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通书后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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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凊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缀绪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搏、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干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南康本

    朱熹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着。程氏之书，亦皆袓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圚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祈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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