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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昏，走了一天
一八一五年十月的头几天，下山前约一小时，有个赶路的人走进迪涅小城。此时呆在窗口或门坎上的稀稀拉拉的居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很难遇到一个外表更不堪入目的行路人了。这个人中等身材，粗壮，孔武有力，正处于身强力壮的年纪。他约摸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一顶皮檐下垂的鸭舌帽，遮住被日晒风吹和汗水灼伤的脸。他的黄色粗布衬衫，由一只小银锚扣紧在脖子上，让人看到他毛茸茸的胸膛；他的领带扭成绳子一样，一条蓝色、用旧、皱巴巴的人字斜纹布裤子，一个膝头已经磨白了，另一个已有破洞，一件破破烂烂的灰色旧罩衫，一个手肘处补了块绿呢，是用细绳缝上的，背上背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军用包，扣得紧紧的，保持崭新，他手上拄着一根多节的大棍子，脚上套着铁钉鞋，不穿袜子，理了个平头，留着长胡子。
汗水、炎热、步行、灰尘，给这身破衣烂衫添上无法形容的肮脏不堪。
头发虽然理得很低，可是根根竖起；因为开始长出来了一点，好像最近没有理过发。
没有人认识他。显然这只是一个过路人。他从哪里来？从南方来。兴许来自海边。因为他进入迪涅时所走的路，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到巴黎所走过的路。这个人大概走了一整天。他看来十分疲惫。住在下城的旧镇妇女，看到他停留在伽桑狄大道的树下，在散步场的尽头的泉水边喝水。他准定非常口渴，因为尾随着他的孩子们看到他在两百步开外的地方，市场广场的喷泉边停下来喝水。
他来到普瓦什维街的拐角，转向左边，朝市政厅走去。他走了进去，一刻钟以后出来。一个宪警坐在门口的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曾登上石凳，向迪涅惶惶然的居民朗读茹昂海湾的公告。这个人脱下鸭舌帽，谦卑地向宪警致意。
宪警不理会这问候，凝神注视他，用目光跟踪了他一会儿，然后走进市政厅。
当时，在迪涅，有一间漂亮的旅店，店名是“柯尔巴的十字架”。这个旅店的老板名叫雅甘·拉巴尔，城里人认为他与另一个在格勒诺布尔开了间“三太子”旅店，在精锐骑兵部队服过役的拉巴尔有亲戚关系。在皇帝登陆时期，当地对“三太子”旅店众说纷纭。据说，贝特朗将军装成赶大车的，当年一月常常光顾这个旅店，在那里向士兵颁发荣誉十字勋章，并向市民大把散发拿破仑金币。事实是，拿破仑进入格勒诺布尔时，拒绝安顿在市政厅；他感谢市长时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一个正直人的家里。”他到“三太子”旅店去。“三太子”旅店老板拉巴尔的荣誉反射到二十五法里以外，直到“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的拉巴尔身上。城里人这样说他：“这是格勒诺布尔那个老板的堂兄弟。”
赶路人朝这家旅店走去，那是当地最好的旅店。他走进厨房，厨房平展展地开向街道。所有的炉子都生着火；熊熊的火焰在壁炉里欢快地燃烧着。老板同时也是厨师长，从炉灶走到有柄平底锅那里，忙碌得很，监督着为运货马车夫准备的一顿丰盛的菜肴，可以听到他们在隔壁大厅里大声说笑。谁旅行过，都知道运货马车夫的饭餐是最讲究的了。一只肥旱獭，配上白嫩的山鹑和大松鸡，架在炉火前的长叉子上转动；在炉子上煮着两条洛泽湖的肥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老板听到门打开，走进一个陌生人，没有从炉子旁抬起眼睛，说道：
“先生想要什么？”
“吃饭和睡觉，”那个汉子说。
“那再容易不过了，”老板接口说（这当儿他转过头来，从上到下扫视一眼赶路人，又说）：“要付现钱。”
那个汉子从他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回答说：
“我有钱。”
“这样的话，为您服务，”老板说。
那个汉子把皮夹子放回口袋里，卸下他的背包，放在靠门的地上，手里仍然握着棍子，坐在炉旁一张矮凳上。迪涅是在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然而，老板走来走去打量着这个赶路人。
“马上吃晚饭吗？”那个汉子问。
“待一会儿，”老板说。
正当新来的人转过背去取暖时，那个神气十足的旅店老板雅甘·拉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然后从摊在窗户旁边一张小桌上的旧报纸撕下一角。他在空白边写下一两行字，折好后也不套上信封，把纸片交给一个孩子，这孩子好像既当厨房小学徒，又当仆人。旅店老板在厨房小学徒的耳边说了句话，孩子朝市政厅那边跑去了。
赶路人对此没有看出什么来。
他又问一次：
“马上吃晚饭吗？”
“待一会儿，”老板说。
孩子回来了。他带回那张纸。老板急匆匆地打开来看，仿佛在等待回音。他显出在仔细地看，然后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朝赶路人走近一步，后者好像沉湎在不平静的思索中。
“先生，”老板说，“我不能接待你。”
那个汉子从坐凳上半探起身。
“怎么！您担心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我对您说，我有钱。”
“不是为这个。”
“那么为什么？”
“您有钱……”
“是的，”那个汉子说。
“而我呢，”老板说，“我没有房间。”
那个汉子平静地说：
“我就睡到马厩去。”
“我办不到。”
“为什么？”
“马占满了位置。”
“那么，”那个汉子接口说，“在阁楼里占个角落。要一捆麦草。我们吃完晚饭后去看看。”
“我不能供你吃晚饭。”
这句声明虽然声调有节制，但很坚决，陌生人感到声色俱厉。他站了起来。
“啊！可我饿得要死呢。我从日出走到现在。我走了十二法里。我想吃东西。”
“我没有东西，”老板说。
那个汉子哈哈大笑，朝炉子和烟囱那边转过去。
“没有东西！这一切呢？”
“这一切有人向我预定了。”
“谁预定的？”
“那些运货马车夫先生。”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个。”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
“他们事先都预定了，而且付了钱。”
那个汉子坐了下来，没有提高声音，说道：
“我是在旅店里，我饿了，而且我要留下来。”
老板于是俯向他的耳畔，用使他发抖的声音说：
“你走吧。”
赶路人这时弯着腰，用包着铁皮的棍端拨动火炭，他猛然回过身来，好似张开嘴要反驳，老板凝视着他，始终低声地说：
“啊，说得够多了。你要我说出你的名字吗？你叫让·瓦尔让。现在你要我说出你是谁吗？看到你进来，我就捉摸到有点事，我派人到市政厅去，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音。你识字吗？”
他这样说着，一面把刚才从旅店到市政厅，再从市政厅到旅店那张打开的纸递给外地人。那个汉子朝上面瞥了一眼。旅店老板歇了一会儿说：
“我习惯对所有人彬彬有礼。你走吧。”
那个汉子耷拉着头，捡起刚才放在地上的背包，离开了。
他走上大路。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贴近房子，宛若一个受到侮辱，心境悲凉的人。他一次也没有回过身来。如果他回转身，他会看到“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掌柜站在门口，所有的旅客和所有的街上行人围成一圈，他们热烈地议论着，用手指点他。从人群轻蔑的和惶恐的目光，他会揣测出，不久，他的到来会成为全城的一件大事。
他并没有看到这一切。心情沉重的人不会向后看。他们很清楚，厄运在后头紧追不舍。
他这样走了一段时间，走呀走，穿过他不认识的街道，漫无目的，忘却了疲劳，就像创巨痛深的人会发生的一样。蓦地，他感到饥肠辘辘。黑夜已经来临。他环顾四周，想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住处。
漂亮的市政厅对他来说是关上大门的；他寻找不起眼的小酒馆或者寒伧的破屋。
恰巧街的尽头闪出一注光亮；一根松枝挂在T形铁架上，衬托在黄昏发白的天空中。他朝那边走去。
这果真是一间小酒馆。小酒馆位于沙弗街。
赶路人站定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朝小酒馆的低矮大厅内张望，大厅由桌上的一盏小油灯和壁炉里的熊熊火光照亮着。几个人在喝酒。老板在烤火。火焰烧得挂在铁钩上的一只铁锅吱吱响。
这间小酒馆也是旅店，有两扇门可以进去。一扇开向街道，另一扇朝向堆满肥料的小院子。
赶路人不敢从通街道的门进来。他溜到院子里，停住脚步，然后胆怯地抬起插销，推开了门。
“是谁呀？”掌柜问。
“有人想吃饭和睡觉。”
“很好。这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他走了进去。所有喝酒的人都回过身来。油灯从一侧，炉火从另一侧照亮了他。正当他卸下背包时，大家审视了他一会儿。掌柜对他说：
“这儿有火。锅里煮着饭。过来暖和一下，老兄。”
他走过去坐在炉灶边。他把累坏了的双脚伸到炉火前；从锅里冒出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他低垂的鸭舌帽下面能够分辨出的脸容，隐约显出一种舒适的表情，掺杂着习惯了痛苦而具有的令人心酸的另一种容貌。
他的侧面轮廓坚毅、有力、愁苦。这副面容组合得很奇特；开始显得很谦卑，最后显得很严肃。目光在眉宇下像荆棘丛中的炭火一样闪烁。
就餐的人中有一个是鱼贩子，他走进沙弗街的小酒馆之前，把马牵到拉巴尔的马厩里。当天早上，他十分凑巧地遇到这个面色不好的外地人，在阿斯湾和……我忘了名字，我相信是埃斯库布龙之间赶路。遇到他时，这个汉子已经显得十分疲累，请求鱼贩子让他坐上马背；鱼贩子不予理会，加快了步子。半个小时以前，这个鱼贩子属于围在雅甘·拉巴尔身边的那群人之列，向“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的客人叙述了他在早上那次令人不快的遭遇。他从座位上向小酒馆掌柜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暗示。小酒馆掌柜朝他走过来。他们低声地交换了几句话。那个汉子这时陷入了沉思。
小酒馆掌柜回到壁炉边，突然把手放在那个汉子的肩膀上，对他说：
“你从这里出去。”
外地人回过身来，温和地回答：
“啊！您知道？……”
“是的。”
“另外一家旅店把我打发走。”
“而这家旅店把你赶走。”
“您要我到哪里去？”
“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汉子拿起他的棍子和背包，走了出去。
有几个孩子从“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起一直衔尾相随，看来在等着他，他一出来，便朝他扔石头。他悻悻地往回走，举起棍子威胁他们；孩子们作鸟兽散。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门口挂着一根铁链，铁链连着一口钟。他敲响了钟。
一扇小窗打开了。
“门房先生，”他脱下鸭舌帽恭恭敬敬地说，“您肯把门打开，让我住上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狱不是旅店。你让人逮捕吧。那时就会给你开门。”
小窗又关上了。
他踅入一条小巷，那里有许多园子。有的用篱笆围起来，这使小巷显得令人悦目。在这些园子和篱笆中，他看见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窗户给照亮了。他透过窗户往里瞧，就像刚才在小酒馆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大房间，用石灰刷过，床蒙上了印花布，角落里有一只摇篮，几把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把双筒枪。房间中央一张桌子摆上饭餐。一盏铜灯照亮了白色粗桌布，一把锡壶像银子一样闪光，盛满了酒，一只大汤碗冒着热气。桌子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面孔开朗，笑嘻嘻的，让一个小孩子在膝盖上跳跳蹦蹦。他身旁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笑呵呵，孩子笑哈哈，母亲笑吟吟。
外地人面对这幅温馨祥和的景象，沉思了一会儿。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说得出。很可能他在想，这幢欢乐的房子是好客的，他看到乐融融的景象，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一点怜悯。
他轻轻地敲了敲窗子。
里面的人没有听见。
他再敲一下。
他听到那个女人说：
“老公，我好像听到有人敲窗子。”
“没有，”丈夫回答。
他敲了第三下。
丈夫站了起来，拿起了灯，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这是一个高个儿男子，半是农民，半是工匠。他系着一条宽大的皮围裙，一直高挂到左肩，一把锤子、一条红手帕、一只火药壶、杂七杂八的东西，用腰带束紧，就像放在口袋里。他的头往后仰；他的衬衫敞开着，领子翻开，露出白皙的公牛般的光脖子。浓眉毛，黑色的大胡子，凸出的眼睛，脸的下部像动物，这一切与这幅家庭气氛比附，简直无以名之。
“先生，”赶路的人说，“对不起。我付钱，您能给我一盆汤，在园子的车棚里挪出一个角落睡觉吗？说吧，可以吗？我付钱呢？”
“您是谁？”房子的主人问道。
那个汉子回答：
“我来自普伊-姆瓦松。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可以吗？我付钱呢？”
“我不会拒绝付钱住宿的人，”农民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住旅店呢？”
“没有地方。”
“啊！不可能。今儿个不是赶集的日子，也不是做买卖的日子。您去过拉巴尔的旅店吗？”
“去过。”
“怎么样？”
赶路的人尴尬地回答：
“我不知道，他没有接待我。”
“您到过沙弗街那间旅店吗？”
外地人更加尴尬了。他支支吾吾地说：
“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民的脸显出怀疑的表情，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陌生人，突然，他抖抖索索地叫起来：
“您是那个人吗？……”
他又盯了外地人一眼，往后退了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枪来。
听到农民的话：“您是那个人吗？……”女人站了起来，搂住她的两个孩子，匆匆躲到她的丈夫身后，骇然地望着外地人，她的胸脯敞开，眼睛惶乱，咕噜着说：
“Tso-maraude.”[1]
这一幕比想象的发生得更快。屋主审视了一会儿那个汉子，犹如观察着一条毒蛇，然后回到门口，说道：
“滚吧。”
“行行好，”那个汉子说，“给杯水喝吧。”
“给颗枪子儿！”农民说。
随后他砰地关上门，那个汉子听到两根粗门闩的抽动声。过了一会儿，窗户关上了护窗板，放上铁条的响声传到门外。
夜幕继续落下。阿尔卑斯山区的寒风呼啸着。在夕阳的余辉中，外地人瞥见街道旁的一个园子里有一间茅屋，好像是由草皮块垒成的。他毅然地越过一道木栅，来到园子里。他走近茅屋；茅屋有一个低矮、狭窄的开口充作门，酷似养路工在大路旁建造的房子。他准定在想，这是一间养路工的房子；他又冷又饿；他忍饥挨饿，至少这个地方可以御寒。这类房子一般夜里是不住人的。他趴在地上，钻进了茅屋。里面热烘烘的，他找到一张不错的麦草床。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他精疲力竭，动弹不得。由于背包妨碍着他（不过这是一只现成的枕头），他便解开一根皮带。这当儿，响起一阵凶恶的狂吠声。他抬起眼睛。一只大狗的头在屋门口的暗影中显现出来。
这是一只狗窝。
他毕竟是强壮和令人生畏的；他以棍子防身，以背包作盾牌，尽力钻出狗窝，他的破衫自然撕大了口子。
他从园子退出来，不过是后退着走的，为了小心提防看门狗，不得不耍起了棍子，用的是剑术教师称之为“遮玫瑰”的招式。
他好不容易再越过木栅，又来到街上，茕茕孑立，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屋顶遮蔽，没有藏身之地，竟然从这麦草床和不堪入目的狗窝里被赶出来，这时，他毋宁说是倒下来，而不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有个行人路过时似乎听到他嚷着说：
“我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片刻后，他站起身来，重新上路。他走出城市，指望在田野里找到一棵树或一堆麦垛，可以躲在里面。
他这样走啊走，头总是耷拉着。当他感到远离有人居住的地方时，他抬起眼睛，向四周扫视。他呆在一块地里；前面是一个小土丘，留下了低低的麦茬，收割之后，土丘宛如平顶头。
天际漆黑一团；这不仅是黑夜暗影幢幢；还有压顶的乌云，似乎支撑在土丘上，在逐渐升高，布满了整个天空。由于月亮就要升起，天宇中还残留着一点暮色，乌云在天顶上形成一种淡白的穹顶，向大地泻下一柱光来。
因此，地面比天空更加明亮，造成的效果特别阴森可怖，土丘的轮廓纤瘦可怜，衬托在暗黑的天际上，显得朦胧、灰白。整个一片丑陋、鄙俗、凄惨、局促。无论在田野里还是在土丘上，都是光秃秃的，只有一棵难看的树七歪八扭，在离赶路人几步远的地方抖动着。
这个汉子显然远远没有那种纤巧的智力和思维习惯，使人对事物神秘的外貌十分敏感；不过，在天空、土丘、平原和这棵树上，有种令人哀感顽艳的东西，以致他一动不动，沉思凝想了一会儿以后，突然往回走。有的时候，大自然显得充满敌意。
他按原路走回去。迪涅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着。迪涅在宗教战争[2]时期坚守过围城，时至一八一五年，四周还有旧城墙，本来城墙角上耸立着方塔，后来拆掉了。他越过一个缺口，回到城里。
眼下可能是晚上八点钟。由于不认识街道，他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这样，他来到省政府，然后是神学院。经过大教堂的广场时，他向教堂挥舞拳头。
在广场的一角上有爿印刷所。正是在这儿，由拿破仑本人口授，从厄尔巴岛带回来的，皇帝和禁卫军向全军的公告，第一次就在这里印刷。
他精疲力竭，一无所求，躺在印刷所门口的石凳上。
这当儿，一个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看到躺在暗影中的这个人。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的朋友？”她问。
他生硬地、气鼓鼓地回答：
“您看到了嘛，好心的太太，我在睡觉呢。”
这位好心的太太果真名实相符，她是德·R侯爵夫人。
“睡在石凳上？”她问。
“我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个汉子说，“今儿个我睡石头褥子。”
“您当过兵吗？”
“是的，好心的太太。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去旅店呢？”
“因为我没有钱。”
“唉，”德·R夫人说，“我的钱包里只有四个苏。”
“给我吧。”
那个汉子接过四个苏。德·R夫人继续说：
“那么一点钱您住不了旅店。您尝试过吗？您无法这样过夜。您一定又冷又饿。有人会好心留您住宿。”
“我敲过每家的门。”
“怎么样？”
“到处都把我赶出来。”
“好心的太太”拍拍汉子的手臂，向他指一指广场另一边，在主教府旁边的一所小房子。她说：
“您敲过所有人家的门了吗？”
“是的。”
“您敲过那一家的门吗？”
“没有。”
“去敲一敲吧。”
二、劝明智者谨慎
这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在城里散过步后，关在他的房间里，直到深夜。他在撰写一部关于“责任”的大部头著作，这部书可惜一直没有完成。他孜孜矻矻地搜集过教会神父和圣师有关这个严肃问题说过的话。他的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众人的责任，第二部分是每个人按所属阶级的责任。众人的责任是重大责任。共有四个。圣马太指出过：对天主的责任（《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责任（《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对邻人的责任（《马太福音》第七章12），对造物的责任（《马太福音》第六章20，25）。至于其他责任，主教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明确和规定的说法；对君主和臣民，是在《罗马人书》中；对法官、妻子、母亲和年轻男人，圣彼得说过；对丈夫、父亲、孩子和仆人，是在《以弗所书》里；对信徒，是在《希伯来书》里；对处女，是在《哥林多书》里。在所有这些规定中，他不惮劬劳地汇集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想呈献给众人的心灵。
晚上八点他还在工作，一本厚书摊开在膝盖上，在一块小方纸上面很不舒服地写着，这时玛格鲁瓦尔太太走了进来，按惯例在床边的壁柜里取走银器。过了一会儿，主教感到餐具摆好了，他的妹妹也许在等他吃饭，便合上书，从书桌旁站起来，走进餐厅。
餐厅是长方形的，带壁炉，门朝向街道（上文已经说过），窗开向园子。
玛格鲁瓦尔太太确实摆好了餐具。
她一面忙于开饭，一面和巴普蒂丝汀小姐聊着。
桌上放着一盏灯；桌子靠近壁炉。炉火烧得很旺。
很容易想象这两个女人，她们都过了六旬：玛格鲁瓦尔太太矮小、肥胖、活跃；巴普蒂丝汀小姐温柔、修长、单薄，比她哥哥略高，穿一件棕褐色绸连衣裙，这种颜色在一八〇六年流行，她是在巴黎买来的，至今还穿着。有的俗语能以一个词表达一页才够说明的思想；这里可以借用一下：玛格鲁瓦尔太太模样像一个“农妇”，巴普蒂丝汀小姐则像一个“贵妇”。玛格鲁瓦尔太太戴一顶管状褶裥的白便帽，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这是这所房子里女人仅有的首饰，黑色粗呢、袖子宽而短的连衣裙露出一块雪白的方围巾，红绿方块相间的棉布围裙，腰上束着一条绿丝带，外加一条同样布料的胸巾，上面两只角用针别住；脚上穿着笨重的鞋和黄袜子，就像马赛的妇女那样。巴普蒂丝汀小姐的连衣裙按一八〇六年的样式剪裁，上半身很短，裹得很紧，袖子有肩带，衣袋有盖，钉着钮扣。灰白的头发藏在所谓“孩子”式带卷的假发下。玛格鲁瓦尔太太神态聪颖、活泼、和善；两边嘴角不对等地翘起，上嘴唇厚过下嘴唇，给她一种忧郁易怒和威严的意味。只要主教缄口禁语，她就怀着尊敬和自由的混杂心情，对他说话；但只要主教说话，她就像老小姐一样百依百顺。巴普蒂丝汀小姐甚至缄口不言。她只限于服从和取悦别人。即便她年轻时，也并不漂亮，她大大的蓝眼睛鼓凸出来，长鼻子成鹰勾状；但她整个脸，整个人，在小说开卷我们已经说过，散发出难以形容的和蔼。她始终命中注定是宽厚的；可是，信仰、仁慈、希望，这三种品德慢慢激励她的心灵，逐渐把这种宽厚提高到圣洁的地步。自然把她生成一只绵羊，宗教把她变成一个天使。可怜的圣洁的姑娘！美好的回忆已经消失了！
巴普蒂丝汀小姐后来多少次谈起过这一晚在主教家里所发生的事，好几个至今活着的人还记得最小的细节。
正当主教进来时，玛格鲁瓦尔太太正起劲地说着话。她对小姐谈起一件常说的事，主教对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关于大门的插锁。
看来，玛格鲁瓦尔太太一面为晚饭采购，一面在不同的地方听人说起一些事。有人谈到一个面目可憎的流浪汉；这个可疑的流浪汉可能来到本地，他大概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今夜敢于迟归的人可能与他狭路相逢。鉴于省长先生和市长先生不和，竭力挑起事端，相互损害，警方便软弱无力。因此明智的人不如自我防卫，保持警惕，必须小心把门关严，上好门闩，家里做好设防，“切实门关户闭”。
玛格鲁瓦尔太太加重最后一句话的语气；主教刚从自己房间出来，他在那里感到很冷，便坐在壁炉前取暖，然后想着别的事。他没有注意到玛格鲁瓦尔太太刚才所强调的话。她重复了一遍。巴普蒂丝汀小姐想满足玛格鲁瓦尔太太，而又不触怒她的哥哥，鼓足勇气胆怯地说：
“哥哥，您听到玛格鲁瓦尔太太所说的话吗？”
“我模模糊糊听到一点，”主教回答。
然后他半转过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朝老女仆抬起热情的、很容易笑嘻嘻的脸，脸被火焰从下边照亮了：
“哦。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我们大祸临头了吗？”
于是玛格鲁瓦尔太太重述了一遍整个故事，不知不觉添油加醋。看来，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危险的乞丐，此刻就在城里。他不请自来，想住在雅甘·拉巴尔的旅店里，拉巴尔不想接待他。有人看到他穿过伽桑狄大街，黄昏时在街上踯躅。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面目可憎。
“当真？”主教说。
这种询问中表示赞同，鼓励了玛格鲁瓦尔太太；这向她表明，主教离惊慌不安不远了；她得意洋洋地继续说：
“是的，主教大人。一点不错。今夜在城里会发生不幸。大家都这样说。对此，警方软弱无力（有用的重复）。生活在山区，夜晚街上甚至没有路灯！走出门来。黑得像在炉子里。什么！我说，主教大人，小姐在这儿，像我一样说……”
“我呀，”小姐打断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哥哥做事才万无一失。”
玛格鲁瓦尔太太继续说下去，仿佛没人反驳她：
“我们说，这幢房子一点不安全；如果主教大人允许，我就去对锁匠保兰·缪兹布瓦说一声，叫他来安装旧门闩；门闩就放在那里，安上是一眨眼的事；我说，必须安门闩，主教大人，哪怕只有今夜安上；因为我说，一扇门被随便什么路过的人从外面一拉开插销就打开，那是最可怕不过的了；主教大人习惯这样吩咐别人进来，再说，即使在夜里，噢，我的天哪！甚至用不着得到允许……”
这当口，有人很重地敲了一下门。
“进来，”主教说。
三、百依百顺的英雄气概
门打开了。
它猛然大开，仿佛有人有力而坚决地推开它。
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我们已经认识。这是我们刚才看见的，四处游荡，寻找住处的赶路人。
他走了进来，迈了一步，止住了脚，没有关上身后的门。他的肩上挎着背包，手里拿着棍子，眼睛里一副粗鲁、大胆、疲倦和激烈的表情。炉火照亮了他。他是可怕的。这是一个阴郁的幽灵。
玛格鲁瓦尔太太甚至没有勇气喊出声来。她瑟瑟发抖，目瞪口呆。
巴普蒂丝汀小姐转过身来，望着进门的那个人，骇异地半欠起身，然后，慢慢地把头转向壁炉，望着哥哥，她的脸恢复镇静和安详。
主教平静地凝视这个人。
他张开嘴，无疑想问陌生人要什么，那个人用双手同时拄在棍子上，目光轮流扫视老人和两个女人，不等主教说话，大声说道：
“是这样。我叫让·瓦尔让。我是一个苦役犯。我在苦役监里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我被释放了，动身回到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了四天。今儿个我步行了十二法里。今天黄昏，我来到这儿，走进一个旅店，由于我在市政厅拿出了黄色身份证，人家把我打发走了，对我说：‘滚吧！’在这一家和另一家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留下我。我来到监狱，守门人没有开门，我来到一个狗窝。这只狗咬了我，把我赶了出来，好像它做过人一样。简直可以说，它知道我是谁。我来到田野里，想睡在露天下。没有星星。我想天要下雨，天主不会阻止下雨，我便回到城里，想找到一个门洞。在广场上，我想睡在一块石头上。一个好心的女人给我指出您的房子，对我说：‘敲那扇门吧。’我敲了门。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旅店吗？我有钱。一大把。我在苦役监里关了十九年，挣了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我会付钱。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有钱。我很累，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坏了。您让我留下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再放一副餐具。”
那个人走了三步，走近放在桌上的灯。“啊，”他又说，“好像他没有听明白，不是这个意思。您听到了吗？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苦役犯。我来自苦役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张折好的黄纸。）这是我的身份证。黄色的，像您看到的那样。用处是，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把我赶出来。您想看吗？我呀，我识字。我在苦役监时学会的。有一个学校，给想读书的人办的。瞧，这就是身份证上写的：‘让·瓦尔让，开释的苦役犯，生于……（这与您无关……）在苦役监关了十九年。破坏盗窃罪判五年。四次企图逃跑判十四年。这个人非常危险。’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扔到外面。您呢，您肯接待我吗？这是一个旅店吗？您肯给我吃和住吗？您有马厩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在凹室那张床上铺上白床单。”
我们已经解释过，两个女人的服从达到何种程度。
玛格鲁瓦尔太太走出去执行这些吩咐。
主教朝那个汉子转过身去：
“先生，请坐，暖和一下吧。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我们吃晚饭时，有人替您铺床。”
这时，那个汉子完全明白了。他脸上的表情至今是阴沉的，粗暴的，如今带着惊诧、怀疑、快乐，变得异乎寻常。他像一个发狂的人那样，开始念叨起来：
“当真？怎么？您留下我？您不赶走我？一个苦役犯！您管我叫‘先生’！您不用你来称呼我！滚吧，狗！别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原来以为您会赶走我。所以我马上说出我是谁。噢！那个教人到这儿来的女人真是正直！我就要吃晚饭！有一张床！一张带褥子和床单的床！像大家一样！十九年来我没睡过一张床！您不希望我走开！你们是高尚的人！再说我有钱。我会付钱。对不起，旅店掌柜先生，您怎么称呼呢？要付多少钱都行。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您是旅店老板，是吗？”
“我是住在这里的一个教士，”主教说。
“一个教士！”那个汉子又说，“噢！一个正直的教士！那么您不问我要钱吗？本堂神父，是吗？这个大教堂的本堂神父？啊！不错，我多么愚蠢啊！我没有看到您的教士圆帽！”
他一面说话，一面把背包和棍子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将他的身份证放进口袋，坐了下来。巴普蒂丝汀小姐和蔼地注视他。他继续说：
“您有同情心，本堂神父先生。您不藐视人。一个好教士真不错。那么您需要我付钱啰？”
“不需要，”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钱？您不是说一百零九法郎吗？”
“还有十五苏，”那个汉子补充说。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您花了多少时间挣到这笔钱？”
“十九年。”
“十九年啊！”
主教长叹了一口气。
那个汉子继续说：
“我保存着所有的钱。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到二十五苏。四天以来，我只花了这笔钱。既然您是神父，我要对您说，我们在苦役监有一个布道师。有一天，我见到一个主教。人家管他叫大人。这是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这是管本堂神父的本堂神父。您知道，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但对我来说，这是那么遥远的事！————您明白，我们这些人哪！————他在苦役监中做弥撒，站在一个祭坛上，他有一样尖东西，是金的，戴在头上。晌午大太阳的时候，闪闪发光。我们排着队。分三面围着。我们对面是大炮，导火线点着了。我们看不清楚。他在说话，不过站得太里面，我们听不见。主教就是这样的。”
他说话的时候，主教走过去把一直敞开的门关上。
玛格鲁瓦尔太太进来了。她拿来一份餐具，放在桌上。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把这份餐具放在离炉火最近的地方。（朝他的客人回过身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夜风十分凛冽。您大概感到冷吧，先生？”
每次他说“先生”这个词时，声音温和、庄重，彬彬有礼，对一个苦役犯说“先生”，等于给美杜萨[3]造成的遇难者一杯水。堕落者渴望得到尊敬。
“这盏灯不够亮，”主教说。
玛格鲁瓦尔太太明白了，她到主教的卧室的壁炉上去找两只银烛台，她点燃了，放在桌上。
“本堂神父先生，”那个汉子说，“您心地善良。您不小看我。您在家里接待我。您为我点燃蜡烛。我不向您隐瞒我来自什么地方，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坐在他身边，轻轻地触摸他的手。“您本来不必告诉我您是谁。这儿不是我的家，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不问进来的人姓甚名谁，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欢迎您来。不要谢我，不要对我说，我在家里接待您。这里不是哪个人的家，除了需要有栖身之地的人。您经过这里，我对您说，您是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我家里。这里的一切都是您的。我干什么需要知道您的名字？况且，您对我说出您的名字之前，我已经知道您的一个名字了。”
那个汉子睁大惊讶的眼睛。
“当真？您知道我叫什么？”
“是的，”主教回答，“您叫做我的兄弟。”
“啊，本堂神父先生！”那个汉子叫道，“进来时我饿得发慌；您是那么好，眼下我不再知道自己饿不饿，饿劲已经过去了。”
主教望着他，对他说：
“您受过很多苦吗？”
“噢！穿红囚衣，脚上拖着铁球，只有一块木板睡觉，炎热，寒冷，干活，做苦工，挨棍打！一点儿事就上双重铁链。一句话就关黑牢。甚至病倒在床也上锁链。狗，狗也更幸福！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眼下拿的是黄色身份证！这就是。”
“是的，”主教说，“您从一个苦地方出来。听着。一个忏悔的罪人脸上挂着泪水，比穿白袍子表示样样正确的人，在天上有更多的快乐。如果离开那个苦地方时带着对人仇恨、愤怒的思想，您就值得怜悯了；如果您离开时带着仁爱、和善、平静的思想，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玛格鲁瓦尔太太已经准备好晚饭。水、油、面包、盐、一点肥肉、一块羊肉、无花果、鲜奶酪做成汤，还有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家常饭菜之外，还加上一瓶莫弗的陈酒。
主教的面孔陡地泛起好客的人才有的快乐神情：“上桌！”他热情地说。每当有个生客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就习惯这样。他让那个汉子坐在他的右边。巴普蒂丝汀小姐非常平静和自然，在他左边落座。
主教念了饭前经，然后按他的习惯喝汤。那个汉子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突然说：“我觉得桌上少了样东西。”
玛格鲁瓦尔太太确实只放上三副绝对必不可少的餐具。然而，当主教有客人吃晚饭时，家里的习惯是桌布上要放上六副银餐具，这是天真无邪的炫耀。这个温馨而又严肃的家，将贫困提高到高贵的地步，这种奢华的优雅外表，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稚气表现。
玛格鲁瓦尔太太明白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一言不发地出去了，过了片刻，主教所要求的三副餐具对称地摆在三个就餐的人面前，在桌布上闪烁发光。
四、细说蓬塔利埃的干酪业
现在，为了对饭桌上发生的事有个了解，我们不如转引巴普蒂丝汀小姐写给德·布瓦什弗龙夫人的一封信，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信中叙述得详尽而又朴实：
…………………………………………………
“……这个人不注意任何人。他像个饿鬼一样贪婪地吃东西。然而，喝过汤以后，他说：
“‘善良天主的本堂神父先生，对我来说，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应该说，那些不愿意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运货马车夫，吃的胜过您的美味佳肴。’
“私下里说说，这种看法有点冒犯我。我的哥哥回答：
“‘他们比我更劳累。’
“‘不，’这个人接着说，‘他们钱更多。您很贫穷。我看得出来。或许您连本堂神父也不是。您仅仅是本堂神父吗？啊！如果天主是公正的，您就确实是本堂神父。’
“‘善良的天主再公正不过，’我的哥哥说。
“片刻，他又添上说：
“‘让·瓦尔让先生，您是到蓬塔利埃去吗？’
“‘必须走这条路线。’
“我确信，这个人是这样说的。然后他继续说：
“‘明天破晓我就该上路。赶路是苦事。要是夜里寒冷，白天就会很热。’
“‘您是到一个好地方去，’我的哥哥接口说，‘大革命时，我的家庭破产了，我起先躲在弗朗什-孔泰省，在那里有一段时期自食其力。我意志坚定。我找到事情做。只消选择就是了。有造纸厂、制革厂、烧酒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至少有二十家炼铁厂，其中四家在洛德、沙蒂荣、奥凡库、伯尔，规模巨大……’
“我自信没有搞错，这些正是我哥哥举出的名字，然后他打住了话头，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亲戚吗？’
“我回答：
“‘有亲戚，其中，德·吕塞奈先生是旧制度下蓬塔利埃看守城门的队长。’
“‘是的，’我哥哥又说，‘但是，九三年，人们再也没有亲戚了，只有自己的手臂。我干活。在您要去的这个蓬塔利埃，让·瓦尔让先生，当地人有一种极其古朴而迷人的工业，妹妹。就是他们的干酪业，他们叫做制干酪工场。’
“于是我哥哥一面让这个人吃喝，一面向他详细地解释蓬塔利埃的干酪业是怎么回事；‘人们分成两种：大仓是属于富人的，里面有四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天生产七八千块干酪；联合仓是属于穷人的，中部山区的农民把他们的母牛聚在一起，分享产品。他们雇用一个制干酪工人，称之为格吕兰；格吕兰每天三次过滤合作者的奶，在一块双合板上刻记上数量；大约到四月末，制干酪的工作开始了；六月中旬左右，制干酪工人把母牛赶到山里去。’
“那个人一面吃着，一面活跃起来。我哥哥让他喝莫弗的好酒，但连他自己也不喝，因为他说这酒昂贵。我哥哥以您了解的那种动不动就高兴起来的劲头讲述这些细节，我觉得他在话里插入一些优雅的语句。他一再提到格吕兰的入息好，仿佛他希望，不用直接而生硬地向他建议，这个人就会明白，这会是他的一个安身之地。有一件事令我惊讶。这个人的底细，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唉！我哥哥在吃饭的全部时间内，在整个晚上，除了他进来时说过几句关于耶稣的话，没有说过一个字，能令这个人想起他是谁，也没让这个人知道我哥哥是谁。训导一下，把主教的头衔压在这个苦役犯身上，让他留下路过的痕迹，看来确实是个机会。也许对别人来说，遇到这个恶人，看来应该在让他填饱肚子的时候，也该充实一下他的头脑，训斥他几句，既有教诲，又有劝告，或者再加上一点同情，并且激励他将来品行好些。我哥哥甚至没有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也没有问他的身世。因为他早先犯过罪，我哥哥好像避免提到一切能使他回想起来的事。甚至于这样：我哥哥谈到蓬塔利埃的山里人时，说是他们有一份靠近天堂的好工作，还说，因为他们是纯朴的，所以是幸福的，他猛不丁地停住话头，生怕这句话里漏出什么，会伤害这个人。由于考虑到这点，我以为明白了我哥哥的心里活动。他大概在想，这个人叫做让·瓦尔让，脑子里老想到他的贫困，最好是使他散散心，让他相信，哪怕是一会儿，他像别人一样是个人，是个普通人。深刻理解仁爱不就是这样吗？善良的夫人，不作训斥，不作开导，不作暗示，在这种体贴中，难道没有真正合乎福音的东西吗？当一个人身上有痛点的时候，最好的同情难道不是根本不去触摸它吗？我觉得，我哥哥的内心思想可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我能说的是，即使他有这些想法，他也没有表示出来，哪怕是对我；他从头至尾像天天晚上那样，他跟让·瓦尔让吃晚饭，神态和举止像同热德昂·勒普雷沃先生或者同教区的本堂神父先生一样吃晚饭。
“快吃完饭时，我们正在吃无花果，有人敲门。这是热尔博大妈，怀里抱着她的小不点。我哥哥亲了亲孩子的额角，向我借了十五苏，我正好揣在身上；他给了热尔博大妈。这时，那个人心不在焉。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惫。可怜的老热尔博走了，我哥哥念了饭后经，然后转向这个人，对他说：您想必很需要睡觉了。玛格鲁瓦尔太太很快撤走餐具。我明白，我们该退走，让这个赶路人睡觉，我们两个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让玛格鲁瓦尔太太给这个人的床上盖上一张黑森林的麂子皮，那是放在我房间里的。这一阵夜里寒冷彻骨，这张皮保暖，遗憾的是陈旧了，所有的毛已经脱落。我哥哥在德国多瑙河源头附近的托特林根买来的，包括我吃饭时使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
“玛格鲁瓦尔太太几乎马上回到楼上，我们开始在晾内衣的厅里向天主祈祷，然后我们各自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五、静谧
向妹妹道过晚安后，福来主教拿起放在桌上的两盏银烛台中的一盏，把另一盏递给他的客人，对他说：
“先生，我来带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个汉子尾随着他。
从上文所述中，读者可以注意到，屋子的布局使人必须通过主教的卧室，才能走到凹室所在的祈祷室去，并从那里出来。
正当主教穿过房间时，玛格鲁瓦尔太太把银器塞进床头边的壁橱里。每晚她去就寝之前，最后操心的是这件事。
主教把客人安顿在凹室里。那里刚支上一张床，铺上干净的白床单。
“好了，”主教说，“晚安。明天早上，动身之前，您喝一杯我们的母牛挤的奶，热乎乎的。”
“谢谢，神父先生，”那个汉子说。
他刚说完这句平平和和的话，骤然间没有过渡，做了一个古怪的动作，倘若两个圣洁的女人看到了，准定会吓得浑身冰凉。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很难分析此刻他缘何这样做。他想提出警告，还是抛出一个威胁？他只是顺从一种本能的，自己也茫无所知的冲动吗？他冷不防朝老人转过身来，抱起手臂，对主人投以凶蛮的目光，用喑哑的声音大声说：
“啊！很明显！您让我住在您家里，是这样紧紧靠着您啊！”
他止住话头，发出狰狞的笑声，补上说：
“您充分考虑过吗？谁告诉您，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朝天花板抬起眼睛，回答道：
“善良的天主才管这事。”
随后，他庄重地蠕动着嘴唇，仿佛在祈祷，或者自言自语，他举起右手的两根手指，祝福那个不肯弯腰的人，然后头也不回，也不朝后看，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当凹室里有人住时，祈祷室从这边到那边，用一大块斜纹哔叽布遮住祭坛。主教经过这块布帘时跪了下来，作了短短的祈祷。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园子里，蹀躞，遐思，仰望，全身心沉湎在夜晚天主给依然张开的眼睛指出的伟大而神秘的事物中。
至于那个汉子，他当真异常疲倦，甚至没有利用那些洁白的床单。他像苦役犯那样用鼻孔吹灭了蜡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刻酣然入睡。
午夜敲过，主教从园子里回到他的房间。
几分钟以后，这幢小房子里一切都睡着了。
六、让·瓦尔让
将近夜半，让·瓦尔让醒了过来。
让·瓦尔让出身布里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时代，他没有读过书。成年时，他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他的母亲名叫让娜·马蒂厄；他的父亲名叫让·瓦尔让或者弗拉让，可能这是绰号，或者“这是让”的简称。
让·瓦尔让生性好沉思默想，但不忧愁，这是多情善感的性格本质。总之，让·瓦尔让好像沉睡未醒，至少表面看来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幼年时便失去了父母。他的母亲没有被照顾好，死于产褥热。他的父亲像他一样是树木修剪工人，从一棵树上摔下来，命丧黄泉。让·瓦尔让只剩下一个姐姐，她成了寡妇，带着小子姑娘共七个孩子。这个姐姐把让·瓦尔让抚养大。她的丈夫在世时，她让弟弟有住有吃。丈夫死了。大孩子八岁，最小的一岁。让·瓦尔让刚刚满二十五岁。他代替了父亲，轮到他支撑那扶养他长大的姐姐。这样做很普通，就像尽责一样，即使让·瓦尔让那方面有点性情粗暴。他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在艰苦的低酬劳的工作中消磨掉了。他在当地从来没有“女朋友”。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傍晚，他疲惫地回家，埋头喝汤，不发一言。他的姐姐让娜大妈在他吃饭时，常常从他盆子里取出饭菜中最好的东西，肉块呀，肥肉片呀，菜心呀，给她的一个孩子；他呢，趴在桌子上不断吃着，头几乎陷到汤里，他的长发洒落在盆子周围，遮住他的眼睛。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听之任之。在法弗罗尔，离瓦尔让的茅屋不远，小街的另一边，有一个名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瓦尔让家的孩子经常挨饿，有时以他们妈妈的名义，向玛丽-克洛德借一品脱的牛奶，在篱笆后面或者小路的角落里喝掉，由于匆匆忙忙地争夺奶罐，小姑娘们把奶都洒在围裙上和小水沟里。大妈如果知道这样干坏事，会严厉地加以惩罚。让·瓦尔让虽然粗鲁和爱抱怨，却背着大妈，将一品脱牛奶的钱付给玛丽-克洛德，孩子们没有受到惩罚。
他在修剪树木的季节每天挣到二十四苏，他又当收割工、小工、牛场伙计、干重活。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的姐姐也干活，但是，要带七个孩子，能干什么呢？贫困包围和逐渐压抑着这悲惨的一群。有一年冬天非常寒冷。让没有工作。家里没有面包。没有面包。一点儿没有。七个孩子。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法弗罗尔的教堂广场上的面包商莫贝尔·伊扎博准备睡觉了，这时他听到铺子带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砰的一声。他及时赶到，看见一只手臂从一拳打碎的洞里伸进铁栅和玻璃窗内。这只手臂抓住一只面包，拿走了。伊扎博赶紧跑出去；小偷拔腿就逃；伊扎博在后面追赶，把他抓住了。小偷已经扔掉面包，但他的手臂鲜血淋漓。这是让·瓦尔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让·瓦尔让“以黑夜闯进民宅破坏盗窃的罪名”，被传到法庭。他有一支枪，比上流社会的枪手枪法更准，有时偷猎；这对他不利。当时对偷猎者有一种合理的成见。偷猎者同走私者一样，接近强盗。但顺便说说，在这类人和城里卑劣的杀人犯之间，有天渊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产生恶人，因为城市产生堕落的人。大山、大海、森林产生野蛮的人。它们对凶狠的一面推波助澜，但往往并不摧毁人道的一面。
让·瓦尔让被宣判有罪。法律词汇是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可怕的时刻；刑罚宣布灭顶之灾。社会远离而去，彻底抛弃一个会思想的人，那是多么悲哀的时刻啊！让·瓦尔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人欢呼意大利军团司令官取得了蒙特诺特战役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五百人院的督政府的咨文称这位将军为波拿巴；同一天，在比塞特，给犯人上了一条大铁链。让·瓦尔让列入这条铁链中。一个以前的监狱守门人，目下已经近九十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幸的人，他锁在大院的北角第四排的顶端。他像其他犯人一样坐在地上。看来他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只知道十分可怕。也许他通过一个愚昧无知的可怜人的朦胧思想，分辨出要采取某些极端措施。
正当在他脑袋的背后重槌钉上枷锁的螺钉时，他哭泣起来，眼泪堵住了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仅仅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随后，他一边呜咽，一边举起右手，再逐级降低七次，仿佛他依次触摸七个高低不等的脑袋，通过这个动作，别人捉摸出他所做的事，就是要给七个孩子吃的和穿的。
他被押解到土伦，走了二十七天，锁链套在脖子上，坐在囚车里。在土伦，他穿上了红色囚衣。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抹去了，包括他的名字；他甚至不再是让·瓦尔让；他是24601号。姐姐情况怎样了？七个孩子怎样了？谁来照顾这一切呢？从根部锯掉的幼树，树叶会变得怎样呢？
以后的经历总是一样的。这些活在世上的可怜虫，这些天主的创造物，今后毫无依靠，没有向导，没有栖身之所，漫无目的地乱闯，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也许每个人有各自的情况，他们逐渐陷入这片冷雾中，那正是孤独的命运葬身之地，这是一片阴沉沉的黑暗，那么多不幸的人加入人类艰难的行进，相继消失其中。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的故乡忘却了他们；他们的田界忘却了他们；让·瓦尔让在苦役监呆了几年以后，也忘却了它们。这颗心有过伤口，留下了伤疤。就是这样。他在土伦度过的所有时间里，仅仅有一次听到别人提到他的姐姐。我想，这是在他囚禁的第四个年头末尾。我不晓得这个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的。有个认识他们的人，见过他的姐姐。她在巴黎。她住在圣苏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就是冉德尔街上。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最小的那个。其余六个孩子在哪里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上，她到萨博街三号的一间印刷所去，她是折页工和装订工。清早六点钟就该到那里，冬天则要在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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