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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说韩愈（退之）以文为诗，原不始于陈师道，释惠洪《冷斋夜话》二云：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泽，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瞻，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以文为诗”一语似乎比“押韵之文”一语更清楚些，所以这里先引了《后山诗话》。这个诗文分界的问题，是宋人提出的，也是宋人讨论的最详尽。刘克庄、严羽的意见可为代表。刘说：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六，《韩隐君诗序》）
又说：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同上九十四，《竹溪诗序》）
严也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为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诗辨》）
他们都是以风诗为正宗的。
到了明代的李梦阳，他更进一步，主张五言古诗以汉、魏、六朝为宗，七言古诗以乐府及盛唐为宗，近体全以盛唐为宗。他给诗立了定格，建了正统。他的诗的影响不过一时，但他的诗格论的影响不是一时的；后来虽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却并没有能够摇动他的基础。它的基础是在“吟咏情性”（《诗大序》）“温柔敦厚”（《礼记·经解》）那些话和“选体”的五言诗上头。
为什么到了宋代才有诗文分界的问题呢？这有很长的历史。原来古代只有诗和史的分别（见闻一多先生《歌与诗》），古代所谓“文”，包括这两者而言。此外有“辞”、“言”、“语”。“辞”如春秋的辞令，战国的说辞。“语”如《论语》《国语》。“言”呢，诸子大都是记言之作。但这些都没有明划的分界。诗与史相混，从《雅》《颂》可见。诗、史、辞和言、语相混，从《老子》《庄子》等书内不时夹杂着韵语可见。至于汉代称为《楚辞》的屈、宋诸作，不用说更近于诗了。
汉代是个赋的时代；那时所谓“文”或“文章”便指赋而言。汉代又是个乐府时代；假如赋可以说是霸主，乐府便是附庸了。乐府是诗，赋也可以说是诗，班固《两都赋序》第一句便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刘歆《七略》也将诗赋合为一目。赋出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性质多近于诗的《雅》《颂》；以颂美朝廷，描写事物为主。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专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按现在说，汉赋里可以说是散文比诗多。所谓骈体实在是赋的支与流裔，而骈体按我们说，也是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见出赋的散文性是多么大。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那么，汉人所谓“文”或“文章”，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了。
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魏、晋、六朝是骈体文和五言诗的时代；但这时代还只有“文”“笔”的分别，没有“诗”“文”的分别。“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当时的“常言”（《文心雕龙·总术篇》）。赋和诗都是“文”，和汉人意见其实一样。另一义却便不同：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是“笔”（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这个说法还得将诗和赋都包括在“文”里，不过加上骈体的一部分罢了。这时代也将“诗”“笔”对称，所谓“笔”还只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一部分抒情的骈体不在内，和后来“诗”“文”的分别是不同的。
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杜甫有“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的句子，杜牧有“杜诗韩笔愁来读”（读《杜韩诗集》）的句子，可见唐一代都只注意这一个分别。杜牧称韩愈的散体为“笔”，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论。韩愈和他的弟子们却称那种散体为“古文”；韩创作那种散体古文，想取骈体而代之，也是划时代。他的努力是将散体从“笔”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称为“古文”；他所谓“文”，似乎将诗、赋、骈体、散体，都包括在内，一面却有意扬弃了“笔”的名称。唐人连韩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还没有想到诗文的对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体成了正宗。骈体不论是抒情的应用的，也都附在散体里，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评应用文（骈体居大多数）的，所以别出。王虽分评，却都称为“文”；这个“文”的涵义，正是韩愈的理想的实现。这样，“笔”既并入“文”里，“文笔”“诗笔”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诗文的分别便应运代兴。诗文的分别看来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说“有韵者诗，无韵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便将赋放在文里，《困学纪闻》“评文”前卷里有评辞赋的话，王应麟却不收在那“评诗”一卷里。宋人将诗从文里分出，却留着辞赋，似乎自己找麻烦，但一看当时“文体”的赋（如苏轼《赤壁赋》等）的发展，便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成立了诗文对立的局势，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韵脚的有无上，所以有许多争议；篇首所引，是代表的例子。
争议虽多，共同的倾向却很显明，那就是风诗正宗。苏轼和朱熹都致慨于唐诗的变古，以为古人的“高风”“远韵”从唐代已经衰歇不存（苏《书黄子思诗集后》，朱《答巩仲至书》第四、第五）。这正是风诗正宗的意思。苏轼自己便是个变古的人，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主张不是少数人或一时代的私见，它是有来历的。《诗大序》说诗是“吟咏情性”的，《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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