她自作主张请他上楼。
“在第三层，”她对他说。“您进去好了。老头不能下床，钥匙始终插在门上。”
医生看了让·瓦尔让，问过情况。
他下楼时，看门女人截住他：
“怎么样，医生？”
“您的病人病得很重。”
“什么病？”
“什么病都没有。从外表看来，这个人失去了一个亲近的人。这就要他的命了。”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他身体很好。”
“您还会来吗，医生？”
“是的，”医生回答。“不过要换一个人来。”
三、当年抬得起割风大车，如今却握不住羽毛笔
一天晚上，让·瓦尔让费力地用手肘撑起来；他抓自己的手，却把不到脉；他的呼吸短促，不时停顿；他发觉比任何时候都虚弱。无疑受到心事重重的压力，他一使劲坐直了穿衣服，挑他喜欢的服装。他穿衣时不得不停下好几次；仅仅穿好外衣袖子，额头上就冒出汗来。
他单独住以后，把床搬到门厅，为的是尽量少占这空荡无人的公寓。
他打开手提箱，取出柯赛特的旧衣。
他把衣服摊在床上。
主教的烛台仍然放在壁炉上。他从抽屉里取出两支蜡烛，插到烛台上。然后，尽管还是大白天，而且是夏天，他还是点燃了蜡烛。在死了人的房间里，有时可以看到大白天点燃了蜡烛。
他从一件家具走到另一件家具，每迈一步都使他疲乏不堪，他不得不坐下来。这根本不是平时的疲劳，消耗体力可以再恢复；这是剩下的还能活动的精力；生命耗尽了，在难以支持的努力中一点点消失，不会重新开始。
他跌坐在一张椅子里，这张椅子放在镜子前；这面镜子对他那么致命，对马里于斯则是绝处逢生，他曾在镜子中看到了吸墨纸印上的柯赛特反体字迹。他在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却认不出来了。他有八十岁；在马里于斯结婚之前，别人看他只有五十岁；这一年等于过了三十年。他脑门上不再是上年纪的皱纹，而是死亡神秘的印记。可以感到无情的指甲抠进去的痕迹。他的面颊垂下来；脸皮的颜色令人以为已经入土；两边嘴角往下撇，仿佛古人雕刻在坟墓上的面具；他以责备的神态凝望空中；好像悲剧人物要怨恨一个人。
他处在这种状态中，沮丧到了极点，痛苦不再流露出来；可以说，痛苦凝结了；绝望好似在心灵上凝成了块。
黑夜来临。他好不费力地把一张桌子和壁炉旁边的一张旧扶手椅拖过来，在桌上放上一支羽毛笔、墨水和纸。
做完以后，他一阵昏眩。等他回复过来，他感到口渴。他捧不动水罐，便将嘴巴艰难地凑过去，喝了一口。
然后他转向床那边，始终坐着，因为他站不住，他望着那件小黑裙和所有这些珍爱的物品。
他凝望了几小时，却好像只有几分钟。突然，他颤栗一下，他感到寒冷袭上身来；他用手肘支在主教的烛台照亮的桌子上，握住了笔。
由于他长时间不用笔和墨水，笔尖弯了，墨水干了，他只得站起来，在墨水中加了几滴水，他不得不停下和坐下两三次，只能以笔尖背写字。他不时擦拭额头。
他的手发抖。他慢慢地写出下面这几行字：
“柯赛特，我祝福你。我要向你解释。你的丈夫有理由让我理解，我应该走开；但他有点误会，不过他还是对的。他很不错。我死后你要永远好好爱他。蓬梅西先生，永远爱我宝贝的孩子吧。柯赛特，你会找到这张纸，下面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你会看到数字，如果我有力气回忆的话，听我说，这笔钱确实是属于你的。整个事情是这样：白玉来自挪威，墨玉来自英国，黑玻璃工艺品来自德国。玉更轻，更宝贵，价钱更贵。在法国也可以像在德国一样仿造。要准备一只两寸见方的小铁砧，一盏酒精灯用来熔蜡。从前的蜡胶是用树脂和黑烟炱制成的，一斤四法郎。我设想出用虫胶和松脂制造。每斤只要三十苏，质量却好得多。扣子是用这种蜡胶把紫玻璃粘在一只黑铁小框上制成的。铁工艺品要用紫玻璃，金首饰要用黑玻璃。西班牙大量进口。这却是产玉的国家……”
他写到这里停止了，笔从他手上掉下来，他痛不欲生地呜咽，这呜咽不时从他心底冒出来，可怜的人双手捧住头，陷入沉思。
“噢！”他在内心叫道（这哀号惟有天主听得见），“完了。我再也见不到她。这是在我脸上掠过的一丝微笑。我连再见她一面也办不到，就要走进茫茫黑夜了。噢！再过一分钟，再过一会儿，听到她的声音，触到她的裙子，看到她这个天使！然后死掉！死没有什么，看不到她就死去是可怕的。她会对我微笑，她会对我说一句话。这会伤害人吗？不，完了，永远完了。我孑然一身。我的天！我的天！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这当儿，有人敲他的门。
四、墨水瓶终于还人清白
同一天，说得确切点，同一晚，正当马里于斯离开饭桌，刚刚抽身回到书房，有一份案卷要研究，巴斯克交给他一封信说：“写信人在门厅。”
柯赛特挽上外公的手臂，在花园里转一圈。
一封信像一个人一样，会有恶俗的外表。纸张粗糙，折叠马虎，有些信一看便令人讨厌。巴斯克送来的信属于这一类。
马里于斯拿起信。它发出一股烟草味。没有什么比气味更能勾起回忆了。马里于斯熟悉这烟草味。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字：“波梅西男爵先生收。他的公馆。”闻出烟草味使他认出笔迹。可以说，惊讶有闪光。马里于斯仿佛被这种闪光照亮了。
气味，这神秘的备忘录，刚在他心里复活一个世界。正是这种纸张，这种折叠方式，这种淡白的墨水，这种熟悉的笔迹；尤其是烟草味。荣德雷特陋室出现在他眼前。
真是凑巧得出奇！他千方百计寻找的两条线索之一，最近他还作出了很大努力，以为永远失去踪迹了，如今却自动送上门来。
他急不可耐地拆开信，看到：
“男爵先生：
如果天主给我才能，我本来可以成为可（科）学院院士泰纳男爵[1]，但我不是。我只和他同姓。如果提起他能使我得到您好心照顾，我就十分高兴。您肯给我恩惠，将得到回报。我张（掌）握一个人的秘密。这个人与您有关戏（系）。我要向您提共（供）这个秘密，希望对您大有用出（处）。我会给您一个简单的方法，将这个人从您遵（尊）贵的家中干（赶）走，他没有权呆在您家。男爵夫人出身高贵。道德的殿堂同罪恶长期共出（处），不能不让出位之（置）。
我在门厅等候男爵先生的吩咐。顺致
敬意”
这封信署名“泰纳”。
这个署名不是假的，只不过缩短了。
再说，文字晦涩，别字连篇，露出真相。身份证齐全，用不着怀疑。
马里于斯非常激动。吃惊过后，他喜上心来。但愿现在他能找到他要找的另一个人，就是救了他的人，他就此了结心愿啦。
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拿了一些钞票，放进兜里，关上抽屉，拉了拉铃。巴斯克打开一点门。
“请他进来，”马里于斯说。
巴斯克通报：
“泰纳先生。”
一个人走了进来。
马里于斯又吃一惊。进来的人他完全不认识。
这个人年迈不说，还长了个大鼻子，下巴缩在领带里，墨镜之外还加上双层绿色塔夫绸遮光帽檐盖在眼上，头发平滑，盖到眉毛，就像英国上层社会的车夫戴上假发那样。他的头发花白。从头到脚一身黑衣服，已经磨损，但很干净；一条带小饰物的链子从背心口袋露出来，令人想到是只怀表。他手里拿着一顶帽子。走路伛偻，一鞠躬腰弯得更加厉害。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人的衣服，尽管仔细扣好纽扣，还是显得太宽大，不像是为他裁剪的。
这里有必要讲几句题外话。
这个时期，巴黎博特雷依街军火库附近，有一幢名声不好的旧宅，住着一个精明的犹太人，职业是将坏蛋装扮成好人。改变形象时间不太长，否则坏蛋会难受。一看之下是改变了，为时一两天，每天三十苏，方法是穿上一套尽可能像正直人的服装。出租服装的人叫做“乔装人”；巴黎的扒手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的衣物相当齐全。给人乔装打扮的旧衣几乎应有尽有。他分职业和等级；他的铺子的每颗钉上挂着一种社会地位的破旧衣服；这里是法官的服装，那里是本堂神父的服装、银行家的服装，一个角落里是退休军人的服装，另一个地方是文人的服装，远一点是政客的服装。这个人是巴黎上演的骗术大型戏剧的服装商。他的破屋是窃贼和骗子出入的后台。一个衣衫褴褛的坏蛋来到这衣帽间，放下三十苏，按照他这一天想扮演的角色，选择适合他的衣服，走下楼梯时，坏蛋成了另一个人。第二天，衣服老老实实地送回来，乔装人信任窃贼，从来不会被窃。这些衣服有一个缺陷，就是“不合身”；由于不是给穿戴的人定做的，有的人穿上太紧，有的人穿上太宽，对谁也不合身。凡是比中等身材矮小或高大的骗子，穿上乔装人的服装都不舒服。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乔装人只预计一般身材的人。他先随便根据一个既不胖也不瘦、既不高也不矮的乞丐来量体裁衣。因此，要求合身有时很难，乔装人的主顾只能将就了。例外只能算了！比如，政客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所以是合适的，皮特[2]穿上会太肥，卡斯特尔西卡拉[3]穿上会太瘦。政客的衣服在乔装人的目录中有所说明，我们照录如下：“黑呢礼服，黑毛皮裤，缎子背心，皮靴和衬衣。”旁边注明：“以前的大使”。还有一个注解，我们同样照录：“在另一只盒子里，有一顶卷得很好的假发，墨镜，小饰物，两根裹上棉花的一寸长的羽毛管。”这些适合政客、从前的大使。可以说，这套服装穿旧了；线缝发白，一处手肘破了纽扣大小的一个窟窿，隐约可见；另外，礼服胸前缺了一颗纽扣；但这只是一个小地方；政客的手总是贴住衣服，放在心口，作用是掩盖缺掉的纽扣。
倘若马里于斯熟悉巴黎这些秘密团体，他就会马上从巴斯克领进来这个拜访者的身上，认出这是从乔装人的旧衣铺租借来的政客礼服。
马里于斯看到来者不是他期待的人，大失所望，对来人变得冷淡了。就在来人深深鞠躬时，他从头到脚打量这个人，用生硬的口气问他：
“您有什么事？”
那人回答时咧嘴笑一下，这种鳄鱼媚人的微笑令人发怵：
“我觉得敝人已经荣幸地在上流社会见过男爵先生。我相信几年前，尤其在巴格拉雄王妃夫人的府上和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党布雷子爵大人的沙龙里见过您。”
佯装认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这始终是高明的骗术。
马里于斯谛听着这个人的说话。他密切注意他的口音和动作，但他越来越失望；这是一种带鼻音的发音，绝对不同于他期待的、尖利的、不柔和的嗓音。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既不认识巴格拉雄夫人，”他说，“也不认识党布雷先生。我平生没有踏进过他们的家。”
回答粗暴。那一个照旧很优雅，坚持说：
“那么是在夏多布里昂府上，我可能见过先生！我很熟悉夏多布里昂。他非常和蔼。他有时对我说：泰纳，我的朋友……您难道不和我喝杯酒吗？”
马里于斯的脸变得越来越严厉：
“我从来没有荣幸得到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接待。闲话少说。您想干什么？”
那人听到声音变得严厉，躬鞠得更低。
“男爵先生，请听我说。美洲巴拿马旁边的一个国家，有个名叫若阿雅的村子。这个村子只有一座房子。一座四层的方方正正的大房子，用晒干的土坯垒成，每一边长五百尺，每上一层缩进去十二尺，每一层前面有一个平台，绕建筑一圈，正中是一个内院，食物和武器放在那里，没有窗户，只有枪眼，没有大门，只有梯子，梯子用来爬上第一层平台，从第二层再爬到第三层，从第三层再爬到第四层，还有梯子下到内院，没有房门，只有翻板活门。没有通房间的楼梯，只有梯子；晚上，把翻板活门关上，撤走梯子，火枪和马枪都架在枪眼上；没有办法进去；白天是幢房子，夜里是座堡垒，八百个居民，这个村子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防备森严？这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危险；到处是吃人生番。那么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这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奇的；那里找得到黄金。”
“您究竟要说什么？”马里于斯打断说，他从失望转到不耐烦。
“要说一件事，男爵先生。我是一个身心疲乏的老外交官。老朽的文明使我精疲力竭了。我想过一下野蛮人的生活。”
“那又怎么样？”
“男爵先生，自私是世界的法则。打短工的无地农民在驿车经过时会回过身来，在自家地里干活的自耕农不回过身来。穷人的狗在富人后面吠叫，富人的狗在穷人后面吠叫。人人为己。利益，这是每个人的目的。黄金，就是磁石。”
“那又怎么样？下结论吧。”
“我想到若阿雅成家。我们一家三口。我有妻子和女儿；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旅途很长，价钱昂贵。我需要一点钱。”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马里于斯问。
陌生人将脖子伸出领带，这是秃鹫的动作，他越发堆起微笑，回答道：
“男爵先生不是看过我的信吗？”
事情几乎是不错的。事实是，信的内容被马里于斯忽略了。他更注意笔迹，而没有细细看信。他几乎记不得内容。他注意到这个细节：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他向陌生人投以深邃的目光。一个预审法官也不会看得更细。他几乎在审视这个人的动作。他仅仅回答：
“说清楚一点。”
陌生人将双手插入两只背心口袋，抬起头来，但不挺直脊梁骨，一面从墨镜中细察马里于斯。
“好的，男爵先生。我来说清楚。我有一个秘密要卖给您。”
“一个秘密！”
“一个秘密。”
“关系到我吗？”
“有点儿。”
“什么秘密？”
马里于斯一面倾听，一面越来越细察这个人。
“我开始是免费的，”陌生人说。“您会看到我是不是会引起您的兴趣。”
“说吧。”
“男爵先生，您家里有一个贼和一个杀人凶手。”
马里于斯哆嗦了一下。
“在我家里？不会，”他说。
陌生人镇定地用手肘擦一下他的帽子，继续说：
“杀人凶手和贼。请注意，男爵先生，我这里不说以前的，过时的，无效的，因时间过长会被法律取消，或在天主面前忏悔会被抹去的事实。我说的是最近的事实，眼下的事实，目前司法还不知道的事实。我说下去。这个人圆滑得很，得到您的信任，几乎得到您全家的信任，用的是一个假名字。我来把他的真名实姓告诉您。而且告诉您是分文不取。”
“我听着。”
“他叫让·瓦尔让。”
“我知道。”
“我来告诉您。同样分文不取，他是谁。”
“说吧。”
“他以前是苦役犯。”
“我知道。”
“您是因为我有荣幸告诉您才知道的。”
“不是。我以前就知道了。”
马里于斯冷冷的口吻，这两次的“我知道”，话语简短，对谈话无动于衷，在陌生人身上激起暗暗的愤怒。他偷偷瞟了马里于斯气恼的一瞥，随即怒火熄灭。这目光不管多么迅速，只要见过一次的人就能认出来；它没有逃过马里于斯的眼睛。有些闪光只能来自某些心灵；眸子这思想的通气窗，会因这闪光而烧红；眼镜也丝毫掩藏不住；等于往地狱放一块玻璃。
陌生人微笑着又说：
“我不敢否认男爵先生的说法。无论如何，您应该看到我是了解内情的。现在我要告诉您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这关系到男爵夫人的财产。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秘密。是要付钱的。我先卖给您。价钱便宜。两万法郎。”
“我知道这个秘密，就像我知道其他秘密一样，”马里于斯说。
那人感到有必要降低一点价：
“男爵先生，给一万法郎吧，我就说出来。”
“我对您再说一遍，您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我知道您想告诉我的事。”
那人的目光里又有一道闪光。他大声说：
“今天晚上我总得吃晚饭呀。我对您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秘密。男爵先生，我这就说。我说了。给我二十法郎吧。”
马里于斯凝视他：
“我知道您的不同寻常的秘密；就像我知道让·瓦尔让的名字一样，就像我知道您的名字一样。”
“我的名字？”
“是的。”
“这并不难，男爵先生。我已荣幸地给您写信，并告诉了您。泰纳。”
“迪埃。”
“什么？”
“泰纳迪埃。”
“这是谁？”
遇到危险，箭猪会竖起尖刺，金龟子会装死，老看守会严阵以待；这个人笑了起来。
然后，他掸掉袖管上的一粒灰尘。
马里于斯继续说：
“您也是工人荣德雷特，戏剧家法邦图，诗人让弗洛，西班牙人阿尔瓦雷兹，还有巴利扎尔女人。”
“什么女人？”
“您在蒙费梅开过一间小饭店。”
“一间小饭店！绝对没有。”
“我对您说，您是泰纳迪埃。”
“我否认。”
“您是一个无赖。拿着。”
马里于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扔到他的脸上。
“谢谢！对不起！五百法郎！男爵先生！”
那人受宠若惊，鞠了一躬，抓住钞票，看个仔细。
“五百法郎！”他又说，十分惊讶。他小声咕哝：“一张真钞票！”
然后他突然大声说：
“那么好吧，咱们就不要拘束了。”
他以猴子的灵活把头发甩到后面，摘下眼镜，从鼻子抽出刚才提到，而且在本书的另一个地方读者见过的两根羽毛管，收了起来，像摘下帽子一样摘下面具。
目光闪烁；露出的额角高低不平、疙里疙瘩、往上走的难看皱纹，鼻子又变成鸟嘴那样尖；重新呈现出恶人凶狠而精明的脸。
“男爵先生没有搞错，”他用清晰的声音说，鼻音完全消失了，“我是泰纳迪埃。”
他挺起伛偻的背。
泰纳迪埃，因为确实是他，异常惊诧；有可能的话，还会惶乱不安。他是来让人吃一惊的，他反而吃了一惊。受到污辱，得到五百法郎，他终究接受了；但他仍然惊异不已。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蓬梅西男爵，而且尽管他化了装，这个蓬梅西男爵还是认出了他，还彻底认出了他。这个男爵不仅知道泰纳迪埃，而且好像知道让·瓦尔让。这个几乎没长胡子的年轻人，这样冷静，这样慷慨，知道别人的名字，知道别人所有的名字，给他们打开自己的钱包，像法官一样对待骗子，又像傻瓜一样赏钱给他们，他到底是什么人？
读者记得，泰纳迪埃尽管是马里于斯的邻居，却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情况在巴黎是常见的；以前他隐约听到过两个女儿谈起一个叫马里于斯的很穷的年轻人，住在这幢楼里。他在不认识的情况下，给对方写过一封信，读者都知道了。在他的脑子里，这个马里于斯和蓬梅西男爵怎么样也对不起来。
至于蓬梅西的名字，读者记得，在滑铁卢战场上，他只听到过最后两个音节，他对这简单的一声道谢，[4]始终抱着不无道理的不屑一顾。
此外，二月十六日，他让女儿阿泽尔玛追踪新婚夫妇的踪迹，还有他自己追寻的结果，他终于知道了不少情况，他躲在黑暗的深处，却成功地获得不止一条神秘的线索。他由于机灵而发现，或者至少由于推测，猜到了那天在主管道里遇到的是什么人。他很容易从人想到名字。他知道，蓬梅西男爵夫人就是柯赛特。但在这方面，他打算谨慎从事。柯赛特是什么人？他也拿不准。他隐约看到是个私生女，芳汀的身世他总觉得模糊不清；但何必提起呢？保持沉默是为了回报吗？他要或者以为要获得比卖钱更好的东西。从表面看来，毫无疑问，把这点透露给蓬梅西男爵：“您的妻子是私生女，”这只能招来丈夫对透露者的腰用靴子踢一脚。
照泰纳迪埃想来，同马里于斯谈话还没有开始。他应该退后一步，改变策略，离开阵地，换一条战线；但基本实力未受损伤，他在兜里又有五百法郎。再说，他有关键性的话要说，甚至他感到自己很强大，足以对抗这个消息灵通、武装齐备的蓬梅西男爵。对泰纳迪埃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凡是对话都是一场战斗。在即将进行的这场战斗中，他的处境如何呢？他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但他知道要说什么。他迅速在内心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说完“我是泰纳迪埃”，他在等待。
马里于斯在沉思凝想。他终于抓到了泰纳迪埃。他多么渴望再找到的这个人，就在眼前。他马上可以履行蓬梅西上校的遗嘱了。这个英雄受恩于这个歹徒，而且他父亲从坟墓深处给他开出的汇票至今没有兑现，他感到耻辱。在面对泰纳迪埃，他的脑子所处的复杂处境下，他还觉得，有必要为上校被这样一个坏蛋救活雪耻。无论如何，他很高兴。他终于就要把上校的幽灵从这个卑劣的债权人那里解脱出来，他觉得就要摆脱债务的牢笼，自由怀念父亲了。
除了这个责任，他还有另一个责任，如果可能，弄清柯赛特财产的来源。机会好像来了。泰纳迪埃也许知道一点情况。摸清这个人的底细可能有用。他从这里开始。
泰纳迪埃把“真钞票”藏到背心口袋里，用近乎和蔼可亲的神态瞧着马里于斯。
马里于斯打破沉默。
“泰纳迪埃，我说出了您的名字。现在，您来要告诉我的秘密，您要我给您说出来吗？我呀，我也有情报。您会看到，我知道得比您多。让·瓦尔让，正像您所说的，是一个杀人凶手和贼。一个贼，因为他偷了一个富有的厂主，导致厂主破产，厂主叫马德兰先生。一个杀人凶手，因为他杀死了警察沙威。”
“我不明白，男爵先生，”泰纳迪埃说。
“我来让您明白。听着。大约在一八二二年，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地区，有一个人同司法机构有过一些麻烦，他以马德兰先生的名字振作起来，恢复名誉。这个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义人。他靠一门工业，就是制造黑玻璃，使全城发了财。至于他个人的财产，他自然也发了家，但这是次要的，可以说出于偶然。他是穷人的衣食父母。他设立医院，开办学校，看望病人，给姑娘嫁妆，救济寡妇，收养孤儿；他就像当地的保护人。他拒绝了十字勋章，当局任命他为市长。一个期满释放的苦役犯知道这个人从前服过刑的秘密；他加以揭发，当局逮捕了马德兰先生。苦役犯利用逮捕的机会，来到巴黎，模仿签字，从拉菲特银行取走了属于马德兰先生的五十多万，我是从出纳员那里了解到情况的。这个苦役犯窃取了马德兰先生的钱，他就是让·瓦尔让。至于另一件事，您对我还只字未提。让·瓦尔让杀死了警察沙威；他用手枪打死了沙威。我在对您说话，我当时在场。”
泰纳迪埃瞥了马里于斯威严的一眼，就像一个被打败的人又抓住胜利的机会，在一分钟之内重新夺回失去的地盘。但微笑马上又恢复了；下级对上级，得胜也要客客气气，泰纳迪埃仅仅对马里于斯说：
“男爵先生，咱们搞错啦。”
他意味深长地将饰物链条抡了一圈，用来强调这句话。
“怎么？”马里于斯说，“您不同意？这是事实。”
“这是空中楼阁。男爵先生乐意给我的信任，使我有责任对他这样说。首先要讲真相和公正。我不喜欢不公正地指责别人。男爵先生，让·瓦尔让根本没有窃取马德兰先生，让·瓦尔让根本没有杀死沙威。”
“太过分了！怎么会呢？”
“有两个理由。”
“哪两个？说吧。”
“第一个：他没有窃取马德兰先生，因为让·瓦尔让本人就是马德兰先生。”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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