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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呜呼，《吕刑》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
狱货非宝，惟府（聚也）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狱货，鬻狱而得货也。府，聚也。辜功，犹云罪状也。报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罚之，盖以人之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则犹吏将无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货而杀人，是逆天命也，天岂容我哉？以货杀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讨有罪者以杀无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对曰：“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诛以快其志，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虽无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卫鞅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始皇并吞六国，毁先王之法，减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摽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目程决事，日悬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臣按：秦不师古，专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溃叛，后世所当以为鉴戒者也。
汉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极于大辟，死一身之外无余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产，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又况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则生女可以不举矣。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则人类不几于绝乎？所谓妖言之令，尤为无可凭据，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无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或至奸宄之生、祸乱之作，必明立禁条，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成夫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坐之，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乱，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其享国至四百余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后，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张汤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故士传言、庶人谤，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周厉王虽监谤，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监之而后隘矣。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其后又有妖言令，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虽然，是犹或发之于口、或笔之于书，得一据证，反是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观其言，明试以功，又考其事，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呜呼，异哉！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从而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指忠臣曰尔欲弑君，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尔虽不言不为吾知，尔之心也。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立法如此，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义不得以自伸，反贻暗昧之诛，喑呜而死，皆汤启之也。汤祸贼不足道，其报亦不旋踵，独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况立法以诏之乎。”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为人臣以事君，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胡寅曰：“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是与之争也。夫民服之则驯，治之则骇，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临以严刑如草者，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何则？寡不胜众也。汉监不远，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抚以德、养以善，居上而宽，如天覆然，何至于为盗哉？”
臣按：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时以盗贼滋起，作为沈命法，非独不能止盗，反由是而盗贼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是一举而二失焉，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吕刑》云“民之乱罔不中”，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合，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不晓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例也），议者咸冤伤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贫耗，穷民犯法，乃使酷吏条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网罗之。呜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终也又用张汤、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则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仓禀实，知礼节”，必也制节谨度，薄税敛，宽力役，使其家给人足，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终有曰：“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且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云‘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十余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然观其疏，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虚美薰心，实祸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继言胥吏惨刻，狱犴冤枉；及其终也，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诏立廷平，然当时杨恽之死，正坐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于定国为廷尉，乃奏以为妖恶言，大逆无道，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而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观诸汉、唐末世之君可见矣，有国家者尚鉴之哉。
章帝时，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着于令。
臣按：文致，谓其人无罪，文饰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部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书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言者。窦武、霍谞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及灵帝即位，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侯览怨张俭尤甚，乃命朱并上书，告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时上年十四，问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对曰：“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马端临曰：“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善哉问也。帝时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吕后时虽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于宣帝，始终以诽谤为言，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卒之善良受祸，国祚随之。后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狱虽若惨刻，然失人心、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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