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文为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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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教”。这里面虽含着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风诗及准风诗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数，宋代又是经学解放的时代，当时人不管注疏里史的解释，只将自己读风诗的印象去印证那两句话，而以含蓄蕴藉的抒情诗为正宗，也是自然的。再说还有选体诗作他们有力的例子。选体诗的意境是继承《楚辞》的抒情的传统的。东晋时老、庄的哲学虽然一度侵入诗里，但因为只是抄袭陈言，别无新义，不久就“告退”了（《文心雕龙·明诗》）。抒情诗的传统这样建立起来，足为“吟咏情性”和“温柔敦厚”两句话张目。

    不过选体诗变为唐诗，到了宋代，一个新传统又建立起来了。这里发展了一类“沉着痛快”之作，或抒情，或描写，或叙事，或议论，不尽合于那两句古话，可是事实上是有许多人爱作有许多人爱读的诗。旧传统压不倒新传统，只能和它并存着。好古的人至多只能说旧的是“正”，新的是“变”，像苏轼便是的；或者说新的比旧的次些，像朱熹便是的，但不能不承认那些“沉着痛快”之作也是诗。再说苏轼虽然向慕那“高风”“远韵”，他自己却还在开辟着“变”的路；这大约是所谓“穷则变”，也是不得不然。刘克庄也还是走的“变”的路。严羽是走“正”路了，但是不成家数。他说“近代诸公”的诗不是诗，却将“沉着痛快”的诗和“优游不迫”（即“温柔敦厚”）的诗并列为诗的两大类，可见也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的影响。

    沈括（存中）说韩愈的诗只是“押韵之文”，不是诗；陈师道说韩“以文为诗”，不是诗的本色。陈的意思和后来的朱熹大约差不多，沈说却比较激切，所以引起全然相反的意见。刘克庄说和沈说一样。原来宋以前诗文的界划本不分明，也不求分明，沈、陈、刘，以当时的观念去评量前代，是不公道的。况且韩愈的诗，本于《雅》《颂》和乐府，也不是凭空而来；按宋代说，固可以算他“以文为诗”，按唐代说，他的诗之为诗，原是不成问题的。

    宋人的风诗正宗论却大大的影响了元、明两代，一面也是这两代散体古文的发展使诗文的分界更见稳定的缘故。李梦阳的各体诗定格说正是时势使然。但姑不论他的剽窃的作风，他的定格里上有汉乐府，下有唐诗，其实也已经不纯是抒情的传统，与那两句古话不尽合了。到了清代中晚期，提倡所谓宋诗，那新传统复活了而且变本加厉，以金石考订入诗；《清诗汇》自序且诩为“诗道之尊”。章炳麟《辨诗》以为这种考订金石之作“比于马医歌括”，胡适之在《什么是文学》中也以为这种诗不是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传统的。

    但是诗文的界划，宋以前既不分明，宋以来理论上虽然分明，事实上也不全然分明，坚持到底，怕也难成定论。所以韩愈“以文为诗”似乎并不碍其为诗。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这是极明通的议论。可是“以文为诗”在我们的诗文评里成了一个热闹的问题，“以诗为文”却似乎不大成问题的样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宋以前“诗”一直包在“文”里，宋人在理论上将诗文分开了，事实上却分不开，无论对于古人的作品或当时人的作品都如此。这种理论和事实的不一致，便引起许多热烈的讨论。至于文，自来兼有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等作用，本无确定的界限，不管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宋人还将辞赋放在文里，可见他们是不以文的抒情的作用为嫌的。

    《扪虱新话》引的“杜以诗为文”的话，是仅有的例外。那只是说杜甫作文，用字造句往往像作诗一般，所以显得别别扭扭的。“韩以文为诗”是成功了，“杜以诗为文”却失败了。杜的文没有人爱学，也很少人爱读。这也是“以诗为文”引不起热闹的讨论的一个原因。但类似的讨论却不是没有，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论“近古”史书，词多繁复，事喜藻饰。那些时候作史多用骈体，骈体含着很多抒情的成分，繁复和藻饰，正是抒情的主要手法，用来叙事，却是不相宜的。这繁复与藻饰，按宋人的标准说，也正是诗的精彩。刘知几时代，诗文还未分家，更无所谓骈散之辨，但他所指出的问题，若用宋人的术语，却正是“以诗为文”那句话。

    到了清代，骈散的争辩热闹起来了，古文家论骈体的短处，也从这里着眼。如曾国潘的话：

    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湖南文征序》）

    “习于情韵”就是“抒情”，和那“排比之句”，“婀娜之声”，都是。这里所讨论的，其实也还是“以诗为文”那句话。不过这种讨论，我们的诗文评都放在“骈散”一目下，不从诗文分界的立场看。“以诗为文”的问题，宋人既未全貌的提出，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正面的“骈散”的讨论，又不挂在它的账上，所以就似乎不大成问题的样子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输入了西洋的种种诗文观念。宋人的诗文分界说，特别是诗的观念，即使不和输入的诗文观念相合，也是相近的。单就诗说，初期的自由诗有人讥为分行的散文，还带着宋以来诗的传统的影响。第一个提倡新诗的胡适之还提倡以诗说理呢。但是后来的格律诗和象征诗便走上新的纯粹抒情的路。这该是宋人理想的实现。

    可是诗的路却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少。这里也许用得着J. M. Murry 《风格问题》一书中的看法。他说，“在某种文化的水准上，加上种种经济的社会的情形（这些值得详加研究），某种艺术的或文学的体式是会逼着人接受的。”（四八面）宋以来怕可以说是我们的散文时代，散文的体式逼着一般作家接受；诗不得不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才有爱学爱读的人。现代诗走回诗的“正”路，但是理睬的人便少了。只看现代散文（包括小说）的发展是如何压倒了诗的发展，就知此中消息。诗暂时怕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这些人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它的繁荣怕要在另一个时代。Murry还说：“批评只消研讨基本的成分，比较着看；它所着眼的是创造想象，除非要研讨文字的细节，是不必顾到诗文的分别的。”（五二、五三面）照这个看法，“以文为诗”也该是不成问题的。

    （《学文周刊》，济南《大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