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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狱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时往看他。罗有高亦时过冯君。是时京师讲梵学者，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长斋不肉食。先生因诘有高：“佛氏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信乎君所食者，来生则反报乎？”曰：“然。”先生曰：“然则贫欲求富，但当杀掠豪贾；贱欲求贵，但须劫刺尊官：来生反报，必得富贵身矣。”有高不能难，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冯氏诸友与有高言议往往甚洽，先生每杂以谐戏，则哄笑而罢。（《庚辛亡友传》、《冯瑶罂别传》、《东华录》）
先生旋成进士。归部待铨（《庚辛亡友传》）。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冯瑶罂别传》、《柯先生传》）（题名碑于先生名下注：“浙江会稽县人”，而先生之父镳下注：“顺天大兴县人”。盖先生以国子监生资格应北闱，故籍贯不改。）
先生挚友之同年者，周棨（晴坡）、张维祺（吉甫）、凌世御（书巢）。（《庚辛亡友传周跋》、《凌书巢哀辞》）
六月，朱筠五十岁生日，先生有《屏风题辞》，述朱氏论文之旨，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续修《永清志》。周震荣待先生甚优，先生自述修志时事云：“丁酉戊戌之间，君馆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得唐宋辽金刻画一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别传》、《庚辛亡友传》）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冯瑶罂别传》、《庚辛亡友传》）
父母遗柩，后皆归葬会稽之棲凫。（《丁巳岁暮书怀》、《章氏家谱》）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传》，二女皆从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郁而死。先生作传，深致不平，对于择婿问题颇致感慨。
周震荣次其先世谱牒，尝商榷体例于先生。（《周松岩先生家传》）
馆永清时，间从周震荣入都。震荣置酒行馆，招致一时同人若王念孙、邵晋涵、任大椿、周永年、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端临）、史致光（余邨）、章廷枫（晓河）与先生等，宴会极欢。（《庚辛亡友传》）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四十二岁。
遇危疾。（《周筤谷别传》）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与李讷斋太守书》、《庚辛亡友传》及其周震荣跋。）（先生有《又与周永清论文》书，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据此，知《永清志》大概成于《和州志》六年之后。）
是年著有《校雠通义》四卷（《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此书原稿，后两年游古大梁时遇盗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复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载《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志》较《和州志》颇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永清志》
皇言纪皇言纪
□恩泽纪
官师表职官表
选举表选举表
氏族表士族表
舆地图舆地图
建置图建置图
营汛图□
水利图水道图
田赋书
（中间尚有四书，名佚）六书（礼，吏，户，兵，工，刑。）
艺文书
政略政略
列传列传
阙访阙访
前志前志
文征文征
《永清志》凡六体，共二十五篇。《文征》五卷，计
《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一卷(据刘刻本。通行本则无金石一卷)。
《校雠通义》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极重要的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例如《原道篇》说古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这都是《文史通义》的重要观念，但此略而彼详耳。他极力推崇刘向、刘歆父子，故有《宗刘》之篇。他论校书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复互注)。二、别裁(裁其篇章，别出门类，如《管子》中之《弟子职》入小学)。三、辨嫌名(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姓名之下)。四、采辑补缀(辑佚书)。五、书掌于官(平日责成州县官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六、广储副本备雠正，七、有所更定，必载原文，八、著录残逸，九、藏书。此外，他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意见：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问，非校雠之良法欤?
此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一类的书。
七月，先生访周震荣于顺义役次。震荣置酒高会，出《永清志》示坐客。张维祺、周棨争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误。)
秋后，馆座师梁国治家，课其子仲将读。(《庚辛亡友传》，及周震荣跋，《上粱相公书》，《周筤谷别传》。)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冬，辞馆，岁事殊窘。(《庚辛亡友传》)
第三女殇。(《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栗君墓志铭》、《张介村家传》、《与邵与桐书》、《刘氏三世家传》）。《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略曰：
学诚……妄自诩谓：稍辨黍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汨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这次为最甚。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岁以前之撰著专篇极少。其幸存者多系应酬文字。惟《金君行状书后》论择辨史料之法极精，今摘录于左（下）：
载笔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从事于择与辨。而铢黍芒忽之间，不苟为炳炳烺烺，饰人耳目，盖有道矣。……夫志状之文，多为其子孙所请；其生平行实，或得之口授，或据其条疏；非若太常谥议，史官别传，确然有故事可稽，案牍可核也。采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扬抑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生平每谓“文采未优，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词章未极，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于斯文，则范我驰驱，未尝不为是凛凛焉。
自是年以后，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周震荣、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锡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闰四月，访同学邱向阁于南乐县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言，作“通达”二字榜于轩，先生为作《通说》，略云：“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为先生一生的一个根本观念。（《通说》）
冬，张维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乡，到大名，至岁暮辞归北京。（《张介村家传》、《大名县志代序》、《栗君墓志铭》）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于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志》）
先生在清漳书院，有清漳书院会课题七道，今见《遗书》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问》题云：
问古人教学，启发是资。请业之际，先问尔所谓达；侍坐之余，则云盍各言志。诸生亦有抑郁未伸，惮于一日之长者欤？诸生有志于学，其意甚盛。顾所谓“学”者，特举业耳。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士无恒产，举业等于治田，谁谓诸生不当治举业哉？顾仕非为贫，学亦不当专为举业。敢问诸生读书之始，亦有志所欲为？抑既习举业，因文别有窥见，遂觉所业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于是者欤？学问大要不出经史。……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识最先而程功较易者；经于何道最有关心？史于何事最所惬愿？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无妨预定言之，将欲为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举业而论，敢问何所讲求？何所师法？……四书文外，经诗论策亦举业之要务也。向者于何致功？平日亦有怀疑不决，欲就请质而无从者欤？院长愿悉与闻，将为诸生效他山之错焉。
其四书大义策问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学者的怀疑态度与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问《论语》记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称“子曰”；其有对君之言则称“孔子”。说者谓君臣之际，记者致其谨严：然耶？否耶？《颛臾》一篇不皆对君之言，而皆称孔子，岂有说欤？
又如第五道云：
问孔门之教，言行相符。弟子亲承，有疑斯问。……后世往往以问答之高下，觇诸贤学业之浅深，谓言者心声：理固不外是欤？宰我短丧之说，尹氏以为下愚犹耻言之。冉求鸣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圣门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讲说家之所言，则后世乡党自好之人有所不为。敢问此何修何学而犹为高第之弟子耶？子贡之特达，而议礼仅爱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论仕乃至于佞给。子张学干禄，樊迟请学圃。凡此见于记载，皆后世稍知礼义之士所不屑为；而当日函丈陈辞，略无忌讳。今之为时文者，当奉夫子之论以折诸贤，是固然矣。而诸贤毕世懿修，乃不足当时文家之一吷：则是今之工时文者，其见地乃贤于圣门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请诸生解之。
此种策问既可见先生自己读书善疑，又可见先生教学者亦从思考与疑问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问，处处在寻出学者的志愿与向来的功力。此与上文所引《通说》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季春，乾隆帝谒东陵还，过盘山。周震荣以畿县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归，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环山治道；州县，茇舍相望；时桃李方华，镇山雪初霁，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饮极欢。同官又互相酬答，寻山名胜殆遍。先生亦自忘家无宿舂粮也。（《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删存近作为《辛壬剥复删存》。（徐本浙本遗书目注）
先生旋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赴之。后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为主。（《黄烈妇传》、《丙辰札记》、《甄青圃六十序》、《丁巳岁暮书怀》）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幸邻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结交，蔡且欲聘先生撰《滦州志》。（《凌书巢哀辞》、《书滦州志后》）
先生病诸生俭学，乃取古人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以劝诱蒙俗，名曰《文学》，并作叙例。此书今不传。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铭》，称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缕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盖自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尝为凌世御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序。（《凌书巢哀辞》）
季妹死于北京。（《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六岁。
春，先生卧病京寓，病颇危急（《周筤谷别传》称“己亥癸卯，两危疾”。），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喜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与桐别传》论）。因与邵氏论修《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当更以意为之，不过五十万言。并问邵立言宗旨，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书五》。）
病愈后，回永平主讲敬胜书院。《与乔迁安（名钟英）论初学课业》三简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二篇，一在夏间，一在秋间。第一次书有“此间生徒难与深言”之语，可见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间生徒多赴试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第二书）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其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及风雨阴晴气候（《癸卯通义草书后》）。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义草》以外，又录存数年以来古文辞为《癸卯录存》。（浙本徐本遗书目注）
朱沧湄省其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数过先生请教。先生颇属望之，有《论学书》，谓：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欤，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欤，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无弗达者。未有人焉从而明示之，盖至终身汨没而不自知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于此，亦将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则毋论治经业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题《朱沧湄诗册》文云“……必求诗之质，而后文以生焉。读书蓄德，名理日富，愤乐循环，若有不得已焉而后出之，此不求工诗而诗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质也。强笑不欢，强哭不悲。哀乐自来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学之于文，岂有异于是乎？”
九月犹在永平讲舍；九日与友人登高，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周震荣除道京东。招先生“临榆茇次，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海边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谓“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与先生论文，将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谓十年博千古云。（《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与周永清论文》）
《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尤痛切。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
《诗教》上篇论“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此语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见解，但章氏说的不明白。下篇说“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此言较明白。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学之纪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当别立子部）。章氏此论，确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战国而始焉”，更有见地。但他假定一个理想的“同文”之治，作为上古无著述的解释，那可错了。
冬，先生去永平。（《题沧湄诗册》）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传》）
十二月清廷修《续通典》成。先生尝代拟《礼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迹。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之间，永定河道陈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传书后》）。是年，先生就保定莲池书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郎公家传》）。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以后渐增至二十人。（《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是年有《甲辰存录》。
十一月八日，冯廷丞卒。（《冯君家传》）
是年，族侄廷枫成进士。（《海门厅志》、《名宦传》）
清廷修《续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八岁。
仍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诸生多授徒为业，先生为他们作《论课蒙学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与周筤谷书》的意思，但更切实。大旨反对世俗课童子用时文入手之法，而主张用古文入手，先读《左传》，次及《史记》；作文则先论事，次论人，次数典，最后叙事。
正月，一至北京。（《张介村赐鸠杖记》）
八月刻《太上感应篇》，二日作《书后》。
是年冬，先生暂至京师，馆同年生潘庭筠家，在兴化寺街，与任大椿寓相近，常互为主客谈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别传》）
是年正月，张维祺《大名县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并曾以其稿与先生商榷（《记大名县志轶事》）。二月，毕沅为河南巡抚。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统志》、《续通志》成。
先生后自评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十日（《内藤谱》作二十日）有《月夜游莲池记》。
是年六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以伊阳拒捕案被议，仍留河南巡抚任。（《东华录》）
十二月十三日，梁国治卒。（《耆献类征》本传）
这年，章宗源（逢之）中举人。（《孙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887）。先生五十岁。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门人史致光（余邨）进士及第，授修撰。（《耆献类征》本传）
是年先生因失梁国治之奥援，不得不辞莲池书院讲席。侨寓保定，寄居旅店，长孙女及第五子殇。是时“当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丁巳岁暮书怀》诗及注）
春，先生闻戊戌进士开选；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转食友家者几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为置酒尽欢（《甄青圃六十序》、《蔡滦州哀辞》）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岁暮书怀》诗注、《庚辛亡友传》、《存我楼记》）
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震荣旧作《养蒙术》中语而言也。震荣持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征色，且丑语相诋。适周、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皆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
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上毕制府书》，《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有《上毕抚台书》。(此书浙本《遗书》误刻两见，一题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误也。刘本亦误。)略云“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书附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先生后十年追述此行云：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遥迤。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潭潭深院花木饶，侨家忽享名山福。(《丁巳岁暮书怀诗》)
据此诗，毕沅待先生颇厚，明年先生即主讲归德府之文正书院。
离保定时，周震荣置酒送别，半酣，曰“君昔矢愿作《亡友传》，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日“是行也。宜偿之。”周曰：“君敏于行文，息于举笔。死者无穷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传》，将列君于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传》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尝为梁肯堂校定其业师仁和叶某遗文，这年在北京又尝附商(梁文定公(国治)年谱)。(《年谱书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五十一岁。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论修史籍考要略》，当系去冬今春间在开封所作。经毕沅同意后，遂开局编《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崔母屏风题辞》）。三月一日有《与洪稚存书》，写途中及书院风景甚详。书末有云：“官场报访及宴会征逐，稍已即闲。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仲子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抄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无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抄寄。彼时保定将家迁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此书可见先生见毕沅后，即任编辑《史考》事；又可见《史考》编纂之情形与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当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屡致书邵晋涵、孙星衍（渊如）诸友。五月二十三日《报渊如书》有云：“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二月，《与孙渊如书》有云：
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
《与邵二云论学书》有云：
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皆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
又书有云：
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锡庚），不可不时时策之。
是年又有《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可因以见先生的人生观：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丁巳岁暮书怀》诗注，《蔡滦州哀辞》）
五月，遣贻选入京应乡试，馆于永清县署凡一年。（《报孙渊如书》、《周筤谷别传》）
在归德时，校正《校雠通义》，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辑《逸史》，拟附入《史籍考》。（《与邵二云书》）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戊申秋课》）。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又云：“涉世之文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书，除夕在亳又有《顾文子传书后》。（《任幼植别传》）
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始有。）（王宗炎《复章实斋书》，在嘉庆四年，犹问《礼教篇》成否，则有可疑。）
是秋，荆州大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冬，先生失归德馆，将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甄鸿斋家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丁巳岁暮书怀》、《庚辛亡友传》）
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洪北江年谱》）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较要者，《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书郎通议墓志后》、《与宗族论撰忠公家传书》、《跋戊申秋夜课》。其草稿册名又有《戊申录稿》、《戊申仲秋序记杂文》二种。（浙本目）
这年，朱锡庚（少白）中举人。（《朱先生别传》）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五十二岁。
辗转太平、安庆之间，厄甚。（《上毕制府书》）
三月之杪，游太平，馆于安徽学使署中。学使徐立纲方辑宗谱，请先生经纪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安徽通志?职官表》）。张小兮、左良宇皆一时名俊，比屋而处，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发，则时有感会。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十三篇，新十二，旧一。自序曰：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为乙编，皆专论文史。统名《姑孰夏课》。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
《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又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说，“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过崇周公，说他“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虽然很可笑；但他认道在制作典章，故宁可认周公而不认孔子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独见；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谬误。
《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此意清初颜元、李塨、费密诸人皆主之，浙东学术亦与此派有相近处，但不必说实斋之论必本于前人耳。此篇说，“后世……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原学》上篇论学者“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中篇论“学必习于事。……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下篇论“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度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补苴为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
浙江图书馆所藏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目录纸下，有原来被贴去的《文史通义》目录。那隐目各篇题下皆有原注。今据那些原注，可证我上文意度的诸篇确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原注《庚夏抄存》
《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原注《庚戌抄存通义》
又下列诸篇那隐目皆注《庚戌抄存通义》：
《史释》、《史注》、《习固》、《文集》、《天喻》、《师说》、《假年》、《说林》、《匡谬》、《辨似》、《朱陆》、《知难》、《感遇》、《感赋》亦可认为此年所作。大约因庚戌在武昌开局编书，有抄胥可令抄存旧稿，不似此年之东奔西跑也。（那隐目久晦于世，最近才由姚名达发现。）
《文理篇》因见左良宇案上的《史记录本》而作，自是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谱杂议》、《与冯秋山论修谱书》及代徐氏所作传文，当然亦是此时作的。
《习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录于左（下）：
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蚁穴。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实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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