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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Clifford Williams）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疲弊时代，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还更进一步教授一种理知诚实的方法。他单单是说：“拿也如同可以证明我相信别的东西为合理的那种种证据来，那么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说类比和或能是说无用的。我说我相信倒转平方律时，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较弱的信证上。”赫胥黎也曾说过：“一个人生命中最神圣的举动，就是说出并感觉得我相信某项某项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赏，一切最重要的罚，都是系在这个举动上。”
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从杜威教授学来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严格的到它的前因后果，接受现成的整块的概念以为思想的前提，而于不知不觉间受其个人的影响，或多把个人的观念由造成结果而加以测验，在理知上都是没有责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发现，历史上一切最大的灾祸，都有赖于此。
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How to Think ）和《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堪当创造的智力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象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
奇怪之极，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竟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
九
我母亲于1918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我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1919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
因有我在幼童时期读书得来的学识，我早久就已摒弃了个人死后生存的观念了。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意，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传记里载贤臣叔孙豹于纪元前548年（时孔子还只有三岁）谓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虽久不忘，此之谓不朽”。这种学说引动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国朋友谈起，并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三W即Worth，Work，Words三字的头一个字母）。
我母亲的逝世使我重新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第一层，其弱点在太过概括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绩言语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伦布是可以不朽的了，但是他那些别的水手怎样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给他用具的人，那许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或由在海洋中作有成无成的探险，替他铺下道路的前导又怎样呢？简括的说，一个人应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
次一层，这个学说对于人类的行为没有消极的裁制。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恶德又怎样呢？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或地狱之火吗？
我母亲的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细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从来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看得出来。我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亲个人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人，我们所干的一切什么事，我们所讲的一切什么话，从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自有其影响这个意义看来，都是不朽的。这个影响又将依次在别个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将继续入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
正如列勃涅慈（Leibnitz）有一次所说：“人人都感觉到在宇宙中所经历的一切，以使那目睹一切的人，可以从经历其他各处的事物，甚至曾经并将识别现在的事物中，解释出在时间与空间上已被移动的事物。我们是看不见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里，达到无穷境无穷期。”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亚的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孔子以至于他本区教会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崇高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个人写了一篇论“神灭”的文章，被认为亵渎神圣，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个大儒来相驳难，竟给其驳倒。但是五百年后，有一位史家把这篇文章在他的伟大的史籍中纪了一个撮要。又过了九百年，然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偶然碰到这个三十五个字的简单撮要，而这三十五个字，于埋没了一千四百年之后，突然活了起来而生活于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于几千百个男男女女的身上。
1912年，我的母校来了一位英国讲师，发表一篇演说：《论中国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讲当时我觉得很为不通，但是我以他对于母音O的特异的发音方法为有趣，我就坐在那里摹拟以自娱。他的演说久已忘记了，但是他对于母音O的发音方法，这些年来却总与我不离，说不定现在还在我的几千百个学生的口上，而从没有觉察到是由于我对于布兰特先生（Mr.J.C.P.Bland）的恶作剧的摹仿，而布兰特先生也是从不知道的。
两千五百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峡里死了一个乞丐。他的尸体在路旁已在腐溃了，来了一个少年王子，看见这个怕人的景象，就从事思考起来。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无常，遂决心脱离家庭，前往旷野中去想出一个自救以救人类的方法。多年后，他从旷野里出来，做了释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这样，甚至一个死丐尸体的腐溃，对于创立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觉的贡献了其一部分。
这一个推想的线索引导我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因为这个推想在大体上全系根据于社会对我的影响，日积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对于其本身是些什么，对于可以称社会、人类或大自在的那个大我有些什么施为，都留有一个抹不去的痕记这番意思。小我是会要死的，但是他还是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这个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恶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无论是显著的或细微的，对的或不对的，有好处或有坏处————样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这个大我永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全个大陆。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可以使一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
人所做的恶事，的确是在他们身后还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把他干的什么事情，作的什么思想，做的什么人物，概行对之负起责任，乃是他的职分。人类之为现在的人类，固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时，我们又将由人类将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了。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厄”吗？抑或要说，“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
十
1923年，我又得了一个时机把我的信条列成更普通的条文。地质学家丁文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编的一个周报上发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一篇文章，开始了一场用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到1923年终，由某个善经营的出版家把这论战的文章收集起来，字数竟达二十五万。我被请为这个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给这本已卷帙繁重的文集又加了一万字，而以我所拟议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的轮廓”为结论，不过有些含有敌意的基督教会，却以恶作剧的口吻，称其为“胡适的新十诫”，我现在为其自有其价值而选择出来：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序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结论道：
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我们在那个自然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伏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给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的脱离了这种种幼稚的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于因果律之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未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为的努力，以减免天然竞争的惨酷与浪费。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胡适生平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
1892年2月底，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1893年2月，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1894年，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1895年2月，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3月，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8月胡传病死于厦门。
1896年至1903年，在家塾读书。
1904年1月，与江冬秀订婚。2月，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是年，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1905年春，改进澄衷学堂，在那里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1906年暑间，考取中国公学。是年，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文章。
1907年5月至7月，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1908年7月，主编《竞业旬报》。9月，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09年10月，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1910年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5月，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7月，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8月，从上海坐船去美国。9月，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1年7月，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1912年9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1月，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12月，代表康奈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1913年5月，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4年4月，被委为康奈尔大学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6月，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9月，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1915年1月9日，康奈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份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9月，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1916年2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1917年1月，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5月，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6月，起程返国。7月，到达上海。8月，任北京大学教授。12月，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是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18年3月，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11月，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年，母冯顺弟病死。
1919年1月，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2月，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5月，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6月，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0月，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11月，代理北大教务长。
1920年4月，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5月，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1921年春，养病在家。7月，高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下半年，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1922年2月，被推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3月，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4月，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5月7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5月14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7月，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8月，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9月，《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8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10月，赴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1923年1月，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4月，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10月，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是年，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1924年6月，筹备《现代评论》。10月，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11月，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12月，《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1925年2月，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3月，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5月，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10月，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间，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11月，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1926年2月至7月中旬，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7月下旬至12月中旬，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12月，坐轮船去美国。
1927年1月至4月中旬，在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5月底，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6月，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7月至12月，在上海写作与讲学。是年，复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1928年2月，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3月，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4月，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5月，赴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1929年1月，赴杭州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1930年4月，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7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8月，赴青岛小住。9月，在北平大学演讲。11月月初，回上海。11月28日，全家搬至北平。
1931年1月，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4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8月，应丁文江之邀，到青岛小住。11月，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是年，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1932年1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5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7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12月，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是年，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1933年1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七次常会。3月3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热河危急……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3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19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6月，在上海起程赴美国。7月，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8月至9月，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10月初，乘船回国。
1934年2月，赴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八次常会。5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年会。11月，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1935年1月5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9日，到广州。11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25日，到香港，旋回北平。4月19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9月，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0月，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1936年7月7日，到上海。14日，起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8月至10月，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演讲。11月初，在旧金山起程回国。
1937年7月8日，离北平。11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8月，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9月至12月，去美国做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1938年1月至5月，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6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6月至7月，继续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8月，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9月，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大使。10月3日，由欧返抵纽约。5日，赴华盛顿就任。31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9年至1941年，仍任驻美大使。
1942年9月，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1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1945年4月，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傅斯年代职。11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定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6月，由美国动身回国。7月5日，抵上海。7月底，到北平。9月11日，飞抵南京。15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12月，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1947年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12月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1948年3月，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4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1949年1月，蒋介石聘他为总统府资政。4月，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11月，《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做发行人。
1950年3月初，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5月，普林斯顿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9月，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1年4月，出席美国哲学会议，讲演《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因》。是年，在美国全国社会科学协会讲演《共产主义在中国》。
1952年2月，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是年夏，普林斯顿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11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1953年1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1954年2月至3月，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4月，离台赴美。7月，蒋介石聘他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5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为他祝寿。
1957年1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举行“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9月，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1959年2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7月，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士学位。9月，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11月，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1960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国民大会”举行第七次大会，任主席。
1961年1月，主持蔡元培九十四岁纪念会。11月，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报告。
1962年2月14日，参加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开幕式。2月24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6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