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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至“所?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于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大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于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于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为例，独于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于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而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于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于后年，后月近于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于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A270]（即由反）也，物[A270]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于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于“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于策，（○策，本又作“册”，亦作“?”，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着此书。?，徒刀反。杌，五忽反。?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儒术之道，着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杌’者，へ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于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于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于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于策必有常礼。未?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讠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正义曰：此明仲尼?《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巳?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
[疏]“其教”至“劝戒”。○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于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于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于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之？”
[疏]“故传”至“?之”。○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疏]“盖周”至“明之”。○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旧，明?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于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于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之意。○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于艳反。饫，于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于诸例之端，明书于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于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于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于“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于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于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礻勺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礻勺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于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于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于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于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着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着。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着。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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