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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与存立，群治之所与维系者，曰政治，曰道德。政治之事，其径捷，其用显，其效速。其从事于斯者，多有声华利实之可图，与智名勇功之可慕。故聪明有才气之士，皆乐为之。道德之事，其径迂，其用隐，其效缓。非具真知灼见，必不能察人心之隐患而振其颓风；非有孤诣苦心，必不肯弃人世之纷华而自甘岑寂。且以其事与时代潮流逆行，故当其时或戮辱诛锄以死，或憔悴枯槁以亡。鲜有能及身行道，得世人之馨香尸祝者。此所以时当叔季，政论如麻，政治家如鲫，而致力于道德事业者，乃不一二觏也。
虽然，欲振兴国家之政治，果可置国民道德于不顾欤？无论道德不良之社会，必不能产生良政治。即使他国之良法美意，可以模仿而行之，而从政者即无奉公守法之诚，被治者复无监护维持之力，则橘逾淮而为枳，在甲国以为良政治者，在乙国亦何不可为恶政治。盖政治，标也；道德，本也。
政治者为治之具，而道德者则为人之法则也。人可以终身不从政，而不可以日不为人。而使大多数国民，于所以为人之道，能无欠缺，则政治之修明，亦可操左券。反之而国民皆有忝于为人之资格，则国家资格又何有者。
《大学》之论治也，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修齐，则道德之事也。所谓治平，则政治之事也。
顾亭林之论治也，曰“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亡国，则政治不良之结果也。所谓亡天下，则道德不良之结果也。然则政治之与道德，其轻重本末，不亦可见。而国家之有赖于道德家，不亦较政治家为尤急耶。
道德家所以诏世者，固皆为人之法则。然欲知为人之法则，必当解释人生问题之究竟。于是因见解不同，而道德家之流别兴焉。
有从消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其说以致虚守静为修养法门，以出世无生为究竟义谛，而谓人生之目的，必离弃人事以求之，如释迦，如老庄是也。
有从积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则以人生之目的，于世法中求之，即已本末具足。穷理尽性，其功夫也，伦常日用，其效验也，无取乎遁时厌世，亦不必高语玄虚，如孔孟，如程朱是也。
消极之人生观，虽亦言道德者所不废，然欲以为践履之准绳，处世之受用，则积极之说，盖尤为无弊者矣。
希腊有苏格拉底者，即本哲学原理以说明积极之人生者也。希腊为欧洲文化之源泉，故三千年前，已名儒辈出，著书造论。咸能泄造化之祕筌，探物理之阃奥。惟苏格拉底，独返求诸己而注重于道德。先以知德合一论，立学说之根柢，而后规定人之行为，有当然不可易之法则。盖哲学之切于人事而能鼓励人向上为善之心者，实以苏格拉底开其先河焉。论者称之为西洋孔子，尊之为道德哲学之开山，所谓实至名归者非欤。
抑苏格拉底，不仅以讲学家著也，其瑰奇卓特之行，强毅不屈之风，尤得天独厚。故虽旧教诋毁之，政府僇辱之，均顺受其正而无所于怵惕。
诚以苏格拉底心目中，惟知有所信之真理。彼以实行真理，完成其为人之法则，则膺世俗之诋毁之僇辱，在彼视之，皆属分内事，而非傥来之祸福也。此则尤足为浮浇软弱之士针砭，而少年有志于道德者所不可不勉者也。作苏格拉底传。
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续，百姓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都是因为有政治和道德的存在。政治，手段直接，作用明显，成效非常快。凡事从事政治的人，大多是因为有显赫的名声和实在的利益，有智慧的名誉和勇武的功绩可以让人羡慕。所以，聪明有才气的人，都非常愿意从事政治。道德，途径比较曲折迂回，作用不明显，成效也慢。如果没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一定不能看到社会大众心中隐藏存在的问题，然后整顿改变这种颓败的风气。如果没有苦心钻研的精神，能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肯定不能放弃人世间的诸多繁华而自愿甘于寂寞，何况这种事是和时代潮流相违背的。所以当时有人被诛杀受辱而死，也有的人是郁郁寡欢憔悴而死的，很少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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