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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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开始。这个过字就是现今国乐家所谓过门。《乐府指迷》用过处，如“过处多是自叙” ，“过处要清新” 。《词旨》、《词源》用过片，如“过片不可断意” ，“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 。这里所谓过、过处、过片，都是指下遍起句而言。胡元仪注《词旨》云：“过片，谓词上下分段处也。” 这个注，意义非常含混。如果说“上下分段处” ，那么上遍的结句也可以说是过片了。

    换头这个名词，宋代词家还有另一种用法：指一首词的下遍全部。例如上文所引《花庵词选》云：“唐词多无换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唐词仅有单遍，没有下遍。《苕溪渔隐丛话》论东坡《卜算子》词（缺月挂疏桐）云：“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 这里所谓换头，显然是指下遍全部而言，并不专指下遍的起句。况且《卜算子》是重头小令，下遍并不换头，由此可见宋人竟以词的下遍为换头了。

    过片，又称为过变。这个名词，在宋人书中还没有见到。《词林纪事》附刊《词源》（误作《乐府指迷》）的《制曲》一条中作过变，不作过片，这恐怕是元明人传钞时所改。《柳塘词话》云：“乐府所制有用叠者，今按词则用换头，或云过变，犹夫曲之为过宫也。” 又《七颂堂词绎》、《宋四家词选序论》均用过变。按：变是本字，唐人省作徧或遍，宋人又省作片。现在又复古用变字，并无不可。至于过宫，则是另外一回事，与过变毫不相涉。柳塘这个比喻，完全是外行话。

    换头又称过拍。这也是明清时代流行的语词。词以一句为一拍，拍字就可以代句字用，于是称过处为过拍。但是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凡是讲到过拍，都是指上遍结句而言，例如：“廖世美《烛影摇红》过拍云：‘塞鸿难问，岸柳何穷，别愁纷絮。’” 又云：“许古《行香子》过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晓山高。’” 查两家原作，况氏所谓过拍，都是上遍的歇拍（结尾句）。又太清春《鹧鸪天》词上片结句云：“世人莫恋香花好，花到香浓是谢时。” 蕙风批云：“过拍具大澈悟。” 又蕙风论词云：“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战马收缰，度尾如水穷云起。煞尾犹词之歇拍也，度尾犹词之过拍也。如水穷云起，带起下意也。填词则不然，过拍只须结束上段，笔宜沉著；换头另意另起，笔宜挺劲，稍涉曲法，即嫌伤格，此词与曲之不同也。”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况氏以上遍的结尾句为过拍，下遍之起句为换头，全词的结尾为歇拍。这是很大的错误。过拍就是换头，而上遍的结句亦可以称为歇拍。况氏一代词家，对于这些名词，似乎还没有了解宋人的用法。蔡嵩雲引况氏这些话来笺释《乐府指迷》中有关过处的文句，更惑人不浅。不知蔡氏当时为什么未发现况氏的错误。曲以套为组织单位，一套之尾，谓之煞尾。中间有时亦可有尾，乃是前曲的尾声，借此以过度至后曲，故曰度尾。这是诸宫调的馀风，与词的过拍没有相似之处。

    换头亦有人称为过腔。我曾见许穆堂《自怡轩词选》中选了姜夔、周密、詹正三家的《霓裳中序第一》，批云：“后两阕过腔第五句较姜多一二衬字。” 又选了辛弃疾、姜夔的《永遇乐》，批云：“过腔第二句平仄与前首互异，想可通融。” 可知许氏所谓过腔，就是换头或下遍。但过腔这个名词，别有意义，绝不能这样使用，这是许穆堂的错误。所谓过腔，其本意是以一个曲子，翻入别一个宫调中吹奏。姜白石自制《湘月》一曲，即用《念奴娇》鬲指声，移入双调中吹奏。鬲指，又称过腔。姜氏在此词自序中言之甚详，怎么可以称过片为过腔呢？

    一首词的下遍，亦有称为么的。元代词人白朴的《天籁集》中有《水龙吟词》的小序云：“么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 这里所谓“么前三字” ，即上遍的最后三字。可知白朴以下遍为么，这是借用了北曲名词。北曲以同前之曲为么遍，简称为么。白朴是北方人，故用北曲语，南方词人中，未尝见有此用法。

    （一四）拍（一）、（二）

    （一）

    拍是音乐的节度。当音乐或歌唱在抑扬顿挫之时，用手或拍板标记其节度，这叫做拍。韩愈给拍板下定义，称之为乐句，这是拍板的极妙注解。写作歌词以配合乐曲，在音乐的节拍处，歌词的意义也自然应当告一段落，或者至少应当是可以略作停顿之处。如果先有歌词，然后作曲配词，那么，乐曲的节拍也应当照顾歌词的句逗。因此，词以乐曲的一拍为一句，这是歌喉配合乐曲的自然效果。宋代词家或乐家的书中，虽然没有明白记录词的一句即是曲的一拍，但从一些现存资料中考索，也可以证明这一情况。

    苏东坡有一首词，题名为“十拍子” ，就是《破阵乐》。此词上下遍各五句，十拍，正是十句，因此别名为十拍子。

    毛滂有《剔银灯》词，其小序云：“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 按此词上下遍各七句，用入声韵。七句中五句押韵，可知是急曲子，故云七急拍。十拍子是指全阕拍数，七急拍是就其一遍而言。

    《墨庄漫录》云：“宣和间，钱塘关注子东在毗陵，梦中遇美髯翁授以《太平乐》新曲。子东记其五拍。后四年，子东归钱塘，复梦美髯翁，出腰间笛复作一弄，盖是重头小令也。” 按此词《漫录》亦记其全文，词名桂华明，上下遍各五句。所谓“记其五拍” 者，就是记其上遍五句。

    姜白石作《徵招》词，其小序云：“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故足成之。” 按此所谓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从歌词的角度说，就是开头二句。白石道人此词的开头二句，正与《齐天乐》开头二句相同。

    刘禹锡诗题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这也可以证明歌词的一句就是曲子的一拍。

    李济翁《资暇录》云：“《三台》，三十拍促曲。” 按现存万俟雅言《三台》一阕，从来皆分为上下二遍，万树《词律》分为三叠，其辨解十分精审。这首词每叠十句，可知《三台》三十拍，也就是三十句。

    王灼《碧鸡漫志》云：“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又有大石调《兰陵王慢》，殊非旧曲。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 按越调《兰陵王》，周美成以下，作者还不少，但字句各有参差，但三段二十四句，都是一致的。郑文焯亦云：“《兰陵王》二十四拍，犹能约略言之。” 现将《三台》及《兰陵王》分析句拍，录于本文篇末，供读者参证。

    又《碧鸡漫志》六么条云：“或云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 按《六么》乃《录要》之误，并不是因句子字数为调名。但我们从此文也可知曲拍可以字数计。词中有《六么令》一调，上下遍各有一个七字句，其余都是不超过六字的短句。由此也可证明词以一句为一拍。

    《碧鸡漫志》又有一条云：“近世有《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属仙吕调。宫调句读，并非旧曲。又别出大石调《西河慢》，声犯正平，极奇古。” 这里所谓“前七拍，后九拍” ，就是上遍七句，下遍九句。可惜宋人词中，未见用此调的作品，无从取证。现在所能见到的《长命女》，仍只有《花间集》中和凝所作的《薄命女》（即《长命女》），全篇一共只有七句。大概宋代词家曾用叠韵，加换头，才成为上七下九的句式。周美成有两首《西河》，正是属于大石调，大约就是王灼所谓“声犯正平，极奇古” 的。但此调与《长命女》并无关系，王灼这一段文字是记两支新出的曲子。

    从上列这些例证来看，可知宋词实以一拍为一句。不过拍的时间有固定，句的长短却不一律。因此不能规定以几个字为一拍。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引戚辅之《佩楚轩客谈》所载赵子昂云：“歌曲以八字为一拍。” 此话实不可解，而方成培却盲从其言，说“元曲以八字为一拍” ，这是完全错误的。

    张炎《词源》说：“法曲之拍，与大曲相类，每片不同，其声字疾徐，拍以应之。如大曲降黄龙花十六，当用十六拍。前衮，中衮，六字一拍。要停声待拍，取气轻巧。煞衮则三字一拍，盖其曲将终也。至曲尾数句，使声字悠扬，有不忍绝响之意，似馀音绕梁为佳。” 由此亦约略可见词句长短与歌唱的关系。曲尾的三字句，宜于曼声长引；衮遍的六字句，要停声待拍，因为衮遍的音乐急促，歌词亦宜急唱，尽管只有六字一句，可能还不到一拍的时间。至于音乐家所谓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另外翻出新的花式，如花拍、慢拍、急拍、打前拍、打后拍等各种名词，都属于音乐，而不可能从歌词中去认识了。

    附：

    三台句拍 万俟咏词

    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内苑春，不禁过青门，/御沟涨，潜通南浦。/东风静，细柳垂金缕。/望凤阙，非烟非雾。/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箫鼓。

    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香更，酒冷踏青路。/会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

    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禁火天，已是试新妆，/岁华到，三分佳处。/清明看，汉宫传蜡炬。/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住传宣/又还休务。

    以上词分三段，每段分为十句，句法极整齐，可知三十拍即三十句，大致不错。不过每段中从第三句以下都有三字逗句，或者可以在第三、四句，或第五、六句，分为二句。现在我把末二句分为四句，取《词源》所云“曲尾数句须使声字悠扬” 之意。

    兰陵王句拍 周邦彦词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以上词三段，每段八句，其为二十四拍，无可疑者。历代诸家所作，虽然小有参差，但每段八句，大致相同。

    （二）

    词既以一拍为一句，于是这个拍字便可以借用来代替句字。《西清诗话》云：“尝见李后主《临江仙》词，缺其结拍三句。” 可知词的结尾处，谓之结拍。但结拍并非结句。后人以词的末一句为结拍，这是错的。

    结拍或称歇拍，在宋代人的文献中，还没有见到这样用法。明杨慎《词品》有云：“秦少游《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落红成阵飞鸳甃。” 这显然是以末一句为歇拍。但歇拍本来是大曲中的一遍，在曲将终了时，它的后面还有煞衮一遍，才是全曲的煞尾。现在用以称词的末尾一句，也是错的。宋人词中亦曾有歇拍这个名词，其意义是歌唱的时候停声待拍，例如张仲举词云：“数声白翎雀，又歇拍多时，娇甚弹错。” 此处的歇拍，就不是一个名词了。晚清郑文焯校《清真集》，称词的上下遍末句为煞拍。这个名词，如以大曲的煞衮为例，也可以成立。但终究是元明南北曲名词，不是宋词用的名词。

    词的换头处亦可称为过拍，这个名词亦未见宋人用过。《词源》称为过片，《乐府指迷》称为过处。杨无咎词云：“慢引莺喉千样啭，听过处几多娇怨。” 就是说听她唱到过门处，声音格外娇怨。但是，词的下片起句不换头的，也有人称为过拍。这样，过拍的意义就成为下片起句了。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常以词的上片结尾句为过拍，这是非常错误的。

    宋人以音繁词多的曲调为大拍。《瓮牖闲评》云：“唐人词多令曲，后人增为大拍。” 这个大拍就是指慢词，而不是大曲。

    拍字又可以引伸而为乐曲的代用词。陈亮《与郑景元提幹书》云：“闲居无用心处，却欲为一世故旧朋友作近拍词三十阕，以创见于后来。” 这里所谓近拍词，实即近体乐府歌词的意思。

    又，以旧曲翻成新调，亦可以称为近拍。词调名有《郭郎儿近拍》、《隔浦莲近拍》、《快活年近拍》等，都是旧曲的新翻调。宋王灼《碧鸡漫志》云：“《荔枝香》，今歇指、大石两调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 这里所谓近拍，亦就是等于新调。

    （一五）促拍

    乐曲名有加“促拍” 二字的，唐代已有。《乐府诗集》有“簇拍六州” ，乃七言绝句。又有“簇拍相府莲” ，乃五言八句诗。唐代诗人为歌曲作词，不按照乐曲的音节长短造句，故他们所撰歌词，仍是句法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从这些诗句看，无法知道歌曲的节拍。因此，所谓“簇拍六州” ，与“六州” 有何区别，从歌词的字句之间是看不出来的。

    宋人作词，也有在某一个词调名前加“促拍” 二字，以表示其有别于本调。如“丑奴儿” ，另有“促拍丑奴儿” ；“满路花” ，另有“促拍满路花” 之类。也有把“促拍” 二字加在词名后的，如《松隐乐府》有“长寿仙促拍” 。“促拍” 即“簇拍” 。唐人已有用“促” 字的，宋人则完全不用“簇” 字。最初或许是因音同而误。但“促” 的意义更易于了解。“促” 就是“急促” 。“促拍满路花” 就是用急促的节奏来演奏及歌唱“满路花” 词调，这就是所谓“急曲子” 了。唐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云：“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 宋词人贺方回词云：“按舞华茵，促遍凉州，罗袜未生尘。” 遍头促，即促遍也。唐张祜《悖拏儿舞》诗云：“春风南内百花时，道调凉州急遍吹。” “急遍” 也就是“促遍” 。《宋史·乐志》载凉州曲有正宫、道调、仙吕、黄钟诸调，可知道调中的凉州曲，节拍特别急促。李济翁《资暇录》云：“三台，十拍促曲名。” 可知“急遍” 、“促遍’、“促曲” 、“促拍” ，都是同义词。唐宋人都喜欢节奏急促的音乐，舞曲尤其非有急遍不可。赵虚斋词云：“听曲曲仙韶促拍，趁画舸飞空，雪浪翻激。” 这也是形容节奏急促的舞姿。

    但是，所谓“促拍” ，只是乐曲节奏的改变，歌词虽然因此而有所改变，恐未必如“摊破” 、“减字” 等词调的明显。例如“丑奴儿” 本来就是唐五代的“采桑子” ，在周美成的《清真集》中，才改名为“丑奴儿” 。黄山谷亦有二首“丑奴儿” ，其句格与周美成的“丑奴儿” 又不同。赵长卿有二首词，与黄山谷的“丑奴儿” 句格全同，但他却题调名为“似娘儿” 。另外还有一首“丑奴儿” ，二首“采桑子” ，句格都完全一样。元好问有三首词，句格与黄山谷的“丑奴儿” 相同，但他题为“促拍丑奴儿” 。由此可知，“丑奴儿” 的本调还弄不清楚，不知孰为正格。再加上“促拍” 二字，更不易知其差别何在。又有所谓“促拍满路花” 者，黄山谷、柳耆卿、赵师侠均有此调。山谷词前，还有一段小序云：“往时有人书此词于州东酒肆壁间，爱其词，不能歌也。一十年前，有醉道士歌于广陵市中，群小儿随歌得之，乃知其为促拍满路花也。俗子口传，加酿鄙语，政败其好处。山谷老人为录旧文，以告深于义味者。” 从这段小序，可知有了歌词，还不能知道它是什么调子。要听到有人唱了之后，才知道这首词的调名是“促拍满路花” 。但是黄山谷这首词的文字句格，和周美成的二首“满路花” ，仅换头及结拍处略有参差，实在也看不出“促拍” 的形迹。《词律》、《词谱》等书，于几个标明“促拍” 的词调，议论纷纭，恐怕都不得要领。杜小舫论“促拍丑奴儿” 云：“促拍者，促节短拍，与减字仿佛。此调字数多于《丑奴儿》，不能以“促拍” 名之也。应遵《词谱》并《乐府雅词》，改为‘摊破南乡子’。” 又，徐诚庵论“促拍采桑子” 云：“窃谓此词字数少于《南乡子》，应名‘促拍南乡子’。黄词字数多于《南乡子》，应名‘摊破南乡子’。” 他们都以为“促拍” 即“减字” ，亦未必正确。音乐节奏急促，与歌词字数多少无关。可以多唱几个字，也可以少唱几个字。不增不减也无妨，问题取决于唱腔，而不在字数。因此，从字句的异同来了解“促拍” 的意义，在宋词中，也还是不可能的。

    （一六）减字·偷声

    词乐家有减字偷声的办法。一首词的曲调虽有定格，但在歌唱之时，还可以对音节韵度，略有增减，使其美听。“添声杨柳枝” ，“摊破浣溪沙” ，这是增；“减字木兰花” ，“偷声木兰花” ，这是减。从音乐的角度来取名，增叫做添声，减叫做偷声。从歌词的角度来取名，增叫做添字，又称摊破，减叫做减字。

    现在先讲减字偷声。

    歌词字数既减少，唱的时候也就少唱几声。反之，乐曲缩短，歌词也相应减少几个字。故减字必然偷声，偷声必然减字。

    《木兰花》本来是唐五代时的《玉楼春》。《花间集》有一首牛峤的《玉楼春》：

    春入横塘摇浅浪。花落小园空惆怅。此情谁信为狂夫，恨翠愁红流枕上。小玉窗前嗔燕语。红泪滴穿金线缕。雁归不见报郎归，织成锦字封过与。

    此词格式，每首为上下二片。每片各以四个七言句组成，用仄韵，下片换韵。如果下片不换韵，它就像一首七言诗。温飞卿诗集中有一首《春晓曲》：

    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这首诗被南宋初人编入《草堂诗馀》，分八句为上下二片，改题为“玉楼春” 。于是它被认为是一首词了。

    唐五代时另有一个词调，名曰“木兰花” 。今举《花间集》所收韦庄一首：

    独上小楼春又暮。愁望玉关芳草路。消息断，不逢人，却敛细眉归绣户。坐尽落花空叹息。罗袂湿斑红泪滴。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

    这首词和《玉楼春》只差第三句。《玉楼春》为七言句，《木兰花》为两个三言句。它们显然是有区别的。《花间集》中，魏承班有二首《玉楼春》，都是七言八句，与牛峤所作同。另有一首《木兰花》，词云：

    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情似水。闭宝匣，掩金铺，倚屏拖袖愁如醉。迟迟好景烟花媚。曲渚鸳鸯眠锦翅。凝然愁望静相思，一双笑靥嚬香蕊。

    这首《木兰花》已与韦庄所作不同。韦庄词的上片第一句和第三句，两个七言句，已变成两个三三句法，而下片未变。这里已透露出减字偷声的信息。

    到了宋代，《玉楼春》和《木兰花》被混而为一。牛峤的《玉楼春》，在诸家选本中，都题作《木兰花》了。清人万树编《词律》，就认为“或名之曰‘玉楼春’，或名之曰‘木兰花’，又或加令字，两体遂合为一，想必有所据，故今不立‘玉楼春’之名。” 从此，词家以“木兰花” 为“玉楼春” 的别名，这是研究唐五代词与宋词的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现在要讲的是，北宋以后，“木兰花” 又出现了两种减字形式，一种是晏幾道的《减字木兰花》。晏幾道《小山词》有八首《木兰花》，其一云：

    秋千院落重帘暮。彩笔闲来题绣户。墙头丹杏雨馀花，门外绿杨风后絮。朝云信断知何处。应作襄王春梦去。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

    另外有三首《减字木兰花》，其一云：

    长亭晚送。都似绿窗前日梦。小字还家。恰应红灯昨夜花。良时易过。半镜流年春欲破。往事难忘。一枕高楼到夕阳。

    这首词较之《木兰花》，上下片第一、第三句各减三字，成为四七、四七句法。韵法则从上下片同用一韵改为上下片各用二韵。字数减了，韵法却繁了。

    另外还有一种《减字木兰花》，初见于张先的词：

    雪笼琼苑梅花瘦。外院重扉联宝兽。海月新生。上得高楼没奈情。帘波不动银釭小。今夜夜长争得晓。欲梦高唐。只恐觉来添断肠。

    这首词题作《偷声木兰花》，它只在上下片第三句中偷减了三个字，每片成为七七四七句法。但是它的韵法，也和晏幾道的词一样，成为上下片各用二韵。

    晏幾道的词称为《减字木兰花》，张先的词，字句的减法不同，不便再称为《减字木兰花》，故标名为《偷声木兰花》，以示区别。其实这两首词都是偷减了《玉楼春》。

    《减字木兰花》是宋代最时兴的词调，简称“减兰” 。柳永集中，《减兰》与《玉楼春》同属仙吕调。张孝祥《于湖词》中，《减兰》亦属仙吕调。《金奁集》中，韦庄的《木兰花》属林钟商调，张先集中，《减兰》和《木兰花》都属于林钟商调，而《偷声木兰花》则属于仙吕调。由此可知，《木兰花》被偷声减字之后，曲子的宫调也变了。由此更可知，减字偷声与移宫转调有关。

    周密有《减字木兰花慢》十阕，咏西湖十景，其词句格式与诸家《木兰花慢》全同。这是从“木兰花” 令词衍引为慢词，“减字” 二字已失去其意义了。

    贺方回有《减字浣溪沙》七首。《浣溪沙》本来是上、下二片，每片三个七言句，用平声韵。贺方回这七首词也仍如“浣溪沙” 旧式，并未减字，而他题作《减字浣溪沙》，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当时盛行《摊破浣溪沙》，大家以为是《浣溪沙》正格。贺方回减去其所增三字，因而称之为《减字浣溪沙》，却不知这是《浣溪沙》正格本调。

    晏幾道《南乡子》词云：“月夜落花朝，减字偷声按玉箫。” 周邦彦《暮山溪》词云：“香破豆，烛频花，减字歌声稳。” 杨无咎《雨中花令》词云：“换羽移宫，偷声减字，不顾人肠断。” 从这些词句，也可以了解减字偷声的作用了。

    （一七）摊破·添字

    词调名有加“摊破” 二字的，意思是将某一个曲调，摊破一二句，增字衍声，另外变成一个新的曲调，但仍用原有调名，而加上“摊破” 二字，以为区别。“摊破” 是兼文字和音乐而言，如果单从文字方面说，“摊破” 就是“添字” 。

    词中最常见的有“摊破浣溪沙” 。《浣溪沙》本调为上下二片，每片七言三句，用平声韵。例如：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欧阳修）

    摊破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将每片第三句改为四言、五言各一句，成为七七四五句格，仍用平声韵。例如：

    相恨相思一个人，柳眉桃脸自然春。别离情思，寂寞向谁论。映地残霞红照水，断魂芳草碧连云。水边楼上，回首倚黄昏。（失名，见《草堂诗馀》）

    另一种摊破是将上下片第三句均改用仄声结尾，而另加三字一句，仍协平声韵，成为七七七三句格。例如：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南唐中主李璟）

    这一形式的“浣溪沙” ，在元大德刻本《稼轩长短句》中有八阕，题作“添字浣溪沙” ，可知是为了和第一形式的摊破法有所区别。但是，“浣溪沙” 一经如此添字，其音调、形式却和唐词“山花子” 相同了。《花间集》有和凝作《山花子》二首，今录其一：

    莺锦蝉縠馥麝脐，轻裾花早晓烟迷。鸂鶒颤金红掌坠，翠云低。星靥笑偎霞脸畔，蹙金开襜衬银泥。春思半和芳草嫩，绿萋萋。

    二词完全一样，因此，汲古阁刻本《稼轩词》就把这八首稼轩词统统改题为“山花子” 。《花间集》又有一首毛文锡的词：

    秋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晴日眠沙鸂鶒稳，暖相偎。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着弄珠回。兰麝飘香初解珮，忘归来。

    此词与和凝的《山花子》词相同，但是题作“浣沙溪” 。在这首词后面，另有一首上下片各三句七言的“浣溪沙” ，在卷前的目录中，也分别为“浣沙溪一首，浣溪沙一首” 。可知这不是刻板错误。不过这是根据鄂州本《花间集》而知，明清坊本已误并为“浣溪沙二首” 了。“浣沙溪” 这个调名，仅此一例，故鲜有人注意，万树《词律》及徐本立《词律拾遗》都不收此调名。在《全唐诗》中，毛文锡这首词已被改题为“摊破浣溪沙” 了。

    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 一首，在《花庵词选》中题其调名为“山花子” ，而《南词》本《南唐二主词》中已改名为“摊破浣溪沙” 。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知七七七三句法的曲调，在五代时原名“山花子” ，与“浣溪沙” 无关。宋人以为是“浣溪沙” 的变体，故改名为“摊破浣溪沙” ，反而不知道有“山花子” 了。万树《词律》云：“此调本以‘浣溪沙’原调结句破七字为十字，故名‘摊破浣溪沙’，后又另名‘山花子’耳。后人因李主此词‘细雨’、‘小楼’二句脍炙千古，竟名为‘南唐浣溪沙’。” 万氏此言，恰恰是倒置本末。他没有多见古本词集，没有注意到“山花子” 调名在五代时已有，而“摊破浣溪沙” 则反而才是后出的调名。不过宋人称“摊破浣溪沙” ，大多指第一种破法，如果像“山花子” 那样的句法，就应当称之为“添字浣溪沙” 了。

    程正伯《书舟词》中有“摊破江神子” ，实在就是“江梅引” ；又有“摊破南乡子” ，就是“丑奴儿” ；又有“摊破丑奴儿” ，就是“采桑子” 。这一些情况，如果不是故意巧立名目，那就是出于无心，自以为摊破一个曲调，却不知其与另外一个曲子相同了。

    《乐府指迷》云：“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 又《都城纪胜》云：“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 由这两段记录，可知无论减字偷声，或摊破添字，最初都是教师或嘌唱家为了耍花腔，在歌唱某一词调时，增减其音律，长短其字句。后来这种唱法固定下来，填词的作者因而衍变成另一腔调。

    （一八）转调

    一个曲子，原来属于某一宫调，音乐家把它翻入另一个宫调。例如《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琵琶名手康昆仑善弹羽调“录要” ，另一个琵琶名手段善本把它翻为枫香调的“录要” ，这就称为转调。转调本来是音乐方面的事，与歌词无涉。但是，一支歌曲，既转换了宫调，其节奏必然会有改变，歌词也就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就出现了带“转调” 二字的词调名。杨无咎《逃禅词》云：“换羽移宫，偷声减字，不顾人肠断。” “换羽移宫” ，就是说转调。戴氏《鼠璞》云：“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 可知有正调，不妨有转调。在宋人词集中，词调名加“转调” 二字的，有徐幹臣的“转调二郎神” ，见《乐府雅词》。这首词与柳永所作“二郎神” 完全不同。但汤恢有和词一首，却题作“二郎神” 。故万树《词律》列之于《二郎神》之后，称为“又一体” ，而删去“转调” 二字。吴文英有一首词，与徐幹臣、汤恢所作句格全同，却题名为“十二郎” 。由此可知，“二郎神转调” 以后，句格就不同于《二郎神》正调，而《转调二郎神》则又名《十二郎》。万树以《转调二郎神》为《二郎神》的又一体，显然是错了。

    但李易安有一首《转调满庭芳》，与周美成的《满庭芳》（风老莺雏）句格完全相同，这就不知道李易安何以称之为转调了。刘无言亦有《转调满庭芳》（风急霜浓）一首，所不同于《满庭芳》者，乃改平韵为仄韵。以此为例，那么姜白石以本来是仄韵的《满江红》改用平韵，也可以说是《转调满江红》了。沈会宗有《转调蝶恋花》二首，亦见于《乐府雅词》。这两首词与《蝶恋花》正调完全相同，惟每片第四句末三字，原用平仄仄，沈词改为仄平仄。例如张泌作《蝶恋花》第四句云：“谁把钿筝移玉柱。” 沈词则为“野色和烟满芳草” ，仅颠倒了一个字音。曾觌有《转调踏莎行》一首，赵彦端亦有一首，二词句格相同，但与《踏莎行》正调仅每片第一、二句相同，馀皆各别。吟哦之际，已绝不是《踏莎行》正调了。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于词调下各注明宫调，惟《南歌子》三首下注云“转调” 。但转调并非宫调名，可知是用以表明为“转调南歌子” 。但这首词的句格音节，与欧阳修集中的“双叠南歌子” 完全一样，可知其仍是正调，不知何故注为转调。又《古今词话》载无名氏“转调贺圣朝” 一首（见《花草粹编》），其句格与杜安世、叶清臣所作“转调贺圣朝” 又各自不同。

    从宋人词的句格文字看，所谓转调与正调之间的差别，仅能略知一二事例，还摸不出规律来。大约这纯粹是音律上的变化，表现在文字上的迹象都不很明白。

    （一九）遍·序·歌头·曲破·中腔

    词调名有称为遍、序、歌头、曲破的，都表示它是出于大曲。毛文锡有《甘州遍》一首，即大曲《甘州》的一遍。晏小山有《泛清波摘遍》一首，即大曲《泛清波》的一遍。赵以夫有《薄媚摘遍》，即大曲《薄媚》的一遍。大曲以许多曲子连续歌奏，少的也有十多遍，多的可以有几十遍。一遍就是一支曲子。现在从大曲中摘取其一遍来谱词演唱，所以称为摘遍，或省掉“摘” 字。

    大曲的第一部分是序曲。序曲有散序、中序。《霓裳羽衣曲》先散序六遍，没有拍子，故不能配舞。其次是中序，才开始有拍子，舞女便从此开始跳舞。因此，中序又称为拍序。词调中有《霓裳中序第一》即《霓裳羽衣曲》中序的第一遍。《新唐书·礼乐志》载大曲《倾杯》有数十曲之多。现在词调中还有《倾杯序》，也是大曲《倾杯》序曲中的一遍。词调名又有《莺啼序》，可能亦是大曲《莺啼》的序曲。但名为《莺啼》的大曲却未见记录。

    苏东坡词《南柯子》云：“谁家水调唱歌头。” 《草堂诗馀》注云：“‘水调’颇广，谓之歌头，岂非首章之一解乎？” 这个注不很明白。应当说是大曲《水调》中歌遍之第一遍。大曲的舞，开始于中序第一遍，而歌则未必都开始于中序第一。《碧鸡漫志》载山东人王平作《霓裳羽衣曲》歌词，始于第四遍。《乐府雅词》所载董颖《薄媚》“西子词” 始于排遍第八。排遍又名叠遍，就是中序。以歌计数，谓之歌遍。歌遍之第一遍，谓之歌头。舞始于中序第一遍，歌则不一定与舞同时开始。故歌头不一定就是中序第一遍。词调中有“水调歌头” 、“六州歌头” ，都是这个意义。《尊前集》载后唐庄宗作一词，题曰《歌头》，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大曲的歌头了。但“水调” 是宫调的俗名，也不是大曲名。《水调歌头》这个词牌名，只表示歌词属于“水调” ，还不知道它是哪一个大曲的歌头。至于《六州歌头》，就很明白地表示它是大曲《六州》的歌头了。

    大曲中序（即排遍）之后为入破。《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后〕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破者，盖破碎云。” 又陈旸《乐书》载宋仁宗云：“自排遍以前，音声不相侵乱，乐之正也；自入破以后，侵乱矣，至此，郑卫也。” 由此可知大曲奏至入破时，歌淫舞急，使观者摇魂荡目了。唐诗人薛能有《柘枝词》云：“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 这是形容柘枝舞妓舞到入破时，因为舞姿摇曳以致舞衫卸落的情况。张祜有《悖拏儿舞》诗云：“春风南内百花时，道调凉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拏儿。” 这是咏《凉州》大曲奏至急遍时的转碗舞。“悖拏儿” 不见其他记录，大约是胡人名字。晏殊《木兰花》词云：“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也形容了入破以后的音乐节奏愈加繁促，歌舞也越来越急速。因此，这一部分的曲子名为“急遍” 。元稹《琵琶歌》云：“骤弹曲破音繁并，百万金铃旋玉盘。” 张祜《王家琵琶》诗云：“只愁拍尽凉州破，画出风雷是拨声。” 这都是形容琵琶弹到入破时的情况。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诗“朦胧闲梦初成后，宛转柔声入破时。” 这是形容歌唱到入破时的情况。李后主曾作一曲，名曰“念家山破” ，没有流传于后世，宋人亦不知其谱。《宋史·乐志》载太宗亲制“曲破” 二十九曲，又“琵琶独弹曲破” 十五曲。《武林旧事》载天基节排当乐，有《万寿无疆薄媚曲破》、《万岁梁州曲破》、《齐天乐曲破》、《老人星降黄龙曲破》、《万花新曲破》，这些所谓“曲破” 者，都是大曲的摘遍，《薄媚曲破》就是大曲《薄媚》中的一支入破曲。《万岁梁州曲破》，就是用大曲《凉州》（万树《词律》卷六《梁州令》下注云：“梁，一作凉。” ）中的一支入破曲，谱写祝皇帝万岁的歌词。

    陈旸《乐书》著录了一阕“后庭花破子” 。他说：“李后主、冯延巳相率为之，此词不知李作抑冯作。” 所谓“破子” ，意思是入破曲中的小令曲。王安中有鼓子词“安阳好” 九首，以“清平乐” 为“破子” 。这是配合队舞所用的乐曲。唱过“破子” ，就唱“遣队” （或曰“放队” ），至此，歌舞俱毕。由此可知“破子” 是舞曲所用，或者应当说是小舞的曲破。故《词谱》注曰：“所谓破子者，以其繁声入破也。” 注得虽然不够明白，但可知注者亦以为“破子” 是“曲破” 之一。

    万俟雅言有《钿带长中腔》一阕，王安中有《徵招调中腔》一阕。这两个所谓“中腔” ，我还不很了解，宋人书中，亦未见解释。《东京梦华录》卷九记十月十二日上寿排当云：“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 又第七盏御酒下云：“舞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 《武林旧事》记天基节排当，已无此名色，恐怕只有北宋时才有。王安中所作一阕，正是节日祝圣寿之词，即御酒第一盏时所唱。那么，所谓“中腔” ，可能也就是中序的一遍。但此说还待研考。

    （二〇）犯

    词调名有用“犯” 字的，万树《词律》所收有《侧犯》、《小镇西犯》、《凄凉犯》、《尾犯》、《玲珑四犯》、《花犯》、《倒犯》。又有《四犯剪梅花》、《八犯玉交枝》、《花犯念奴》，这些都表示这首词的曲调是犯调。

    什么叫犯调呢？姜白石《凄凉犯》词自序云：“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 由此可知唐人以为十二宫都可以相犯，而姜白石则以为只能犯商、角、羽三调。他的理由是：只有住字相同的宫调才可以相犯。所谓“住字” ，就是每首词最后一个字的工尺谱字。例如姜白石这首《凄凉犯》，自注云：“仙吕调犯商调。” 这首词的末句为“误后约” ，“约” 字的谱字是“上” ，在乐律中，这个“上” 字叫做“结声” 或“煞声” 。仙吕调和商调同用“上” 字为结声，故可以相犯。不过此处所谓“商调” ，即是“双调” ，不是夷则商的“商调” 。故南曲中有“仙吕入双调” ，亦与白石此词同。

    张炎《词源》卷上有《律吕四犯》一篇，提供了一个宫调互犯的表格，并引用姜白石这段词序为说明。他改正了唐人的记录。他说：“以宫犯宫为正犯，以宫犯商为侧犯，以宫犯羽为偏犯，以宫犯角为旁犯，以角犯宫为归宫，周而复始。”

    由此可知，犯调的本义是宫调相犯，这完全是词的乐律方面的变化，不懂音乐的词人，只能按现成词调填词，不会创造犯调。宋元以后，词乐失传，连正调的乐谱及唱法，现在都无法知晓。虽然有不少研究古代音乐的人在探索，恐怕还不能说已有办法恢复宋代的词乐。但宋词中另外有一种犯调，不是宫调相犯，而是各个词调之间的句法相犯。例如刘改之有一首《四犯剪梅花》，是他的创调，他自己注明了所犯的调名：

    水殿风凉，赐环归、正是梦熊华旦。（解连环）叠雪罗轻，称云章题扇。（醉蓬莱）西清侍宴。望黄伞，日华笼辇。（雪狮儿）金券三王，玉堂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莱）

    临安记、龙飞凤舞，信神明有后，竹梧阴满。（解连环）笑折花看，橐荷香红润。（醉蓬莱）功名岁晚。带河与砺山长远。（雪狮儿）麟脯杯行，狨鞯坐稳，内家宣劝。（醉蓬莱）

    这首词上下片各四段，每段都用《解连环》、《雪狮儿》、《醉蓬莱》三个词调中的句法集合而成。《醉蓬莱》在上下片中各用二次，而且上下片的末段都用《醉蓬莱》，可知此词以《醉蓬莱》为主体，而混入了《雪狮儿》、《解连环》二调的句法。调名《四犯剪梅花》，是作者自己取名的，万树解释道：

    此调为改之所创，采各曲句合成。前后各四段，故曰四犯。柳（永）词《醉蓬莱》，属林钟商调，或《解连环》、《雪狮儿》亦是同调也。“剪梅花” 三字，想亦以剪取之义而名之。

    又引秦玉笙的解释云：“此调两用《醉蓬莱》，合《解连环》、《雪狮儿》，故曰四犯。所谓“剪梅花” 者，梅花五瓣，四则剪去其一。犯者谓犯宫调，不必字句悉同也。”

    以上二家的解说，都是猜测之辞，不可尽信。秦氏以为这首词也是宫调相犯，万氏也怀疑三调同属商调，故可相犯。宫调相犯，事关乐律，不能从字句中看出。刘改之不是深通音律的词人，他自己注出所犯曲调，可知这是一种集曲形式，未必通于音律。刘改之另外有一首词，句法与《四犯剪梅花》完全相同，只有换头句少了一个字。调名却是《辘轳金井》。可知这两个调名都是作者一时高兴，随意定名的。

    元代词人仇远有一首《八犯玉交枝》，作者没有自注所犯何调，大约亦是《四犯剪梅花》之类。《词谱》把这首词列入《八宝妆》，从这两个调名看来，大约也是八调相犯，或上下片各犯四调。

    周邦彦创造了一首词调，名为《六丑》。宋徽宗皇帝问他这个调名的意义，周邦彦解释道：“这首词犯了六个调子，都是各调中最美的声律。古代高阳氏有六个儿子，都有才华，而相貌都丑，故名之曰‘六丑’。” 由此可知“六丑” 也是犯调，不过从调名上看不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段宋人记载，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历代诗馀》有一条解释“犯” 字云：“犯是歌时假借别调作腔，故有《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等。” 这句话未免片面。“假借别调作腔” ，仅指宫调相犯，并不包括句法相犯。姜白石有一首《玲珑四犯》，自注云：“此曲双调，世别有大石调一曲。” 仅说明《玲珑四犯》有宫调不同的二曲，但没有说明何谓四犯。这首词也不是白石的自制曲，更不可知其词名何所取义。《侧犯》是以宫犯商的乐律术语，凡以宫犯商的词调，都属《侧犯》，它不是一个词调名。《尾犯》、《花犯》、《倒犯》，这三个名词不见注释，想来也是犯法的术语，也不是调名。不过有一首“花犯念奴” ，即“水调歌头” ，大约是“念奴娇” 的犯调。所犯的方法，谓之“花犯” ，如“花拍” 之例。那么，“花犯念奴” 可以成为一个词调名，光是“花犯” 二字，就不是词调名了。

    （二一）填腔·填词

    元稹《乐府古题序》谓乐府有“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这段话说明乐曲与歌词的互相形成，极其简明扼要。《宋书·乐志》云：“吴哥（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 也同样是说明歌词与乐曲的关系。

    所谓“由乐以定词” ，是指先有乐曲，然后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歌词。这在古代，叫做“倚歌” 。《汉书·张释之传》云：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颜师古注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唐、宋人叫做“倚声” 。《新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馀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张文潜序贺方回词云：“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其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 宋人也有称为“填曲” 的。《梦溪笔谈》：“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合。” 宋元以来一般人则通称“填词” 。这个名词，出现得也相当早，宋仁宗对柳永有“且去填词” 之语，可见这个名词在北宋时已有。

    所谓“选词以配乐” ，是指先有歌词，然后给歌词谱曲。即《尚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 。以歌词配乐曲，古代称为“诵诗” 。《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其三曰“诵” 。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 《汉书·礼乐志》云：“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这是说，以白天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晚上为它们谱曲。可是，颜师古注云：“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 这个注释，极为可笑。民间歌谣，有什么秘不可宣的，要在夜晚偷唱呢？这个“诵诗” 的“诵” 字，向来没有人注意郑玄的注解，连颜师古也以为是“歌诵” 的意思。汉代称为“自度曲” 。《汉书·元帝纪》谓帝“多材艺，……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 这就是说皇帝能够给歌词作曲。到了宋代，就称为“填腔” 。《复斋漫录》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 由此可知宋人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

    自古以来一切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都没有定型。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成为统一的格律，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再以后，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填词” 与“填腔” 是互相起作用的。方成培《词麈》中说：“古人缘诗而作乐，今人倚调以填词，古今若是其不同。” 他以为古人都是为诗配乐，而今人则都是跟着曲子的腔调配词。这样提法，未免片面。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这些文学形式的改变，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后有曲调；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后有词。不过，宋代词人，精通音乐的人不多，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填腔。

    不懂音律，当然不会填腔作曲；但宋人所谓填词，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一个曲调的转折、节奏、快慢，如果不能听懂，所作歌词就不能选字、协韵、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歌词，就会使歌唱者拗口、失律、犯调。在宋代，歌楼伎席传唱的词调，文人都已听得很熟，因此都能够一边听唱，一边选字定句。所谓“依声撰词，曲终而词就” 。或者是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这是因为平时听得多了，虽说随意撰词，其实心中已摹拟着一个曲调。例如苏东坡作《江城子》词，其序云：“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又《阳关曲》序云：“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 这两段词序是东坡故弄玄虚。如果他撰词觅句的时候，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腔调，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他又知道《小秦王》可以过入《阳关曲》，故作《小秦王》词而令乐师唱时过腔，便题作“阳关曲” 。由此可知东坡填词，亦有音律知识为基础。如周美成、姜白石之深通音律者，就非但能填词，也能填腔了。杨守斋《作词五要》，其三为“按谱填词” ，沈伯时《乐府指迷》亦说“按箫填词” 。前者要求按乐谱作歌词，后者要求依箫声作歌词。这些例子，都说明填词非懂音律不可。

    但是南宋后期，词家都已不晓音律，故沈伯时教人作词，惟注意于紧守去声字，及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等规律，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模拟其四声句逗，依样画葫芦，也就是杨守斋所谓“依句填词” 。可是，杨守斋还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依谱用字，百无一二。” 可知宋词虽盛，词家能按歌者并不多。依句填词，亦已可贵，又何怪乎元明以后，词仅存于纸上而不复为乐府乎？

    由以上的文献看来，“填词” 这个名词，可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按谱填词” ，这些作家都深通音律，能依曲谱撰写歌词。他们也能“填腔” ，即作曲。柳耆卿、周美成、姜白石、张叔夏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按箫填词” 。这些作家不会唱曲打谱，但能识曲知音。他们耳会心受，能依箫声写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词，但他们不会“填腔” 。苏东坡、秦少游、贺方回、赵长卿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依句填词” 。这些作家不懂音律。词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纸上文学形式。他们依着前辈的作品，逐字逐句的照样填写，完全失去了“倚声” 的功效。南宋以后，大多数词家都属于这一类。但由于才情有高下，文字有巧拙，这些词家的作品仍有很大的区别。刘龙洲、陆放翁、元遗山、陈其年等，可谓依句填词的高手，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许多小家词人，他们的作品，破句落韵，拗音涩字。“依句” 的功夫都谈不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词了。

    近代词家，自知不懂音律，只能依句，故自谦曰“填词” 。其实这还是“填词” 的末流。如果能做到第一义的“填词” ，这“填词” 二字也不算是谦词了。

    明代人开始把“填词” 作为一个名词用，竟称“词” 为“填词” 。如李蓘在《花草粹编》序文中说：“盖自诗变而为诗馀，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 清代词家沿袭其错误，凡讲到词，常说是“填词” ，似乎都不了解这个“填” 字的意义。这是“填词” 这个语词的误用。

    （二二）自度曲·自制曲·自过腔

    通晓音律的词人，自撰歌词，又能自己谱写新的曲调，这叫做自度曲。此语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赞》：“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 应劭注曰：“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 荀悦注曰：“被声，能播乐也。” 臣瓒注曰：“度曲，谓歌终更授其次，谓之度曲。《西京赋》曰：‘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张衡《舞赋》亦曰：‘度终复位，次受二八。’” 颜师古注曰：“应、荀二说皆是也。度，音大各反。” 按：应劭以此“度” 字为“隐度” 之义。师古用应劭说，故读此“度” 字为“大各反” ，即今“铎” 字音，臣瓒引《西京赋》为注，李善注《西京赋》，又引用臣瓒之说，他们都把这个“度” 字解释为“过度” 的意思，于是可知他们把“度” 字读作“杜” 字音。但是应劭所注释的是“自度曲” 三个字，他以为“自度曲” 就是“自制曲” 。臣瓒、李善所注释的，仅为“度曲” 二字，他们以为“度曲” 即“唱曲” 。可是“度曲” 二字，早已见于宋玉的《笛赋》：“度曲举盼。” 宋玉用这两个字，也是“唱曲” 的意思。故后世以“度曲” 为“唱曲” ，以“自度曲” 为“自制曲” ，乃是各取一说，二者不可混淆。“自度曲” 是一个名词。“度曲” 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语词。不能把“自度曲” 解释为“自唱曲” 。

    宋代有不少词人，都深通音乐，他们做了词，便自己能够作曲，故词集中常见有“自度曲” 。旧本姜白石词集第五卷，标目云：“自度曲” 。这里所收都是姜白石自己创作的曲调。第六卷标目云：“自制曲” 。其实就是“自度曲” ，当时编集时偶然没有统一。陆钟辉刻本就已经统一为“自度曲” 了。柳永、周邦彦深于音律，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自度曲，但并不都标明。不过，凡是自度曲，至少都应当注明这个曲子的宫调，或者在词序中说明。柳永的《乐章集》按照宫调编辑，姜夔的自度曲都有小序。这个办法最有交代，其他词集中未有说明的自度曲，后世读者就无法知道了。

    自度曲亦称“自度腔” 。吴文英《西子妆慢》注曰：“梦窗自度腔。” 张仲举《虞美人》词序云：“题临川叶宋英《千林白雪》，多自度腔。” 也有称“自撰腔” 的，张先《劝金船》词序曰：“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苏东坡和作序亦云：“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 这是说：《劝金船》是他们的朋友杨元素自己作的曲调，“劝金船” 这个调名也是杨元素取定的。自度曲有时亦称“自制腔” 。例如苏东坡《翻香令》词小序云：“此词苏次言传于伯固家，云老人自制腔。” 又黄花庵云：“冯伟寿精于律吕，词多自制腔。”

    又有称为“自过腔” 的，其含义就不同了。晁无咎《消息》词题下自注曰：“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 姜夔有一首《湘月》词，自序曰：“予度此曲，即《念奴娇》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 据此可知，晁无咎的《消息》，就是用鬲指声来吹奏的《永遇乐》。姜夔的《湘月》词，句格仍与《念奴娇》一样，晁无咎的《消息》，句法亦与《永遇乐》没有不同。可知所谓“过腔” ，仅是音律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到歌词句格。因此万树编《词律》，径自以《湘月》为《念奴娇》的别名，而不再另外收录“湘月” 这个曲调。万氏解释云：“白石《湘月》一调，自注即“念奴娇” 鬲指声，其字句无不相合。今人不晓宫调，亦不知鬲指为何义，若欲填《湘月》，即仍是填《念奴娇》，不必巧徇其名也。故本谱不另收《湘月》调。” 万氏亦不收《消息》，即在《永遇乐》下注云：“又名《消息》。” 其解释云：“晁无咎题名《消息》，注云：‘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故知入某调即异其腔，因即异其名。如白石之《湘月》，即《念奴娇》，而腔自不同，此理今不传矣。”

    所谓“过腔” 者，是从此一腔调过入另一腔调。“鬲指” 者，指吹笛的指法可以高一孔或低一孔。指法稍变，腔调即异。故《念奴娇》的腔调稍变，即可另外题一个调名曰《湘月》。但这仅是歌曲腔调的改动，并不影响到歌词句格。后世词家，已不懂宋词音律，作词只能依照句法填字。《念奴娇》和《湘月》，《永遇乐》和《消息》，句法既然一样，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妨说：《湘月》即《念奴娇》，《消息》即《永遇乐》。至于二者之间，腔调不同，却不能从字句中看得出来。《词律》、《词谱》只能以词调的句格同异为类别，无法从句法相同的两首词中区别其腔调之不同。周之琦的《心日斋词选》、江顺诒的《词学集成》，都极力排诋万树不懂宫调。万树在《词律》卷端《发凡》中已明白说了：“宫调失传，作者依腔填句，不必另收《湘月》。” 万氏正因为无法从字句中区别宫调，故只能就词论词。如周之琦、江顺诒之自以为能知二词有宫调不同的区别，但他们也不可能作字句相同的《湘月》及《念奴娇》各一阕，而使读者知其有宫调之不同。不过，以文词句法而论，则《湘月》即《念奴娇》，《消息》即《永遇乐》；从音律而论，则《湘月》非《念奴娇》，《消息》亦非《永遇乐》。万氏在《念奴娇》下注《百字令》、《酹江月》、《大江东去》等异名，而《湘月》亦在其中，似乎《湘月》亦是《念奴娇》的一个别名，又在《永遇乐》下注云：“一名《消息》。” 这样注法，确是失于考虑的。自过腔既然不是创调，它就和自度曲不同。但姜白石以《湘月》编入词集第六卷自制曲中，可见宋朝人还是把自过腔作为自度曲的。

    （二三）领字（虚字、衬字）

    张炎《词源》卷下有《虚字》一条，他说：“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1]。单字如‘正’、‘但’、‘任’、‘甚’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使尽用虚字，句语又俗，必不质实，恐不无掩卷之诮。”

    沈义父《乐府指迷》也有一条讲词中用虚字的。他说：“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虚字，如嗟字、奈字、况字、更字、又字、料字、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词中两三次用之，便不好，谓之空头字。”

    以上从一字到三字的虚字，多用于词意转折处，使上下句语结合，起过渡或联系的作用。明人沈雄的《古今词话》把这一类虚字称为“衬字” 。万树在《词律》中就加以辩驳。他以为词与曲不同，曲有衬字，词无衬字。按：沈雄以词中虚字为衬字，实有未妥。在南北曲中，衬字不一定是虚字，有时实字也可以是衬字。故词中虚字，不宜称为衬字。

    在清代人的论词著作中，这一类的虚字都称为“领字” ，因为它们是用来领起下文。如“正” 、“甚” 之类，《宋四家词选》中就称为“领句单字” ，这便说明了“领字” 的意义。

    领字的作用，在单字用法上最为明确。因为单字不成一个概念，它的作用只是领起下文。二字、三字，本身就具有一个概念，使用这一类语词，有时可以认为句中的一部分。它们非但不是领字，甚至也还不能说是虚字。

    宋人所谓虚字，都用在句首。近代却有人说：“虚字用法，可分三种。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用于句尾者，多在协韵处，所谓虚字协韵是。此在词中，可有可无。用于句首或句中者，其始起于衬字，在首句用以领句，在句中用以呼应，于词之章法，关系至巨，无之则不能成文者也。” （见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按：句尾用虚字，是少数词人偶然的现象，辛稼轩就喜欢用虚字协韵，例如《六州歌头》歇拍云：“庶有瘳乎。” 《贺新郎》下片云：“毕竟尘污人了。” 《卜算子》六首歇拍都用也字，如“乌有先生也” ，“舍我其谁也” 。这一类虚字，已成为词句的一部分，作实字用，并不是宋人所说的虚字。沈祥龙《约斋词话》把姜白石词“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 二句中的“先自” 和“更闻” 认为是句中虚字，这显然是错误的。总之，宋人所谓虚字，都是起领句作用的，所以，它们必然用在句首。清人称为“领字” ，其意义更为明确。

    领字惟用于慢词，引、近中极少见。单字领句，亦比二三字领句用得更多。故学习作词，或研究词学，尤其应当注意单字领字。单字领字有领一句的，有领二句的，有领三句的，至多可领四句。今分别举例如下：

    向抱影凝情处。（周邦彦：法曲献仙音）

    想绣阁深沉。（柳永：倾杯乐）

    但暗忆江南江北。（姜夔：疏影）

    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吴文英：唐多令）

    以上一字领一句。

    探风前津鼓，树杪旌旗。（周邦彦：夜飞鹊）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柳永：八声甘州）

    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姜夔：齐天乐）

    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贺铸：望湘人）

    以上一字领二句。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弃疾：摸鱼儿）

    奈华岳烧丹，青溪看鹤，尚负初心。（陆游：木兰花慢）

    怅水去云回，佳期杳渺，远梦参差。（张翥：木兰花慢）

    以上一字领三句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苏轼：沁园春）

    望一川冥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周邦彦：风流子）

    想骢马钿车，俊游何在；雪梅蛾柳，旧梦难招。（张翥：风流子）

    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新月初笼。（辛弃疾：沁园春）

    以上一字领四句。

    一字领二句的句法，在词中为最多，如果这二句都是四字句，最好用对句。一字领三句的，此三句中最好有二句是对句。如柳永《八声甘州》那样用三个排句，就显得情调更好。一句领四句的，这四句必须是两个对句，或四个排句，不过这种句法，词中不多，一般作者，都只用《沁园春》和《风流子》二调。

    （二四）词题·词序

    宋人黄玉林（昇）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 （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明人杨升庵（慎）也跟着说：最初的词，词意与词题统一，后来渐渐脱离。

    这个观点，有两个错误。第一，他们都以为词调名就是词题。第二，他们都以为先有词题，然后有词意，这是本末颠倒了。例如《河渎神》，最初的作者是为赛河神而制歌词，乐师将歌词谱入乐曲，这个曲调就名为《河渎神》。可见在最初的阶段，是先有歌词，后有调名。第二个阶段，凡是祭赛河神，都用《河渎神》这个曲子，文人就依这个曲调的音节制作歌词。所以此时调名与词意统一。后来，《河渎神》这个曲子普遍流传，不在祭河神的时候，也有人唱这个曲子。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作词。从此以后，调名和词意就没有关系了。黄、杨二人把词调名称为词题，这是词的发展在第一、二阶段的情况，到了第三阶段，词调名就不是词题了。温飞卿有三首《河渎神》，词意是咏赛神的，又有二首《女冠子》，词意是咏女道士的。这两个调名，可以说同时也是词题。但另外有许多词，如《菩萨蛮》、《酒泉子》、《河传》等，词意与调名绝不相关，这就不能认为调名即词题了。综观唐五代词，调名与词意无关者多，故黄玉林说“唐词多缘题所赋” ，这个“多” 字也未免不合事实。

    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觞的歌词。词的内容，不外乎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目。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复了。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这件事，大约从苏东坡开始。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源” 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 四字。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这就是词题。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系。但曹勋《松隐乐府》中有几首词，调名为《月上海棠》、《隔帘花》、《二色莲》、《夹竹桃》、《雁侵云慢》，词的内容也就是赋咏这些花卉。这样，调名也就是词题了，本来可以不再加题目，可是，当时的习惯，调名已不是词题，故作者还得加上一个题目“咏题” ，以说明《月上海棠》等既是调名，也是词题。不过，这几首词是作者的自制曲，还是先有词而后制曲，并非所谓“缘题作词” 。惟有陈允平赋垂杨词即用《垂杨》词调，但他还不得不再加一个题目“本意” 。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条谈到词题的，他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王氏反对诗词有题目，这一观念是违反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的。《诗》三百篇以首句为题，不能说没有题目。《古诗十九首》是早期的五言诗，正如唐五代的词一样，读者易于了解其内容，故无题目。但毕竟不便，故陆机拟作，仍然以每首诗的第一句作为题目。魏晋以后，诗皆有题，题目不过说明诗的主旨所在，本来不必完全概括诗意。王氏甚至说“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可谓“危言耸听” ，难道杜甫的诗，因为有题目，便不成其为诗了吗？

    不过王国维这一段话，多半是针对《草堂诗馀》而说的。明代人改编宋本《草堂诗馀》，给每一首原来没有题目的小令，加上了“春景” 、“秋景” 、“闺情” 、“闺意” 之类的题目。明代人自己作词，也喜欢用这一类空泛而无用的词题。这是明代文人的庸俗文风，当然不足为训。“词序” 其实就是词题。写得简单的，不成文的，称为词题。如果用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来说明作词缘起，并略为说明词意，这就称为词序。苏东坡的《满江红》、《洞仙歌》、《无愁可解》、《哨遍》等词，调名下都有五六十字的叙述，类似一段词话，这就不能认为题目了。

    姜白石最善作词序，其《庆宫春》、《念奴娇》、《满江红》、《角招》等词序，宛然如一篇小品文。序与词合读，犹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及序。序与诗词，相得益彰。但是也有人不欣赏词序。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 又《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

    周氏既知道白石词序“甚可观” ，又笑人家“津津于白石词序” 。这倒并不是观念有矛盾。他以为白石词序孤独地看，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与词同读，便觉得词意与序文重复。这意见虽然不错，可不适用于姜白石的词序，因为姜白石的词序，并不与词相犯。至于周氏以“曲白相生” 为比喻，这却比不与伦了。在戏本里，道白与唱词各不相犯，因为道白和唱词互相衔接，剧情由此发展。如果唱词的内容，就是道白的内容，观众听众当然嫌其重复。词序并不同于道白。唱词的人并不唱词序。词序是书面文学，词才是演唱文学。所以，词序与词的关系，并不等于道白与曲词的关系。词的内容即使与词序重复，其实也没有关系。

    （二五）南词·南乐

    词在唐五代时称为曲子词，到了南宋，简称为词。在北方，金元之间，兴起了北曲，这又是一种曲子词了。于是北方人称词为南词，以区别于北词（曲）。《宣和遗事》称南渡文人为南儒，称词为南词。欧阳玄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阕咏燕京风物》，这些都是北方人的语言，南方人不说。明代李西涯辑五代宋元词二十三家，题作《南词》。明初词人马浩澜自序其《花影集》云：“余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 这都是明代初期人沿用元代北方人的名称，而不自知其误。

    词又有称为南乐的，也是元人语。王秋涧《南乡子》词序云：“和幹臣乐府《南乡子》南乐。” 以词为南乐，则北曲便是北乐了。

    [1] “合用” ，即“应当用” ，这个“合” 字是唐宋人用法，不作“合并” 讲。

    二 其他

    （一）诗与词有什么不同？

    诗与词都是世代文学中属于韵文的文学形式。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应当从几个方面来区别。而最主要的是应当从它们的作用来看。诗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供人们吟咏的；词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还要能配合音乐，作为某一乐曲的歌词，供人们歌唱的。简而言之，诗和音乐没有关系，而词是依附于音乐曲调的。

    但是，我们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这句话只适用于唐宋以后。在唐代还不能这样说。因为诗这个字的涵义，在文学史的各个时代，都不很相同。

    诗，最早是指《诗经》中那些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周代的士大夫和民间的诗歌，形式一般是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三章或四章为一篇。这些诗歌成为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列为六经之一。秦汉时代的人，提到诗，就意味着这部古代的诗选集，因此，在这时期，诗的涵义是《诗》。例如说：“诗三百” ，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三百〇五篇作品。这许多诗，在当时都是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的。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讲，叫做诗，从音乐性的角度讲，叫做歌。诗都是可歌的，歌唱的都是诗。因此，在《诗经》时代，不能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到西汉时代，诗还是专指《诗经》的作品。不过在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人歌唱这些作品，它们的曲谱也早已失传。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诗和音乐的关系，逐渐消失了。

    屈原、宋玉等楚国诗人，写了《离骚》、《九歌》、《招魂》等楚国风格的诗歌，到了汉代，这些诗歌被称为“楚辞” 。意思是楚国歌曲的唱辞。从汉高祖到汉武帝都喜欢楚歌。汉武帝又设置了一个中央音乐机构，名为乐府。从这个乐府中制定了不少曲谱和歌辞，颁布到民间传唱。于是从西汉后期起，诗这个字的涵义变了。它只指四言、五言、或七言的文学形式，只能吟哦，而不能配合乐曲，以供歌唱。同时，因为有了“乐府歌辞” 这个名称，这个“辞” 字便被理解为可以配合乐曲歌唱的文学形式。而它的形式，必须配合乐曲的音节，以决定文字的句式，它不像诗一样，可以全篇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魏晋以后，诗和歌辞是两种不同的韵文文学形式。诗和音乐没有关系，它不是乐曲的歌辞。歌辞是可唱的，它依附于乐曲，其形式也被决定于乐曲的节奏。

    到了唐代，汉魏以来的乐府歌辞已经失传了它们的乐谱，只剩一个曲调名，例如“饮马长城窟” 、“东门行” 之类。文人所作，都是摹仿古人，并不真有曲谱可以依照。这种作品，虽然仍用汉魏乐府曲调名为标题，其实已不是歌辞。这种作品，后世称为“乐府诗” 。把它们划归诗的一类，就说明它们已不能入乐了。

    杜甫、李白有许多作品，都用乐府旧题，或自制新的乐府题，如“兵车行” 、“新安吏” 、“蜀道难” 之类。这些诗也并不配入音乐，成为当时的新曲子。因此，它们也是乐府诗。

    但是，唐代有许多从西域流传来的歌曲，如《凉州》、《伊州》、《摩多楼子》、《绿要》等，从玄宗皇帝设置的音乐机构“教坊” 中制定乐谱，颁布流行之后，这些新曲子在民间传唱，常常请诗人们配撰歌辞。于是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以“凉州词” 、“伊州歌” 、“乐世词” 之类的诗题。而这些诗最初几乎都是七言绝句。这些作品，从形式看，是唐代的律诗。从题目看，从它们的作用看，是新的乐府歌辞。这样，又不能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汉魏时期用“楚辞” 、“歌辞” 的“辞” 字，在沈约《宋书》中，大多已被简化为“词” 字。唐代的“凉州词” ，实在就是凉州曲的歌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唱词。这是音乐题目，不是诗题。而这个词字，就成为“诗词” 的“词” 字的起源。

    中唐以后，诗人为乐曲配歌词，不再用单调的绝句诗，而稍稍照应到乐曲的节奏，改用三、五、七言混合的诗体。这种诗称为“歌诗” ，意为可歌唱的诗。这个名词，反映出当时已认为诗本来是不可歌唱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它可以作为唱词了，故名之曰“歌诗” 。但是，歌诗的形式，和五、七言诗的形式还相去不远。例如李贺的诗集名为《李贺歌诗编》，他的诗和李益的诗在当时都曾谱入歌曲，流行于歌坛。但他的诗的形式与音节，还没有离开古体或律体诗。同时另外有些诗人，完全依照曲调的节奏来造句配词，例如白居易、刘禹锡的《望江南》，温庭筠的《菩萨蛮》，这些作品，当时还称为“长短句”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从形式来讲，它们不是句法一致的作品，而是句法不一致的作品。它们已不像是诗，故不说它们是诗。但它们还属于诗的新品种。

    长短句发展到五代时期，从《花间集》叙文中，我们知道它们称为“曲子词” 。到了北宋，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和诗完全脱离关系而独立了，但它们还被称为“长短句” 、“曲子词” ，或“乐府歌词” ，到南宋时期它们才被定名为“词” 。这个词字，从此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名称，它与诗分开了。

    从此以后，诗与词的第一个不同处是：诗只能吟哦，不能作为乐曲的歌词。而词是依靠乐曲来决定其形式的。

    诗与词的主要的不同点既已明白，词字的来历也已弄清楚，接下去要说明的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都是小事情了。例如，关于形式，唐代以后，直到今天，诗的形式没有变。不外乎五、七言古体、律体二种。词则每一个曲调有它自己的句式，各各不同，只能以长短句这个名词来概括。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词都是篇幅较短的小令，每首不过几十个字。从北宋中期以后，发展成为慢词，每篇有长到一百多字的。

    词最初只用于酒楼歌席上妓女的歌唱，歌词的内容只限于伤离、怨别、春感、秋悲之类，因此，除了标明曲调名之外，别无题目。从苏东坡起，扩大了词的内容，需要有一个题目来概括词意。于是，词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词调名，第二个题目是词题。例如《忆旧游·寓毘陵有怀澄江旧友》，这是张炎的词。《忆旧游》是词调名，“寓毘陵有怀澄江旧友” 是词题。第一个题目等于汉魏以来乐府歌辞或乐府诗的题目。但当时并不需要有另一个说明内容的题目，因为曲调名本身说明了内容。例如“从军行” ，是曲调名，而这首歌辞的内容也必然是与从军有关的。早期的词，也是如此，调名和歌词内容是一致的，后来歌词内容离开了调名的含义，就有另加一个题目的需要了。

    在用字的声韵方面，诗与词也大有不同。诗的调和声音，要求分清平仄。凡是应当用仄声字的地方，可以用去声、上声或入声字。词的声音要求更严。它不但要分清平仄，还要分清四，声。有些词调，该用仄声的字，还要区别去声和上声。该用去声的地方，不得用上声。不能因为去上同属仄声而混用。

    至于押韵，词也比诗的韵法繁复。一首七言绝句诗，二十八字，只用一个韵。但一首小令词，例如《荷叶杯》，只有二十三字，却有三个韵。韵法的变化，各个词调都不同。

    （二）何谓词牌？何谓小令与慢词？何谓单调、双调、三叠、四叠？

    这里是七个词学名词，除了小令与慢词之外，其余五个名词都是元明以后词家所用，在宋代的词学书中都没有见过。

    词牌就是词调名。如《西江月》、《踏莎行》之类。《西江月》词，就是依《西江月》这个调子的音节配合的唱词。宋代的词，和金元的曲，都是民间艺人卖唱的文本。民间的卖小唱或作杂剧的团体每到一个地方作场（即公演），必须挂出牌子，写明某人唱什么曲子或演什么杂剧、戏文。这就称为曲牌。到后来，曲牌这个名词的意义，便等于曲名。明代人又因曲牌而创造了词牌这个名词，其意义便等于词调名。在宋代，可能已有词牌这个物件，但还没有用这个名词作为词调名的同义词。

    词起源于唐代。最初是酒筵歌席上妓女唱的小曲。这种小曲，当时称为令曲。令曲最多不过五六十个字。北宋中期，柳永、周邦彦等人创造了长篇的词调，每首词多至一百数十字。这种词，称为慢词。从令词发展到慢词，中间还经过引、近的阶段。例如《清波引》，《祝英台近》、《临江仙》、《风入松》之类，它们字数比令曲多，比慢词少，平均每首为七八十字。宋代人把词分为令、慢两类，引、近属于令曲。明代的张綖分为三类：令词曰小令，引、近曰中调，慢词曰长调。而且他规定了五十六字以下为小令。五十六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的词选集，差不多都依此分卷。

    最初的令词是很简单的，例如《望江南》，唐宋人所作，全文只有二十七字，句法是三五七七五。到明代，有人重复一首，作为下半篇，题作《双调望江南》，于是出现了“双调” 这个名词。因为有了“双调” ，于是又有了“单调” 这个名词。多数词都是分为上下二段的。像二十七字的《望江南》，只有一段，称为单调的词，有上下二段的，称为双调的词。但这两个名词是明代词家开始用的，宋代词家没有用过。宋人称词的上下段为上片，下片，或称上阕，下阕，或称上下叠。单调、双调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不管是二十七字的《望江南》，或五十四字的《望江南》，曲调还是一个，怎么能分单双呢？明代人概念不明确，不思考“调” 字的意义，就创造了这两个不适当的名词。“双调” 本来是一个宫调名词，被明代人误用之后，就常常混淆了。

    慢词有分为三段、四段的，每一段可以称为一叠。第三段可以称为三叠，第四段可以称为四叠。但只有两段的词，一般只称上叠、下叠，而不说第一叠，第二叠。因为从叠字的本义来讲，只有词的第二段才可以称为叠，因为它是第一段的重叠。所谓三叠，实际上应当是一首词的第四段。而一般却把分为三段的词称为三叠。这种用法，在宋人书中也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