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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长眼睛红着送女儿出门后，家中方面既有了一个消磨她那一分剩余母性小孤雏，全部事实一时又还不能明白，故我们走时，一面觉得她极其可怜，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后生活必能从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种自娱自慰的方法。
我们从常德坐了六点公共汽车到长沙，落店后，听说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个保人，找寻熟人作保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即刻又把一点行李移到火车站去，搭了当夜快车直过武昌。二十五点钟后到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慕大观式之说谎”，（“■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面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即史沫特莱女士。————编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即冯达，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丁玲的住址，当日丁玲在寓所与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编者）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自从海军学生失踪后，熟人中如×××，×××，××，与丁玲相知较深的，本来就莫不为这个人将来的生活怀了一分忧虑。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文章写来胆量大，事实上却是个最老实最规矩的人。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性情极强硬，事实上这个人却十分柔软。海军学生在世时，同她一处过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埋怨她，生气时节甚至于还捏了拳头来恐吓她，她已习惯了那出自南方人热情的一切安排。这不完全是一个故事上男子的爱情，却真是一个“人”的爱情。如今已把她从这分业已成为习惯了的生活拉开，将来怎么样？她那点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从海军学生同居生活中得来，如今那一个就此失踪了，这一个还要活下去，还想活下去，应当怎么样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话中她答复了朋友这个问题。她说：
“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子图方便，找情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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