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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威慢慢离开武人街。
他生平头一遭低头走路，同样，也是生平头一遭背着手。
至今，沙威只摆出拿破仑的两种姿势：双臂交抱胸前表示决心；双手放在背后表示游移不决，这种姿势他还不熟悉。如今，出现了变化；他整个人行动迟缓，脸色阴沉，忧虑不安。
他踏入静悄悄的街道。
他朝一个方向走。
他抄最近的路朝塞纳河走去，来到榆树沿河路，再往前走，越过格雷夫广场，离开沙特莱广场的哨所有一段距离，在圣母院桥的拐角站住了。塞纳河在圣母院桥和兑换桥为一边，鞣革工场码头和花市码头为另一边，形成一个水流湍急的方形湖。
塞纳河这一段，水手也畏惧。这急流比什么都危险，当时河道狭窄，桥头磨坊的一排木桩使流水更急；木桩今日已拆除。两座桥挨得很近，更增加危险；在桥拱下，河水汹涌奔腾；波涛滚滚，积聚重叠；河水冲击桥墩，仿佛要以液体的粗绳将桥墩拔走。跌下去的人浮不上来了；游泳能手也要葬身其中。
沙威的双肘支在护墙上，下巴托在手中，指甲下意识地插入浓密的颊髯里，他在沉思。
他内心刚发生一个新情况，一场革命，一场灾难；他在自我审察。
沙威感到锥心泣血。
几小时以来，沙威不再思维简单了。他内心紊乱；这副头脑盲目时清澈如许，如今失去了透明；在这水晶体中有一块云翳。沙威感到有责任在良心中划分两重性，他无法向自己掩饰。当他不期然地在塞纳河的河滩上遇到让·瓦尔让时，他心里既有重新抓住猎物的狼性，又有重新找到主人的狗性。
他看到面前两条同样笔直的路，但两条路全看到了，这却使他惊慌，他生平只认得一条直路。令人心烦意乱的是，这两条路是相反的。这一条排斥另一条。两条之中哪一条是正道呢？
他的处境难以表达。
一个坏人救了他的命，欠了这笔债要偿还，不由自主地与一个惯犯平起平坐，要投桃报李；让人说：“走吧，”轮到自己对他说：“你自由了。”为了个人原因牺牲责任，牺牲这种普遍的义务，而在这些个人原因中又感到带普遍性的东西，也许更高的东西；为了忠实于自己的良心而背叛社会；所有这些荒唐事都成了事实，堆积在他身上，令他目瞪口呆的正是这个。
有件事令他惊奇，就是让·瓦尔让饶恕了他，还有一件事令他惊愕，就是他，沙威，饶恕了让·瓦尔让。
他处在什么境地？他自我寻找，却找不到。
现在怎么办？交出让·瓦尔让，这样做不好；给让·瓦尔让自由，这样做也不好。第一种情况，执法的人堕落得比苦役犯还低贱；第二种情况，苦役犯上升到比法律还高，将脚踩在法律上面。这两种情况都有损于沙威，采取哪种决定都要堕落。命运有着悬崖峭壁，对着不可能做的事，越过了这种悬崖，生命就落入深渊中。沙威正处在这样一种悬崖上。
他焦虑不安的一点，就是不得不思考。这些矛盾的思绪激烈冲突，迫使他思考。他不常思考，所以感到特别痛苦。
思考中内心总有一定的反叛；他恼火心里会这样。
在他职务的狭小圈子之外，不管思考什么问题，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徒劳无益的，累人的；想到刚过去的一天，是一种折磨。可是，经过如此的震撼以后，需要正视良心，向自己做一个交代。
他刚才所做的事令他毛骨悚然。他，沙威，感到作出释放的决定是对的，虽然违反警察的规章，违反一切社会和司法组织，违反整个法典；他觉得这样做是合适的；他以私事代替公事；这不是卑劣吗？每次他面对自己所做的无以名之的行为，他就从头抖到脚。怎样解决呢？他只有一种办法：赶快回到武人街，把让·瓦尔让抓起来。显然这是他要做的事。他却不能做。
有什么东西挡住这条道。
什么东西？什么？难道世上除了法庭、执行判决、警察和权力，还有别的东西吗？沙威心烦意乱。
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苦役犯！而这是由沙威造成的！
沙威和让·瓦尔让，一个天生要惩罚，一个天生要受刑，这两个人，彼此都受制于法律，却居然高踞于法律之上，难道这不可怕吗？
什么！发生了这样荒谬绝伦的事，却没有人受到惩罚！让·瓦尔让比整个社会秩序更强大，会获得自由，而他，沙威，会继续吃政府的面包！
他的沉思变得越来越可怕。
通过沉思，他本来可以自责干预了把起义者送到髑髅地修女街；但是他不去想这件事。小错误消失在大错误中。再者，这个起义者显然已死，从法律来讲，死亡不受追究。
让·瓦尔让，这才是压在他精神上的重负。
让·瓦尔让困惑着他。作为他一生支撑点的公理，在这个人面前崩溃了。让·瓦尔让对他沙威的宽容折磨着他。他想起别的事，以前认为是谎言和蠢事，如今像现实一样出现在他脑海中。马德兰先生又出现在让·瓦尔让身后，两副面孔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副面孔，可尊敬的面孔。沙威感到，有种可怕的东西渗入他的心灵，就是对一个苦役犯的赞赏。敬重一个苦役犯，这可能吗？他瑟瑟发抖，又摆脱不了这个念头。他徒劳地挣扎，不得不在内心承认这个可耻的人是崇高的。真是可恶可恨。
一个坏蛋做好事，一个苦役犯有同情心，温和、乐于助人，宽容，以善对恶，以宽恕对仇恨，爱怜悯而不爱复仇，宁愿毁灭自己也不毁灭敌人，救出打击过他的人，跪在美德的高峰，更接近天使而不是人！沙威不得不承认，这个怪物是存在的。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当然，我们要强调，他不是没有抵抗，就对这个怪物，这个卑劣的天使，这个可恶的英雄投降的，他几乎是一样的惊讶与愤慨。当他在马车上和让·瓦尔让面对面时，不下二十次，那只法律的老虎在他心中怒吼。不下二十次，它真想扑向让·瓦尔让，抓住他，吞掉他，就是说逮捕他。确实，还有更简单的事吗？经过第一个哨所时喊道：“这是一个潜逃的惯犯！”叫来警察，对他们说：“这个人归你们处理！”然后走掉，留下这个罪犯，不用知道后来的事，不再过问。这个人就永远受法律管制；法律可随意处置。还有什么更公正的吗？沙威心里想到这一切；他想过继续像以前那样行动，逮捕这个人，而像现在他做不到了；每次他的手痉挛地举向让·瓦尔让的衣领时，他的手好像有重负坠着，重新放下。他听到思想深处有一个声音，一个奇特的声音向他喊道：“好啊。出卖你的救命恩人。然后叫人把蓬提乌斯·彼拉图斯[1]的水盆端来，洗净你的爪子。”
随后，他想到自己身上；站在变得高大的让·瓦尔让旁边，他感到自己，沙威，自惭形秽。
一个苦役犯成了他的恩人！
但为什么他允许这个人放自己一条生路呢？他在街垒有权被杀死。他本该运用这个权利。把其他起义者叫来，帮他反对让·瓦尔让，硬要别人枪毙自己，这样更好。
他最惶恐不安的，是失去了信念。他感到自己被连根拔。法典在他手中只剩下一截。他要对付一种陌生的顾忌。他心里有一种情感的启示，与他至今奉为惟一尺度的法律判断截然相反。停留在以往的正直中，这已经不够了。出现了一连串意料不到的事实，令他折服。一个新天地显现在他的脑际：受恩与回报，忠诚，仁慈，宽容，出于怜悯而违犯法纪，接受各种人，不再最后定罪，不再罚入地狱，法律的眼睛里也可能有一滴泪，说不清的天主的正义同人的正义背道而驰。他在黑暗中看到可怕地升起一颗陌生的美德太阳；他感到恐惧和目眩神迷。猫头鹰不得已转用老鹰的眼力。
他寻思，这倒是真实的，存在例外，权力也会无所适从，面对事实规章可能捉襟见肘，法典条文框不全一切，意想不到的事也得顺从，一个苦役犯的美德会向一个官员的美德张开陷阱，怪物能变成圣人，命运具有这类埋伏，他绝望地想，他未能幸免遇到意外事件。
他不得不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以前是善良的。而他呢，天大的怪事，他刚刚善良过。因此他堕落了。
他感到自己懦弱。他憎恨自己。
对沙威来说，理想不是人道、伟大、崇高，而是无可指责。
然而，他刚刚失职了。
怎么会到这一步？这一切怎么发生的？他对自己说不清楚。他双手捧住头，但这是枉然，他无法给自己解释明白。
显然他一直想把让·瓦尔让绳之以法，让·瓦尔让是法律的囚徒，而他，沙威，是法律的奴隶。他一刻也没有想过，他抓住让·瓦尔让时，有过放走他的念头。可以说他的手不知不觉张开了，放走了人。
各种谜样的新鲜事在他的眼前微微展开。他对自己提出问题，做出回答，而他的回答令他惊惧。他自问：“这个苦役犯，这个走投无路的人，我紧追不舍，竟至于迫害他，不料落到他的脚下，他可以报复，这样做既是泄愤，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却留我一命，对我宽恕，他干了什么？履行职责。不。还有别的。而我呢，轮到我宽恕他，我干了什么？履行职责。不。还有别的。除了职责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吗？”想到这里，他惶惶然了；他的天平解体；一个秤盘落入深渊，另一个升到天上；对于上面那个秤盘和下面那个秤盘，沙威无不感到惶恐。他压根不是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无神论者，相反，他本能地尊敬稳固的教会，他认作这是社会整体庄严的部分；秩序是他的信条，对他已经足够；自从他成年和担任公职以来，他把当警察几乎看成自己的全部宗教，我们这里丝毫没有讽刺，而且用词极为严肃，他当密探就像别人当教士。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直至今日他还没有想过另一个上级：天主。
这个新头头天主，他突然感觉到，不免惶乱不安。
对这意外的出现，他不知所措；他不知怎么对待这个上级，他不是不知道下属应该总是哈腰，惟命是从，不能指责，不可争论，面对出格的上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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