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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东烟台地方，有一个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在民国九年前后解散结束时，数百年青学生中间，有一个福建福州姓胡的学生，名字叫作崇轩。这个年纪极轻的海军学生，当时还只十五岁左右，学校解散以后，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后，就是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若有人能检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便可在名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周刊上，见到胡崇轩这个名字。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项拙，又名亦愚，胡也频在烟台海军预备学校时的同学。1924年12月～1925年5月，与胡也频、荆有麟等在北京合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编者）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有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时《民众文艺》的编辑处，在北京的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项胡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常常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处后，两个人就低下头伏到桌边，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封套。在当时，似乎居然还有人远远的寄了邮花来订买这刊物的事，几个人仿佛十分兴奋，并不因此自弃。什么人寄了两分邮花来，这一面，便为按照那个地址，写一个封套，附贴一分邮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时人家只寄来两分邮花，因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们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检出一分，寄给那个读者。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邮花，自然是不能靠别处寄来的邮花相抵的。但他们是不在乎此的，他们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他们是年青人，一个年青人的可爱处，在这些从事于文学的人方面看来，是更多天真的胡涂处的。他们如其他初初从事于文学的人一样，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在去北京前，曾在湘西土著部队中当过上士司书，故称自己为“陆军步兵上士”。————编者）。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
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
既然认识了两个编辑，文章有了办法，怎么样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块钱，应付住处的一切，当时我似乎还没有打算到的。因为我那时，认识这两个人以前，还只得到过《晨报》馆五毛钱书券的报酬，这文章登载到那时的《晨报》“北京栏”上面。
即或认识了他们，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希望，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两人当时所作的梦，似乎也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比我经验多了许多。那个时节的风气还不许可文学得到什么东西，鲁迅当时若果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同大学校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时，却似乎以为有了朋友，别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难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暂时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两个海军学生又见到了，仍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时，在我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空话，可以吃的也只有开水。
那个时节好象是春天，因为在别人的房间里有白炉子，在我的房间里没有白炉子。这两个朋友到我住处时，我曾同他们说过，房子里有泥炉子，煤气熏人，真很讨厌。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载到《民众文艺》上面时，却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购置一个泥炉的人那类文章。
自从我认识了这海军学生以后，似乎有了一个礼拜样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会。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说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为姓什么没有关系，一个人有趣一点，通脱洒落，没有姓名也还是不妨事。胡又说引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我到现在还疑心我的朋友说那句话时，有点含混，不甚说得清楚，或者所说是一种相反的趣语，因为我从没有被另外什么人说我“好看”，也从没有另外再被谁个女人走到住处来“看”过。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蒋，然而在五年以后，写了许多文章给人阅读，成为一九二八左右一个最入时的女作家时，在作品的笔名下，却又告给读者，说她姓丁。
这个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五溪蛮”，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沅水上游少数民族的蔑称。————编者）所在的地方。
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自己说是姓丁的丁玲，那时也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如同当时的许多男子一样，什么正式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在住处就读点书，出外时就学习欣赏北京一切的街景，无钱时习惯敷衍公寓里的主人，躺到床上时就做梦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处时，看见那房子里一切都同我们住处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便很觉得稀奇。以为一个女子住到这样房子里，不害病，不头痛，还能很从容的坐在一个小小的条桌旁边写字看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这种生活，有许多年青人是那么过下来，即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当时就不会如何诧异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就认识了的一种过去。
这里，已到了另外一件事的起始了。大约在海军学生带了丁玲女士到我住处五天以后，丁玲女士回湖南去了。听到另一个朋友说，在熟人中有些新鲜事情发生了。我走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时，看到海军学生已迁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满地是书的残叶同碎烂的报纸。
原来就是为了一个人离开北京的原因。望到地下那些东西，我心想，一个人，会为女人变成孩子，真料想不到。我还想，我是不会变成另外一种人的，好的女人不能使我变成孩子，好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变成城市中人。但这个海军学生，我们年龄相差并不很远，我们的性格，可完全不同了。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胡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另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这种南方人热情，当时是使我十分吃惊的。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
一切朋友用各样言语，说到这个发狂是不必需的事，只须小小一点儿理智，就可以使自己安静下来。但各样言语皆缺少转移这个海军学生的能力，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战胜这个人的“热情”，结果北京城公寓里少了一个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个男子。
我们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断了。
于是，日子过去了。我认识他们是二月，春天一来时，我想象这个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负它。好的日头，好的风，新鲜的草木同新鲜的事情，年青人应得到的一份，自然是无处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里，春天仍然没有日光。《民众文艺》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无转机。
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而霉小斋里，望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应当离开这个公寓，弃了一切希望，找一个别的活路？我是不是还应当找一个活路？有时走出了公寓，到西单牌楼一带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丛中见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总一动。单牌楼卖小东西的人，照北方规矩，在身上或小摊上插旗帜作号召的很多，见到这小旗，使我就记忆到前外天桥地方许多招兵委员的小旗。就是西单也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军人拿着这类白布旗帜，走在前面，后面便跟上三个五个脸儿黄瘦衣服肮脏的人物。当时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写文章，能让我活下去的，似乎就只有跟到这个小小队伍，向不可知的一个地方走去那一种办法了。记到有一次，我傍着那个委员，问他跟着旗子走去的那些壮士此后的情形，那委员如何希奇的望着我发笑。那个笑容嵌到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不能除去，也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同他们有一时节，是一样活着的人。
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
但那时节《晨报》已在开始用我的文章了，《晨报》会计处的出纳课，一个身体矮矮的郑姓办事人，他一定还记得每到月终馆内通知发出后，有个“休芸芸”名字项下，支出的数目是多少钱。另外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长身白脸少年，也一定记得在那个小斗形的窗口边，如何把这个钱递给一个黄黄脸庞的人，当没有把钱得到时，这人又如何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约可取钱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钱得到时，走出《晨报》馆大门，还照例要被那个给我回事的门房一拦，从我手中取回两毛或三毛。我有时是远远的走出宣武门外来取钱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个零钱，这门房就指点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那个数目索去才让我走路。在当时，我心想这一定是一种规矩，因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费，不过那么一来，每一个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为他拿去了。
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得到这个钱时，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觉得把这个钱送给谁，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我当时虽有这些朋友，又有了一个给我发表文章每月还把我几块钱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实在特别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谊，就应当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谊不能使我当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个馒头合于实用，因此另外一个人给了我另外一种机会时，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图书馆内作事去了。
四月间我上的香山，八月间还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饭前服从我上山后一种习惯，走到一个无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烟，回到名为大楼的住处时，见到桌上放有一个字条写着：“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忆，未免多了一点。因为上山来我曾在一篇名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个办事人给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为《狒狒的悲哀》（诗作，刊于1926年2月6日《现代评论》第3卷61期。但从下文情节看，此篇应是发表于1925年9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第80号上的小说《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编者）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寿的剧场里，如何给我的烦恼。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还才明白这无耻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贫穷一点位置卑下一点的人，如果忘了约束，说到平常规矩不许说到的话，提到如何觉得那些服饰精佳，性格风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诱人处，也就近于侮辱到了这一类人的尊严。我已经作了两件错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汤过着每一个日子的人物中间，不是以阿谀作为职业，就是靠阿谀作为营养。他们死去后，到了他们的儿女，社会制度若没有多少变更，也一定还是仍然按照他们的身分，或者以向主子阿谀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谀作供养：这两个阶级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当时的不知事故处，使我得到的教训，还可说是最轻微的教训。但当时，我是还不甚明白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来，什么人也不会对我稍好一点，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见到那个字条时，心中十分高兴，就即刻照到那字条所记的门牌号数找去，预备看看这“两个熟人”。没有见到他们时，我猜想不出这熟人是谁。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海军学生，同自说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枣树旁见到海军学生，见到我时笑着，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说：
“有客来了，你猜是谁？”
里边也似乎在猜着，进去的我也猜着，到后我就在一个门边，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那时房中还有一个煤油炉子，煨得有什么东西，我猜想当我还没有来到这房子时节，这似乎主妇的人，一定还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炉子上小锅内的东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
海军学生就说，“不是新鲜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就笑了好一会。
这一天是中秋，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这两个人住到这无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愿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来的。后来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后，北京的朋友，却又常有上山来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们住的地方每月应缴九块钱房租，并不很大，但土地却十分干爽。这房子有井，屋前屋后全是枣树。饮食由两人自己处置，所以买小菜，买油买盐，皆两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摄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全是主妇日常的职务。男主人则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饭吃过后，一切完事了，还争着到井边去提水，洗碗洗锅子，毫不显得疲倦，这新鲜生活，使两人似乎都十分兴奋。两人皆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还有价值。那时两人皆并不写什么文章，又不曾作别的事情，经济的来源，好象全从湖南方面寄来。至于读书，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他们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时时刻刻在惊讶那种希奇的友谊，那种随了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读书并不是必需的事。当我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觉得这生活并不新鲜时，在他们自己，却当真似乎是还在一种崭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务。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钱。于是我们又假设出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两人有时把最后一撮米用完时，就散步一样，从西山向北京城里走去，找寻朋友为他们设法。从下山的方便————他们都以为很方便的————夹了些不合时季的旧衣，走到西直门内一个当铺的高高柜台下站一会儿，为争持三毛五毛又负气走进第二家柜台下去站，也是这个朋友当时所熟练的事。
即或是那么穷，穷并不使他们难堪。“两个胆小的人若在一处站立，黑夜里就不致于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么有钱，对于使人提起来难受的穷也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了。发财本来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去拣选那些可以多欠一点账的公寓住下，也是他们一种权利。两个人明白这点权利，因此当两人再也无从在山上支持时，就搬到北京城里北河沿一个公寓里住下了。
这个公寓的主人，真是一个趣人。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余掌柜的性情，似乎本来他应当开一间书铺，却无意中开了一个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赚钱的事业上，终于因为蚀本到后就倒闭了。这个人知道拜轮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贯，什么人同他谈“人生文学”，他可以懂得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他就很诚实的告你谁个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虽然也就是那么知道罢了，但你同他说及时，毫无可疑处，是可以使你高兴也可以使他高兴的事。你同他熟习一点时，他就会拉你到他房里去，看那些从各处得来的文人相片。象苗兵的拜轮从军相，象土匪的高尔基相，还有象猴子的，象花脸的，以及中国隐士装扮曳杖而走的陶渊明，小生装扮的李长吉，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柢。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
这样一来当真大家好象也都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就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是为什么了，却不妨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到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住客，并且一定不会忘记在开晚饭时节，特别把菜开得丰富了一点。既有这么一个明理知趣的主人，若果在北京城生活，除了公寓外就无去处，难道还不应当把所有一点简单行李搬来住下吗？
我在未上山以前是就住到这个公寓有了三个月的。因为知道这些方便，所以当他们在西山无法支持时，就劝他们移到那公寓去，这提议见诸实行后，这两人到了北京就不必劈柴煮饭了。时间更多了空闲，因此讨论自然而然也更夸张了一点，同时又有几个在差不多同样情形下生活的人，所以常常做那不切实际的梦。我一到下山来，同他们在一处，总还是只想筹钱办一个杂志。只打量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力量，印行一个小小刊物。按照北京城当时的一切物价，若仿当时的《语丝》周刊大小，来一个固定的东西，每期印一千份，估计有十二三块钱就可产生。（可是这刊物我们想了已近六年，到现在还无法产生。）当时打量编印这样一个刊物，自然还有一种最诚实的理由，我们那时的文章，如果能向什么地方寄去，在一种极低价的情形中卖掉，就不必再计划这刊物的。但实在情形却找不出一个固定发表地方，即或已经能够登载文章了，也还是把作品寄去，听凭拣眩稍为生疏一点的刊物，文章一寄去就常常失踪。失掉的或不用的文章，因为当时我们实在又不能还有重抄一份的气力，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初期作品，是不能追究它的去处的。为了这类理由，若果当时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希望，自然就算是达到了。
在这里，使我想到中国某一时节的风气，如何在一种恶习惯里培养到某一部分作家，同时又如何在摧残到另一种生机的情形。在一个克尽厥职的好编辑手中，以我们当时情形，是完全在一种毫无希望里努力的。当时一个好编辑的义务，是把我们那类的文章，安置到一个特备的字篓里去。我们那些当然的灾难，到一九二八以来仿佛少了一点，但其实又早以另一意义来临到头上，却把那个过去的灾难扔给了另外一种年青人了。一个编辑他会明白这种事情，他无从否认那个习惯不继续存在。
我们当时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给我们一种机会，把我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我们那时虽然极穷，希望报酬的心，还远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为切迫。我们似乎生存到这个世界上，在泥土里滚爬，在艰难里支持，都并不是为自己何种尊严而存在，只仅仅为了想作一点使自己尽力使别人快乐的工作而存在。我们愿意有机会显示我们的整个精力，给那些对我们感到好意的读者，所以才只想有一个刊物给我们处置。但是，这个刊物只能在我们几个人想象里产生，同时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为生活情形不能让我们实现任何计划，一般积习支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对于创作也不再继续，没有多少兴味了。
那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许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缘，都成为各样刊物上时髦的名字。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
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不过在那个时节，这海军学生，文学上的方向是没有自信的。做人的方向上，这个人，却正如我所提及的，因为南方人的热情，有一种偏私的固持支配到生活。这性格虽屈服到女人那一面，变成为勇敢和柔顺，结果是做了许多美丽的小诗。在另一方面，却同一些旧友全疏远了。同一切原来相熟的人疏远了许多，同新的相熟的人也似乎无一个友谊极好的朋友，一切过从的熟人皆极有限，这长时间心情与人俨然隔绝的生活，给他在此后思想方面，显然有极大的影响。在丁玲女士方面，则因了他的性格，变更到生活，酝酿到后来写作的兴味。因为那“男性”处，使此后两人在北京则搬了许多住处，离开北京又从长沙到武昌，到上海，到杭州，到济南，……把生活一部分消磨到旅途上，一部分消磨到一个新鲜地方新鲜环境里。热情伴着闲暇，消磨到丁玲女士的每一个日子，使一九二八左右，中国便产生了一个最为读者满意的女子作家。《在黑暗中》的动笔，以及第一篇作品的问世，显然是出之于她这个同伴的鼓励与督促，写作的兴味，实又培养到那个同伴性格所促成的生活里的。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选》（《也频诗选》红黑出版社1929年1月出版，收作者早期诗作22首，书前有曼伽（丁玲）作的序言。————编者），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两人回湖南以后，不久这海军学生又来到北京了。这次一行似乎还是两人预定的计划，一个在家乡陪伴到母亲，一个出外边来作点事。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可以经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若果善于处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开支，是可以从稿费中得到那个报酬对付得下去的。这海军学生来到北京，似乎从上海到天津的路上所得的印象，写了一个题名作《海船上》的短篇，这个文章最先写到船上的气味同声音颜色，很使我感动。同时因为一个男子从一个女子方面所得到的一切，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都使年青人惊讶出神。尤其是在骤然的分离上，短期里即可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因此还继续写了许多新诗，我认为是最动人的新诗。
这海军学生所写的诗，既以一个离奇的风格产生，在形式同感情两方面，都与当时的所谓新诗不同。那时节，在北方，《京报副刊》已不存在，《晨报副刊》编者已不是徐志摩，其他的刊物，也因为南方的革命发展，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顿，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故这个海军学生的诗，在当时的北方读者看来，造成了一种新的趣味。
好象离开了女人，成天单是写诗，这热情还是在虚无中发热发酵，不能抑止，因此这大孩子不久又借了些钱回转湖南。这时节湖南那一方面的一个，却也因为不能忍受这分离的试验，赶忙向北京出发。据说他们的船正互相在洞庭湖中错过，所以两个人到了目的地后，才明白这分离的日子，还应当需要一个人在船上颠簸一个礼拜，才能把它结束。
当海军学生重新又赶回北京时，自然两人都明白分离的习惯，使两方面皆在折磨中过日子，就再也不说别的计划，仍然一同找到一个公寓住下了。因为那时仍然还得住一个公寓，两个人又对于劈柴淘米一类事无多兴味，故住处总傍到吃饭方便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年多的日子，搬了好几个地方，住过一阵银闸，住过一阵孟家大院，到后便住到汉园公寓了。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
一九二六年左右，武汉因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许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边作事去了。这海军学生当年在烟台的老同学，也有在武汉事情作得很好的。我燕京北大原有些熟人，也有在那边十分活动的，总希望我们去看看，但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因为不断的努力写作，另外一些机会又使他们同一些有势力可以支配我们稿件的编辑熟习一点，他的文章每月大致可以得到二十五块钱的稿费了，日子自然还是过得相当狼狈可笑，到了十二月，有地板的楼上房间里，虽然安置得有烧煤炉子，却不大容易能赊到煤块。有客来时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竟是他们做得十分熟习的一件事。没有客，外面寒气又十分逼人，他们就坐在床上看书。
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的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的事，女人哪里有分？”谦逊的言语里有小小的锋鑣煷嬖冢飧龌笆怯腥の兜摹*因为当时常常同他们两人过从的，有下面几个人：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全是在北方从事文学而已知名的男性。女人中她认得凌叔华、庐隐，却并不常有来往。
她将怎样完成她自己的事业，这海军学生的性格，同他们那时的生活，自然是特别有帮助的。来往的只是那么一些人，天才同耐心，从这几个人方面看来，似乎都使这女作家从冷静里观察，以为是不足相信的事。生活那一面，又似乎这里还有一条路，一个女子也可以从这儿走去；且既然是另一个同伴已向前走去了，自己徘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还有就是过分的暇闲，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于她的事业了。
可惜得很是记忆这个东西，照例保留到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也没有多大用处。我想如果她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里的仆役，这时还能拿着一支笔来描画他们两个人和我一家三人当时的情形，说到我们每到月底对于应付房租时的受窘以及敷衍推辞的神情，因为实在无法敷衍了，又如何借故出门，到河沿雪里去散步，夜深才敢回家，这描画一定十分有趣。
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下来的工作，是那么认真不苟，生活要求是那么简单，而对于物质希望又那么小，到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使生活稍稍从容一点。也许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错处，因为一个平常小公务员的正常生活，计米较盐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就是那个女作家，也实在仍然永远是没有学会的希望的。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习惯，都不能使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我四月里就离开了北京，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到上海一个地方住下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他们觉得还是到上海来才有转机，所以也就到上海来了。
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
两人到上海之后，从《小说月报》拿到了一点钱，他们就到西湖去了。到了西湖这两人住在葛岭，一共住了三个多月才重回上海。
那个时节在两人之间，似乎为了另外一些属于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处。我不甚明白这些“感情散步”的内容与那些经过，是不是适宜于从那篇《莎菲女士日记》上发现一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篇文章在那时节是不是早已写成。那时情形自然是很糟的，因为我不大明白那些经过，也不过问个人私事，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细微处，却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了正当的用途，只是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这两人差不多都使用了，所以我十分担心，不晓得应当如何去做一点对于他们有益的事情。
但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作，而且也不必须作的。因为若果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明事的人，我就会看得出这“感情散步”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种生活厌倦了，新的发现常常使人目眩，然而这眩目却决不是很久的。一时的幻觉，并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由于热情而成的多疑同多嫉，也常常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时的严重。两人去西湖后约一个礼拜，某一天晚上，这海军学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告我，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象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静舒适的。在艺术学院方面，他们认识了几个朋友，故在日里一面玩的仿佛很不节制，到了晚上却还可写了许多文章。《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两人为了天气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时，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楼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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