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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即佛所谓“无明”，“清明之气”即孟子所谓“平旦之气”（《孟子·告子上》）。谓韩为近道，而其诗又有“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纪梦》），可见韩并不一定近道，而自食硫黄一点看又似近道。
一个人随波逐流固然不可，而成见太深则不能容受外来意见，取长补短。韩即病在成见太深，有时强不知以为知，故谓其“客气”不除。
其后不受佛教与禅宗影响者，两宋有————
欧阳修
欧与退之颇近。退之以孟子自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韩在唐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欧则颇以退之自命，亦辟佛。
在诗史上，欧阳氏与宋诗的成立关系甚深，盖当时欧阳地位甚高，登高一呼，易成一种运动、一种风气。任何一种文学的改变皆如此。欧阳修当时亦欲倡诗之革新运动，于是有苏、黄辈出。然而不管其自命不凡，而以客观眼光观之，欧诗上既不能比唐，下又不能比苏、黄，反而是其词了不得，吾人对其诗可存而不论。
之后不受佛教、禅宗影响之大诗人甚少，而词家中则甚多。然词又多无中心思想，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其有中心思想而又未受佛教禅宗影响者则有————
辛弃疾
辛词甚好，诗不甚佳。今列入者乃就诗之广义言之，散文尚可称诗，况韵文之词？胡适之先生以为宋之词即宋人之新诗，则辛稼轩自可归入六大诗人之内。
辛既不成佛做祖，亦不腾云驾雾，与老杜皆为真人、活人的生活，想人所想。且别人入世仅为思想之入世，辛则入世有其成绩在、事业在。治兵、理财、政治，说办就办，皆有成绩可考。这一点比老杜高。老杜虽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然此乃说说而已。老杜有时尚有“无明”、“客气”；辛则不然，干什么是什么，颇近于陶公。陶公亲为田园生活，后之田园诗人乃立于客观地位，欣赏歌咏，并不为田园中一员。陶则自己实行，必真实行始为真的入世。稼轩乃真实行者。可惜陶未曾当权，不知其办政事能否亦确切实行。
稼轩词对陶公诗再三赞美。后之称陶诗者甚多，白乐天效陶，苏东坡和陶，皆不能得陶公精神。辛虽非田园诗人，而其词中对陶公之赞美，非人云亦云。辛之看陶盖另有看法，精神上有相通处，即真正入世精神。辛有词曰“岁岁有黄菊，千古一东篱”（《水调歌头》），可见其佩服陶公。
辛不信佛，有词谑佛。如：“不饮便康强，佛寿须千百。八十余年入涅槃，且进杯中物。”（《卜算子》）又如：“人沉下土，我上天难。”（《柳梢青》）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正辛此二句词之意。佛出世非圣人之意。
辛虽非纯粹儒家，而其入世之思想出于儒家，绝非佛道。
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韩退之、欧阳修、辛弃疾，六人中陶乃晋人，不在唐、宋诗人之内，欧阳修且不足论，所余四人各人有各人风格，作风不同，而万殊归于一本，吾人欲求其共同点，则是————开合变化。
就一篇作品言之曰开合变化，此自非单纯而为复杂；就其全集而论则产量丰富。这就是他们不与禅、佛发生关系之最大证明，最大效果。盖入禅愈深则产量、变化愈少，故王、孟、韦、柳作品皆少。佛乃万殊归于一本，是“反约”，故易成为单纯。而“反约”亦有其优点，虽不能变化丰富而易有精美作品；变化丰富则易有壮美作品，有海立云垂气象，风雷俱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王、孟、韦、柳集中无此种表现，其作品偏于优美。如孟浩然之“微云淡河汉”，王维之“高馆落疏桐”（《奉寄韦太守陟》），“反约”功夫太深，故缺少壮美。
可本此语研究此数家诗，看其是否与之相合。再看自己性情功夫，选择学诗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