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1/2)

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民国三大校长最新章节！

    柳无忌

    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交接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毕生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二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天津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

    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同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没有张伯苓，当然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长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学人获得了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是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在渝郊沙坪坝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副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大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庄伟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令人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画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一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年）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年）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〇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或师资方面，均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我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是一段有好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南开大学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太太是美国生长的，除学校招宴外，她安排我家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子，作为主人，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摸一下会客厅内的那个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我记忆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以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都无法把那束筷子折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家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做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力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那时候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第二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尔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他家中在南开校址内有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密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天津南开，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uilder of men。那时我们远在美国南部佛州，不能去参加盛会。就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 Is Another China（二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清华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南开为最弱的一环），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〇八年）。翌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赵元任、胡适早一年。在美国麻省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年）、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年），以至校长（一九三一年）。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草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后，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