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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在君在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南下，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卫灵敦中国访问团”的会议。
据辛丑（1901）条约原定的十三国赔款比率表，英国所得的赔款比例居第四位，占全数百分之十一有零。（俄国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九弱。德国第二，占百分之二十。法国第三，占百分之十六弱。日本第五，占百分之七?七三。美国第六，占百分之七?三二。）原定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那年十二月一日以后应付的庚款，英国政府已准备用到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但因为次年（1923）以后，英国经过两次大选举和两次政府更换，故这件退还庚款案延搁了两年多，到1925年3月，下议院才通过二读。原案主文是：1922年12月1日以后英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得用于“教育的，或外交部长认为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其他用途”。原案并规定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考虑何种用途于中英两国最有互惠的利益。
英庚款自从1922年12月1日以后，即保留作特别款项，不列入经常预算。从那一天算起，到预定的1945年庚款付清时止，总数约有七百万英镑，加上历年利息四百多万镑，合计全数为英镑一千一百十八万有零。（依当时的汇兑率，此数约合美金五千五百万元。）依照原定分期付款表，每年可得四十八万五千英镑。
这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原案规定为十一人，其中至少须有女委员一人，中国委员二人。后因原拟的朱尔典（SirJohnJordan）死了，改定为中国委员三人。委员会主席为柏克司敦伯爵（EarlBuxton曾任邮传部长、商务部长、南非洲总督），副主席为卫灵敦子爵（ViscountWillingdon曾任印度孟买省长及马都拉省长）。女委员为安德生女爵士（DameAdelaideAnderson）。英国委员中有牛津大学华文教授苏狄尔（W.E.Soothill），有曼哲斯脱大学董事长倪丹爵士（SirC.Needham），有汇丰银行伦敦董事长阿提斯爵士（SirCharlesAddis）。中国委员三人为丁文江、王景春、胡适。
顾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在1925年在伦敦开会讨论当时在中英关系日趋恶化的形势之下，委员会的任务应如何进行。讨论的结果决议：指定三个英国委员和三个中国委员合组“中国访问团”，以卫灵敦子爵为团长，在中国会集，到各地征求各界的意见，然后商讨一个初步的方案，提出全体委员会作最后决定。这个“中国访问团”的英国委员，除团长之外，是苏狄尔教授与安德生女士。
卫灵敦子爵等三人是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上海的。在君和王景春先生都在上海。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上海治病，没有回北京去。访问团的临时秘书庄士敦（R.J.Johnston）也来了。
从三月初起，这个庚款访问团开始工作。集会的地点在上海礼查饭店，在君和王景春先生和我也都搬来同住。访问团的日程，依据我的日记残本，大致是这样的。
三月的大部分，在上海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五日，在汉口。
四月七日以后，在南京。
四月十六日以后，在杭州。
四月下旬，在上海。
五月中旬，在北京。
五月下旬，在天津。
五月二十五日，卫灵敦团长代表访问团在天津发表一个书面的谈话，总结我们在各地听取的意见，说：我们不久即可拟具提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书，我们可以预告的是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会应有全权管理退还的英国部分的庚款。这个书面谈话发表之后，访问团就回到北京开始写报告书。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国。六月十九日卫灵敦团长也离开北京回国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国，经美国到伦敦开会。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我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
在上列的日程里，在君参加的是上海的先后各次集会，南京与杭州的访问。汉口之行，他好像没有参加。北京、天津的工作，他也没有参加。伦敦的全体委员会，他也不能参加。
孙传芳自任淞沪商埠督办，而请丁文江做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这是那年五月五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招待上海各界的茶会上才正式宣布的。孙传芳在那天的演说里，还特别提到
丁先生这回本是为了中英庚款的事到上海来的。因为我相信他不会为私人的利益牺牲公家的利益，因为我相信这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大上海”的政策的实现，所以我特别请他担任这件事。他现在竟肯担任这件事，也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政策有信心。
在君为了中英庚款的事要南来，这是几个月之前预定的计划。孙传芳请他担任淞沪总办的事，他南下之前确不知道。孙传芳向他谈此事，已在卫灵敦子爵到上海之后了。在君先同我和王景春先生商量。我们都知道卫灵敦子爵（本名FreemanThomas）在议会多年，又有过多年的行政经验，是英国一个有名的政治家，所以在君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依据他的政治经验，给他一点意见。卫子爵曾同他长谈几次，很恳挚的鼓励他勉力担负这一件重要而困难的责任。
据在君自己对我说的，当民国十四年八月孙传芳在杭州答应出兵援救江苏的时候，他曾问在君，奉军赶出江苏之后，他自己肯不肯来帮帮他的忙。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上海商埠督办或总办的事。在君最爱谈这一段故事，他说：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馨远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附注】这段话是我在三十年后的追忆，当然不是很正确的。但我写此段，曾参考在君自己的文字，如他的《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十一号，页三，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如他的《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三十七号，页六，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在那两篇里，他都说过：“目前的高等军事教育比任何高等学校还要落后。”
在两处他都举用翻译教课为落后之证。
在君确曾有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他留学英国多年，又常到德国法国旅行，在德国住过较长的时间，他颇注意这三个国家的军事教育。他和我在北京认识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兵工署署长克罗希尔将军（GeneralWilliamC.Crozier）。这位将军退休后，每年同他的夫人总来北京住几个月，我们成了忘年的朋友，常常在一块谈天。这位克将军是美国西点陆军大学毕业的，他的记忆力最强，学问很渊博，不但有军事工程的专门学识，还富于历史地理的知识和政治理解。他在美国参战期中，从历史档案里寻出五十多年前南北美内战时期国会已通过而未及实施的一个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法案，他提出来送请威尔逊总统依据此案即行成立一个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作为全国的科学及工业研究的一个沟通整统的总机构，以避免工作上的重复，并增加研究合作的效能。这个全国委员会在第一次大战时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在君和我每次同这位老将军吃饭谈天之后，常常慨叹：“这种富于现代知识而终身好学不倦的军人，真是可以敬佩的！”在君常说，“中国的军事首领之中，不少有指挥的天才，爱国的热诚，坚强的毅力，但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这真是国家的大损失，最可惋惜的！”
在君是两脚走遍全国的地理学者，所以他有资格说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不会读地图。他常说，“地理是军事学的一个骨干。顾亭林、顾景范，他们身经亡国之痛，终身研究地理，其实是终身研究军事，研究战略。他们都是有远见，有深意的。”
在君理想中的高等军事学校，据他平日的口谈，至少要做到几个标准：第一，教员的选择，必须采严格的学术标准；第二，学生的选择，必须废除保送制，必须用严格的入学考试来挑选最优秀的人才；第三，学校必须有第一流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学系，要使学军事的人能够得到军事以外的现代学识。
他这种议论，不但对孙传芳说过，也曾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说过。只因为他从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所以他自信最能够办好的一件事业————为中国办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谁也不会请他去办！
【附注】我要引《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的几句话，替“军官不会读地图”一句话作个附注：当民国二十二年热河陷落之前，北平的一个民众机关负责人对我说：“此次军队出发，都没有地图，都来问我们要地图。我们半价买了许多幅苏甲荣编印的东三省热河地图送给他们。”苏甲荣的地图岂能作军事地图用！何况各军连这种简单地图都没有！
五月五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发表“大上海”的计划和组织的演说，是在君起草的，外国报纸上登出的英文译稿也是在君写的。（全文见5月6日上海各报。我在此章摘出的文句是依据英文《中国年鉴》1925年份，页一○一二————一○一四的英文译本。）我们必须重读这篇演说，才可以了解在君当日肯出来担任这件大事，确是因为他自己曾经仔细想过这个“大上海”的问题，曾经用自己的意见修改了军人政客们的原来的简陋计划，所以他的爱国心使他相信这个新改定的“大上海”的理想是值得努力使他实现的，也是可以逐渐实现，逐渐成为收回外国租界的基础的。
这篇演说里提出的“大上海”的计划，就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把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向来没有统一的行政中心的，完全统一在这个新的行政总机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之下；要使这个行政中心机构有全权可以改善整个区域的市政，可以计划一个新港，可以解决许多外交悬案————如越界筑路、如越界收房捐、如会审公堂等等。总而言之，那个“大上海”的理想是“要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那篇演说指出，从前也曾有过相类似的计划，如张謇先生的吴淞开埠计划，如孙宝琦先生的“特别区”计划，为什么都失败了呢？主要的原因是行政权限的冲突，没有统一的行政总机构。南市是原由省政府直辖的，闸北是归上海道尹管辖的。演说的主要一点是：“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有江苏省政府能够做这样一个试验，而可以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新的“大上海”的计划是完全用江苏省政府的权力来建立这个行政中心机构，孙传芳自己任商埠督办，由他请丁文江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把上海交涉使、上海道尹、警察局长，都作为督办公署的各局的当然首领，都受总办的指导，而不侵害江苏省政府的权威。这样就可以没有行政权限的冲突问题了。孙传芳说：“本人和陈陶遗省长曾经详细商讨这些问题。今天说的话可以代表我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想起来，丁在君当日担任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上海”的工作确是一件有远见、有开创的魄力的建设大事业。若没有孙传芳与陈陶遗的完全合作，这个试验决没有成功的希望。陈陶遗是一位公道的绅士，平日佩服在君的道德和才干，他能合作是意中的事。孙传芳向来不认得在君，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这不能不算是孙传芳的政治家风度了。
在君做淞沪商埠总办，只有八个月的时间，5月就职，12月31日辞职。他在那短时期内，做了不少的事。在三十年后回看过去，有两件事是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曰‘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
在他争回的许多重大的利权之中，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然是他最大的成功。我曾听陈霆锐先生谈这件事的经过，也曾参考当时的记载，略记如下。
当时在君曾请董康先生、陈霆锐先生，和总商会的赵晋卿先生会同商议收回会审公堂的问题。在六月里，在君开始和上海领事团商谈此事。谈判的结果，双方推出谢永森先生、陈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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