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湖南广东情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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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余广东人也，先言广东。

    守旧之徒谈及洋人则嫉之如仇，与洋人交涉则畏之如虎。此实顽固党之公例也。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

    中国内地之人，爱国之心甚弱。其故皆由大一统已久，无列国生存竞争之比较，而为之上者又复从而蒙压之，故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更无他国。如是则既不知有国矣，何由能生其爱哉？故中国人乏爱国心者，非其性恶也，愚害之也。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故中国数年以来，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内地之民视若无睹，而旅居外国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眦，痛心疾首，引国耻如己耻者，殆不乏人。然则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验之也。

    中国人工作之勤，工价之廉，而善于经商，久为西人所侧目，他日黄种之能与白种抗衡者殆恃此也。然于中国人之中，具此美质者，亦惟广东人为最。又其人言语与他省不同，凡经商于外国者，乡谊甚笃，联合之力甚大。

    前者中国曾两次派遣学生留学美国，后虽半途撒归，而学生自备资斧，或佣工于人，持其工资以充学费，终能卒业者，尚不乏人。其人皆广东产为多，因中国弃而不用，今率皆沦落异国，其实此中不无可用之才也。

    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今将去年十二月梁启超上陈宝箴一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者录于下，览者可以见湖南办事之情形焉。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之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沾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等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早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学生当分为二等，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说，则欲其精，由后之说，则欲其广。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军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力，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二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学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州县遍设学堂，无论款项难筹，即教习亦无从觅聘，教习不得人，讲授不如法，劳而少功，虽有若无耳。以余所见，此间各处书院诸生，讲习经年，而成就通达者寥寥无几。大约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覆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大约读书不过十种，为时不过数月，而其见地固已甚莹矣，乃从而摩激其势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身之耻疚。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半年以后，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间如学堂，学生鼓箧不过月余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学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见识议论则已殊有足观者，然则外课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学专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盖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者，则其脑筋已渐开，与言政治之理皆能听受，然后易于有得，故外课生总以不限年为当。前者出示在此间招考，仅考两次，已迫岁暮，来者百余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设此课之意，全在广风气，其所重者在外府州县，故必由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然各府辽远，寒士负笈之资固自不易。愚意以为莫如合各州县为具川资，咨送到省，每岁三五人之费，为数无几，虽瘠苦之县，亦不至较此区区。到省以后，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若学堂有余力则普给膏火，否则但给奖赏而已（如不给膏火，则须问其愿来与否，乃可咨送）。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二曰遣学生游学外国。时务学堂内课诸生，既授之以经史大义，厚其中学之根柢，养成其爱国之热心，则当遣往外国学政治、法律、财政、行政学、兵法诸专门，先选其俊秀者以五十人为额，为第一班；第二年续有高才，则续选五十人为第二班，凡设四班，合为二百人，以四年分遣之，每留学者以四年为率。及其归也，以之治湖南一省之事，人才固恢然有余，即为全国之用，亦可庶几矣。若虑经费难筹，则先游学日本。日本虽小国，而三十年来智学之进，骎骎焉追及欧洲，我但先学日本，亦已足为吾目前之用矣。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诚中国未尝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吏，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之人视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而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月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非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画定而已。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筯，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厉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决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饿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谈论，随意阅札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任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谈，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令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治事，随到随办，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任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谈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则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杳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厉。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厉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

    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书次第行之。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展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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