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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国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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