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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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谭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断断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适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①当恪守之好例②，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基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①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用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利①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巳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后以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亡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①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其何由可赎？呜呼！前事岂复忍道。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②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且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涂于君主？吾实惑之。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独立宜暑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昧，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人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逐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论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此诚有然。吾十年来不敢轻于附和共和，则亦以此。论者如欲自伸其现时所主张以驳诘我，吾劝其不必自行属稿，不如转录吾旧著，较为痛快详尽也。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令大总统健在日之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闻者犹有疑乎？请更穷极事理以质言之。夫君主共和之异，则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而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当视被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借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为立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常同一也。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后，犹尊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其种子存乎制度上耶？则改其制度，毋使为野心家之资；其种子存乎人耶？则裁抑其人，导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于不义[汉光武宋太祖优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择可以付托大业之人[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成，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馀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则区区纸片上之皇室典范，抑何足恃？试历览古来帝王家之掌故，其陈尸在堂，操戈在阙者，又何可胜数。从可知国家安危治乱之所伏固别有在，而不在宪典形式之共和君主明矣。论者盛引墨西哥之五总统争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丧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铁证。推其论旨，得毋谓此诸国者，苟变其国体为君主，而丧乱遂可以免也？吾且诘彼：彼爹亚士之统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岁5月[月份记不确]始客死于外。使因总统继承问题而致乱，则乱宜起于今年耳。若谓国体果为君主，斯可以毋乱，且使爹亚士当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诺者以为之提示，有如筹安会者以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从之，以制定其皇室典范，则墨人宜若可以长治久安与天同寿矣；而岂知苟尔尔者，则彼之皇室典范未至发生效力时，彼自身先巳逊荒于外，其皇室典范犹废纸也。夫及身犹不能免于乱，而谓死后恃一纸皇室典范可以已乱，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征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吾当十年前，尝评爹氏为并时无两之怪杰，然固巳谓彼死之后，洪水必来，墨民将无噍类矣。[此皆吾十年（前）③评爹氏之言，尝见于新民丛报及新大陆游记，非今日于被败后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汤觉顿亦尝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恶，其言尤为详尽，见国风报；汤文出版时，墨乱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

    中美南美诸国亦然，历代总统皆以武力为得位之阶梯，故武（力）④相寻无巳时。共和不适，固不失为致乱之一原因；若谓此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后不免于乱，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乱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乱时，其国体非君主耶？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波斯非君主国耶？土耳其非君主国耶？俄罗斯非君主国耶？试一翻其近数十年之历史，不乱者能有几稔？彼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亦如此，则何说也？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一如墨美，则又何说也？凡立论者，征引客观之资料，不能尊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壬子（1912年）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馀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彷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著一覆观之，凡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令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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