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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与中国文化之来源为一元
（二）不同文化民族之接触--战争与商业对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之关系
（三）农业与和平对中国文化精神之形成之关系
（四）中西文化之面目之不同--重文化之类别，与重文化之统
（一）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与中国文化之来源为一元
吾人今兹论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作一比较之论列。关于中西文化之差别，吾人今将首提一义：即西方文化之形成为多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多，而中国文化之形成，几可谓一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少。西方文化源于受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敍利亚文化，与爱琴文化之影响而形成之希腊文化。罗马精神融摄希腊文化，而形成罗马文化。希伯来之犹太教、基督教精神，与阿拉伯精神侵入罗马世界而有中古文化。再加上义大利之文艺复兴，与日尔曼精神之发挥，乃成西方近代之文化。其中基督教之精神，虽又其主宰中古文化，浸成西方文化之统所在，然基督教精神毕竟为后起，而与希腊精神不能全水乳交融，因而有文艺复兴时代之人，以希腊文化对抗希伯来文化精神之事。吾人今日虽可在哲学理念上，将希腊中古与近代西洋文化精神统摄而论之，如黑格尔及著者本书上部之所为，然不能掩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之历史。此种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亦即西方现代英、美、法、德、俄之文化思想之冲突何以极多之故。中国文化之来源，近人因受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观念之暗示，亦有论其为多元者。如梁任公先生极早即有中国南北二支文化思想之论，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有齐鲁、秦晋、荆楚三支文化之说，然此种各地文化思想之差别，毋宁谓纯为地理之影响或各地民族气质之不同所形成之差别，不足成立中国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之证。至少在有史足徵以后，所谓不同民族之夏、殷、周，在文化上，大体乃一贯相仍，中原民族用以表达学术文化思想之文字之统一，即其证也。至于后来，中国之中原民族，对夷狄之文化，虽时有所取，然皆无损于文化之大本大原之不变。汉唐以后，对印度文化之接触，非由实际厉害上之情势所促成，主要出于中国人内心之向往要求，故中、印间之文化冲突亦少。唐代与回教文化、景教思想之接触，亦未尝生文化之冲突，且未影响中国文化精神之核心。明代教士之输入西方科学与基督教义，当时亦未发生大影响。唯近百年来之中西文化之接触，因初为受实际利害上之情势（如通商及帝国主义之侵略等）所促成，而后有种种文化冲突之发生，特感文化融合之需要。然西方之文化史，则整个为一不同文化之接触冲突，迄今未能融合之历史（此意西方人论者已多。近见诺斯罗圃东方与西方之会合中言之甚详。并以为此乃西方文化亟须东方文化加以补足之理由）。因在西方历史中，不同文化之接触，皆复为实际利害之情势所促进，故接触恒与冲突相俱。非如中国人之过去接受印度文化，纯出内心之向往要求，而易如水乳之交融也。
吾人自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及其文化中之冲突多上著眼，以观西方文化之发展，即可以多少解释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所由形成之外缘，而中国缺此外缘，故其文化精神亦不同也。
关于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吾尝括为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由此而肯定种种在人之上及在人之外之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实在，如"超越之神"、"可能世界"、"外于人之自然世界"、"物之自身"、"价值理想自身"等。此皆为其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之生活，所企慕向往之对象。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此精神与前者结合，而有中世之宗教中，特重上帝之全知，与希腊哲学中肯定一理型世界。由此精神之表现，而有西方之逻辑、数学、几何学，与哲学中之范畴论，以为近代之西方科学之母。由近代科学之应用于客观自然之改造，以实现其人生文化中之超越的理想，满足其征服自然之权力欲，而有近代之工业技术、物质文明。第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此主要表现于基督教中，上帝造人为唯一有自由意志者之信念。然自亚当犯罪，人之自由意志，则恒向恶。故中古基督教，仍不重个人之自由意志之价值。人多谓尊重自由乃日尔曼精神。真尊重个体之自由意志，盖始于西方近代。故近代西方哲学中，特以意志自由之证明，为最重大之问题。近代复有各种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之争个人之自由平等之权利之运动，经济上近代有自由企业之资本主义之产生。第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西方文化中之各文化部门，如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政治、经济皆类别分明。其学术中之分类，尤愈分愈细。学术上主义派别，特见纷繁。各种学术文化中之人物，皆喜各引一端，推类至尽，以逞其所长，显其偏至。恒不免于由其有所偏至，而生偏蔽与偏执。此四种精神，相依为用，以表现于西洋文化历史中，此在吾书之上部及本部中，随处论及，今不必详。而此四种精神，皆中国文化精神之所缺。而其所以缺乏之外缘，主要者即在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其文化之接触，恒与冲突相俱，而中国文化之来源，则可谓为一元。其与印度文化之接触，亦未尝有大冲突之故。今请进而论此外缘之有无与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别之关系如下：
（二）不同文化民族之接触--战争与商业对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之关系
人类文化之接触，或为低级文化或较野蛮民族接触更高级之文化；或为二具有高度文化之民族之互相接触。当一较野蛮民族或只有低级文化之民族，接触一较高文化时，则依于人之向上之天性，必有企慕、向往之心。高度文化之民族，则此时恒有一自觉之高卓感。而二有高度略相等而不同之文化民族相接触时，则依于人性之求和融统一之要求，亦必向上升起，因而易形成一更高之文化理念，以求二种文化之和融统一。故凡不同之文化接触，皆可使吾人之精神趋于向上提高，而求其冒起超升。二民族之文化接触，可纯出自一民族之精神要求，亦可由实际利害之情势所促成。如由战争或商业需要为主，而造成之文化接触，则可谓纯由实际利害之情势所促成。由战争所造成重要文化接触，如战争后，二民族各还故土，则此二种文化接触，除多少掠夺对方之人为奴隶外，恒不过只增加二民族之文物之交换，思想观念之交流。此交流乃只取对方之文物思想观念，而不取对方之人群。此即为一将文物思想观念与实际之人群分离之抽象精神。由是而二民族间遂一方虽有文化之交流，一方仍可由相互之战争，以增强实际生活中之敌对意识。如战争之结果，一成被征服者，一成征服者，而同居一地，则战争之后即易形成一阶级社会，而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敌对意识。此中，如被征服者为较野蛮者，则使较有文化之征服者，更自觉其文化之高贵性。被征服者如不屈服于征服者之文化，则其在现实生活因无可反抗，其精神必寄託于超现实之宗教（西人汤因比亦谓内部之无权者易信宗教）。反之，被征服者如为较野蛮之人，且在文化上愿屈服者，则其对征服者之文化，亦可视之如神圣，以超越之眼光观之。复次如征服者为野蛮人，则野蛮人之征服文化人，恒极残酷而杀戮极多，唯留其文物。及野蛮人后代之子孙，见文化人之遗留文物，而既发现其价值，又念此非其所能自造时，亦恒自然以超越眼光视之，而生一向上怀慕向往之心，此盖皆理有固然之事也。
至于由商业需要而导致之文化接触，则不增加二民族之敌对意识，而恒增强二民族相互之利用意识，如欲以少易多，以小利换大利之意识。"由小利以得大利"，乃人之自觉的自私心与"自我中心"观念所引发者。亦人一种原始的向外而向上追求之生活理想。人之常情，由商业交易而得新货物文化物，复易生仿效製造之心。仿效製造不成，则生羡慕之情。但吾人须知此仿效之心、此羡慕之情，乃向"远地之人之心灵之技巧或精神"而施，由是即有一向客观外在之人之精神所生之企慕向往心。此亦为一种向外向上之精神。然商业交易所得，唯是货物或文化物。故此企慕向往之心，只环绕于此货物文化物，而想像远地人之如何能製造之，并求如何可以效之胜之之道。人此时之心思，即超出货物文化物之本身，倚虚空而盘旋，易以形成形相与概念。又商业上之获利，重在善讲交易，与所贩卖货物为人所。英人怀特海，于《理念之探险》中，曾谓文化之传播，或恃压迫，或恃说服。压迫恃武力，说服恃理性。商业上之讲交易，即开启人之重用以说服他人，而使人心悦者。此言亦深有理趣（唯彼忽视西方近代人以武力支援商业之事实耳）。人又或谓商业之得失之关键，乃在交易中之对方之心之最后决定。于是商业中患得患失之心，亦易与求外面之神之宗教意识结合，此亦可说。夫然，故二民族之文化之接触，无论由战争或商业之需要所促成，皆可增强人之精神之向上而向外活动之趋向，亦使人更易相信一超越于我之外之理想对象、精神境界，或神之存在。同时亦增强人之敌对精神与自私心、自我中心之观念，并重抽象概念者。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在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
吾人由西方文化之发展史以观，吾人皆知希腊土地硗瘠，农业不足以营生，故其民族早业商，而其文化之兴起亦始于商业。希腊文化盖遥承爱琴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而爱琴海之克利特亦原为业商者。希腊后与波斯战争而接触其他之东方文化。希腊之科学哲学思想，皆始于殖民地。吾人于此即可推知希腊人之科学哲学之智慧之初现，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的。殖民地之人，不负实际社会政治上甚多之责任，故更喜仰观俯察自然事物，生惊奇之念，因而首发达自然科学。希腊之几何学盖渊源于埃及，埃及之几何学为测地之实用技术。然埃及人之测地，对希腊人言，为生疏遥远，不关生活痛痒之事。希腊人之心目中，无几何学之实际应用之需要，则几何图形，成为纯粹之理想中之对象，纯粹求知心所寄託之对象。再运用人之纯粹理性于其上，则纯粹理论性之希腊几何学成矣。希腊之数学与商业经济有关，柏格孙于其道德与宗教之两原中已论之。商业最须计算，其为增强数之意识者，盖无疑义，然商业中之应用数学，恒为实用。数学而为超实用者，亦必须有一将数之本身概念化，而空灵化之或升高之超越精神。故唯由阿非克（ orphic ）宗教下来之辟萨各拉氏学派及柏拉图，其哲学具超越精神者，能真重视数理；则柏格孙之说不能尽。吾人如论希腊人之重视数学、几何学与自然哲学之外缘，吾人宁谓在其最初之思想家皆为殖民地中之人，先不负实际社会之责任。因而其思想，自然常趋向于纯粹真理之探求，恒向上向外有所企慕，因而概念之存于心中者亦不须落到实际，而其本身遂得成为观照或运用纯粹理性活动于其上之理想对象。此亦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言哲学亦必须有闲阶级方能从事之意也。
希腊文化之精神，自尼采之悲剧之诞生一书出版以来，人多谓其包含二种精神，一为阿波罗式之清明平静之科学哲学精神，一为热狂而带悲剧意识之阿非克宗教之狄奥尼索斯精神。希腊神话中，人与神及神与神冲突之多，皆表示希腊人之精神，非皆为清明平静者（前见 adamvitalityofplatonism 中论古代希腊人苦痛与罪恶观，尤可知希腊人原来之悲观色彩）。殖民地逐渐传入科学哲学精神至希腊本土，而有希腊之哲人学派，即为一批判传统文化，使之解体者。苏格拉底被认为哲人学派，遂被控为不敬神，而处死刑。当时之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尝讽刺苏格拉底。以后柏拉图，亦欲逐诗人于理想国之外。希腊之悲剧精神及神话中之神与神、神与人冲突，或为人与自然命运之实际冲突之反映（如俄狄蒲斯之悲剧），或为个人与社会之实际冲突之反映（如安提戈涅悲剧），或为民族与民族之战争之反映（如荷马依利亚特史诗中所夹杂之神话）。而悲剧中所表现之人之超越精神，皆由冲突之夹缝中，向上冒起之超越精神也。富超越精神之柏拉图哲学，则可谓由苏格拉底之死于文化之冲突之下所刺激，而欲综合传统宗教文化精神与以前之自然哲学之产物。柏氏以前之哲学与科学，唯成就纯理智之概念。柏拉图乃承苏格拉底而重人生文化中之价值概念，如美善等，并升概念为超越之理型，为灵魂前生之所接，死后之灵魂之所依。希腊人之败波斯、雅典之败斯巴达，皆增加希腊、雅典人对其文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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