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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书缘起）
此书之作，动念于十年前，其初意乃为个人之补过。原余于十七年前，即曾作一长文，名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当时曾提出"天人合一"与"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继后三、四年中，曾陆续对中国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皆有所论。后辑成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予正中书局出版。在此书印刷之际，正个人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及该书印出，即深致不满，并曾函正中书局，勿再版。然书局仍续有再版印行，遂欲另写一书，以赎衍尤。原该书自表面观之，内容似甚丰富，且根本观念与今之所陈，亦似相差不远，然实则多似是而非之论。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馀在当时，虽已泛滥于中西哲学之著作，然于中西思想之大本大源，未能清楚。当时余所谓天人合一之天，唯是指自然生命现象之全，或一切变化流行之现象之全。馀当时在西方哲学中，颇受柏格孙、詹姆士，及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之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唯于心之虚灵不滞、周行万物一义，及自然宇宙之变化无方无往不复二义，有一深切之了解。此二义亦保存于本书中。然当时对于西方理想主义或唯心论之形上学，无真认识。对东方思想中之佛家之唯识般若，及孟子、陆、王所谓天人合德之本心或良知，亦无所会悟。盖吾性多理障，初解知识，即喜疑难，时与先父辩论。先父信性善，馀则信善恶二元。先父崇儒，馀则以儒与诸家平等，或加诽谤。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尝躬蹈之。吾于写该书之前七、八年，亦曾闻熊十力师、欧阳竟无大师，与吕秋逸先生讲唯识、唯心之论，吾甚佩诸先生之为人，而终以为唯心、唯识之论，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尝自思四论证破之，后见其与新实在论者破唯心之论证暗合，乃广读新实在论书。又受新实在论者批评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观念之影响，遂对一切所谓形而上之本体，皆视为一种抽象之执著。故余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开始即借用易经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此文初出，师友皆相称美，独熊先生见之，函谓开始一点即错了，然馀当时并不心服。馀当时答辩谓，即此变化流行之本身，即为不变。变之为变之理，即变化流行之现象之本体，故即体即用云云。当时又读柏拉图之帕门尼德斯对话，及黑格尔逻辑，见其自有无二范畴，推演出一切思想范畴。而变之概念，原可以有无之交替说之。于是以为可用"有无之理"之自己构造，为形上学之第一原理，以说明宇宙，并尝以之解释老、庄、易传、中庸之形上学，成数万言（亦见该书），实则全为戏论。
唯继后因个人生活之种种烦恼，而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乃有人生之体验（中华出版）、道德自我之建立（商务出版）二书之作。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时又读友人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商务三十年出版），乃知纯知之理性活动为动而愈出之义，由此益证此心之内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来与牟先生论学甚相得，互启发印证之处最多。对此心此理，更不复疑。而馀十年来之哲学思想，亦更无变化。于中西理想主义以至超越实在论者之胜义，日益识其会通。乃知夫道，一而已矣，而不讳言宗教。并于科学精神、国家法律、民主自由之概念，渐一一得其正解。至对中国文化问题，则十年来见诸师友之作，如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之论中国哲学，钱宾四、蒙文通先生之论中国历史之进化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先生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先生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熊、李源澄、邓子琴先生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及其他时贤之著，皆以为可助吾民族精神之自觉。较清末民初诸老先生及新文化运动时，留传至今流俗之论，夐乎尚已。而西哲中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凯萨林哲学家旅行日记，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圃、汤恩比对中国文化之论列，亦多旁观者清，而颇有深入透闢之论。盖文化乃天下之公物，范围至大，凡人有所用心，皆必能有所发现。顾馀仍以为憾者，则引申分析中国哲学之智慧，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价值"之著，而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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