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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长也，非英人也。亡波兰者，波兰之贵族也，非俄、普、奥也。譬之人身，使元气内充，肤革外盈，风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魍魅感疾疠者，必其内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堤千里，气象磅礴，一蚁穴之隙，日夕渗之，遂致一旦决溃，崩泻不可复制。嗟乎！一国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贤才，有勇士，有财权，有兵力，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他人欲一旦而举之，岂曰易易？必也自芟自刈、自夷自戮，开门揖盗，拱手以让于他人，然后他人乃得雍容谈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吾每观古今亡国破家之迹，未尝不奋慨呜咽而不能自胜也。今考中国自取瓜分之道，其远因之难见者，殆更仆不可悉数。而其近因之易见者，盖有三大端，试胪列之以告我同胞，共一痛哭焉。呜呼！铸九州之大错，谁生厉阶？及亡羊而补牢，犹未为晚。祸已切肤，情非行路，大夫君子，其有见而动心闻而猛省者乎？
一曰中日和议。中国之弱久矣，而其刳肠露腹尽出底蕴与路人共见之，则自甲午之役始也。甲午既败，议和固非得已，然其何以致败之由，则固有当其罪者矣。今且勿论他事，即以海军一端论之。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捐，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旁观外论，孰不谓国家费如许帑藏，如许经营，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战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绥，全军已覆，拱手以让诸敌人。论者或切齿于丁汝昌，或尸罪于李合肥。夫李、丁岂曰无罪，然以败亡之咎，一举而归之彼，彼固不任受也。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甲午之冬，平壤、凤凰警报频达，乃下诏停海军衙门。当时忧时之士及海外各国，咸色然怪异之，谓方当战时，何以撤战备，而岂知其为停颐和园工程也。谚曰：虽有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斫，国丑全露，以启戎心而速危亡。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然彼骄侈淫佚，不恤民隐，糜国帑而误军机者，恐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讳其罪也。此中国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一也。
二曰《中俄密约》。《中俄密约》为何时所定乎？则李鸿章贺俄皇加冕时所私结也。其所藉口者何事乎？则俄国胁日本还辽东后，以此为报酬也。主其事者为谁乎？则西太后一人也。当《马关条约》既定，人怀国耻，皇上发愤思变法，前者西太后委用之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皆屏黜闲居，西后怒甚。而方经败衄大辱之后，未敢遽与上为难。当时俄人遂有与德法胁逼日本归我辽东之举，欲以市恩于我，而求非常之报。俄公使喀希尼知西太后之守旧而可欺也，乃说之曰：“变法者，汉人之福而满人之祸也，汉人盛则满人衰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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