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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
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学运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处女，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处女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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