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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尧舜以艮止、执中之学相传。伏羲之学具于《易》，尧舜之学具于《书》。《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书》之要旨，莫大于执中。自是圣圣相承，率由是道。至仲尼出，而大明厥韫，以知止之止指心体，以致知示工夫，以格物示功效，以克几为致知之实，以复礼为格物之实，皆艮止、执中之正脉。当时惟颜曾二子独得其传，再传而得子思，又传而得孟子，轲之没而无传矣。是以艮止之旨不明而失存心之要，执中之止不明而失体道之要，故异端足以惑之，而伏羲尧舜之相传者渐以湮沦。由是功利之说兴，由是而禅定之学起，后之学者，出此则入彼，非一日之故矣。然功利之害人也浅，而禅学之害人也深，予恐圣人之道日晦，故恒思有以辩之。
尧舜执中之学，即伏羲艮止之学也。其具于《书》者，曰“危微”，以阐艮止之端；曰“精一”，以为用功之要。曰“安思”者，以见危之安而微之著也；曰“钦明”者，以见精之极而一之常也，无非所以求止其止而已。自危微之故不明，而人不知所致力之地；自精一之学不明，而人不知所用力之方，由是而不能安思矣，由是而不能钦明矣。呜呼！伏羲尧舜之道，与孔子之传，历千古而人莫能会，岂非以异端之故耶？异端莫甚于禅学，自禅学兴，而圣人之道日为所乱惑，近理而失真，有道者切深忧之，尚何望其直穷艮止之本以为言耶！
东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以其经入中国，而其说淆于中国，至南北朝梁武帝时，达磨入中国，而其法行于中国，历唐迄宋而盛，故当时学士大夫无不事禅学者，虽圣学之兴，亦自禅学而来，所以皆以虚无为根，而失圣人艮止、执中之本，可胜言哉！
《大学》所言文王缉熙敬止者，此指止之体而言也。其体既立，由是施于君臣、父子、国人之间，无不各得所止，此指止之用而言也。有敬止之止，而后有各得所止之止。敬止之止者，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各得所止之止，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文王之学，实原于伏羲；而孔子之学，又原于文王，皆在止其止而已矣。吾人于此而能存之，于此而能思之，道在是矣。
吾学之要，在于知止。“止”字之义，本于《易》之《艮》。《艮》之义，原于伏羲、文王，而发于孔子。孔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知其所，则气理兼备，体用俱全，圣学之本在此矣。知其本则知所存心，故《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知其本而能安，则体立而气顺，气顺而心之用行。故《大学》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孟子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故孔子又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止则止”者，当无事之时而不思也；“时行则行”者，遇有事之时而思也；“动静不失其时”者，当思当不思皆得其时也；“其道光明”者，语默、辞受、取与、出处、死生皆得光明者也。其止当止，其行当行，行止皆当，故曰时也。
圣人传心之学，始于伏羲八卦之艮。艮而重之，内艮之止，心也；外艮之止，背也。故文王作艮之彖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不言心而言背者，内艮之一阳，不啻如粟之微，止于心窍之内；由是外艮之一阳，盎于背而洋溢，故曰“艮其背”。所以见外艮由于内艮，内艮之一阳，止于内而至静，故不外获其身而不出见其人，至静不动，故无咎也。此文王明伏羲重艮之义。孔子《彖传》先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所以明伏羲《艮》卦之义，兼体用而言也。曰：“艮，止也”，言其体之止也；又曰：“时止则止”，言其用之止也；“时行则行”，言其用之行也；“动静不失其时”，言其用之动静不失其时也；“其道光明”，因动静不失其时而得其道之光明也。后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此所以明文王《彖》辞之义，专言体而不及用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止非泛止，止必有所。所即心中止窍，一阳如粟，所止之处，即所谓天地之根，阴阳之门，五性皆备于此。故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故谓之为气机。又谓之为魂魄之合，又谓之为帝衷之降，又谓之为天命之性，又谓之为神，又谓之为仁，皆在此所也。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言《易》之八纯卦皆上下敌应，其七卦皆初、四，二、五，三、六相与，惟艮独不相与；盖艮言天地人之心，一也，不可有二，二则非心矣。合内外而言之，故谓外艮之背，由于内艮之盎，艮止于内而不动，乃性之真也。老氏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亦指此性言也。又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言此性之归根复命，则常静而常明也。释氏曰：“前一念不生即心，后一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亦指此性言也。故予尝曰：三教之言性皆同，而作用不同，今之为禅学者，欲并作用而同之，所以施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泥。何哉？盖人之有生，性为之本，故儒、佛、老为教，皆由性起；性无二道，故吾圣人与佛、老之言性皆同，至于作用则有大不同者。程伯子曰：“‘释氏有体而无用’，正言其性之同、其用之不同也。后之学圣人者，于其可同者而反谓之不同，于其不可同者而反欲其同，所以混圣学于佛、老，杂经世于出世，此圣学所以不明，而天下后世皆由此斯误也。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此老氏专指精、气、神而言。“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吾圣人专指仁、义、礼、智、信而言。其云门者，则专指其出入之机而言，皆此物也，故为门皆同。
尧之传舜，曰“允执厥中”，舜之传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万世圣学之的也。其传自禹至汤，至文武，至皋夔稷契，至伊傅周召，至允执厥中，由此言之，则孔门之传授可知矣。
尧舜之传，曰人心、道心，孔子之传，曰视、听、言、动，曾子曰，忿嚏、恐惧、好乐、忧患，孟子曰，口味、目色、耳声、鼻臭、四肢安逸，皆不外乎吾身，而吾身之近而切者，惟在于人心道心、视听言动、喜怒哀乐、声色臭味之间；古人因其近而切者，精之一之，而允执厥中，此其为学所以无虚妄，而人道不远、人德易立也。宋儒之传，则云：“无极、太极”，又云“无欲则静虚动直、明通公溥”，又云“清虚一大”，又云“太虚无形，至静无感”，又云“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又云“主一谓敬，无适谓一”，又云“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又云“不起意”，又云“起意则昏”，又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然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盖宋儒之学，自是宋儒之传，原非尧舜之传；尧舜之传，至孟子而绝，在今则无传矣。
舜谓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谓舜曰：“安汝止，惟几惟康”，伊尹曰：“钦厥止”，文王曰：“缉熙敬止”，孔子则明其旨于《艮彖》，授之曾子，著于《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曾子授之子思，子思授之孟子，孟子殁而无传，故至有宋诸儒，其学皆由于禅。
《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世儒（按系程颐）曰：“言性不言气不备，言气不言性不明”，此夫子之言性所以为明且备也。何以言之？盖“一阴一阳之谓道”，气也；“继之者善”，此指阴阳之流行也；“成之者性”，此指阴阳之成质也。其云“善”者，指二气中之理言也；其云“性”者，指形质知觉中之理言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就其所至之等，见其所有之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日由斯气斯理之中，而不知斯气斯理之所以为用也；此君子所以成己成物之道难成而鲜遂也。详斯言也，世之言性孰过此哉？
《大学》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嚏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盖忿嚏、恐惧、好乐、忧患皆人情之所有，即《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心也，即舜孔颜曾思孟，其学皆此学也，其传皆此传也。颜渊问仁，孔子教以“克己复礼”，颜渊请问其目，孔子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知视、听、言、动者，人心也；知视、听、言、动之非礼而克之者，人心之精也；复视、听、言、动而无非礼者，道心之一而得厥中也。曾子曰：“身有所忿嚏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有所忿嚏、恐惧、好乐、忧患而不得其正者，人心之未精也；使忿嚏、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者，道心之一而得厥中也。子思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未发而得其中者，人心之精也；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而得其和者，道心之一也。精则中，中则一，一则和也。故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又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夫口之知味，目之知色，耳之知声，鼻之知臭，四肢之知安逸，皆性也，皆人心也。由此无节，所以危也；有命焉者，即道心也。夫道心在人心中，韫之未明，所以微也。精者思也，于此思得其中，此心之所以一也，心之所以安也。所以能所谓人心也，其机之萌，皆在独知而已，然其机才萌，而其气已动，气即身也，故各言身又以发之。学者当于四者萌动之初，即致其思，则忿嚏、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则心无不在，视无不见，听无不闻，食无不知其味矣。于此皆得其正，则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者皆无偏辟。五者皆无偏辟而得其正，则好知其恶，恶知其美，而身修矣。身修而无偏辟，则家由之而齐，国由之而治，天下由之而平矣。
《谦》之《彖》（按《易》原文为卦辞）曰：“谦，亨，君子又终。”孔子释之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此圣人相传之学，成始成终皆在于谦也。曾子得之，故作《大学》，而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乃曾子明谦之学，其要在于慎独以致其知；慎独以致其知，其要在于毋自欺；知自欺如恶恶臭，知不欺如好好色，则意诚而谦得矣。曾子久学孔门，见同学之友真知以谦为务者鲜矣，惟见颜子能之，故特称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又若无，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此非颜子不能以此学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颜子，则曾子之潜心虚己以取友可知矣。后世学〖者〗皆不知以谦为务，专以胜心为本；或有谦者，皆貌为恭逊，而心实骄吝矜满，所以后世之人，于声名功烈、富贵荣利，凡可以自有，皆欲己胜人，不欲人胜己，无一而不争，无往而非争。所以猜忌日深，嫉瑁日盛，人无以自立，道无以自明，功无以自建，惟事诡遇获禽而已。苟非毁方合圆，色庄取仁，则不可以成名安身，谐世取宠，所以人才日衰，世道日降，生民卒不得蒙至治之泽。苟非深造君子深明圣人谦亨之学，则人终不可立，道终不可明矣。
今日君子，于禅学见本来面目，即指以为孟子所谓良知在此，以为学问头脑。凡言学问，惟谓良知足矣。故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言欲致知以至极其良知，必先格物以格其非心；欲格物以格其非心，必先克己以去其私意；私意既去，则良知至极，故言工夫，惟又去私而已。故以不起意、无意必、无声臭为得良知本体。良知既足，而学与思皆可废矣！而不知圣门所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何事，又文其说，以为良知之旨，乃夫子教外别传，惟颜子之资，能上悟而得之，颜子死而无传；其在《论语》所载，皆下学之事，乃曾子所传，而非夫子上悟之旨。以此鼓舞后生，固可喜而信之，然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辩。
孟子言良知良能，专明性善之本如此，非论学问止如此也。若一一求中节以尽其爱亲、敬长之道，非学则不至，非思则不得。孟子岂欲人废学与思而云尔哉？！今因良知之说而欲废学与思，以合释氏“不思善、不思恶”、杨慈湖“不起意”之旨，几何不以任情为良能，私智为良知也哉？！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良知工夫。（0）又云，克己工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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